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27岁时开办了私人培训学校，搞起了素质教育。 培训业在公元前500多年的市场上属于曙光行业，涉足的人少，竞争不多。孔子好为人师，对教育有着天生的通悟，他的教学迅速得到学生认可，品牌价值迅速提高，市场占有率牢牢占据了第一的位置。
　　对于一个曙光期的企业来讲，这是很成功的业绩，但孔子也有不满意的地方：
　　首先，学费收入没有保障。那个年代人们最重要的问题是生存，在吃饱穿暖都还困难的情况下，很难认可去参加与生产生活关联不大的文化培训，更谈不上交学费了。于是，孔子提出学费“自行束脩”，就是自己主动交一定的礼金，也可以理解为一定的学费。学费是否交，交多少，全凭自愿。
　　其次，不符合职业理想。孔子的职业目标是从政，做个职业政治家，施行仁政，管理国家，让人民安居乐业。所以，一个优秀的培训师并不能让孔子满足。
　　基于以上原因，孔子骑驴找马，一边做好培训，一边寻找合适的工作机会。一次应聘齐国，面试时与齐王谈得很成功，本以为可以搞定了，不料，齐王身边有个矮子晏婴不喜欢孔子，说了坏话，好端端的机会灰飞烟灭了。“哼！这个矮子，真是武大郎开店！”孔子不禁懊恼。
　　岁月蹉跎，走了50个春秋，孔子终于转换了工作，在鲁国找到了一个做中都县官的机会，这让孔子的才华有了施展的舞台。只用了一年，孔子就把中都县治理得井井有条，县泰民安。凭着出色的管理业绩，孔子的官职如火箭般地蹿升，两年中从中都宰到小司空，而后又迅速地跃升到掌管朝政的大司寇。52岁那年，官任大司寇的孔子实际上成了鲁国的丞相。
　　看起来，孔子已经达到了他理想中的职位，这该是多好的结局啊！站在这个位置上，只要明哲保身，那待遇自然不必说，社会地位也比培训师高出个云泥之别，身后，必然封妻荫子，锦衣玉食。瞧瞧，一個好工作能带来的好处可不止收入一点，大部分人一上台估计都得琢磨着怎么保住这个职位。不过，孔子没这么想，要命之处在于——他是个理想主义者。
　　孔子的理想是人民安居乐业。现在，作为丞相，他的手中有了实现理想的权杖，于是，他迫不及待地开始行使他的权力了。孔子脑海中的理想社会以“仁”来建立人与人的关系，以“礼”形成“君臣父子”的管理秩序。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从理顺上层管理结构开始。
　　鲁定公12年，孔子为削弱三桓（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世卿），采取了隳（hui，音辉）三都的措施（即拆毁三桓所建城堡）。后来隳三都的行动半途而废，孔子与三桓的矛盾也随之暴露。
　　孔子不明白的是，任何一种社会改革，总是要触动既得利益者的。他们一定是不愿意改的。你想改，他们不想改，怎么办？要成功就需要一种力量，这股力量或来自上面的君，或来自下面的民，孔子选了前者，这是孔子的局限，是儒家的局限，也注定了孔子理想的破灭结局。
　　作为政治牺牲品，隳三都失败之后，孔子受到了来自领导的冷遇，人际关系难处，工作氛围很不好。如果那时候有职业规划师，估计要全面分析一下情况，劝孔子百折不挠地坚持下去，而后再骑驴找马，但这个时候，孔子裸辞了。
　　是的，孔子裸辞了。从中都宰开始，孔子从政5年，裸辞的时候，已经55岁了。裸辞之后，孔子带着学生周游列国，希望能再求职，找到好工作。结果这一去14年，衣食无着落，风餐露宿，“若丧家之狗”。看吧，裸辞有风险，决定要谨慎啊！
　　仅从职业规划的角度上去看，孔子的裸辞是不智的。不过，我总觉得，如果孔子职业规划了，理性了，不裸辞了，就不是我们心目中那个“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孔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