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有媒体报道了大学教授苦乐不均、贫富悬殊现象：同样的教授，年收入10万元左右的不在少数，数十万、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也大有人在，“富教授开宝马，窮教授骑飞鸽”。笔者认为，大学教授之间收入差距过分拉大现象的确存在（其实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大学教师之间，只不过教授之间更为典型、更能说明问题）。此种情况，至少折射出如下问题：
　　一是教学与科研关系的失衡。这一点，我们从教师职称的晋升与考核方面便可管窥一斑。只要当了大学教师，就必然涉及职称的问题。有哪一个大学老师不想当教授？那么，如何才能当上教授？毋庸置疑，在高校现行教师职称晋升与聘任的指挥棒下，教师为此需要用最大精力追逐的是课题、项目、专著、论文这些科研成果。在这一过程里，相当多的课题、项目能够带来大笔经费。有些课题、项目一旦获批，申请者则既能获取数额可观的工资外收入（经费提成或者违规报销），又能使其成为晋升或聘任的强有力“推手”。
　　可是，项目的申请往往受申请人的所属学科领域、人际关系等诸多复杂因素所左右，不是谁都能拿来大项目的。这造成一部分教师一方面在职称晋升的道路上越走越快，聘期考核“稳如泰山”，腰包也是“越来越鼓”，另一方面这些“先富起来”的教授们越发不愿意把精力用在教书育人上。相比之下，教师在教学方面所能得到的奖励和津贴，显然与科研所带来的直接、间接收入不可同日而语。
　　二是学科之间位置的失偏。同在一个学校里的教授，由于所属学科和专业不同，待遇和境遇就有很大差异。在职称晋升与聘期考核上，貌似统一公平、一视同仁，实则有亲有疏、倚轻倚重，而且由于种种原因，学校对各学科的政策支撑和经费支持并不相同。如不少高校规定：教师发表论文被三大检索（SCI、EI、ISTP）收录，便可获得奖金（每收录一篇奖励数千元至一两万元不等），于是有的“高产”教师每年可以有数篇甚至十几篇这样的论文，算下来，这项收入可以超过其一年的工资。但三大检索收录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领域的研究成果，一般与基础、公共、人文等学科无缘。相比之下，高校科研政策中对基础、公共、人文等学科学术成果的奖励条件却较为苛刻且额度偏小。
　　三是教授本职与兼职的错位。近年来，高校教授外出兼职的情况日益增多，对此也早有媒体做过报道和披露。应该说，教授适度的社会兼职有利于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但是，目前不少教授的社会兼职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背离了初衷：一些教授对教书育人的本职工作只是应付了事，而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兼职。教授本职与兼职的错位，带来的是本职收入与兼职收入的倒置：兼职收入远远高于其本职工资。
　　四是权力与学术的联姻。当学术不再是“板凳要坐十年冷”的高雅与清苦之事，而是一旦借助某种力量立马就可带来实际利益的时候，权力与学术在某些时刻、某些地方即联姻在了一起：一方面，学术有时候需要借助权力的力量，如前面提到的申请课题、发表论文中走后门的事情就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学术有求于之的权力，尤其是某些教授所把持的权力，权力下的潜台词仍是巨大的利益。
　　笔者认为，大学教授苦乐不均虽问题堪忧，但仍属表象，需要透过现象看其本质：如果教学被继续冷落、基础被继续忽视、兼职被继续放纵、权力被继续滥用，那么，高等教育谈何健康发展！
　　（姜义军 沈阳理工大学思想政治理论部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