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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新疆伊宁县巴彦岱乡来了一个神秘的年轻人。很瘦弱，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一句维吾尔语也不会说。当地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人也无从得知他的身份，只知道他是汉族人，被安排住在收养过汉族孤儿的海力切汗大姐家，以后会和他们一起劳动、生活。
时间晃荡着就过去了，这个叫王蒙的人却没有在岁月里晃荡。他学了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当上了生产队副大队长，白天参加劳动时和大家一起卖力，晚上总是在不停地写着什么。当地人一直以为他是个普通汉族农民，过了很久才知道，王蒙其实是从北京来的作家。
2013年4月13日，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来到王蒙北京的家中。聊起当年岁月，79岁的王蒙对在新疆的16年依然记忆犹新。他丝毫不打磕巴地向记者大段背诵着维吾尔语版的《毛主席语录》，更谈起了那16年里唯一创作的小说——《这边风景》。尘封30多年后，这部70万字的著作于日前出版。王蒙说：“它不但填补了我自己的空白，更是为那个年代的文学填补了空白。”
“我想去的是农村”
一直以来，王蒙的作品都在记录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这也与他本人的经历息息相关。
1934年，王蒙出生在北平。11岁时，就和地下党接触，做的是群众工作，“就是多发表文章，抨击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吸引更多的人参加革命。”在王蒙的记忆里，做地下党最危险的日子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解放军即将进入北平时，为了防止敌人捣乱，学联让他们这些“骨干分子”每人手里拿一个大棒，每隔5米站一个人，保卫地安门大街。
19岁时，王蒙已当上北京东城区团委干部，开始写他的处女作《青春万岁》，讲述新中国的成立给当时的年轻人带来怎样的欢呼和梦想。读过这部小说的人，都不约而同地用4个字表达心情：热血澎湃；都记住了一句诗一般的宣言：“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
《青春万岁》虽是1953年就动笔了，可到1979年才出版。在上世纪50年代，让王蒙震动文坛的是另一部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就是因为这部描述区委组织部门真实工作状态的小说，不到22岁的他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北京郊区劳动了将近5年。“但对我的批评还算比较温和吧，当时人民日报准备刊发一篇文章专门批判我，校样送到毛主席手上后，被制止了。”
王蒙说，自己在那段时间很困惑。为了重新找到方向，也为了响应毛主席“经风雨，见世面”的号召，1963年12月，已经到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任教的王蒙，选择了前往新疆。
王蒙先是到了新疆文联，“可我想去的是农村呀”，于是，他又从乌鲁木齐坐上汽车，坐了整整3天，这才到了巴彦岱。“那个年代去基层锻炼的人不少，作家张炜、铁凝等都去挂过职。可是我跑得实在太远了，而且不是单纯挂职，是实实在在同吃同住同劳动。”
“找到了鱼的中段”
现在回想起来，王蒙对新疆的生活只用4个字评价：不可摧毁，那也是一位评论家对他作品的评价。“我去的时候，心里是困惑的，行为是不得已的，但我愿意接受这种生活考验，劳动就劳动，有什么难的。”
1974年，王蒙读了一篇安徒生的童话，描写一个人如何一事无成。他深受刺激，决心要写出一部长篇来。伏案4年，写出70万字，就是《这边风景》。“很多人以为我是在‘文革’期间写的，肯定挑战了当时的意识形态。其实不是的，相反，我尽可能地去接受它。但我写的并不是意识形态，而是真实的生活：60年代的新疆边境大逃亡、‘四清’运动，当地人如何闹洞房……写得非常细。”王蒙对记者说：“那是他写的，是那时的王蒙，不是我，因为现在的我根本写不出那么真实、细腻的生活。”
这本大部头的小说在当时没能发表，王蒙说是因为它“先天中了‘左’的毒”。“1978年写完，抬头一看，‘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人民公社化’都不合时宜了。只好把它束之高阁，最后自己都忘了。”直到2012年3月，王蒙的妻子崔瑞芳去世，儿子与儿媳打扫房间时才意外发现了它。“这是从坟墓中翻了个身，走出来的一部书。”王蒙说。
书的扉页上写着“纪念崔瑞芳”。她曾在《我的先生王蒙》中提到，正是《这边风景》改变了王蒙后半生的命运。王蒙就此回应：“是的，它使我在最困难时回到写字台前，使我增加了写作的自信，使我相信，无论在什么形势下，生活不可摧毁，文学不可摧毁，世界不可摧毁。”
旧稿出版，王蒙觉得悲喜交加：“作家林斤澜曾说过，我们这代人50年代崭露头角，80年代才重新做事，中间二三十年都不知道去哪儿了。就像吃清蒸鱼，只有头尾，肉最肥厚的中段却没了。我很幸运，因为我找到了鱼的中段。”
正是为了填补那一代人的空白，王蒙才决定出版《这边风景》。他尽量保持小说原貌，不做过多修改，同时在章节末尾加上了“小说人语”，以现在人看过去的方式对当时背景进行交代。
“要对文学抱有希望”
王蒙是个有强大自信的人，在采访过程中，这种自信随时可以感受到。他告诉记者，2008年，他曾给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录节目，要用英文对话。为此，他恶补英语，他的节目播出时，是与龙永图这样的“英语”大腕的节目放在一起，他说得顺溜极了，丝毫没有“露出破绽”。几个月前的国务院中央文史研究馆蛇年春节联欢会上，王蒙还用俄语演唱了一首《遥远的地方》。
环球人物杂志：您在生活中是不是特别活跃？
王蒙：我只是对新鲜的经验特别有兴趣。学语言如此，去新疆如此，上世纪80年代末当文化部长如此，如今耄耋之年和孙辈玩微信也如此。
环球人物杂志：您去年出了《中国天机》，今年除了出版《这边风景》，还有《明年我将衰老》，它们讲了真话，写了真实的生活。但同时，是否还是回避了一些更现实的问题？
王蒙：人们总是要求当代作家像鲁迅一样。可我觉得作家写得已经很多了，要求痛骂的话，看网上的段子就行了。小说是更复杂的，有多重的解释。
环球人物杂志：您曾说写《这边风景》是戴着镣铐跳舞。这影响创作吗？
王蒙：我是戴着镣铐跳舞，但是也跳好了。我写人物心理，写人物品格，写生活对人的吸引力，让人一看就知道是老王手里出来的活。从理论上说，创作越自由越好，因为作家的想象力能够得到充分发挥；但在太过自由的情况下，写作似乎又太轻而易举了。我只能说，戴着镣铐跳舞有戴着镣铐的特色。中外文学史上，那些最好作品的生产者谁又没有戴镣铐呢？屈原没有？曹雪芹没有？托尔斯泰没有？
环球人物杂志：很多人都认为，在网络年代，文学的力量越来越薄弱。您觉得文学在当代的意义是什么？
王蒙：还是要对文学抱有希望。《茶馆》里的王利发说，年轻时牙好却吃不到花生豆，年老了有花生豆吃却没牙。文学就是当你没花生豆吃的时候，可以虚构出花生豆，获得快乐；而当你没牙的时候，你又可以回忆花生豆的味道，同样产生快乐。写字、读书使我感觉良好，即使现在中国文学的情况不令人满意，我也要鼓励年轻人多读好书。
时间晃荡着就过去了，这个叫王蒙的人却没有在岁月里晃荡。他学了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当上了生产队副大队长，白天参加劳动时和大家一起卖力，晚上总是在不停地写着什么。当地人一直以为他是个普通汉族农民，过了很久才知道，王蒙其实是从北京来的作家。
2013年4月13日，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来到王蒙北京的家中。聊起当年岁月，79岁的王蒙对在新疆的16年依然记忆犹新。他丝毫不打磕巴地向记者大段背诵着维吾尔语版的《毛主席语录》，更谈起了那16年里唯一创作的小说——《这边风景》。尘封30多年后，这部70万字的著作于日前出版。王蒙说：“它不但填补了我自己的空白，更是为那个年代的文学填补了空白。”
“我想去的是农村”
一直以来，王蒙的作品都在记录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这也与他本人的经历息息相关。
1934年，王蒙出生在北平。11岁时，就和地下党接触，做的是群众工作，“就是多发表文章，抨击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吸引更多的人参加革命。”在王蒙的记忆里，做地下党最危险的日子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解放军即将进入北平时，为了防止敌人捣乱，学联让他们这些“骨干分子”每人手里拿一个大棒，每隔5米站一个人，保卫地安门大街。
19岁时，王蒙已当上北京东城区团委干部，开始写他的处女作《青春万岁》，讲述新中国的成立给当时的年轻人带来怎样的欢呼和梦想。读过这部小说的人，都不约而同地用4个字表达心情：热血澎湃；都记住了一句诗一般的宣言：“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
《青春万岁》虽是1953年就动笔了，可到1979年才出版。在上世纪50年代，让王蒙震动文坛的是另一部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就是因为这部描述区委组织部门真实工作状态的小说，不到22岁的他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北京郊区劳动了将近5年。“但对我的批评还算比较温和吧，当时人民日报准备刊发一篇文章专门批判我，校样送到毛主席手上后，被制止了。”
王蒙说，自己在那段时间很困惑。为了重新找到方向，也为了响应毛主席“经风雨，见世面”的号召，1963年12月，已经到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任教的王蒙，选择了前往新疆。
王蒙先是到了新疆文联，“可我想去的是农村呀”，于是，他又从乌鲁木齐坐上汽车，坐了整整3天，这才到了巴彦岱。“那个年代去基层锻炼的人不少，作家张炜、铁凝等都去挂过职。可是我跑得实在太远了，而且不是单纯挂职，是实实在在同吃同住同劳动。”
“找到了鱼的中段”
现在回想起来，王蒙对新疆的生活只用4个字评价：不可摧毁，那也是一位评论家对他作品的评价。“我去的时候，心里是困惑的，行为是不得已的，但我愿意接受这种生活考验，劳动就劳动，有什么难的。”
1974年，王蒙读了一篇安徒生的童话，描写一个人如何一事无成。他深受刺激，决心要写出一部长篇来。伏案4年，写出70万字，就是《这边风景》。“很多人以为我是在‘文革’期间写的，肯定挑战了当时的意识形态。其实不是的，相反，我尽可能地去接受它。但我写的并不是意识形态，而是真实的生活：60年代的新疆边境大逃亡、‘四清’运动，当地人如何闹洞房……写得非常细。”王蒙对记者说：“那是他写的，是那时的王蒙，不是我，因为现在的我根本写不出那么真实、细腻的生活。”
这本大部头的小说在当时没能发表，王蒙说是因为它“先天中了‘左’的毒”。“1978年写完，抬头一看，‘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人民公社化’都不合时宜了。只好把它束之高阁，最后自己都忘了。”直到2012年3月，王蒙的妻子崔瑞芳去世，儿子与儿媳打扫房间时才意外发现了它。“这是从坟墓中翻了个身，走出来的一部书。”王蒙说。
书的扉页上写着“纪念崔瑞芳”。她曾在《我的先生王蒙》中提到，正是《这边风景》改变了王蒙后半生的命运。王蒙就此回应：“是的，它使我在最困难时回到写字台前，使我增加了写作的自信，使我相信，无论在什么形势下，生活不可摧毁，文学不可摧毁，世界不可摧毁。”
旧稿出版，王蒙觉得悲喜交加：“作家林斤澜曾说过，我们这代人50年代崭露头角，80年代才重新做事，中间二三十年都不知道去哪儿了。就像吃清蒸鱼，只有头尾，肉最肥厚的中段却没了。我很幸运，因为我找到了鱼的中段。”
正是为了填补那一代人的空白，王蒙才决定出版《这边风景》。他尽量保持小说原貌，不做过多修改，同时在章节末尾加上了“小说人语”，以现在人看过去的方式对当时背景进行交代。
“要对文学抱有希望”
王蒙是个有强大自信的人，在采访过程中，这种自信随时可以感受到。他告诉记者，2008年，他曾给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录节目，要用英文对话。为此，他恶补英语，他的节目播出时，是与龙永图这样的“英语”大腕的节目放在一起，他说得顺溜极了，丝毫没有“露出破绽”。几个月前的国务院中央文史研究馆蛇年春节联欢会上，王蒙还用俄语演唱了一首《遥远的地方》。
环球人物杂志：您在生活中是不是特别活跃？
王蒙：我只是对新鲜的经验特别有兴趣。学语言如此，去新疆如此，上世纪80年代末当文化部长如此，如今耄耋之年和孙辈玩微信也如此。
环球人物杂志：您去年出了《中国天机》，今年除了出版《这边风景》，还有《明年我将衰老》，它们讲了真话，写了真实的生活。但同时，是否还是回避了一些更现实的问题？
王蒙：人们总是要求当代作家像鲁迅一样。可我觉得作家写得已经很多了，要求痛骂的话，看网上的段子就行了。小说是更复杂的，有多重的解释。
环球人物杂志：您曾说写《这边风景》是戴着镣铐跳舞。这影响创作吗？
王蒙：我是戴着镣铐跳舞，但是也跳好了。我写人物心理，写人物品格，写生活对人的吸引力，让人一看就知道是老王手里出来的活。从理论上说，创作越自由越好，因为作家的想象力能够得到充分发挥；但在太过自由的情况下，写作似乎又太轻而易举了。我只能说，戴着镣铐跳舞有戴着镣铐的特色。中外文学史上，那些最好作品的生产者谁又没有戴镣铐呢？屈原没有？曹雪芹没有？托尔斯泰没有？
环球人物杂志：很多人都认为，在网络年代，文学的力量越来越薄弱。您觉得文学在当代的意义是什么？
王蒙：还是要对文学抱有希望。《茶馆》里的王利发说，年轻时牙好却吃不到花生豆，年老了有花生豆吃却没牙。文学就是当你没花生豆吃的时候，可以虚构出花生豆，获得快乐；而当你没牙的时候，你又可以回忆花生豆的味道，同样产生快乐。写字、读书使我感觉良好，即使现在中国文学的情况不令人满意，我也要鼓励年轻人多读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