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每逢中国与他国关系发生冲突，“抵制洋货”便成为部分国人的强烈诉求，此次中日钓鱼岛风波亦不例外。9月中旬以来，全国多个城市爆发示威游行，抗议日本政府“购岛”闹剧。在两国政治关系急剧恶化的背景下，从民间到学界，出现了一股声浪，主张“抵制日货”，采取经济制裁手段，迫使日本让步。中日经贸关系面临严峻考验。
　　我们以为，公民个人以抵制日货表达其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只要其言行在法治规范内，就纯属个人自由。但就全局而言，在处理中日关系时当对政治与经济做恰当切割，打出“经济牌”须慎之又慎；至于极少数人试图通过暴力行为形成压力集团，把“抵制日货”转为对他人的强制性要求，则是不可取的。
　　中日邦交正常化40年以来，中日两国多次因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爆发外交冲突。但这并未影响中日经贸关系的正常发展，两国经贸总体上呈现稳步增长态势。这种情形，被称为“政冷经热”。至2011年，中日双边贸易额已占中国外贸总额的8.5%。日本对华投资在过去一年中再度加速，增幅达50%，对华出口增长10%。今年以来，在中国利用外资持续负增长之际，日本对华投资仍保持16%的较高增速。对日本而言，中国是其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和进口来源地。
　　有此现实，倘两国经贸关系出现重大挫折，对双方的影响都将非常巨大。有学者称，日本经济对中国的依赖性更强，故如果中国“扣动经济扳机”，日本受到的打击更为严重，可能再失去10年，甚至倒退20年。这种说法显然缺乏依据，更多的是一种猜测。且不说纵然真让日本倒退20年，对中国、对世界是否有益，就对中国而言，实现“日本倒退”有可能付出自己同样倒退的代价，其后果是难以估量的。更何况中国需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国策，需要继续发展经济以强国富民，因此，对日“扣动经济扳机”的负面影响也必须认真考量。
　　当前，以全球产业链布局看，日本居于高端，中国作为制造基地处于低端，每年需要从日本进口大量零部件组装加工后销往世界各地，其中部分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高端核心产品尚无力实现进口替代。2011年“3·11”日本复合型灾难后，不仅中国，美国、欧洲等电子、汽车企业产业链均受到影响，即为明证。此外，在华日资企业以及使用日本零部件的企业还容纳了大量就业。当下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犹存，而“抵制日货”意味着拒绝相关先进产品、先进技术的引入，不仅无助于中国经济企稳、国民收入提高，还会造成大量失业，加剧社会不稳定，无异于“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提升商业环境、健全市场法治是中国的长期任务。打砸日资企业，迫使其停工歇业的行为，有损法律对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护。须知好的市场环境并不是向某一个国家的倾斜，而是普惠的。以压力集团的极端行为造势，让针对日资企业的非理性行为迅速蔓延，势必传导到市场总体环境中，影响其他国家企业对中国商业投资环境的判断，加剧由要素成本上升导致的产业转移潮，给中国一些尚未做好准备的产业、地区带来冲击。这类行为并不能为中国拿回钓鱼岛助力，只是亲痛仇快的情绪宣泄而已。
　　还有一个因素不容忽视。“十年磨一剑”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FTA）本应在年内启动谈判。而最终一旦落实，其规模堪与欧盟比肩。由于三国已分别与东盟十国实现自由贸易，东盟与中日韩“10+3”自由贸易区也将水到渠成。如果三国能在区域内协调政策，减少内耗，互补优势，形成东亚地区的小循环，可规避欧美和全球经济衰退的风险；反之，如果互设贸易壁垒，各自画地为牢，不仅将拖累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对自身亦无益。原定于9月末将在首尔举行的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将因此次中日领土纷争受到何种影响，世人正密切关注。
　　如今，钓鱼岛主权已成国人心头的痛疾。以经济战迫使日本政府改弦易辙，可以成为一种战略选项，但最终的决断须十分谨慎。中国政府的目标一直是清晰和明确的，为此所采取的多项反制措施也取得了初步效果。显然，在处理领土争端时，通过谈判等外交手段和平解决问题仍是基本途径，军事威慑或可发挥一定作用，而经济战既非必须，亦非必然。
　　中日之间“政冷经热”的局面可能还将持续下去。两国经济上的互惠未必一定会推动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但是，经济战肯定会严重损害双方政治关系和战略关系。中国应有充分的自信，可以做到不以经济为筹码，也能推进领土争端的解决。如我们一再指出的那样，时间站在中国一边。
　　（据《新世纪》第3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