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猜想，爸爸当初和妈妈结婚，肯定不大情愿。因为他考上过航空学校，差点拥有城市户口。众所周知，那时候乡巴佬只要考进中专，就吃上商品粮，再也不用跟泥巴和大粪打交道，蛇命就变成了龙命。不过可悲的是，爸爸的智商不行，念了一年就半途而废。据他说，是脑袋疼，无法胜任学习任务，不得不退学。在后来的漫长岁月里，他时常回忆起在学校的时光。当然不是学习时光，以他的智商，学习这种事他不可能记得清楚。事实上一进那个学校，他就成了校医院的常客。最新奇的是有一次，一个老校医说要给他打一种营养针，他当时觉得生病倒不要紧，吃药就行了，弄到要打针的地步，肯定是大病，他惊恐地问：“还要打针啊？不打行不？”
　　老校医人很好，他用充满同情的口吻说：“这种针很贵的，你还不打？你们农民要卖多少担谷子，才打得起这一针哦。”
　　爸爸二话不说就扒下裤子，将半片瘦削的屁股蛋晾在高脚凳上。这个铁公鸡认为，既然一针值几担稻谷，只要不是死刑注射，都可以商量。后来每次说起这件事，他总是咂着嘴巴回味：“成为公家人多好啊，哪怕是个学生，享受的福利都不得了。还打营养针，几辈子都没听过。”
　　不过那些针对他而言真是浪费了，他的头疼没有止住，最终还是不得不灰溜溜退学，重新成了农民，之后他的脑袋立竿见影，马上不疼了，从这件事可看出，他本质上只配干体力劳动，也就是古书上说的那种劳力者，先天条件摆在那，翻不了天。每次我这么讥讽他，他总是不服气：“我是从小营养不够，大脑才发育不好。你知道家里多穷不？我小时连裤头都没穿过。”还绘声绘色大谈自己偷鸡蛋吃的经历：“继娘养了只母鸡，每当听见鸡咕咕叫唤，我就冲过去抓起鸡蛋，顺手一敲往嘴里倒。要不是那些鸡蛋，我还要笨。”我说：“你的继娘不奇怪？”他无耻地说：“当然奇怪，老说只听见鸡打鸣，不见蛋——但我哪管那么多。”
　　这个偷鸡蛋吃的乡下男青年，从此成了地道的耕田佬，披星戴月去城里各大厕所推粪肥田，用那种独轮车，颈上搭一根皮带，两手握着车把往前推，两个臭气熏天的粪桶伫立在眼前。正常人不可能热爱这项劳动，我的爸爸也不可能喜欢，但却成为缅怀青春的重要道具，就像五十年代出生的人怀念插队也兴致勃勃一样。每次经过金塔街，他们这群臭气熏天的人都遭到市井闲汉的嘲笑。不过他并不寒心：“你知道不？毛主席时代，人民的思想不晓得几好，哪像现在。有一次我在金塔街推粪，一个年轻短命鬼笑我，立刻遭到他旁边的老人训斥：‘笑什么笑，没有农民兄弟，你吃屎哦？’你看，毛主席时代，人民的思想几好？”
　　他还说：“我的身体就是那时炼好的，大半夜推着满满一车粪，走几十里土路回乡下，一身的臭汗，洗个冷水澡，真是舒服极了。毛主席他老人家说得对，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就是应该强迫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他的话我一向只是姑妄听之，因为我知道，他一点也不喜欢体力劳动，也看不起，他的偶像是邓稼先。推了几年粪，他又不安分，怂恿我奶奶去找大队长，要求去村小学当民办教师。那时南昌城里也满街满巷的文盲，何况乡根云集的城南大队，他当然有一定的竞争力。在收了我奶奶几条腊肉之后，村长顺水推舟，让爸爸当了民办教师。只是小学教师，所以他的头痛病再也没有犯过。
　　很快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他要认识我妈妈了。
　　他们俩的约会，在城区的八一公园。我妈妈回忆起来，总是耿耿于怀：“还以为他会买一碗面给我吃，或者看一场电影，谁知什么也没有。聊了几句，他就骑着一辆破脚踏车跑掉了，饿得我要死。”
　　我爸爸就会接嘴：“想得美，还想买面给你吃，凭什么哦。我又不想找你的。”
　　妈妈于是叫道：“你了不起，一个乡根力铁公鸡。我还不愿找你呢。都怪大沈桥那个该死的，要她做什么媒，这辈子被她害死了。”
　　爸爸说：“可惜你找了，害人害己。”
　　这倒没什么奇怪，要是他们说话甜蜜，那才见鬼了。我后来到了发情年龄，遇见心爱的女孩，总是手足无措，不知道怎么表达感情，我想是和家庭环境有一定关系的。
　　按说作田农民的爸爸，配不上我菜农的妈妈，那么问题出在哪呢？我曾经问过妈妈，到底喜欢铁公鸡什么，她张嘴就是胡说：“鬼喜欢他哟，我那时是不懂事。”为什么我认为她是胡说呢，因为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她并不是锁在深闺的富家小姐，看见一个书生就春心萌动。她是见过世面的，从私塾辍学后，就一直抛头露面，忙碌奔波。喂过猪，种过菜，当过赤脚医生，还是社教积极分子。文革时，曾经带着一帮红卫兵回家，指挥他们发掘树下家里埋藏的一点可怜的黄金首饰。她也不是没人追求，虽然她无才无貌，可是龙配龙凤配凤，虼蚤配臭虫。金塔街有的是臭虫，好歹也是菜地的臭虫，她没有必要从遥远的城南村，寻找一只水田的臭虫，这是说不过去的。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因为我爸爸这只臭虫有点文化。
　　我头一次听妈妈说她念过私塾时，简直吓了一跳，以为至少她古文比我读得好。接着才明白了，她什么书也念不进，手掌被老师打得尽是血泡，于是哭着喊着再也不肯上学。外公巴不得省钱，何况那时我舅舅们车水马龙似的出生，正需要帮手。就这样，我妈妈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文盲。
　　文盲总是热爱知识热爱文化的，焚书坑儒的时候都不会例外。当大沈桥的李媒婆提到爸爸是一个肄业的中专生时，妈妈果断拒绝了金塔街上有一定家产的菜农青年，扑进了我爸爸的怀抱——这真是一出拙劣的戏剧。
　　发育后，我也曾经劝过爸爸：“你们一天到晚的吵，活得有什么劲？赶快离婚算了。”
　　他趾高气扬地说：“我早就提过，是她不肯啦。早在你妹妹还没出生的时候，我就提过。”
　　这勾起了我温馨的童年回忆，记得很小的时候，有一天小姨用沉痛的语气对我说：“你爸爸要跟你妈妈离婚耶，你跟哪个哦？”我当时心里一沉，随即心里一喜。为什么呢？毕竟我还是正常的孩子，父母离婚，总不是一件喜事；但我又确实不喜欢爸爸，如果没有他，恐怕更幸福。因为我也搞不清从什么时候起，他就变得非常暴躁，对我非打即骂，非常讨厌。
　　然而妈妈就不像我这么想了，她看着爸爸，用一种道德标本的语气说：“离婚？我的脸皮没那么厚，老棺材，一大把年纪，还离婚，不要脸。”她这话说得过了，爸爸那时双亲健在，还没那么老。在南昌，享誉“老棺材”这种称呼，起码得上六十吧？
　　爸爸于是哀叹：“我真是瞎了眼，不知道找了个扇头（傻瓜）、夹沙糕。这就叫命，随便找一个，也比你强。”
　　如果妈妈心情好，这话也就听在耳里，不放在心上；若心情不好，两人的冲突就越演越烈，年纪小的时候，我除了惊恐毫无办法；后来长大了，有一天实在受不了，破口大骂起来：“吵你们娘的，一年到头都是吵呀吵。要离婚早点子离，两个神经病。”这时我已经长到一米七以上，爸爸一般不愿跟我打，只好哀叹：“我早就提过，是她不肯啦……”
　　我就顺势喝问：“那你当初为什么要找她？”
　　他终于被我逼出原形，提到了严峻的户口问题：“还不是看她金塔街户口，希望对你们好，要知道，子女户口都是随娘的。”
　　我肃然起敬，一切的牺牲，原来都是为了我们，敬爱的爸爸，写到这里，我似乎应该泣不成声，可又觉得一切实在有点蝇营狗苟，敬不起来。不是因为他太功利，功利是对的，可是把一切都说成为了我们，显得太不诚实了。我敢说，尝到过吃商品粮甜头的爸爸，肯定觉得，找一个金塔街的女人结婚，或许有助于自己进城，毕竟妈妈是菜农，住在城里，发粮票，发油票。他觉得有一朝一日，也能提携自己一下。况且我们国家的政策，生了孩子户口随妈妈，世袭菜农，总比世袭稻农要高级。可是事实并不如他所想。因为妈妈所在的金顺村很重男轻女，男的娶了新妇（南昌俗语，指儿媳妇）女的原先的户口在乡下，也可以迁过来。但是女的嫁了人，老公不能带过来，没把你赶到乡下，就算是万幸。这导致了爸爸的痛苦，他还经常哀叹的一句话是：“早知道，就找了那个六百工分的，屋里什么事也不用我操心。”
　　我敏感地发觉这句话有典故，经过妈妈解释，我才明白出自一部朝鲜电影《鲜花盛开的村庄》，里面有个强壮的农村妇女，一年能挣六百工分，比男劳力不遑多让。这确实对一直想发家致富的爸爸很有诱惑力，不过有一次他又不小心暴露了心扉：“那个六百工分的，主要还是长得太胖，难看了点。”原来如此。原来这家伙还有点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