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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汪曾祺以“和谐”的笔触抒写人生的悲凉，具有深刻隽永的悲剧意味。为了更好地表达思想主旨，他在风格形式的建构上创新求变，力求臻于化境的技艺美，使他的小说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文化价值和美学意蕴。
关键词：汪曾祺；风格形式；悲剧
汪曾祺的小说创作美学风格中，“和谐”无疑是最鲜明最突出的。但是，在他温婉的笑脸背后，人们还是不难窥探出他对艰难人生独特的悲剧感悟。为了更好地表达小说的悲凉意味，提升小说的艺术境地，汪曾祺在小说风格形式的建构上有着独特的探索。
一、“气氛即人物”
汪曾祺不注重悲剧情节的编撰和悲剧性格的塑造，而热衷于悲剧氛围的营造，在他看来“气氛即人物”[1]。气氛渲染人物，也就是人物。在他小说无处不在的氛围中浸透着人物，体现着人物的精神风貌，投射着人物的人生际遇。
首先，他善于用自然景物營造气氛。通过营造一种意境，渲染一种氛围，最终捕捉住一种特殊的情调感。《八月骄阳》中描写了老舍在文革中的死，作者没有直接抒发心情的惨痛，而是把人物恰到好处地点缀在渲染的氛围中，用一静一动，一欢快一沉默的场景描写来突出人物的心理冲突，表达赴死的决绝，把悲剧的气氛推向高潮。
张百顺把螺蛳送回家。回来，那人还在长椅上坐着，望着湖水。
柳树上知了叫得非常欢势。天越热，他们叫得越欢。赛着叫。
正午太平湖全归了他们了。张百顺回家吃了中午饭。回来，那人还在椅子上坐着，望着湖水。
粉蝶儿、黄蝴蝶乱飞。忽上，忽下，忽起，忽落。黄蝴蝶，白蝴蝶。白蝴蝶，黄蝴蝶。
天黑了。张百顺要回家了。那人还在椅子上坐着，望着湖水。
通过文中人物张百顺的眼睛，通过人物的静与自然界的动的对比，使我们感受到老舍的孤独、寂寞、伤感与绝望。小说没有在戏剧化的矛盾冲突中勾勒人物心理，仅用三句“那个人还在椅子上坐着，望着湖水”就绷紧了读者的心弦，借景物的巧妙营造很好地把握住了整个场景，渲染出一种沉重的氛围，把人物恰到好处地点缀其中。让我们在压抑的氛围中体味人物复杂的心理，把作者投注其中的愤怒与不平读出来，控诉那个残酷的年代。
其次，淡化情节，运用简短的对话传达悲怆气息，力图在话语的浸润感染中引发读者的感悟与反思。《七里茶坊》展示了生活的丰富蕴涵，写到了北国大车店的雾夜：
老刘起来解手，上了炕，说：“他们真辛苦！”
过了一会儿，又自言自语地说：“咱们也很辛苦。”
老乔一面钻被窝，一面说：
“中国人都很辛苦啊！”
简短的几句话却弥漫着的悲凉意味，表达虽平淡却可感受到作者内心的沉重。世事无奈，人生无奈，中国老百姓身上背负了太多的苦难，他们没有抗争能力，只有承受环境的制压和命运的拨弄，任由历史的年轮驱使。作者倾注感情所关注的人民生活如此艰难，唯有把对他们命运的关注与同情贯注在笔端，道一声沉重的叹息。重气氛营造，轻悲剧故事的编撰和悲剧性格的塑造，是汪曾祺艺术独有的个性。虽然缺少了西方悲剧那种崇高和悲壮的美。但却具有了某种“中国的作风和气派”，成为他在艺术上的巨大贡献。
二、“近似随笔”
汪曾祺小说的魅力不仅仅来自于充满悲剧意蕴的内容，平静而深邃的意境，更得益于其独特的叙述形式。他的的小说结构总体上呈现为一种非情节化、非戏剧化的散文体式的结构形态。这种结构形态表现为：基本上不叙述一个完整的故事，也没有贯穿始终的人物形象，更缺乏严谨的间架结构，小说的情节主要是一些零散的生活片断组合，这些生活片断又形成场景的连缀。但妙就妙在小说又是浑然整体，意思不浅露，却深藏在整体之中。
另外，他有的小说讲究前有铺垫、伏笔，后有着落的因果关联，把主旨放在历史场景的描写和对事件的阐述中间，引发读者的沉思。《钓人的孩子》开篇描写抗日战争时期昆明大西门外的菜市、米市、肉市，然后突然插入一句“每个人带着一生的历史，半个月的哀乐，在街上走。”看到此，读者会摸不着头脑，作者的用意何在？因为结构完全是散乱的。小说接着写孩子把一张拴了黑线的钞票丢在地上，当有人弯腰捡时，他就猛地一抽线头。到此，我们才明白，原来这只是一个捉弄人的游戏，混乱的战争使孩子失去了应有的纯朴和天真，变成了一个“小魔鬼”。这种写法给人以新颖感和陌生感，但又有真切的感觉，用笔简洁，近似随笔。他做到了“‘散文化小说，散而不散，外散内不散’，是一种‘苦心经营的随便’”[2]。
汪曾祺常在小说里融一点散文诗的成分，把散文、诗融入小说，使小说的结构更内在、更自然。叙述的语气看似漫不经心，有着散文诗的随意，却将现实生活中的人生片断连在一起，显得简洁拙朴。如《幽冥钟》既无人物也无贯穿的事件，只写了承天寺的掌故及寺中一口钟，从中我们找不出什么小说的结构来，只有散文式的叙述。《看水》《羊舍一夕》等也都是些简单的叙述，“这些介绍叙述有时往往似乎是孤立的，与全篇并无大关旨要，甚至常天花乱坠得让人一时不得要领，不辨东西。但是待至全篇成，你方发现作者挥斤运斧、成局了然的全盘结构，那条牵出来的链条，因了情节的发展或人物的关系，被弯转连接成了圆圈，从而全局皆活”[3]。这就是汪曾祺小说的妙处。
三、悲凉的结尾
文章的结尾和开头一样，对一篇文章来说非常重要。唐代诗人白居易就曾说：“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它是融合作者意图的整体艺术构思中的一种有利形式，自然、得体地合乎情节和人物性格发展的规律，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和美的启示。
（一）提问式——叙述含蓄，引人深思
小说情节按事物的发展顺序展开，结尾处以问句形式结束，以含蓄的语言将未言的空间放大，引发读者的思考，达到耐人寻味的目的。《三姊妹出嫁》写秦老吉的馄饨生意做得很好，是全称独一份。三个女儿也都很孝顺，他生活得很幸福。但他也有一丝焦虑挥之不去：撒手之后他的一身好本事怎么办？小说结尾处写到“真格的，谁来继承他这副古典的，南宋时期的，楠木的馄饨担子呢？”结尾一句，文字不多，朴实一句，道出的却是秦老吉的忧愁，是他的几许寂寞，也是他深深的遗憾，充满了忧伤之情。 （二）设问式——情感婉转，一语双关
《小芳》作者取材于现实生活。描写了一个生性乐观又聪明勤快的姑娘小芳，独自在京谋生，是作家孙女的保姆，深得作家一家人的喜爱。然而，命运并不因此而垂青她，她嫁了一个二流子，丈夫赌光了家产，小芳曾为此自杀过。后来虽和丈夫离了婚，找了个自己喜欢的人，可家里又太穷了，有时连盐都吃不上。作者用“小芳现在还唱庐剧吗？可能还会唱，在她哄孩子睡觉的时候”作尾，看似不动声色，却包含着深深的感叹，暗示小芳生活的苦涩和辛酸，使人留下无法释怀的感伤。杜甫的诗“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正好可以用来形容这篇小说的结尾艺术。语言平淡朴实，情节没有承转起合，沒有伏笔悬念，却彼此融会贯通，相互渗透，引导读者在结尾处完成情感的大迸发。
（三）点睛式——点化情节，富含哲理
汪曾祺常开笔写一大篇，最后才笔势收拢，在结尾处用精彩简炼的语句对全文内容进行高度概括总结，从而点明他的写作意图，使读者从中受到某种启迪。《合锦》写到在书香门第败落之后，用“猫也瘦了，狗也瘦了，人也瘦了，花也瘦了”作尾，一连四个阴气逼人的“瘦”字，写出了家庭因缺乏温暖而阴森恐怖的景象。合锦在墙上受潮脱落，似乎是衰败的象征，人则在衰败的恐惧中倍受扭曲。二奶奶刻薄、阴险，但作者不是赤裸裸的揭露，而是把她与文中其他人物形象做对比，把握住叙述的节奏和情感，在结尾处画龙点睛，袒露主旨，使整个情节活络起来，实现写作意图。
汪曾祺把在客观生活中的悲剧作为主要载体，再把自己的悲剧体验融贯于小说，在作品中流出对主人公的同情，发出惆怅和叹惋，并不时流露出一些伤感来，体现出悲天悯人的情怀。如《钓鱼巷》的结尾用“很多人都死了，人活一世，草活一秋”抒发感慨，感慨里既有“迟暮”之思，亦有“无奈”之叹，充满了伤感情调。弥漫全篇的是现实迷茫、人生无奈和心灵寂寞的悲凉，让我们对小人物的人生悲剧产生深深的感慨。
（四）留白式——此时无声胜有声
汪曾祺的不少小说透露出机智与冷静，文章的结尾便呈现出不动声色的感慨。小说不是毫无遗漏地从头写到尾，而是注意省略和跳跃，在结尾处留有空白，让读者去进行补充和审美再创造，以延长作品的意蕴，从而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礼俗大全》中的吕虎臣乐善好施，乐于助人，无论是对父母、对朋友、还是对左邻右舍都充满了爱心，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善良又礼数周全的人，在为别人操劳时致死后却没有人哀悼他的离去，以前得到他帮助的人都消失了，坟前只有他家人的哀嚎声。
小说中的故事到此结束了，但是小说的寓意却远没有结束，作家留无穷的想象空间给我们去思考，思考人情的冷暖，世态的炎凉，在凄楚的意境中叫人生出更多的怜悯和酸楚。这种结尾方式在立意上带有了思辨色彩，使主题的深化与情节的展开水乳交融，让我们体会作者发自内心深处的哀叹，哀叹的背后留下一片空白，有无穷的咀嚼和想象空间。此外，小说的结尾方式还有前后照应式、直抒情感式等，由于篇幅所限，不能尽列。可以说，“卒章显其志”式的小说结尾艺术是汪曾祺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创作特点，也是他艺术创作趋向成热的标志之一。
汪曾祺小说悲剧风格形式的建构显示了他创新求变的艺术匠心，造就了他臻于化境的技艺美，具有一种独特的文化价值和美学意蕴。它使我们从一个全新的层面去欣赏他的创作也使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了重要价值。
【参考文献】
[1]汪曾祺.晚翠文谈[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34.
[2]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小说的语言和思想[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53.
[3]李振鹏.汪曾祺短篇小说创作风格探[J].当代作家评论，1984（06）：96-105.
作者简介：娄琪（1980-），女，硕士，信阳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关键词：汪曾祺；风格形式；悲剧
汪曾祺的小说创作美学风格中，“和谐”无疑是最鲜明最突出的。但是，在他温婉的笑脸背后，人们还是不难窥探出他对艰难人生独特的悲剧感悟。为了更好地表达小说的悲凉意味，提升小说的艺术境地，汪曾祺在小说风格形式的建构上有着独特的探索。
一、“气氛即人物”
汪曾祺不注重悲剧情节的编撰和悲剧性格的塑造，而热衷于悲剧氛围的营造，在他看来“气氛即人物”[1]。气氛渲染人物，也就是人物。在他小说无处不在的氛围中浸透着人物，体现着人物的精神风貌，投射着人物的人生际遇。
首先，他善于用自然景物營造气氛。通过营造一种意境，渲染一种氛围，最终捕捉住一种特殊的情调感。《八月骄阳》中描写了老舍在文革中的死，作者没有直接抒发心情的惨痛，而是把人物恰到好处地点缀在渲染的氛围中，用一静一动，一欢快一沉默的场景描写来突出人物的心理冲突，表达赴死的决绝，把悲剧的气氛推向高潮。
张百顺把螺蛳送回家。回来，那人还在长椅上坐着，望着湖水。
柳树上知了叫得非常欢势。天越热，他们叫得越欢。赛着叫。
正午太平湖全归了他们了。张百顺回家吃了中午饭。回来，那人还在椅子上坐着，望着湖水。
粉蝶儿、黄蝴蝶乱飞。忽上，忽下，忽起，忽落。黄蝴蝶，白蝴蝶。白蝴蝶，黄蝴蝶。
天黑了。张百顺要回家了。那人还在椅子上坐着，望着湖水。
通过文中人物张百顺的眼睛，通过人物的静与自然界的动的对比，使我们感受到老舍的孤独、寂寞、伤感与绝望。小说没有在戏剧化的矛盾冲突中勾勒人物心理，仅用三句“那个人还在椅子上坐着，望着湖水”就绷紧了读者的心弦，借景物的巧妙营造很好地把握住了整个场景，渲染出一种沉重的氛围，把人物恰到好处地点缀其中。让我们在压抑的氛围中体味人物复杂的心理，把作者投注其中的愤怒与不平读出来，控诉那个残酷的年代。
其次，淡化情节，运用简短的对话传达悲怆气息，力图在话语的浸润感染中引发读者的感悟与反思。《七里茶坊》展示了生活的丰富蕴涵，写到了北国大车店的雾夜：
老刘起来解手，上了炕，说：“他们真辛苦！”
过了一会儿，又自言自语地说：“咱们也很辛苦。”
老乔一面钻被窝，一面说：
“中国人都很辛苦啊！”
简短的几句话却弥漫着的悲凉意味，表达虽平淡却可感受到作者内心的沉重。世事无奈，人生无奈，中国老百姓身上背负了太多的苦难，他们没有抗争能力，只有承受环境的制压和命运的拨弄，任由历史的年轮驱使。作者倾注感情所关注的人民生活如此艰难，唯有把对他们命运的关注与同情贯注在笔端，道一声沉重的叹息。重气氛营造，轻悲剧故事的编撰和悲剧性格的塑造，是汪曾祺艺术独有的个性。虽然缺少了西方悲剧那种崇高和悲壮的美。但却具有了某种“中国的作风和气派”，成为他在艺术上的巨大贡献。
二、“近似随笔”
汪曾祺小说的魅力不仅仅来自于充满悲剧意蕴的内容，平静而深邃的意境，更得益于其独特的叙述形式。他的的小说结构总体上呈现为一种非情节化、非戏剧化的散文体式的结构形态。这种结构形态表现为：基本上不叙述一个完整的故事，也没有贯穿始终的人物形象，更缺乏严谨的间架结构，小说的情节主要是一些零散的生活片断组合，这些生活片断又形成场景的连缀。但妙就妙在小说又是浑然整体，意思不浅露，却深藏在整体之中。
另外，他有的小说讲究前有铺垫、伏笔，后有着落的因果关联，把主旨放在历史场景的描写和对事件的阐述中间，引发读者的沉思。《钓人的孩子》开篇描写抗日战争时期昆明大西门外的菜市、米市、肉市，然后突然插入一句“每个人带着一生的历史，半个月的哀乐，在街上走。”看到此，读者会摸不着头脑，作者的用意何在？因为结构完全是散乱的。小说接着写孩子把一张拴了黑线的钞票丢在地上，当有人弯腰捡时，他就猛地一抽线头。到此，我们才明白，原来这只是一个捉弄人的游戏，混乱的战争使孩子失去了应有的纯朴和天真，变成了一个“小魔鬼”。这种写法给人以新颖感和陌生感，但又有真切的感觉，用笔简洁，近似随笔。他做到了“‘散文化小说，散而不散，外散内不散’，是一种‘苦心经营的随便’”[2]。
汪曾祺常在小说里融一点散文诗的成分，把散文、诗融入小说，使小说的结构更内在、更自然。叙述的语气看似漫不经心，有着散文诗的随意，却将现实生活中的人生片断连在一起，显得简洁拙朴。如《幽冥钟》既无人物也无贯穿的事件，只写了承天寺的掌故及寺中一口钟，从中我们找不出什么小说的结构来，只有散文式的叙述。《看水》《羊舍一夕》等也都是些简单的叙述，“这些介绍叙述有时往往似乎是孤立的，与全篇并无大关旨要，甚至常天花乱坠得让人一时不得要领，不辨东西。但是待至全篇成，你方发现作者挥斤运斧、成局了然的全盘结构，那条牵出来的链条，因了情节的发展或人物的关系，被弯转连接成了圆圈，从而全局皆活”[3]。这就是汪曾祺小说的妙处。
三、悲凉的结尾
文章的结尾和开头一样，对一篇文章来说非常重要。唐代诗人白居易就曾说：“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它是融合作者意图的整体艺术构思中的一种有利形式，自然、得体地合乎情节和人物性格发展的规律，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和美的启示。
（一）提问式——叙述含蓄，引人深思
小说情节按事物的发展顺序展开，结尾处以问句形式结束，以含蓄的语言将未言的空间放大，引发读者的思考，达到耐人寻味的目的。《三姊妹出嫁》写秦老吉的馄饨生意做得很好，是全称独一份。三个女儿也都很孝顺，他生活得很幸福。但他也有一丝焦虑挥之不去：撒手之后他的一身好本事怎么办？小说结尾处写到“真格的，谁来继承他这副古典的，南宋时期的，楠木的馄饨担子呢？”结尾一句，文字不多，朴实一句，道出的却是秦老吉的忧愁，是他的几许寂寞，也是他深深的遗憾，充满了忧伤之情。 （二）设问式——情感婉转，一语双关
《小芳》作者取材于现实生活。描写了一个生性乐观又聪明勤快的姑娘小芳，独自在京谋生，是作家孙女的保姆，深得作家一家人的喜爱。然而，命运并不因此而垂青她，她嫁了一个二流子，丈夫赌光了家产，小芳曾为此自杀过。后来虽和丈夫离了婚，找了个自己喜欢的人，可家里又太穷了，有时连盐都吃不上。作者用“小芳现在还唱庐剧吗？可能还会唱，在她哄孩子睡觉的时候”作尾，看似不动声色，却包含着深深的感叹，暗示小芳生活的苦涩和辛酸，使人留下无法释怀的感伤。杜甫的诗“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正好可以用来形容这篇小说的结尾艺术。语言平淡朴实，情节没有承转起合，沒有伏笔悬念，却彼此融会贯通，相互渗透，引导读者在结尾处完成情感的大迸发。
（三）点睛式——点化情节，富含哲理
汪曾祺常开笔写一大篇，最后才笔势收拢，在结尾处用精彩简炼的语句对全文内容进行高度概括总结，从而点明他的写作意图，使读者从中受到某种启迪。《合锦》写到在书香门第败落之后，用“猫也瘦了，狗也瘦了，人也瘦了，花也瘦了”作尾，一连四个阴气逼人的“瘦”字，写出了家庭因缺乏温暖而阴森恐怖的景象。合锦在墙上受潮脱落，似乎是衰败的象征，人则在衰败的恐惧中倍受扭曲。二奶奶刻薄、阴险，但作者不是赤裸裸的揭露，而是把她与文中其他人物形象做对比，把握住叙述的节奏和情感，在结尾处画龙点睛，袒露主旨，使整个情节活络起来，实现写作意图。
汪曾祺把在客观生活中的悲剧作为主要载体，再把自己的悲剧体验融贯于小说，在作品中流出对主人公的同情，发出惆怅和叹惋，并不时流露出一些伤感来，体现出悲天悯人的情怀。如《钓鱼巷》的结尾用“很多人都死了，人活一世，草活一秋”抒发感慨，感慨里既有“迟暮”之思，亦有“无奈”之叹，充满了伤感情调。弥漫全篇的是现实迷茫、人生无奈和心灵寂寞的悲凉，让我们对小人物的人生悲剧产生深深的感慨。
（四）留白式——此时无声胜有声
汪曾祺的不少小说透露出机智与冷静，文章的结尾便呈现出不动声色的感慨。小说不是毫无遗漏地从头写到尾，而是注意省略和跳跃，在结尾处留有空白，让读者去进行补充和审美再创造，以延长作品的意蕴，从而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礼俗大全》中的吕虎臣乐善好施，乐于助人，无论是对父母、对朋友、还是对左邻右舍都充满了爱心，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善良又礼数周全的人，在为别人操劳时致死后却没有人哀悼他的离去，以前得到他帮助的人都消失了，坟前只有他家人的哀嚎声。
小说中的故事到此结束了，但是小说的寓意却远没有结束，作家留无穷的想象空间给我们去思考，思考人情的冷暖，世态的炎凉，在凄楚的意境中叫人生出更多的怜悯和酸楚。这种结尾方式在立意上带有了思辨色彩，使主题的深化与情节的展开水乳交融，让我们体会作者发自内心深处的哀叹，哀叹的背后留下一片空白，有无穷的咀嚼和想象空间。此外，小说的结尾方式还有前后照应式、直抒情感式等，由于篇幅所限，不能尽列。可以说，“卒章显其志”式的小说结尾艺术是汪曾祺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创作特点，也是他艺术创作趋向成热的标志之一。
汪曾祺小说悲剧风格形式的建构显示了他创新求变的艺术匠心，造就了他臻于化境的技艺美，具有一种独特的文化价值和美学意蕴。它使我们从一个全新的层面去欣赏他的创作也使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了重要价值。
【参考文献】
[1]汪曾祺.晚翠文谈[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34.
[2]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小说的语言和思想[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53.
[3]李振鹏.汪曾祺短篇小说创作风格探[J].当代作家评论，1984（06）：96-105.
作者简介：娄琪（1980-），女，硕士，信阳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