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亿元司长”魏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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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反腐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热播,引起强烈关注。侯勇饰演的赵德汉,将“小官巨贪”这一形象演绎得淋漓尽致。在现实中,“小官巨贪”并非个案,和赵德汉非常相近,并被认为是其原型的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长魏鹏远,被称为“亿元司长”,其贪腐经历,很有代表性。
  赵德汉住在一栋破旧的居民楼里,呼噜呼噜地吃着一碗炸酱面,水龙头滴着水,下面用面盆接着。他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每月瞒着老婆给乡下老母寄出300元生活费。
  当检察官走进他的隐秘豪宅,拉去盖布,一面用百元大钞堆成的钱墙,赫然出现。震撼、惊讶,镜头带给你的冲击不止于此,它还让人领略到贪官的胃口能有多大,这些“双面”官员的“演技”堪比影帝。
  “清官”的另一面
  赵德汉是一位国家部委的项目处长,虽然只是个处长,他手中掌握着全国矿产资源的审批权,副省级干部来见他还要排队等候。可这位赵处长表面上一副廉洁、正气的伪装,随着一位企业家的举报而被揭开。
  现实中也有这样的人——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长魏鹏远手中,掌握着煤炭項目的审批,这也让他成了被“围猎”的对象。当他被带走调查时,家中搜出上亿元现金。此事让认识他的人很吃惊,因为魏平时衣着简朴,经常骑一辆旧自行车上班,丝毫看不出家藏万贯。然而,这样的穷酸是装出来的。魏鹏远有一辆奥迪车,只是他从来都不停放在单位,而是把自行车折叠在奥迪车里,他还专门买了套房子放钱。
  2013年10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接到举报线索,云南某煤电公司的总经理刘某在煤炭项目审批过程之中,曾向时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行贿二十万元,案件随后被指定给河北省保定市检察院侦办。经过缜密调查取证后,2014年4月2日,在最高检的直接指挥下,专案组来到国家能源局,对魏鹏远实施了控制。
  在魏鹏远奥迪车的后备箱里,侦查员发现里面装有2万欧元和30万人民币。这些现金只是魏鹏远随手放在车里的,专案组在前期侦查中发现,魏鹏远在北京富力城有一套房产,但始终没有住人。
  2014年4月17日凌晨,专案组对魏鹏远藏钱的房屋进行了清查。屋内除了一张床之外,没有其他摆设。掀开床垫,侦查员发现床下面堆满了封着胶带的纸箱,打开纸箱,所有人都惊呆了,里面装满了一捆捆贴着银行封条的现金,房间的壁柜和储物间里有多个拉杆箱和手提袋,里面装的全是现金,除了人民币,还有大量欧元、美元、港币和英镑。
  案情重大,天亮后,专案组协调中国银行保定分行的十多名工作人员、五台点钞机分两批次赶赴现场参与清点。经过14个小时的连续工作,共清点出现金人民币1.348亿元、欧元819.55万元、美元382.49万元、港币189万元、英镑1.6万元,按当天的汇率中间价,起获的现金折合人民币2亿多。由于长时间不间断工作,其中一台点钞机,被当场烧坏。
  魏鹏远受贿金额最终被认定为2.1亿多元。魏鹏远案成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检察机关一次起获赃款现金数额最大的案件。
  向“两面人”亮剑
  除了直接利用手中的审批权谋取利益,魏鹏远敛财的另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利用自己管理煤炭和职务影响力,延伸受贿触角,为14个企业请托人在承揽与煤矿行业有关的工程、推销设备等方面提供帮助。他与私人老板丁荣猫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典型例证,2002年,丁荣猫认识魏鹏远后,通过魏鹏远向神华宁夏煤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打招呼,承揽了煤矿里的灭火排渣工程,并由此攫取了数亿元的利润。
  作为回报,丁荣猫从2002年中秋节开始,先后送给魏鹏远大量欧元、美元等财物,折合人民币6700多万元,丁荣猫也是向魏鹏远行贿金额最多的人。
  “我不断收钱是因为钱能给自己安全感,能让子孙不再过自己小时候的那种苦日子。但这些来路不正的钱根本无法带给我安全感,肠子都悔青了。”魏鹏远不敢把这些来路不明的钱存入银行,一怕暴露、二怕露馅、三怕被查,每天在焦躁和惶恐中度日,可在人前还得装出一副俭朴、正气的模样。
  魏鹏远说:“我不太热衷于当多大官,到今天这个位置,都是顺其自然,没和谁打过招呼,我没给领导送过礼,私下和领导也没来往。”
  2016年10月17日,法院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魏鹏远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这种口是心非的‘两面人’,对党和人民事业危害很大,必须及时把他们辨别出来、清除出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向“两面人”亮剑。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也明确提出,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
  “农民的儿子”为何总是成为挡箭牌?
  “你大把大把捞黑钱的时候,怎么没有想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剧中有这样一幕:当赵德汉蹲在地上痛哭忏悔,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以致走上贪腐之路时,陆毅扮演的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侯亮平一番怒斥,让人感觉非常痛快。
  长期以来,在很多落马贪官受审的法庭上,或者在他们自书的忏悔录中,经常有这样一句话,“我是农民的儿子”。例如,胡长清是因经济犯罪被处以死刑的省部级高官第一人。他在审查期间回顾称,“我家祖祖辈辈在农村种田为生,我出身在一个穷乡僻壤的山村,小时,放过牛,种过田,上山砍柴,上学每天早上要跑七八华里路,还要挑20斤萝卜到小集镇上去叫卖,挣两个小钱好买个本子读书上学,交点学费。”
  有媒体梳理过53名官员的忏悔录,有14人以“我是农民的儿子”开头展开叙述。原因何在?笔者以为,贪官落马要经历巨大的转变,难免会反思人生从何开始,这可以理解,但不能排除他们这样说是为了博取同情,而不曾为自己的腐败行为探寻根源。
  如果只是以“农民的儿子”作为借口和挡箭牌,那这样的脱罪套路,只能让人感到更加憎恶——事到如今,他们还不曾醒悟,而是在抓住最后一根稻草趋利避害,试图减轻自身罪孽,这样的“算计”只会让听者心里更堵。剧中侯亮平的怒斥“金句”,让这种狡辩苍白无力。
  还有一句台词,让人印象深刻。当赵德汉称自己“对不起党和人民”时,侯亮平再爆“金句”: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吗?!
  确实,这也是套路。当贪官动辄痛哭流涕,口口声声忏悔“对不起党和人民”“对不起组织”时,这更像一场“忏悔秀”。当然,不排除有人是真心悔悟,虽然晚了些,也不能挽救贪腐者本人,但其言行,却是各级干部的一面镜子。只是,他们更需要问自己,早知现在,何必当初?伸手时难道就没想过“对不起党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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