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振堂曾是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的一位高级将领，他有一匹大骡子，是他十分心爱的坐骑。1931年，董振堂率部在江西宁都起义，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简称“红五军团”），他担任红五军团军团长。从此，董振堂那匹大骡子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中的一匹“战马”，跟随他经历了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和广大指战员一起爬雪山、过草地。
　　董振堂平时对自己的那匹大骡子非常爱惜。行军时，他总是习惯地拄着一根竹拐棍，不到关键时刻，从来不骑。但要是在行军途中遇到了伤病员，他会毫不吝惜自己的坐骑，常常是骡背上驮一个，骡尾上还要拽一个。
　　“来，上我的骡子”
　　1934年11月，红军已经突破了敌人三道封锁线，在湘南江华至道县的崇山峻岭中前进。由江华至道县，中间必须翻越一座大山，没有别的路可以迂回。长征以来，红五军团一直担任全军的后卫，前面大部队过后，路上的黄泥已经被踩成了糊状，走起路来相当费力。
　　夜晚，部队还在半山腰缓缓前进。人越来越疲乏，路也越爬越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爬上去一截，一脚不慎则前功尽弃，刺溜一下又回到原来的地方。走在我身后的交通队勤务兵小李，就这样来回折腾了三四次。小李长得瘦小，加上连续半个月打摆子（疟疾），已筋疲力尽。他就势坐在地上，对我说：“指导员，你先走吧！我歇一会儿再爬。”我往回退了几步，站稳脚跟，把手递给他说：“小李，不要灰心，我拉你！”他再次从泥地里站起来，一步一步往上爬，终于拉住了我的手。我使劲往上一拉，脚底一滑，我也被拽了下去。
　　就在这时，军团长董振堂上来了，警卫员跟在身后牵着那匹大骡子。董振堂问明情况后，以命令的口吻对小李说：“来，上我的骡子！”警卫员牵着大骡子绕“之”字路上去了，董振堂带着我们一步一步往上爬。
　　后来，小李的打摆子一直不见好，董振堂就让他的大骡子一直驮着小李驮到贵州黄坪。
　　1935年初，部队从黄坪出发的前一天，小李养病的那家老阿妈要小李留下继续养病。经董振堂批准，小李就做了老阿妈的“儿子”。
　　小李从欢送的人群中走向董振堂，行了一个立正注目礼。董振堂抚摸着小李的脑袋，语重心长地说：“小李子，留下来好好养病，养好了病继续干革命，将来我们还要打回这里来的！”小李含着眼泪点点头，表示记住了董振堂的嘱咐，然后走向那匹大骡子，把脸贴在大骡子的脸上，默默地向它告别。小李和军团长的大骡子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
　　“伙计，你还是再辛苦一点吧”
　　1935年9月，张国焘强令红五军团从噶曲河返回阿坝。草地的天气变化无常，一会儿烈日当空，一会儿风雨交加。每一位红军战士都忍受着饥饿、疲劳、疾病和寒冷，部队减员情况日益严重。
　　军团政治部的陈干事因为几天里全靠野菜充饥，肚子闹得严重。在往阿坝返的第三天下午的一场冰雹中，又不幸被打坏了脚踝，坐在草堆上，实在走不动了。我立即赶上几步，搀扶着他，一步一瘸地往前走。不多久，我们就掉队了。
　　突然，从我们身后传来几声骡马的嘶鸣。我们回头看，是军团长他们走过来了。这时，军团长那匹大骡子身上已经驮着一个伤员，尾巴上还拽着一个。走过我们身边时，董振堂还是停了下来。他用手拍了拍大骡子的脖颈说：“伙计，你还是再辛苦一点吧！”然后招呼我与警卫员把陈干事扶上骡背。就这样，我们终于跟上了队伍。
　　一天以后，“小参谋”的高烧退了，发现自己由两个战士抬着。他用尽力气从担架上滚下来，无论如何也不愿躺在担架里让同志们抬着走。董振堂只好命令“小参谋”骑自己的大骡子。出草地那天，“小参谋”是拽着军团长那匹大骡子的尾巴出来的。
　　后来，黄立功和我谈起此事，回忆起董振堂军团长时感慨万千地说：“那真是个爱兵如子的好首长啊！”
　　（编辑 王 雪）
　　（作者是开国少将，本文写于1983年3月；作者之女刘南征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