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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诺潮”因莫言先生而起，那自然要谈谈莫言先生了。先生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感言中曾道：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希望你们能读读我的作品。
今天，我就想从另一个角度来重读先生的作品《红高粱》——电影的角度。
我们都知道，莫言先生的文学之路从80年代开始，而尤以87年为辉煌。这一年，张艺谋导演将莫言先生的小说《红高粱家族》搬上银幕，一举获得柏林金熊奖，这是中国首次获得国际顶级电影节最高奖，由此开始了中国电影的新时代，而随同这新时代一起的，则是莫言先生的“寻根”文学在西方的盛行。
可以说，没有这一个小说、一个电影的两个《红高粱》，西方世界未必会认识这样一个自称“土里土气”的莫言，因此也可以说，没有这两个《红高粱》，就没有今天的莫言。
这两个《红高粱》有着各自不同的艺术形式，乃至不尽相同的故事、人物，但有一点却毋庸置疑，作为电影《红高粱》的领衔编剧，莫言先生正是在用两种不同的叙述方式，来表达他所想表达的同一种精神内质。或者可以说，正是二者的不同，给予了我们一种独特的解读《红高粱》的角度，从电影角度来重读《红高粱》，或许反而可以拨云见日。
那么首先我们要问，电影《红高粱》有什么特质是与文学的《红高粱》最为不同的？我想应该就是电影的视觉性同文学抽象性的不同了。精确到《红高粱》，我们要探寻的就是影片中充斥的红色影像，红色高粱地，高粱地所在的那片红色天地，以及这些红色影像背后所蕴含的浓郁象征意味。
红色在这里有着多种象征意味，第一种无疑是一种生命的张力。
这点从全片的第一个镜头，特写的“我奶奶”裹在臃肿的红袄里、盖上红盖头时就已经在彰显了：“我奶奶”所代表的正是一种安静的、内里却有着最生生不息力量的中国女性形象。
这种对生命张力的展现贯穿全片，在轿夫原始而矫健的舞姿里，在红高粱地迎风描红的景象里，在“我奶奶”被人劫持时那抑制不住的一笑里（这一笑让我对整部影片又加深了太多尊敬，那是一种对现实绝望所反生出的毁灭欲望），在红高粱地“我爷爷”和“我奶奶”充满野性气息的追逐和结合里，在被夕阳照耀下显出深沉红色的风化土地里，在酒场燃起的红色烈火和“祛除百毒”的红色高粱酒里，在整部片中男女老少的皮肤上，以及在这个民族流淌着的血液中。
这种生命力无疑是对这个民族最正面的肯定，不通过花哨的场面调度技巧、蒙太奇或者声画协作（事实上影片中没有任何音乐，全部声音都有声源）来表达，而是片中人物充满力与美的表演，这种表演给予生命力以实实在在的重量，而运用大量篇幅、缓慢展现开的传统歌声和舞蹈，又体现出了对这种生命力的无限尊崇和热爱。
第二种象征是对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和礼教所形成的复杂生态的描摹。
从极端不合情理的婚嫁到酒场原掌柜甚至无人追究的失踪，从开篇对“哭”和“盖头”的无情式的礼教到“我爷爷”和“我奶奶”略显荒诞的结合和婚姻（或者根本没有婚姻），从轿夫和酒场男人们口没遮拦地嬉笑到酿成新酒后仪式般的庄严。
这种生态似乎显得荒谬、愚昧、不合逻辑又不通情理，但是谁又能否认，正是这样一种生态，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植根了几千年。
如果想在这些用红色表达的生态中发现美感，那恐怕违背了影片的本意，相反我相信，影片是要刻意将画面处理成一副永远脏的、有时丑的、根子里蒙昧的束缚式的红，这种红色代表了我们民族的一部分传统文化，数千年来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这种红色也是对二三十年代中华民族发源地的传统生态细致入微的还原，这种红色可能讽刺，却有着一种史实般的真实。这种明显来自切身体验的真实感也成了影片对民族文化反思的最基础支撑，而这种民族化的反思又正是影片在国际上大获成功的关键所在。
生命的积极力量和传统的消极束缚，这两种象征含义在影片中互相渗透，蓬勃的生命力有可能在传统的麻木不仁前转化成暴力的抢劫、抢新娘抑或轿夫拳打脚踢的人命，而同时根植骨髓的束缚也有可能在民族的善良中转变为对被劫持掌柜的酒场不离不弃的守护。
第三种象征则是革命，这种革命可以说是对互相绞磨的前两种象征含义的自然融合，是一个民族蓬勃的生命力要突破传统束缚的必然结果。
红高粱地被铲平，传统生态终于遭受到了现代“文明”的洗礼，但是这种洗礼在第一个场景中就以活剥人皮这样残忍的方式展现，文明成了比原始更加残忍的原始，而原始则在文明的践踏下开始寻找新的方向。
在高粱地，高角度的景深镜头展现了全片最彻底的那部分红：鲜血是红色，阳光下的高粱地是红色，而这个民族的肤色，也透出红色——被传统束缚得绵软无力，但却绝不可能被恐惧和侵略压倒的红色。这样具有强烈象征主义的镜头是对革命的最好诠释。
结尾处的日食更是一个浓厚象征主义色彩的镜头，旧的、暗淡的太阳仿佛被翻过了一页，成为照耀开的一轮新日，这成了影片为数不多却绝对震撼人心的美感——父子两人写意般地融入夕阳的红色中，渐渐失去自身轮廓，在孩子对母亲稚嫩又充满新生力量的歌声里（或者说呼喊里），一个民族的新生似乎在这一刻终于从长久的框缚中破体而出，这景象宛如宣言，也是方向。
（另一个角度重读《红高粱》 上海/汪潮屹）
值得一提的是，“革命”虽然是对“生命力”和“传统束缚”这前两种象征意象的升华，但如果由此就将《红高粱》总结为革命主题，我想是不恰当的。事实上影片中大段篇幅展现的是前两种意象——因为革命虽然能带来新中国的解放，但同时也带来了“文革”这样迷失民族方向的新束缚。在1987年这个时间点上，以反思和概括的方式对历史刨根问底，和继续民族将何去何从的深刻思索，这重含义又显得那么的必要。
“生命力”、“传统的美与束缚”，以及“革命”，这三种红共同构制了一个充满电影象征意味的《红高粱》，而从这充满视觉冲击力的红色里，我们仿佛也看到了莫言先生用无言无色的文字所表达出的，那些中国最传统也最本质的根基。
重读至此，我想也算是一点颇足以道的收获吧。
今天，我就想从另一个角度来重读先生的作品《红高粱》——电影的角度。
我们都知道，莫言先生的文学之路从80年代开始，而尤以87年为辉煌。这一年，张艺谋导演将莫言先生的小说《红高粱家族》搬上银幕，一举获得柏林金熊奖，这是中国首次获得国际顶级电影节最高奖，由此开始了中国电影的新时代，而随同这新时代一起的，则是莫言先生的“寻根”文学在西方的盛行。
可以说，没有这一个小说、一个电影的两个《红高粱》，西方世界未必会认识这样一个自称“土里土气”的莫言，因此也可以说，没有这两个《红高粱》，就没有今天的莫言。
这两个《红高粱》有着各自不同的艺术形式，乃至不尽相同的故事、人物，但有一点却毋庸置疑，作为电影《红高粱》的领衔编剧，莫言先生正是在用两种不同的叙述方式，来表达他所想表达的同一种精神内质。或者可以说，正是二者的不同，给予了我们一种独特的解读《红高粱》的角度，从电影角度来重读《红高粱》，或许反而可以拨云见日。
那么首先我们要问，电影《红高粱》有什么特质是与文学的《红高粱》最为不同的？我想应该就是电影的视觉性同文学抽象性的不同了。精确到《红高粱》，我们要探寻的就是影片中充斥的红色影像，红色高粱地，高粱地所在的那片红色天地，以及这些红色影像背后所蕴含的浓郁象征意味。
红色在这里有着多种象征意味，第一种无疑是一种生命的张力。
这点从全片的第一个镜头，特写的“我奶奶”裹在臃肿的红袄里、盖上红盖头时就已经在彰显了：“我奶奶”所代表的正是一种安静的、内里却有着最生生不息力量的中国女性形象。
这种对生命张力的展现贯穿全片，在轿夫原始而矫健的舞姿里，在红高粱地迎风描红的景象里，在“我奶奶”被人劫持时那抑制不住的一笑里（这一笑让我对整部影片又加深了太多尊敬，那是一种对现实绝望所反生出的毁灭欲望），在红高粱地“我爷爷”和“我奶奶”充满野性气息的追逐和结合里，在被夕阳照耀下显出深沉红色的风化土地里，在酒场燃起的红色烈火和“祛除百毒”的红色高粱酒里，在整部片中男女老少的皮肤上，以及在这个民族流淌着的血液中。
这种生命力无疑是对这个民族最正面的肯定，不通过花哨的场面调度技巧、蒙太奇或者声画协作（事实上影片中没有任何音乐，全部声音都有声源）来表达，而是片中人物充满力与美的表演，这种表演给予生命力以实实在在的重量，而运用大量篇幅、缓慢展现开的传统歌声和舞蹈，又体现出了对这种生命力的无限尊崇和热爱。
第二种象征是对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和礼教所形成的复杂生态的描摹。
从极端不合情理的婚嫁到酒场原掌柜甚至无人追究的失踪，从开篇对“哭”和“盖头”的无情式的礼教到“我爷爷”和“我奶奶”略显荒诞的结合和婚姻（或者根本没有婚姻），从轿夫和酒场男人们口没遮拦地嬉笑到酿成新酒后仪式般的庄严。
这种生态似乎显得荒谬、愚昧、不合逻辑又不通情理，但是谁又能否认，正是这样一种生态，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植根了几千年。
如果想在这些用红色表达的生态中发现美感，那恐怕违背了影片的本意，相反我相信，影片是要刻意将画面处理成一副永远脏的、有时丑的、根子里蒙昧的束缚式的红，这种红色代表了我们民族的一部分传统文化，数千年来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这种红色也是对二三十年代中华民族发源地的传统生态细致入微的还原，这种红色可能讽刺，却有着一种史实般的真实。这种明显来自切身体验的真实感也成了影片对民族文化反思的最基础支撑，而这种民族化的反思又正是影片在国际上大获成功的关键所在。
生命的积极力量和传统的消极束缚，这两种象征含义在影片中互相渗透，蓬勃的生命力有可能在传统的麻木不仁前转化成暴力的抢劫、抢新娘抑或轿夫拳打脚踢的人命，而同时根植骨髓的束缚也有可能在民族的善良中转变为对被劫持掌柜的酒场不离不弃的守护。
第三种象征则是革命，这种革命可以说是对互相绞磨的前两种象征含义的自然融合，是一个民族蓬勃的生命力要突破传统束缚的必然结果。
红高粱地被铲平，传统生态终于遭受到了现代“文明”的洗礼，但是这种洗礼在第一个场景中就以活剥人皮这样残忍的方式展现，文明成了比原始更加残忍的原始，而原始则在文明的践踏下开始寻找新的方向。
在高粱地，高角度的景深镜头展现了全片最彻底的那部分红：鲜血是红色，阳光下的高粱地是红色，而这个民族的肤色，也透出红色——被传统束缚得绵软无力，但却绝不可能被恐惧和侵略压倒的红色。这样具有强烈象征主义的镜头是对革命的最好诠释。
结尾处的日食更是一个浓厚象征主义色彩的镜头，旧的、暗淡的太阳仿佛被翻过了一页，成为照耀开的一轮新日，这成了影片为数不多却绝对震撼人心的美感——父子两人写意般地融入夕阳的红色中，渐渐失去自身轮廓，在孩子对母亲稚嫩又充满新生力量的歌声里（或者说呼喊里），一个民族的新生似乎在这一刻终于从长久的框缚中破体而出，这景象宛如宣言，也是方向。
（另一个角度重读《红高粱》 上海/汪潮屹）
值得一提的是，“革命”虽然是对“生命力”和“传统束缚”这前两种象征意象的升华，但如果由此就将《红高粱》总结为革命主题，我想是不恰当的。事实上影片中大段篇幅展现的是前两种意象——因为革命虽然能带来新中国的解放，但同时也带来了“文革”这样迷失民族方向的新束缚。在1987年这个时间点上，以反思和概括的方式对历史刨根问底，和继续民族将何去何从的深刻思索，这重含义又显得那么的必要。
“生命力”、“传统的美与束缚”，以及“革命”，这三种红共同构制了一个充满电影象征意味的《红高粱》，而从这充满视觉冲击力的红色里，我们仿佛也看到了莫言先生用无言无色的文字所表达出的，那些中国最传统也最本质的根基。
重读至此，我想也算是一点颇足以道的收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