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0出头的何铭，是西南某师范大学经济政法学院的副教授，从1994年开始，就一直致力于地方黑恶势力的研究。这期间，他通过种种渠道，和地方黑恶势力头目交朋结友，深入黑社会内部，获取了大量的一手材料，他的研究充满了刺激与危险，不久，他所撰写的《黑恶势力犯罪研究》就将出版……
　　
　　偶然的际遇：我选择了研究黑恶势力
　　
　　1994年7月，何铭带着20个本科生到四川武胜县进行社会实践，这次活动的主旨是送法下乡，深入乡村，进行普法宣传。
　　到了武胜县，何铭见到了当地县政法委书记明亮，在他的办公桌上，一份《广安地区政法委转四川省政法委关于注意当前农村恶势力现象的通知》的文件引起何铭的注意。凭借着职业敏感，何铭打算改变社会实践的主题，他觉得研究农村恶势力更有意义。在何铭的一再要求下，明亮同意了他的要求，并给他提供了诸多方便。
　　学生对何铭研究农村黑恶势力的课题充满了兴趣，既刺激又兴奋，大家分头行动。于是，何铭把学生分成4组，分别到看守所、公安局预审科、检察院等地获取材料。
　　他本人带着3个学生对一个车霸进行了追踪暗访。他们了解到，车霸其实就是一个车老板，他手下有三个车。别人的车在站里必须排队，依次出车。而他采取威胁、打骂等方式争抢客源，强行先出车，许多群众和车主都敢怒而不敢言。
　　回到旅舍，何铭的心情是沉重的。尔后，其他的同学都带着各种有关黑恶势力的材料回来了。
　　这是何铭对黑恶势力现象调查进行的初次尝试。回到学校后，何铭根据调查材料，写了他的第一篇“黑”道论文《对农村地方恶势力的初探》。可是，这篇论文并没有引起重视。虽然没有刊物发表他的论文，但他并不灰心，继续他的研究，并开始收集有关黑恶势力的资料。
　　1995年中国第一打拐案中的一个主犯让何铭深受震动。那位主犯只有23岁，长得非常漂亮，最后被判处死刑。当中央电视台采访时问她：“你这么年轻漂亮，面对死刑，你有什么想法？”那女子说：“吃也吃了，玩也玩了，死就死吧！”她对生命的漠然让何铭感到吃惊。
　　一桩桩血腥的罪恶，一个个受伤家庭悲泣的泪水，这一切反复撞击着何铭的心灵，让他继续把这个课题搞下去。
　　1996年3月，在妻子的协助下，何铭熬了三个通宵，写成研究黑恶势力的论证报告，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同年6月，审批部门同意了何铭的申请，并拨2万元的资助费。这如一支强心剂，给何铭莫大的鼓舞。
　　要研究这个课题，必须有大量的相关资料，手头上的资料都是从报刊、电视中得来的，为了获得更为鲜活的材料，何铭到处跑政法机关，然而，所到的政法部门都没有他需要的黑恶势力犯罪的材料。
　　何铭看着自己案头整理得非常细致的材料，总觉得少了些什么，他决定深入第一线，获取第一手资料，“那就要和那些黑老大接触！”有了这个想法后，他开始兴奋起来……
　　
　　走近黑老大：危险而刺激的“黑道经历”
　　
　　1997年夏，西南某县破获一起长江沿线系列抢劫案。何铭想，“机会来了”。于是，他带着学生到该县进行社会实践，一方面宣传新《刑法》，一方面打算了解这个犯罪团伙的心态。
　　何铭找到当地的政法委书记，知道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抢劫犯罪团伙，一共有七八个人。何铭到看守所见到其中的一个主犯。
　　主犯显得有些悔恨与无奈，何铭和他进行了对话。何铭问他：“你们搞这种事，怕不怕别人反抗？”主犯回答说：“我们一去就把别人吓倒了。我们也晓得犯抢劫罪判得重，能够不动手就不动手。”
　　“那你们在作案过程中作了些什么准备？”对方回答说：“如果遇到不懂事的，就只好把他弄翻。”
　　一个月后，这个头目被判处死刑。何铭以此种方式接触过十多个黑恶势力的主犯，他们走上黑道的原因都各不相同，但相同的是都犯下了累累恶行。他记录了厚厚的几大本笔录，但他总觉得有些黑老大的话有“水分”，不能完全相信。
　　要想获得第一手材料，那就只有深入黑恶势力内部，和黑老大“亲密接触”才能得知其内幕。何铭便通过各种办法寻找自己的研究对象。
　　1998年下半年，何铭和一位高中同学聊天，无意中何铭听说他同学的一位初中同学在“吃血饭”，他立即有见见这位黑道人物的想法。
　　通过高中同学的引荐，何铭见到这位黑老大。他是专门在药材市场收取保护费的，受甲老板委托到乙老板处收账，然后再受乙老板委托到丙老板处收账。收账的办法很简单，不给就动手，每天在刀光剑影中过日子。
　　刀疤的父亲是南下干部，家里只有他一个儿子，从小养尊处优，长大后又没有什么本事，后来父亲退休后，那种人走茶凉的感觉在他的心里留下了阴影，他在内蒙当过特种兵，复员后在一家企业工作，企业垮了后就无事可干，大有一种生不逢时的感觉，逐渐走上刀口子上讨生活的道路。
　　一年后，何铭再次见到刀疤，他显得黯然神伤，原来他的老大位置已经被一位年轻人所取代。这种取代是残酷的，他内心的那种“自尊”受到了强烈的伤害，但他仍然忠于后来的取代者。
　　新来的老大是个文弱的年轻人，二十几岁，大学本科毕业，刀疤对他也是言听计从，恭恭敬敬的。
　　何铭后来才知道“换位”经过。年轻人本来是新加入的，但他有头脑，几次旧老大遭遇危机时都在他的指点下得到化解，而内部出了事情，年轻人也能不费力地给予解决。平时，年轻人很善于和帮会骨干沟通，慢慢地，大家都对他有了信任感。于是在一次风波后，他顺理成章成了新老大。
　　


　　何铭随后见识了年轻新老大的“功夫”。年轻人负责恶势力组织后，开始着手进行改组，并“明确分工”：先成立信息员，打听到哪个老板外面有债权，有多少，同时了解债务人是谁，有无偿还能力。然后派出谈判员，凭借巧舌如簧，让其相信不依靠他们，就算法院判下来也无能为力。
　　对方同意后，就派人出场。和以往不同的是，不是立即强行逼还，而是和债权方达成协议，让雇主出招聘，然后去应聘成为雇主企业的员工，以债权人单位业务员的身份去讨债。因为新老大认为，这样发生事情也是民事纠纷和经济纠纷。接下来是讨债，当然最终凭借的往往还是暴力。
　　与此同时，新老大还加强内部管理。“他们硬性规定，讨债佣金为债权的百分之多少。如果发现执行员多收钱，那么就进行剁手指等残酷惩罚。”
　　让何铭多少有些欣慰的是，新任负责人逐步把收入投放到合法的产业中。
　　接着，何铭在北方某市见到了一位在当地能够“呼风唤雨”的黑老大杜枪。在那个城市里，只要提到他的名字人们都会露出尊敬的神色。见到他时，何铭看到他一副墨镜，左右两边是两个身强力壮的马仔，眉宇间自有一股威严。
　　杜枪见到何铭的第一句话就是：“他敢介绍你认识我，我就敢结识你！”何铭悬着的心才放下来，看来他对介绍何铭来的朋友充满了尊敬。何铭小心地与他交流着。
　　杜枪以前是某学院的大学生，在社会上工作时，由于种种原因背了两年冤狱，出狱后的他心灰意冷，对社会充满了偏见，不再相信社会，只相信黑社会才能保护他，于是加入黑社会组织。因为他比较有文化，几年过后就坐上了老大的位置。从此，他信奉“有恩报恩，有冤报冤”，还颇受当地人的尊重。
　　几次见面后，杜枪就与何铭称兄道弟了，杜枪比较欣赏文化人，所以对何铭充满了敬意。何铭从他那里了解到了许多黑社会组织的内幕，为他的研究提供了最为鲜活的材料，也极大地丰富了他的阅历。
　　尽管和恶势力的头头脑脑关系融洽，但也有危险。“那一次我差点被乱枪击中。”何铭回忆说，那是在四川省的一个小县城。通过朋友介绍，他以法律专家的身份去见当地某恶势力组织的一个头目。头目把何铭领到一家夜总会。一位小姐无意中把茶洒在了头目身上。头目快步上前拉住她，挥手就是一巴掌，随后，他随身带的几个壮汉冲过去，轮起凳子就是一阵毒打。
　　就在何铭惊魂未定时，夜总会的门忽地被推开，几个彪形大汉冲进来，何铭还没等看清，头目一个虎扑把他按倒在吧台里，只听见乒乒乓乓一阵枪响。不到一分钟，响声消失了，何铭从吧台里探出头来，发现地上躺了四个人，满身是血，冲进来的壮汉已经无影无踪。
　　通过这些接触，何铭的胆子变大了，到处求熟人给介绍黑道上的人。到了2002年，何铭接触到“老大”级别的人物共十多个。这些“老大”分布于海口、广州、湖北随州、四川、贵州等地。骨干最多达近百人，资产最多者达数千万。社会公开身份分别涉及企业家、县级政协委员、青联委员等。
　　
　　为黑恶势力画像：深入内幕的惊天之作
　　
　　何铭研究黑恶势力，与一些黑社会老大成了哥们，别人甚至以为他与黑恶势力有染？这是一件令他哭笑不得的事。
　　2001年10月初，何铭主编了一本叫《刑法学》的书，召集作者在南山讨论稿件。这时，一位女子跑到南山找到正在开会的何铭：“何老师，你一定要帮帮我！”
　　原来，别人借了这位女子10万元钱后“人间蒸发”了，她急得不知如何是好，而她丈夫并不知道此事。丈夫近日就要回家，回家如果知道她把钱借出去拿不回来，一定会闹得不可开交。为此，她想找何铭介绍一个黑社会老大，帮她讨回自己的10万元钱。
　　何铭义正言辞地对她说：“第一，我不是黑道上的人，不能帮你；第二，你不能走这条路，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位好律师。”然后，他给那位女子分析了利害关系，终于说服她用法律来解决这件事。后来，何铭给她介绍了一位律师，正大光明地追回了属于她自己的钱。她对何铭充满了感激，后来她说：“要不是听何教授的劝告，我真的会走上违法的道路。”
　　这样的事发生多了，何铭就会生出许多感慨来，别人说“与黑社会交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陷进去了”！这让他感到困惑和无奈。
　　一次，何铭到四川某地作刑法讲座，当地检察院检察长对他说：“何老师，你知道这么多黑社会内幕，你怎么不报案啊？”何铭笑答：“中国没有知情不报罪！”话虽然这么说，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接近黑老大，他是答应了为他保密，而不报案从情理上似乎又说不过去。他希望别人能理解他。
　　在研究过程中，何铭意识到一个新问题“隐陷性胁迫”，这是指嫌疑人没有使用暴力手段，也没有对受害人进行威胁，但在精神上形成强制，抑制受害人的反抗。何铭分析说，这与以简单的使用暴力打砸抢不同，如今的恶势力往往采用更隐蔽的方式进行敛财，最常见的就是利用“隐陷性胁迫”。
　　比如，有一家餐馆很出名，黑恶势力上门收保护费，店主不给。对方转身走了。从第二天起，店主每天都会发现有10个左右的“客人”，分成5组坐在桌子旁，一瓶啤酒一盘花生直到打烊。慢慢地，食客也发现这个现象，便再不来就餐，于是生意冷淡下来。最终店主只好无奈地答应对方的无礼要求。
　　在何铭即将出版的《黑恶势力犯罪研究》一书中，他对黑社会组织犯罪进行了两个层次的划分，一是流氓恶势力，二是新刑法规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即以暴力威胁或者其它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行为，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违法犯罪组织。
　　在对黑恶势力的量刑方面，何铭主张累犯应采用危害国家安全罪累犯的认定标准，不适用缓刑和假释。
　　何铭认为，目前我国应该完善有关黑社会的立法，制定有关黑社会的专项法律，进一步明确黑社会组织犯罪的构成要件。目前有关于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只有《刑法》第294条对此进行了立法，但这个立法不管是从认定犯罪，还是从量刑的角度上看，都是亟需完善的。
　　（由于可理解的原因，文中的姓名与地名均作了相应处理，请勿对号入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