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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云突变的二十世纪，苏东剧变无疑是若干冲击巨大、影响深刻的重大历史性事件之一。剧变发生后，即有“历史终结”论者论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已告一段落，当今世界已是自由民主一统天下之时。时过境迁，二十年后，如今的苏东国家转型境况如何？人们如何认知和评判？苏东剧变二十年的历史变迁在我们的认知与实践体系中地位如何，留有哪些经验与教训？我们可以大致按照上述思路略作梳理：
市场、民主与福利需要合力推进
我们在对苏东剧变二十年进行分析时，可以大致区分出几个相异的区域，但是无论是以市场、民主与福利中的任意一个指标进行测量，多会发现结果大致一致，也即这三者具有客观上的相关性。当然，其中更为深刻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在于市场化与私有化的推进将无疑内在地抵制福利性再分配，从而扩大社会不平等，贫富差距扩大化，如我们在其改革早期所见。而福利建制也将必然增加财政开支，影响劳动者工作积极性，从而将拖累经济发展，如我们在中欧国家当前所见的轻微的“福利病”。由此，市场化的阶段性目标设置与福利制度建构等一系列矛盾，将考验政治家的智慧。当前中国社会同样面临着这样两难选择。转型后的苏东国家都要在民主的机制与过程中对这些问题加以辩驳与解决。而中国当前同样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即社会转型与发展的现状使得福利建制变得日益紧迫，但是其对于经济发展是促动还是阻碍倒是个深刻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但是中国的优势在于，市场化逐步推进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通过政府的合理调节与运作，完全可以使得民生建设不影响经济发展，甚至推进经济发展。
民主的绩效与合法性的分合
民主状况与程度在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设置与战略选择等关键性问题上影响改革进程与制度变迁的速度与广度。转型前的民主与自由的许诺是诱人的，但是民主一时间仿佛并没有带来明显的改观，甚至带来的可能是历史性的倒退。制度变革一旦生效，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激进式变革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效率和福利的暂时性衰退。这些政治效应将通过人们的感知与政治程序影响经济改革的具体政策甚至改革的进程。但是，林茨等民主理论家的研究表明，民主的优势就在于，民主实践使得人们可以把对民主体制的信任与民主政府或政党的具体实践相区分，即政治学行话“合法性与执政绩效”的区分。但是，民主体制不可能在一个经济衰竭、贫富差距巨大的国家中持续存活。而许多苏东国家的民主体制的巩固依然任重而道远，而在民主过程中的低效率、腐败、暗箱操作等多半也是难以在一时明显改观。当然，民主的价值并非完全建立在执政绩效的基础上，而是作为比较普遍的价值追求有其内在的价值，这也是所谓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逻辑。所以，即使需要牺牲一定的经济绩效而促进民主体制的建立健全，那不论是人民还是共产党，都会乐意为之。
当局者与旁观者
在苏东问题的认识上，我们有普遍的扭曲甚至歪曲事实的嫌疑，这也便是讨论苏东问题的难处之一。因为苏东剧变对于社会主义实践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挫败，所以我们有时候不得不反复强调其历史的倒退性质与现实表现。我们也大可参引苏东国家的政客、学者和民众的牢骚，从而佐证我们的观点。其实正是剧变后的民主实践使得人们的言论自由、现实披露与批判更为普遍。而作为旁观者，我们应当充分尊重苏东国家人民的选择与历史的选择，他们自有自己的评判标准与身心体验，我们多半是难以感悟的。今天看来，我们应当对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保有完全的信心，而无需太顾及他人，毕竟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渐渐走出了自己的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的康庄大道。
人民选择、历史责任与执政党
我们常常提及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地位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这样的政治逻辑在苏东国家同样体现。我们再来看苏东剧变二十年后的各国共产党的发展境况时，会不由自主地感慨万千。苏东国家的共产党在当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占有改革与发展的优势，但是由于体制与思想的逐步禁锢，党组织与党员不思进取，甚至走向腐败堕落，以至于最终葬送社会主义事业，基本上都沦为在野党，甚至在剧变早期许多执政的共产党失去合法存在的空间。几十年的执政实践顷刻间化为乌有，所谓的理想社会、经济绩效、人民政党等意识形态话语多多半沦为笑柄。而至今，许多苏东共产党依然难以摆脱历史的包袱以在现行的政党体制中健康成长，这或许已经离当年执政共产党的历史抱负太远太远。如今的苏东在野的共产党是进退维谷，如果不进一步采取迎合民意和适应国情的策略，很难在政坛上有所表现。但是，如果进一步改革自身就意味着其将走上社会民主党化的不归路，从而就意味着共产主义的身份特征的逐渐丧失，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人民的历史性选择自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当前的关键问题是我们的党组织和党员都应当时刻牢记历史的教训、能够对人民与历史充分地负起责任，而不应当有任何侥幸心理，这便是共产党执政之难——人民与历史不仅关注我们做了多少历史性的贡献，同时也关注我们犯了多少历史性的错误，而我们又是如何面对并加以补救的。
大国崛起与国家影响力
从苏东剧变后二十年的变迁，我们可以看到的欧盟为代表的欧洲经济、制度与文化对东欧诸国的吸引力。加入欧盟、融入欧洲是中欧国家、东南欧等苏东国家梦寐以求的理想与目标，并深刻地嵌入到改革的进程与国内政治过程当中。中国道路的探索当引以为戒，所谓的软实力不在于大笔的援助和铺天盖地的形式化宣讲，而在于制度与文明的认同与实实在在的影响力。
苏东剧变已过二十年，对其转型全面客观的认知、反思与研究或许还将继续，而这对中国的发展也将是一笔弥足珍贵的财富。
市场、民主与福利需要合力推进
我们在对苏东剧变二十年进行分析时，可以大致区分出几个相异的区域，但是无论是以市场、民主与福利中的任意一个指标进行测量，多会发现结果大致一致，也即这三者具有客观上的相关性。当然，其中更为深刻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在于市场化与私有化的推进将无疑内在地抵制福利性再分配，从而扩大社会不平等，贫富差距扩大化，如我们在其改革早期所见。而福利建制也将必然增加财政开支，影响劳动者工作积极性，从而将拖累经济发展，如我们在中欧国家当前所见的轻微的“福利病”。由此，市场化的阶段性目标设置与福利制度建构等一系列矛盾，将考验政治家的智慧。当前中国社会同样面临着这样两难选择。转型后的苏东国家都要在民主的机制与过程中对这些问题加以辩驳与解决。而中国当前同样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即社会转型与发展的现状使得福利建制变得日益紧迫，但是其对于经济发展是促动还是阻碍倒是个深刻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但是中国的优势在于，市场化逐步推进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通过政府的合理调节与运作，完全可以使得民生建设不影响经济发展，甚至推进经济发展。
民主的绩效与合法性的分合
民主状况与程度在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设置与战略选择等关键性问题上影响改革进程与制度变迁的速度与广度。转型前的民主与自由的许诺是诱人的，但是民主一时间仿佛并没有带来明显的改观，甚至带来的可能是历史性的倒退。制度变革一旦生效，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激进式变革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效率和福利的暂时性衰退。这些政治效应将通过人们的感知与政治程序影响经济改革的具体政策甚至改革的进程。但是，林茨等民主理论家的研究表明，民主的优势就在于，民主实践使得人们可以把对民主体制的信任与民主政府或政党的具体实践相区分，即政治学行话“合法性与执政绩效”的区分。但是，民主体制不可能在一个经济衰竭、贫富差距巨大的国家中持续存活。而许多苏东国家的民主体制的巩固依然任重而道远，而在民主过程中的低效率、腐败、暗箱操作等多半也是难以在一时明显改观。当然，民主的价值并非完全建立在执政绩效的基础上，而是作为比较普遍的价值追求有其内在的价值，这也是所谓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逻辑。所以，即使需要牺牲一定的经济绩效而促进民主体制的建立健全，那不论是人民还是共产党，都会乐意为之。
当局者与旁观者
在苏东问题的认识上，我们有普遍的扭曲甚至歪曲事实的嫌疑，这也便是讨论苏东问题的难处之一。因为苏东剧变对于社会主义实践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挫败，所以我们有时候不得不反复强调其历史的倒退性质与现实表现。我们也大可参引苏东国家的政客、学者和民众的牢骚，从而佐证我们的观点。其实正是剧变后的民主实践使得人们的言论自由、现实披露与批判更为普遍。而作为旁观者，我们应当充分尊重苏东国家人民的选择与历史的选择，他们自有自己的评判标准与身心体验，我们多半是难以感悟的。今天看来，我们应当对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保有完全的信心，而无需太顾及他人，毕竟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渐渐走出了自己的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的康庄大道。
人民选择、历史责任与执政党
我们常常提及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地位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这样的政治逻辑在苏东国家同样体现。我们再来看苏东剧变二十年后的各国共产党的发展境况时，会不由自主地感慨万千。苏东国家的共产党在当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占有改革与发展的优势，但是由于体制与思想的逐步禁锢，党组织与党员不思进取，甚至走向腐败堕落，以至于最终葬送社会主义事业，基本上都沦为在野党，甚至在剧变早期许多执政的共产党失去合法存在的空间。几十年的执政实践顷刻间化为乌有，所谓的理想社会、经济绩效、人民政党等意识形态话语多多半沦为笑柄。而至今，许多苏东共产党依然难以摆脱历史的包袱以在现行的政党体制中健康成长，这或许已经离当年执政共产党的历史抱负太远太远。如今的苏东在野的共产党是进退维谷，如果不进一步采取迎合民意和适应国情的策略，很难在政坛上有所表现。但是，如果进一步改革自身就意味着其将走上社会民主党化的不归路，从而就意味着共产主义的身份特征的逐渐丧失，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人民的历史性选择自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当前的关键问题是我们的党组织和党员都应当时刻牢记历史的教训、能够对人民与历史充分地负起责任，而不应当有任何侥幸心理，这便是共产党执政之难——人民与历史不仅关注我们做了多少历史性的贡献，同时也关注我们犯了多少历史性的错误，而我们又是如何面对并加以补救的。
大国崛起与国家影响力
从苏东剧变后二十年的变迁，我们可以看到的欧盟为代表的欧洲经济、制度与文化对东欧诸国的吸引力。加入欧盟、融入欧洲是中欧国家、东南欧等苏东国家梦寐以求的理想与目标，并深刻地嵌入到改革的进程与国内政治过程当中。中国道路的探索当引以为戒，所谓的软实力不在于大笔的援助和铺天盖地的形式化宣讲，而在于制度与文明的认同与实实在在的影响力。
苏东剧变已过二十年，对其转型全面客观的认知、反思与研究或许还将继续，而这对中国的发展也将是一笔弥足珍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