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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社会，儒家学说被尊为一切社会行为的基本准则，这就夸大了它作为一家学派的历史作用。在被绝对尊崇的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事实已经证明，把它用来治理国家是不成功的。原因就是由孔子孟子为主要招牌、后来又加上后世的一些儒家学者的局部修正所组成的这套思想体系，存在着一些根本的缺陷，我把它概括为“泡沫特征”，这些缺陷的存在使得人们在使用这套理论进行治国的实践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伤害到整个方略的终极目标。而实际上，更为深层的原因是这套理论与它所指导的政治实践存在着许多模糊的关系使得二者无法衔接，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脱节，这使得它们之间有一种可以称为“不匹配”的先天缺憾，以此治国，岂能不悖？
然而，在这两千多年的时间长河中，上述弊病所造成的一个周期的试验失败以后（以一个朝代的衰亡为标志），这套理论却仍然被后世的执政者重新抄将起来，略加增补后再次供奉为治国大计，又一次用于政治实践，如此往复返十数次，而中国历代古人为什么那么执著，不思不悔呢？他们中那么多绝顶聪颖的人物为什么没有能冲破思想牢笼走出怪圈呢？我在此做如下一番思考，不知道这一孔之见中能否包含有几分道理，如果能与某些读者产生观点上的共鸣，则更是让我感到欣慰了。
理想主义者孔子的治国主张的泡沫成分很大，用他所提供的操作手段和方法，根本无法通过实践来实现或靠近目标
先秦时期的诸学派与现在语义上的学派还有些不同，就是现在的学派一般是指，学者因为视角的不同而在同一个领域中对同一个客观事物持有不同的方法，进而各有不同的描述或议论的理论，而先秦诸子各家则是各有自己的一片思想学术空间里演绎各自的学说。毕竟那时的文化事业的发育程度远不能与现在相比。例如，儒家自以为在治理国家方面有所擅长，而能与其辩论的，只有法家、道家、墨家这两三家的几位顶尖人物稍微能论争得起来，但是他们之间的辩论在语境方面、在方法论储备上，也没有现在这么有条理、那么规范。而其他各家，什么阴阳、名家等等则是各有他们自己开辟的学问领域，无法参与本论题的讨论。
在此论题上，人们都会认为儒家之开山鼻祖孔子最为擅长，其实我倒认为，最能体现此专业领域专长的，应当是法家，他们不但有理论，还有一些实践经验。而孔子的特长是教育和伦理，而他老人家却好象搞不清楚自己的特长与弱项，一个劲地想在政治领域里显一显身手，他的失败就这样被注定了。历史的进程也验证这一点，——这场学术繁荣最后是以法家的胜利而告终的。
我们说此领域是孔子的弱项，是有根据的。例如，他到了齐国，齐景公向他请教政治学，他十分自信地说了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句话后来成了经典以后，出于对他老的盲目尊崇，几乎所有人都把这一结论承接下来，不愿怀疑这句话的正确性。其实这就是一个泡沫，甚至是个陷阱。这个回答没有解决一点实质问题，哪位君主如果接受建议，专注于此，只有亡国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何为君主的行为规范，何为臣子的道德操守和业务专长，他老一点没说，其实就是说了，也是空洞的说教，怪不得齐景公很快就把他送客了。
在《论语·为政》中，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他在这里把在现代人看来是治理国家的唯一可行的原则——依法治国，放在被批判的位置上，而把一家人相互将心比心的治家格言搬过来，岂不是在错误的地方用错了家伙！这实际上还是在继续宣扬他一生都在宣扬的“德治”理想。那么用什么来保证让这样的“德治”思想能顺利贯彻呢？孔子高估了自己的说教能力，他曾经自信地认为，他能通过说教，把君主们说服的，于是才开始周游列国的。事实是他的辛苦说教是以失败告终的，没有一位君主听得进他的话。孟子在这个问题上比孔子多一点办法，他说：“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顶多是骂一骂，造一定舆论压力，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即：对掌权者的权力的如何约束和监督，以保证他们能做到所谓的“君君”（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君主应当做得符合有道君主的标准”）。
后人们选中儒家为独尊的“主义”来奉行，我看首先一点是被它的招牌迷惑住了，那块招牌很伟大，很吸引眼球，那就是《礼记·礼运》中说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者皆有养。”是呀，果若如此，那不就是人间天堂了吗？问题是通往这个理想王国的阶梯或桥梁在哪里，从孔子的学说中实在找不出有说服力的可操作的方法来。
依据孔子的看法，他所主张的那个理想状态的国体，不是他空想出来的，而是人间曾经存在过，那就是被他崇拜的周公所开创的“大同社会时期”，他为了这个伟大的设想而辛辛苦苦劝说国君们“克己复礼”，——这句话与前些年流行一时的歌词所表达的意思极为相似：“——啊！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就变成美好的人间。”唱歌的可以想怎么唱就怎么唱，但是治理国家可不能那么浪漫，谁肯相信这样美妙的事情能发生在眼前呢：一旦国君个人的品行高尚了，表率作用做到了，于是所有人都知耻，征战就停下来了，天下就能从此太平了。显然，他们都一致地认为，这个理想主义者的主张未免太天真了吧？
孔子失败了，那么在他死后几百年以后为什么又被人抬出来供奉为治理国家的精神领袖了呢？原来，那本不能推行的理想主义学说，是很有欺骗性的，天下一统之后，那个学说可以摇身一变，成为招牌，有权力者可以在这块招牌下尽可以为所欲为，美其名曰“内圣外王”。即：对内施行德治，对外实施法治。注意，这里的内外有很多的讲究，一时不好说的清楚，这已经成为专制者治理国家的基本国策，没有谁还敢把这个问题当成学术问题来求解，谁敢斗胆去问：您这“内”与“外”的边界在哪里？这一“软”一“硬”两手究竟如何具体掌握？——只有那些不知趣的人才敢那么执著地钻究这里面的奥妙。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专制这个东西有如海洛因，你不接触它的时候，尽可以痛恨它、咒骂它；而一旦到了你的手里的时候，你很有可能就被它的无穷魅力所倾倒，最后身陷其中无力自拔。朱元璋、洪秀全地位卑微的时候与得势的时候对待专制制度的不同态度就能最好地说明这一比喻。
说清楚“封建社会”这一概念，有助于解开这个困扰我们民族长达两千年之久的难题
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还能揭示出另外一个矛盾：施行所谓儒家治理国家理论的那两千多年的社会管理体系（以下称为“孔孟之道”），与孔子在世时所主张建立的王道国家社会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孔子主张恢复的社会，是真正意义上的封建社会，其社会基本结构如下（图1）：
如图，红色的领域是周天子的权力范围，黄色领域是各诸侯的权力范围，蓝色领域是更下一级的贵族卿、大夫的权力范围。上一级别贵族的权力触角不能延伸到下面层次的空间中。很显然，当时社会的结构，从大的方面来讲，是划分成几个层级的。
在孔子所设想的这个社会里，有以下几个要点：第一，有一个像周天子那样的贤德的“共主”，这个“共主”的贤德，由众多诸侯来监督，他如果不贤德了，有这样一个机制来惩治他，那就是“有道伐无道”，就像周文王带领西部众诸侯起来讨伐商纣王那样。而在孔子以后的年月里，由于没有了“共主”，取而代之的皇帝中，没有谁能容忍这样一种机制存在，至高无上的皇帝绝对不能够容忍在自己头顶上，悬着一把约束自己行为的利剑。
第二，孔子曾说过“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样的话，我们后人很少琢磨这句话的多种含义和细微处的意义，人们对此不是盲从就是批判。其实孔子这样说有他的道理。在孔子所倡导建立的社会组织中，天子或说“共主”只有一个，而诸侯——那些能取得天子的信任、也有一定修养的“君子”，并可以托付而负有社会责任感的诸侯——也是数量有限的。他们与天子之间的关系是委托代理的关系，没有或者也用不着用严厉的刑法约束之。孔子在这里犯了一个天真的错误：他的这个假设——诸侯衷心拥戴天子，并且行为高尚，其地位仅次于天子的下一级的地方统治者，是永远不变的事实。错了，这个假设早就被当时的现实打破了。造成春秋无义战的，正是这些贪图无厌的诸侯。而对天下那么多的庶民，由于他们没有被什么人信任和委托的本钱（诚如孟子所言，他们无恒产，所以就没有所谓“恒心”，这个“恒心”是指对社会和统治者的拥戴之心），于是就只能用刑律来约束了。且不说孔子这样假设的合理性，如果有这样的社会存在在现实中，那么孔子的理论才有实施的基础。但是，众所周知，孔子死后不久，他所设想的那个社会就永远不复存在了。天下成了一个人的天下，没有人能监督他的行为，这个人就是皇帝。社会把自己的安危和命运交给一个人，中国的前途从此陷入了周期性的动荡，从长远来看，就是停滞。
时代不同了，孔子当年所说的话应当完全失效才合乎道理，但是它又被搬出来套用，就只能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那就是它只是被当成了招牌。
而西汉以后的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社会，实际上“国家—社会”的基本结构应当如图2所示。
如图，中国专制社会的权力辐射是通天立地的，只要是位于上级位置上的权力者对下方的所有空间都有权施展权力。显然，这个社会从上到下都是以权力为纽带的垂直结构。
在这个结构中，没有了君臣之间的相互制约，或者说，“上峰”的责任已经不与他的义务同生同在了，变成了下属单向地服从和依附。君主可以决定大臣进退荣辱乃至他们的生死，不用举出任何说得过去的理由，而父亲也可以无条件决定儿子的前途命运。这样的原则，孔子生前从来没有提出过。
可以说，后来存在的君主专制社会，不是孔子所愿意看到的社会形态，他怎么能为这个他不喜欢的社会制定根本大法呢？
比较一下这两个结构，人们都会发现：前一个结构是层级式的，即上一个层级的权力终端，是下一个层级的上端，在这下一个层级的内部，已经没有了上一层级权力的触角。比如周天子只能要求晋国的君主做由“礼制”所规定的一切，如进贡、勤王和分担讨伐任务的摊派等等，而君主之下，那些下级贵族（大夫、卿等等）的事务，天子就无权过问了。这个原则在许多国家或民族中是普遍存在的。如欧洲以及俄罗斯中古社会都有这样一句谚语：“你（国王）有权叫我明天就出征，但是你无权碰我庄园里的一根禾苗。”
现在西方的政治也在延续这一原则，当然形式上有所变化：总统不管州长，州长不管市长，市长不管区长、县长，每一级的官员只对投票给自己的选民负责。
而图2所示的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社会中，权力是一竿子插到底的。上级的官僚对下级，对下级的下级，直到对底层的下级的下级的下级，都有无限的权力。这个传统已经被我们改掉了不少，但是一直到今天还是有不小影响的，中央管地方，大官管小官，小官管百姓，天经地义。
上面说了这么多，是想说明，孔子所设想的社会并不是后来实际存在过的那个社会。而后来存在的那个社会的统治者却标榜自己是孔子的信徒，并声称是按照孔子的训导行事的，这不是很令人疑惑吗？究竟问题出在哪里？用简短的一席话一时难以说清楚，只能用“郢书燕说”来名之，更深入更进一步的剖析就需要另外撰写一篇文章了。
钱穆先生曾经多次著文提醒学人要注意到上面那个差异，造成那个差异的原因是中国现代历史学领域出现了“独尊”的倾向：把郭沫若划分中国古代社会的五个阶段的意见奉若圭臬。谁要是反对它就会落得如何如何的下场。钱穆先生在充分分析了西汉以后的社会之后，认为不应当把从秦汉直到清朝逊位的1911年那段时期称为“封建社会”，而应称为“四民社会”。他在《中国历史的研究法》中的原话是：“若我们必为中国社会定一名称，则不如称之曰‘四民社会’较为合宜。”钱穆先生所指的“四民”是“士农工商”。这有别于中国别的社会阶段，更与外国所有的民族社会都相异的。而且他说直到他说此话的20世纪60年代，“这四民社会一名词还可适用”。他所依据的是，“士”作为中国独特存在的社会群体是“最为特色的”，与其他三个社会群体的长期共存也是其他所有民族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现象。我对钱先生的此议深以为然。
中国历史长期停滞的真正原因，是中国文化内部的分裂和因此而造成民众弥漫性的奴化心理
孔子对当时那些对他（至少在表面上）表示谦恭的各国国君尚且不满意，对后世（他根本没有见识过的那些）一手遮天的皇帝当然就更不满意了。用孔子的近乎理想主义的国家组织方案来标榜现实存在的两千年的非理性的专制社会，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就是一个天大的误会。从另一个角度解释就是，那个社会用了错误的护身符，才使得这个社会周期性的病症反反复复地发作，以至于如果没有外界的力量干预，中国人就那么无限期地时而治、时而乱，灾难深重，无力自拔。
这样一个事例在国际上还有一例，就是前苏联的崛起和坍塌。前苏联的存在是沙皇俄罗斯帝国称雄世界的宏大梦想与深植于俄罗斯民众中的农奴制度的受孕怪胎，在外来的空想型的科学主义思潮与俄罗斯巨大的自然资源的催化下，那个神话存在了70多年，最后，由于同样的原因——空洞的理想与纷繁复杂的现实之间不和谐的媾和——当然也就落得那样的一个必然的下场。俄罗斯人可能不会再回到过去了，而历史上的中国人却一次又一次重新把空想与现实生硬地混合到一起，这就是中国历史上那场长达两千多年的悲剧。
这让我想到一个真实的故事，这是一段科学试验的史话。
鲱鱼是生活在北太平洋深海海域的一种小鱼，成体的大小只有20厘米左右。这是一种很值得同情的鱼类。他们没有对付大型鱼类的有力武器，逃跑几乎是它们全部的生存技能。能让它们这个物种在长期的进化历史上存留下来的一个原因是它们必须保持足够大的群体。而这样的生活方式所形成的神秘的遗传基因又告诉它们，个体在每一刻一定要跟上自己的种群，绝对不能离群，否则只有一条死路。于是科学家就做了这么一项科学实验：科学家发现他们的“从众”习性是“不可救药”的，它们对“孤独”的恐惧几乎与死亡同等。只要前面有一条同类，它们也会死命地跟踪而游，惟恐掉队，为了不掉队，它们宁可不进食、不休息。实验是这样进行的：在一个理想的实验场里，实验场的周围没有别的鱼类能对实验造成干扰。科学家们把若干条鲱鱼排成一个大圆环，于是，这些可怜的鲱鱼们就一直首尾相钳，不停地追逐前面的同类，一直到有体弱的成员因为力竭而累死，那个大圆环才开始解体。对这些鲱鱼来说，这是一个很残酷的实验，但是我却从中受到了启发。
这些鲱鱼直到死都要维持那个圆环，这个看似奇怪的盲目行动是它们对自己个体生命的追逐，可以用遗传基因使然来解释。但是，被许多御用文人们所命名的那段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与上面所说的那个“鲱鱼怪圈”有着同样的性质，好象都是基因在起作用，鲱鱼那里是生理基因，而我们中国人这里起作用的是文化基因。那个“鲱鱼怪圈”是受了人类（科学家）的欺骗而产生的，而我们中国人历史上实际发生的那个怪圈却是我们中国人的有意识的“理性行为”，造成我们祖先如此迷茫的东西，正是让一代代中国人痴迷其中的“半部论语治天下”这个伪命题。
最后总结一下。第一，孔子的治理国家理论，是个理想主义的产物，未经实践的检验，不能拿来直接应用于实践并指导实践。第二，他所设想的社会也不是后来变化了的现实中的社会，而是比他早上好几百年的传说中的社会。现实社会中那些执政者又曲解了他的许多意思，他们只是把他当成招牌来使用。基于以上看法，我认为，我们应当为孔子恢复他作为教育家和伦理学者的本来面目，而不要理会他在政治领域的主张，因为他在这个领域是彻底的失败者，最后连他自己在事后也承认，他的惨状，有如一条丧家犬。
然而，在这两千多年的时间长河中，上述弊病所造成的一个周期的试验失败以后（以一个朝代的衰亡为标志），这套理论却仍然被后世的执政者重新抄将起来，略加增补后再次供奉为治国大计，又一次用于政治实践，如此往复返十数次，而中国历代古人为什么那么执著，不思不悔呢？他们中那么多绝顶聪颖的人物为什么没有能冲破思想牢笼走出怪圈呢？我在此做如下一番思考，不知道这一孔之见中能否包含有几分道理，如果能与某些读者产生观点上的共鸣，则更是让我感到欣慰了。
理想主义者孔子的治国主张的泡沫成分很大，用他所提供的操作手段和方法，根本无法通过实践来实现或靠近目标
先秦时期的诸学派与现在语义上的学派还有些不同，就是现在的学派一般是指，学者因为视角的不同而在同一个领域中对同一个客观事物持有不同的方法，进而各有不同的描述或议论的理论，而先秦诸子各家则是各有自己的一片思想学术空间里演绎各自的学说。毕竟那时的文化事业的发育程度远不能与现在相比。例如，儒家自以为在治理国家方面有所擅长，而能与其辩论的，只有法家、道家、墨家这两三家的几位顶尖人物稍微能论争得起来，但是他们之间的辩论在语境方面、在方法论储备上，也没有现在这么有条理、那么规范。而其他各家，什么阴阳、名家等等则是各有他们自己开辟的学问领域，无法参与本论题的讨论。
在此论题上，人们都会认为儒家之开山鼻祖孔子最为擅长，其实我倒认为，最能体现此专业领域专长的，应当是法家，他们不但有理论，还有一些实践经验。而孔子的特长是教育和伦理，而他老人家却好象搞不清楚自己的特长与弱项，一个劲地想在政治领域里显一显身手，他的失败就这样被注定了。历史的进程也验证这一点，——这场学术繁荣最后是以法家的胜利而告终的。
我们说此领域是孔子的弱项，是有根据的。例如，他到了齐国，齐景公向他请教政治学，他十分自信地说了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句话后来成了经典以后，出于对他老的盲目尊崇，几乎所有人都把这一结论承接下来，不愿怀疑这句话的正确性。其实这就是一个泡沫，甚至是个陷阱。这个回答没有解决一点实质问题，哪位君主如果接受建议，专注于此，只有亡国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何为君主的行为规范，何为臣子的道德操守和业务专长，他老一点没说，其实就是说了，也是空洞的说教，怪不得齐景公很快就把他送客了。
在《论语·为政》中，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他在这里把在现代人看来是治理国家的唯一可行的原则——依法治国，放在被批判的位置上，而把一家人相互将心比心的治家格言搬过来，岂不是在错误的地方用错了家伙！这实际上还是在继续宣扬他一生都在宣扬的“德治”理想。那么用什么来保证让这样的“德治”思想能顺利贯彻呢？孔子高估了自己的说教能力，他曾经自信地认为，他能通过说教，把君主们说服的，于是才开始周游列国的。事实是他的辛苦说教是以失败告终的，没有一位君主听得进他的话。孟子在这个问题上比孔子多一点办法，他说：“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顶多是骂一骂，造一定舆论压力，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即：对掌权者的权力的如何约束和监督，以保证他们能做到所谓的“君君”（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君主应当做得符合有道君主的标准”）。
后人们选中儒家为独尊的“主义”来奉行，我看首先一点是被它的招牌迷惑住了，那块招牌很伟大，很吸引眼球，那就是《礼记·礼运》中说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者皆有养。”是呀，果若如此，那不就是人间天堂了吗？问题是通往这个理想王国的阶梯或桥梁在哪里，从孔子的学说中实在找不出有说服力的可操作的方法来。
依据孔子的看法，他所主张的那个理想状态的国体，不是他空想出来的，而是人间曾经存在过，那就是被他崇拜的周公所开创的“大同社会时期”，他为了这个伟大的设想而辛辛苦苦劝说国君们“克己复礼”，——这句话与前些年流行一时的歌词所表达的意思极为相似：“——啊！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就变成美好的人间。”唱歌的可以想怎么唱就怎么唱，但是治理国家可不能那么浪漫，谁肯相信这样美妙的事情能发生在眼前呢：一旦国君个人的品行高尚了，表率作用做到了，于是所有人都知耻，征战就停下来了，天下就能从此太平了。显然，他们都一致地认为，这个理想主义者的主张未免太天真了吧？
孔子失败了，那么在他死后几百年以后为什么又被人抬出来供奉为治理国家的精神领袖了呢？原来，那本不能推行的理想主义学说，是很有欺骗性的，天下一统之后，那个学说可以摇身一变，成为招牌，有权力者可以在这块招牌下尽可以为所欲为，美其名曰“内圣外王”。即：对内施行德治，对外实施法治。注意，这里的内外有很多的讲究，一时不好说的清楚，这已经成为专制者治理国家的基本国策，没有谁还敢把这个问题当成学术问题来求解，谁敢斗胆去问：您这“内”与“外”的边界在哪里？这一“软”一“硬”两手究竟如何具体掌握？——只有那些不知趣的人才敢那么执著地钻究这里面的奥妙。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专制这个东西有如海洛因，你不接触它的时候，尽可以痛恨它、咒骂它；而一旦到了你的手里的时候，你很有可能就被它的无穷魅力所倾倒，最后身陷其中无力自拔。朱元璋、洪秀全地位卑微的时候与得势的时候对待专制制度的不同态度就能最好地说明这一比喻。
说清楚“封建社会”这一概念，有助于解开这个困扰我们民族长达两千年之久的难题
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还能揭示出另外一个矛盾：施行所谓儒家治理国家理论的那两千多年的社会管理体系（以下称为“孔孟之道”），与孔子在世时所主张建立的王道国家社会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孔子主张恢复的社会，是真正意义上的封建社会，其社会基本结构如下（图1）：
如图，红色的领域是周天子的权力范围，黄色领域是各诸侯的权力范围，蓝色领域是更下一级的贵族卿、大夫的权力范围。上一级别贵族的权力触角不能延伸到下面层次的空间中。很显然，当时社会的结构，从大的方面来讲，是划分成几个层级的。
在孔子所设想的这个社会里，有以下几个要点：第一，有一个像周天子那样的贤德的“共主”，这个“共主”的贤德，由众多诸侯来监督，他如果不贤德了，有这样一个机制来惩治他，那就是“有道伐无道”，就像周文王带领西部众诸侯起来讨伐商纣王那样。而在孔子以后的年月里，由于没有了“共主”，取而代之的皇帝中，没有谁能容忍这样一种机制存在，至高无上的皇帝绝对不能够容忍在自己头顶上，悬着一把约束自己行为的利剑。
第二，孔子曾说过“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样的话，我们后人很少琢磨这句话的多种含义和细微处的意义，人们对此不是盲从就是批判。其实孔子这样说有他的道理。在孔子所倡导建立的社会组织中，天子或说“共主”只有一个，而诸侯——那些能取得天子的信任、也有一定修养的“君子”，并可以托付而负有社会责任感的诸侯——也是数量有限的。他们与天子之间的关系是委托代理的关系，没有或者也用不着用严厉的刑法约束之。孔子在这里犯了一个天真的错误：他的这个假设——诸侯衷心拥戴天子，并且行为高尚，其地位仅次于天子的下一级的地方统治者，是永远不变的事实。错了，这个假设早就被当时的现实打破了。造成春秋无义战的，正是这些贪图无厌的诸侯。而对天下那么多的庶民，由于他们没有被什么人信任和委托的本钱（诚如孟子所言，他们无恒产，所以就没有所谓“恒心”，这个“恒心”是指对社会和统治者的拥戴之心），于是就只能用刑律来约束了。且不说孔子这样假设的合理性，如果有这样的社会存在在现实中，那么孔子的理论才有实施的基础。但是，众所周知，孔子死后不久，他所设想的那个社会就永远不复存在了。天下成了一个人的天下，没有人能监督他的行为，这个人就是皇帝。社会把自己的安危和命运交给一个人，中国的前途从此陷入了周期性的动荡，从长远来看，就是停滞。
时代不同了，孔子当年所说的话应当完全失效才合乎道理，但是它又被搬出来套用，就只能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那就是它只是被当成了招牌。
而西汉以后的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社会，实际上“国家—社会”的基本结构应当如图2所示。
如图，中国专制社会的权力辐射是通天立地的，只要是位于上级位置上的权力者对下方的所有空间都有权施展权力。显然，这个社会从上到下都是以权力为纽带的垂直结构。
在这个结构中，没有了君臣之间的相互制约，或者说，“上峰”的责任已经不与他的义务同生同在了，变成了下属单向地服从和依附。君主可以决定大臣进退荣辱乃至他们的生死，不用举出任何说得过去的理由，而父亲也可以无条件决定儿子的前途命运。这样的原则，孔子生前从来没有提出过。
可以说，后来存在的君主专制社会，不是孔子所愿意看到的社会形态，他怎么能为这个他不喜欢的社会制定根本大法呢？
比较一下这两个结构，人们都会发现：前一个结构是层级式的，即上一个层级的权力终端，是下一个层级的上端，在这下一个层级的内部，已经没有了上一层级权力的触角。比如周天子只能要求晋国的君主做由“礼制”所规定的一切，如进贡、勤王和分担讨伐任务的摊派等等，而君主之下，那些下级贵族（大夫、卿等等）的事务，天子就无权过问了。这个原则在许多国家或民族中是普遍存在的。如欧洲以及俄罗斯中古社会都有这样一句谚语：“你（国王）有权叫我明天就出征，但是你无权碰我庄园里的一根禾苗。”
现在西方的政治也在延续这一原则，当然形式上有所变化：总统不管州长，州长不管市长，市长不管区长、县长，每一级的官员只对投票给自己的选民负责。
而图2所示的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社会中，权力是一竿子插到底的。上级的官僚对下级，对下级的下级，直到对底层的下级的下级的下级，都有无限的权力。这个传统已经被我们改掉了不少，但是一直到今天还是有不小影响的，中央管地方，大官管小官，小官管百姓，天经地义。
上面说了这么多，是想说明，孔子所设想的社会并不是后来实际存在过的那个社会。而后来存在的那个社会的统治者却标榜自己是孔子的信徒，并声称是按照孔子的训导行事的，这不是很令人疑惑吗？究竟问题出在哪里？用简短的一席话一时难以说清楚，只能用“郢书燕说”来名之，更深入更进一步的剖析就需要另外撰写一篇文章了。
钱穆先生曾经多次著文提醒学人要注意到上面那个差异，造成那个差异的原因是中国现代历史学领域出现了“独尊”的倾向：把郭沫若划分中国古代社会的五个阶段的意见奉若圭臬。谁要是反对它就会落得如何如何的下场。钱穆先生在充分分析了西汉以后的社会之后，认为不应当把从秦汉直到清朝逊位的1911年那段时期称为“封建社会”，而应称为“四民社会”。他在《中国历史的研究法》中的原话是：“若我们必为中国社会定一名称，则不如称之曰‘四民社会’较为合宜。”钱穆先生所指的“四民”是“士农工商”。这有别于中国别的社会阶段，更与外国所有的民族社会都相异的。而且他说直到他说此话的20世纪60年代，“这四民社会一名词还可适用”。他所依据的是，“士”作为中国独特存在的社会群体是“最为特色的”，与其他三个社会群体的长期共存也是其他所有民族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现象。我对钱先生的此议深以为然。
中国历史长期停滞的真正原因，是中国文化内部的分裂和因此而造成民众弥漫性的奴化心理
孔子对当时那些对他（至少在表面上）表示谦恭的各国国君尚且不满意，对后世（他根本没有见识过的那些）一手遮天的皇帝当然就更不满意了。用孔子的近乎理想主义的国家组织方案来标榜现实存在的两千年的非理性的专制社会，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就是一个天大的误会。从另一个角度解释就是，那个社会用了错误的护身符，才使得这个社会周期性的病症反反复复地发作，以至于如果没有外界的力量干预，中国人就那么无限期地时而治、时而乱，灾难深重，无力自拔。
这样一个事例在国际上还有一例，就是前苏联的崛起和坍塌。前苏联的存在是沙皇俄罗斯帝国称雄世界的宏大梦想与深植于俄罗斯民众中的农奴制度的受孕怪胎，在外来的空想型的科学主义思潮与俄罗斯巨大的自然资源的催化下，那个神话存在了70多年，最后，由于同样的原因——空洞的理想与纷繁复杂的现实之间不和谐的媾和——当然也就落得那样的一个必然的下场。俄罗斯人可能不会再回到过去了，而历史上的中国人却一次又一次重新把空想与现实生硬地混合到一起，这就是中国历史上那场长达两千多年的悲剧。
这让我想到一个真实的故事，这是一段科学试验的史话。
鲱鱼是生活在北太平洋深海海域的一种小鱼，成体的大小只有20厘米左右。这是一种很值得同情的鱼类。他们没有对付大型鱼类的有力武器，逃跑几乎是它们全部的生存技能。能让它们这个物种在长期的进化历史上存留下来的一个原因是它们必须保持足够大的群体。而这样的生活方式所形成的神秘的遗传基因又告诉它们，个体在每一刻一定要跟上自己的种群，绝对不能离群，否则只有一条死路。于是科学家就做了这么一项科学实验：科学家发现他们的“从众”习性是“不可救药”的，它们对“孤独”的恐惧几乎与死亡同等。只要前面有一条同类，它们也会死命地跟踪而游，惟恐掉队，为了不掉队，它们宁可不进食、不休息。实验是这样进行的：在一个理想的实验场里，实验场的周围没有别的鱼类能对实验造成干扰。科学家们把若干条鲱鱼排成一个大圆环，于是，这些可怜的鲱鱼们就一直首尾相钳，不停地追逐前面的同类，一直到有体弱的成员因为力竭而累死，那个大圆环才开始解体。对这些鲱鱼来说，这是一个很残酷的实验，但是我却从中受到了启发。
这些鲱鱼直到死都要维持那个圆环，这个看似奇怪的盲目行动是它们对自己个体生命的追逐，可以用遗传基因使然来解释。但是，被许多御用文人们所命名的那段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与上面所说的那个“鲱鱼怪圈”有着同样的性质，好象都是基因在起作用，鲱鱼那里是生理基因，而我们中国人这里起作用的是文化基因。那个“鲱鱼怪圈”是受了人类（科学家）的欺骗而产生的，而我们中国人历史上实际发生的那个怪圈却是我们中国人的有意识的“理性行为”，造成我们祖先如此迷茫的东西，正是让一代代中国人痴迷其中的“半部论语治天下”这个伪命题。
最后总结一下。第一，孔子的治理国家理论，是个理想主义的产物，未经实践的检验，不能拿来直接应用于实践并指导实践。第二，他所设想的社会也不是后来变化了的现实中的社会，而是比他早上好几百年的传说中的社会。现实社会中那些执政者又曲解了他的许多意思，他们只是把他当成招牌来使用。基于以上看法，我认为，我们应当为孔子恢复他作为教育家和伦理学者的本来面目，而不要理会他在政治领域的主张，因为他在这个领域是彻底的失败者，最后连他自己在事后也承认，他的惨状，有如一条丧家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