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接到一位家长询问，他们孩子想学二胡，该拜哪位老师才能少走弯路。我问问这些家长有没有心仪的“目标”，他们兴致勃勃地举出一大串诸如宋飞女士、陈军先生等人。我以为这位家长已对这些老师有了足够的了解，如：创作经历、成名曲、演奏特色等等，那么若真能拜到这些名门之下，亦是件不错的事。然而当我问起他们为何想让孩子拜此人为师时，他们说“在电视上老能看到他（她）。”
　　我又问他们是否愿意选择教了我13年的两位老师时，他们先是表示了感谢，继而耸肩抱歉道：“没听说过这两位。”我只好解释一番。“一位是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主任，另一位是空政歌舞团国家一级演奏家，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开独奏音乐会的中国民乐表演者。”
　　奇怪，十六七年前，当一些艺术家还未像今天一样频频亮相屏幕时，我父母又是如何找到这么好的两位老师教我学琴的呢？现在一些所谓的艺术家，在电视上频繁曝光给人授课、做评委，可他们每天在家能抽出哪怕仅仅一个小时练练基本弓法和练习曲吗？
　　近年来有关大众文化的讨论中，许多人对知识分子与传媒的关系引发兴趣。讨论到最后，所有的问题似乎又都归结成了一个：知识分子能不能上电视？学者时统宇认为，知识分子拒绝电视应该是指拒绝电视的商业化和庸俗化。但是，知识分子，包括可以称作“大家”的知识分子不应拒绝将电视作为一个工具，为私利而不是艺术的工具。
　　中国的传统艺术需要普及，谁都无法否认，在权力与商业逻辑的两面夹击下，艺术在电视上的呈现方式已失去了当初的纯粹天然，而艺术家的思想更是在这条电视传播之路上踽踽独行，举步维艰。
　　皮埃尔·布尔迪厄在《关于电视》中提到，上电视的代价，就是要经受一种绝妙的审查，一种自主性的丧失，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之一就是主题是加强的，交流的环境是加强的，特别是讲话的时间也是有限制的，种种限制的条件致使真正意义上的表达几乎不可能。拿音乐教学节目来说，从幕后到台前要经过“审查——排练——过滤——现场——播放”的过程。授课的老师与现场示范演奏的学生经过无数次排练达到了在电视节目上看似完美配合的、最节省时间的讲解和演奏。但学过琴的人都有着深刻的体会，艺术的张力是要靠经年累月的演奏体现在作品之中的，而对艺术的理解也绝不是如电视上那样仅仅靠老师讲一遍，学生奏一遍就行了的。
　　有些人不知道将在电视上说些什么就答应上节目。这显然暴露出这些人上电视是为了别的原因，尤其是想在电视上露露脸或“被收视”，而不是要说点什么。
　　事实上在中国，除了一些极力拥抱电视的人之外，大多数人，不论是普通消费者还是学者，对于电视和媒体的态度是很暧昧的，“欲拒还迎”甚至“半推半就”，表面上很不满，内心里很渴望。这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也许，正如布尔迪厄所言，权力和商业逻辑最能解释这些现象。在众多被布尔迪厄认为的各个“场”中，科学场是最远离权力和商业逻辑的，艺术场次之。但在电视无所不及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科学知识和艺术创作也受到了商业逻辑的严重侵扰和蚕食。“传媒化的经济力量渗透到纯粹的科学领域和艺术领域，进而造成了传媒与学者或艺术家‘合作’（合谋）来危害科学和艺术的自律性。”
　　于是便形成了一种误导，好像电视邀请了某个学者或艺术家，就代表了对他的某种形式的承认。这就必然使得一些专家学者不得不向媒体投降或谄媚，热衷于在科学场和艺术场之外去寻找认可和象征资本。
　　最近惊闻北师大提名于丹去当长江学者，那么这就是一个自律与他律的问题，就是电视认可你，是否表示你就是一个好学者呢？在各个学术领域都有自己内在的规矩来评断所谓好学者，所谓大师，并不是靠电视来评断的。
　　这样回过头去看家长选择二胡老师的问题，其实，电视上再多的曝光都不及内部同行的一句“某某才是真正踏踏实实练琴的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