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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关注当代文学的创作现象，抓住经典理论的关键，理论联系实际研究马克思主义对文学创作实践的指导意义，并结合具体的文学文本，初步探究精品文学的成功法则，借以丰富和深化文学创作理论。
[关键词] 价值取向 创作 审美 人学
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思想，以其独特的实践唯物主义立场，广阔的创作视野，影响着当下的文学创作，尤其对于当下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导向作用。
联系文学创作的部分现象，我们或许能受到某些启发，我们同样期待有更多更好的文学精品问世，有更多的文学爱好者关注文学，从中受到教益。
价值取向
不可否认，艺术家要有自己的价值取向，并把它带入到艺术作品中，成为文本的思想倾向，进而影响整部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马克思恩格斯并不反对作家要有自己的世界观，但他们反对拙劣的思想倾向在文本中显现，从而成为单纯时代的传声筒，或者成为某些低级趣味的码字员。
优秀的作家往往具有强烈的时代责任感，用广阔的审美视野关注社会，马克思在评价萨克雷和狄更斯等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时写道：“现在的英国一批杰出的小说家，他们在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解释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揭示的还要多。”[1]他高度评价了文学的社会作用，路遥就是这样一位当代现实主义作家，其《人生》、《平凡的世界》都是从小人物入手，在人物命运的百转千回中揭示现实，反映了改革初期一批有热血的农村社会青年勇敢地走出故土，去外面打拼，探索人生，在爱情、事业、家庭、政界、文化界等方方面面作出逼真的艺术化写照。至今，这部大作仍然受到社会各阶层读者的喜爱，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揭示了人性，为人生指引了一条不屈不挠的斗争之路。
当然，容许思想倾向的存在并不等于用抽象的概念去宣讲，别林斯基就曾说：“艺术并不容纳抽象的哲学思想，更不容纳理性的思想，他只容纳诗的思想，而这诗的思想——不是三段论式，不是教条，不是格言，而是活的激情、是热情。”[2]其次，艺术反映的是活生生的社会现实，鲜活的人物。“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3]进一步强调了塑造典型人物的重要性。
审美视域
作家都会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他们的作品也会以反映相应的生存状态为题材，优秀的作家往往能跳出生活圈子的局限，书写“大我”，用广阔的审美视域表现人物的命运，反映时代的变迁。
“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也就是说，它只能以对象的本质力量作为一种主体能力滋味的存在着那样对我存在，因为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4]这句话强调了审美视域的重要性。作为社会中的人总会受到一定的局限，就主体自身来说受到个体感受能力、个人修养、个人品性、个体经验等的局限，就客体来说则受到时代、种族、环境等精神气候的限制。尽管有些是与生俱来的，很难克服，但是更多地要靠后天培养，作为一名作家应该高瞻远瞩，努力突破历史和自身的局限，努力扩大自己的审美视域，才会有更多的源头活水汩汩而来。只有这样才能恰如莎士比亚的“福斯塔夫情境”那样，再现广阔的生活面貌。
审美视域是作家独到的创作视野，努力扩充生活体验，丰富生活阅历，力图超越自我，突破辖域化宰制，将会扩充作品中生活的容量。
人学思想
文学也是人学，它关注社会人的审美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精神产品滋养着人类，传承文明，帮助塑造完美人生。马克思就曾说共产主义“无宁是人的本质的现实的生成，是人的本质对人说来的真正实现，是人的本质作为本质对人说来的真正实现，是人的本质最作为某种实在的东西的实现。”[5]社会分工带来了人的异化，而最可怕的是人的自身异化，金钱、名誉和地位成为了异己的力量，压迫着人的精神世界。欲望成了推动社会的动力，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人类变得贪婪、迷茫、困惑，越来越找不到精神的家园。
文学是对抗异化，引导人性复归的重要方式。文学反映人性的溃败，揭示人的劣根性。莫言的《红高粱》向读者昭示原始生命力；贾平凹的《浮躁》《废都》反映了当下人的精神失落；《怀念狼》《狼图腾》等一系列以“狼”为素材的小说，召唤人性本质力量的复归。人本应是自为自在的人，只有作为本质的人才能“在一定意义上最终脱离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活条件。”[6]
个性与共性
个性与共性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马克思既反对脱离共性谈个性，更反对脱离个性谈共性（参见《德意志意识形态》）。个性和共性的统一对于引导现实主义创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个性是这一个，而非他，共性则是他作为社会某一阶层的人，所具有的普遍认识和表现。《陈奂生上城》中，陈奂生虽然进了城，住了洋房，但终究是农民，带着某种落后意识，但终归是炸油绳的他，如果换了一个农村青年就是另一番景象了。
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以塑造人物为中心，成功的典型人物是作品的生命力的源泉。从时代入手，展现人物的多侧面，多层次性，用最精炼的笔触抓住人物的特征，展现人物的个性，又不忽视共性的约束。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仍然发挥着独有的生命力，他用最科学的世界观指引着我们的创作实践。用历史和美学的最高标准引导当下的创作，在这一理论的引导下，相信会有更多的精品力作问世。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中文一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10:186.
[2]别林斯基. 别林斯基论文学[M].上海：新文艺出版社, 1958:37.
[3]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二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685.
[4]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一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2:126.
[5]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二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128.
[6]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一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633.
作者单位：西安航空学院 陕西西安
[关键词] 价值取向 创作 审美 人学
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思想，以其独特的实践唯物主义立场，广阔的创作视野，影响着当下的文学创作，尤其对于当下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导向作用。
联系文学创作的部分现象，我们或许能受到某些启发，我们同样期待有更多更好的文学精品问世，有更多的文学爱好者关注文学，从中受到教益。
价值取向
不可否认，艺术家要有自己的价值取向，并把它带入到艺术作品中，成为文本的思想倾向，进而影响整部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马克思恩格斯并不反对作家要有自己的世界观，但他们反对拙劣的思想倾向在文本中显现，从而成为单纯时代的传声筒，或者成为某些低级趣味的码字员。
优秀的作家往往具有强烈的时代责任感，用广阔的审美视野关注社会，马克思在评价萨克雷和狄更斯等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时写道：“现在的英国一批杰出的小说家，他们在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解释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揭示的还要多。”[1]他高度评价了文学的社会作用，路遥就是这样一位当代现实主义作家，其《人生》、《平凡的世界》都是从小人物入手，在人物命运的百转千回中揭示现实，反映了改革初期一批有热血的农村社会青年勇敢地走出故土，去外面打拼，探索人生，在爱情、事业、家庭、政界、文化界等方方面面作出逼真的艺术化写照。至今，这部大作仍然受到社会各阶层读者的喜爱，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揭示了人性，为人生指引了一条不屈不挠的斗争之路。
当然，容许思想倾向的存在并不等于用抽象的概念去宣讲，别林斯基就曾说：“艺术并不容纳抽象的哲学思想，更不容纳理性的思想，他只容纳诗的思想，而这诗的思想——不是三段论式，不是教条，不是格言，而是活的激情、是热情。”[2]其次，艺术反映的是活生生的社会现实，鲜活的人物。“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3]进一步强调了塑造典型人物的重要性。
审美视域
作家都会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他们的作品也会以反映相应的生存状态为题材，优秀的作家往往能跳出生活圈子的局限，书写“大我”，用广阔的审美视域表现人物的命运，反映时代的变迁。
“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也就是说，它只能以对象的本质力量作为一种主体能力滋味的存在着那样对我存在，因为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4]这句话强调了审美视域的重要性。作为社会中的人总会受到一定的局限，就主体自身来说受到个体感受能力、个人修养、个人品性、个体经验等的局限，就客体来说则受到时代、种族、环境等精神气候的限制。尽管有些是与生俱来的，很难克服，但是更多地要靠后天培养，作为一名作家应该高瞻远瞩，努力突破历史和自身的局限，努力扩大自己的审美视域，才会有更多的源头活水汩汩而来。只有这样才能恰如莎士比亚的“福斯塔夫情境”那样，再现广阔的生活面貌。
审美视域是作家独到的创作视野，努力扩充生活体验，丰富生活阅历，力图超越自我，突破辖域化宰制，将会扩充作品中生活的容量。
人学思想
文学也是人学，它关注社会人的审美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精神产品滋养着人类，传承文明，帮助塑造完美人生。马克思就曾说共产主义“无宁是人的本质的现实的生成，是人的本质对人说来的真正实现，是人的本质作为本质对人说来的真正实现，是人的本质最作为某种实在的东西的实现。”[5]社会分工带来了人的异化，而最可怕的是人的自身异化，金钱、名誉和地位成为了异己的力量，压迫着人的精神世界。欲望成了推动社会的动力，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人类变得贪婪、迷茫、困惑，越来越找不到精神的家园。
文学是对抗异化，引导人性复归的重要方式。文学反映人性的溃败，揭示人的劣根性。莫言的《红高粱》向读者昭示原始生命力；贾平凹的《浮躁》《废都》反映了当下人的精神失落；《怀念狼》《狼图腾》等一系列以“狼”为素材的小说，召唤人性本质力量的复归。人本应是自为自在的人，只有作为本质的人才能“在一定意义上最终脱离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活条件。”[6]
个性与共性
个性与共性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马克思既反对脱离共性谈个性，更反对脱离个性谈共性（参见《德意志意识形态》）。个性和共性的统一对于引导现实主义创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个性是这一个，而非他，共性则是他作为社会某一阶层的人，所具有的普遍认识和表现。《陈奂生上城》中，陈奂生虽然进了城，住了洋房，但终究是农民，带着某种落后意识，但终归是炸油绳的他，如果换了一个农村青年就是另一番景象了。
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以塑造人物为中心，成功的典型人物是作品的生命力的源泉。从时代入手，展现人物的多侧面，多层次性，用最精炼的笔触抓住人物的特征，展现人物的个性，又不忽视共性的约束。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仍然发挥着独有的生命力，他用最科学的世界观指引着我们的创作实践。用历史和美学的最高标准引导当下的创作，在这一理论的引导下，相信会有更多的精品力作问世。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中文一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10:186.
[2]别林斯基. 别林斯基论文学[M].上海：新文艺出版社, 1958:37.
[3]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二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685.
[4]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一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2:126.
[5]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二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128.
[6]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一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633.
作者单位：西安航空学院 陕西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