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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35岁的雷蒙德·戴利奥(Ray Dalio)受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邀请第一次来中国，讲授有关国际金融市场的知识。在北京29层的“巧克力大厦”里，戴利奥望向窗外，青灰色的胡同一片片紧凑有序地延展开去。
26年之后，在北京金融街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61岁的戴利奥已不清楚当年这座地标的高度，却仍然记得当时场景：“我对听课的人说，你们眼前的这些胡同很快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高楼大厦。当时没人相信我，他们认为我不懂中国。我坚持说，你们不知道全球化意味着什么，开放国门意味着什么。”
显然，时间印证了戴利奥感知新兴市场潜力的判断和智慧。正是这种对宏观趋势的深厚兴趣与准确把握，造就了戴利奥在投资领域数十年不倒的事业基础和卓越声誉。
来中国之前，戴利奥早已浸淫华尔街多年。1975年，他在纽约曼哈顿东侧一所公寓闲置的卧室里创立了“桥水联合基金”（Bridgewater Associates，下称桥水），凭借其对市场和经济形势的精确分析，成为诸多投资策略领域的拓荒者。他引领上世纪80年代的货币管理外包(currency overlay management)、90年代早期的alpha与beta分离法和随后的通胀挂钩债券管理（inflation-linked bond management）等投资浪潮，被视为最具宏观判断力的对冲基金经理。
在金融世界的复杂链条中，对冲基金处于食物链之顶，强大而高深莫测。戴利奥更倾心于探寻可持续的超越市场的投资之道。
在华尔街，业界公认戴利奥的独特眼光和分析能力，即通过研判政治、监管、货币政策等对各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进行货币、商品、国际股市的套利交易。在戴利奥看来，在金融市场上，即使研究充足也不应让投资者对自己决定的正确性过分自信。
在2008年对冲基金业平均亏损19％的情况下，桥水仍获得正收益；2009年全行业出现20％的业绩反弹，桥水跃居美国同业之首。除传统资产，桥水管理着约580亿美元的资产，其270个客户中美国国内机构和海外机构各占一半，包括外国政府和央行、公司和公共养老基金，大学、学院捐赠基金和慈善基金等。
进入2010年，对冲基金业复苏步伐明显放缓。据对冲基金研究公司（Hedge Fund Research, Inc）统计，今年上半年对冲基金业亏损0.21％；新加坡Eureka Hedge10月13日发布报告称，9月该机构编纂的全球对冲基金指数累计上涨3.45％，涨幅创同期新高。该指数追踪全球超过2600只对冲基金，自今年初至今累积涨幅为5.15％。而戴利奥主导的桥水旗舰基金Pure Alpha，今年头十个月收益率高达38％。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亚太区金融服务主管合伙人基思·鲍格森（Keith Pogson）对《财经》记者说，对冲基金业虽已渡过难关，但伤痕累累，一些深远的变化已经逐渐显现。
对冲基金正在晋身更主流的思考边界，并从单纯的另类投资转身为愈来愈重要的资产管理工具。
在华尔街，掌舵对冲基金的天才往往昙花一现。基金平均寿命如美国橄榄球联赛球队，只有短短四年。由于业绩平庸或不为挑剔的投资者所接受，每年有1000只对冲基金关闭。2008年，美国倒闭的对冲基金达1471家，占行业规模的15％。
区别于大多数对冲基金对杠杆的依赖，桥水屹立30余年不倒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他们不曾大量使用杠杆，其杠杆率保持在3倍左右。在戴利奥看来，高杠杆的使用就如同玩俄罗斯轮盘赌——赌下去，你的脑袋不免中弹！
对冲基金的天性是追求绝对收益。据Leveraged Capital Holdings研究显示，全球十大对冲基金自成立以来已总计为投资者赚进1540亿美元。
在金融监管的大背景下，对冲基金的自由空间多少会受到挤压，但是相对于备受诟病而成为监管新规对象的银行业，戴利奥认为对冲基金前景相对乐观。他相信监管有利于行业健康发展，可以减少滥用自由的风险。不过，展望未来，戴利奥对世界经济走势趋于悲观，由于目前庞大的债务规模，一场不可避免的全球经济衰退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
对冲基金罪与罚
金融危机是对对冲基金的压力测试。对冲基金未陷入银行的困境，主要是因为对冲基金有较好的风险平衡和较低的杠杆度
虽然许多对冲基金在2008年和2009年倒闭，但在危机中屹立的对冲基金也不在少数。危机之后，对冲基金业产生了新的分化。
索罗斯和戴利奥都倾向认为，很难用统一的标准来说清楚对冲基金业，而他们自己则往往彼此隔离。更多时候，一些神秘的对冲基金在市场上闷声发财，自生自灭。除了极少数人们耳熟能详，更多的对冲基金不为人所知，仿佛深海里悄然觅食的鲨鱼。
摩根士丹利董事长约翰·麦克曾向《财经》记者强调：未来华尔街最重要的角色可能就是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索罗斯对此亦深为认同。
然而，类似当年亚洲金融危机的邪恶标签，并未从对冲基金业上揭去。其风险偏好和投资策略，仍然引发外界的争议与好奇。
《财经》：在金融危机爆发时，受到监管的银行遭遇灾难性的打击，对冲基金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为什么对冲基金业却没有陷入银行业那样的困境？
戴利奥：金融危机是对对冲基金的压力测试。对冲基金未陷入银行的困境，主要是因为对冲基金有较好的风险平衡和较低的杠杆度。许多对冲基金也有亏损，但其损失占整个行业资产总值的百分比较之银行、股票，以及地产行业来说要少。
对冲基金间彼此的内涵与表现也差异巨大，整个行业比较多元化，而银行特性比较单一。也因此，对冲基金业作为整体比银行业产生问题的可能性要低。这在这次金融危机的考验中得到证明，对冲基金没有引发系统性风险。
《财经》：但是反过来看，对冲基金的差异性是否也使得监管难以具体化？
戴利奥：对冲基金与共同基金的侧重点相去甚远，二者惟一的相似点是他们的法律架构。但对冲基金与共同基金一样，他们的构架也可以被监管。要更有效地监管对冲基金，监管者需要对此行业有很好的理解。这对监管者来说可能很困难，因为对冲基金的策略可能非常复杂。其实，只有能承担风险的精明的投资者才被允许投资对冲基金，既然对冲基金的投资者能承担风险而且精明，就没有充分的理由对他们进行极为严格的监管。当然，我认为对这个行业采取比以往更有力度的监管是好事，但不要让理解不深的监管者阻止精明的投资者进行复杂的投资。
《财经》：很多质疑的声音指向监管者，因为他们缺乏能力和权力管理对冲基金，如果说对冲基金因疏于监管而对金融危机负有责任，这公平吗？
戴利奥：正如我所说，金融危机不能归罪于对冲基金，危机是银行造成的。在金融危机之前，人们确实对对冲基金忧心忡忡。对冲基金作为一个行业有亏损，但有些个体，比如我们，反而在盈利。更大的危机是由于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杠杆化操作，众多借贷者，特别是房产抵押借贷者过度负债造成的。
我认为要分清人们的普遍看法与事实的真相。事实的真相是，这次危机和对冲基金无关，而是整个西方的信用制度造成的。
《财经》：单一对冲基金的表现可能起伏非常大。2009年，在HFRI股票对冲基金成份基金中，表现最好的基金回报率超过了700％，而最差的基金则在好年份也有亏损。
戴利奥：对冲基金可以买空或者卖空，并且可以在任何资产类别投资。 实际上没有好的市场或者坏的市场的定义，只有好的决定或者坏的决定。正因为如此，对冲基金的表现差异很大。比如我们预见到了金融危机，所以在2008年对冲基金全行业亏损19％时，我们却靠持有政府债券一类的安全资产、放出有风险的资产，得以在2008年获得很大收益。在过去的20年里，我们每年的收益率在20％左右。而今年我们的收益率要超过30％，因为我们可以灵活地根据市场环境改变投资策略。
监管常态与非常态
监管意味着把所有的投资工具都管束起来，但是要区别开监管的对象。对冲基金业正在发生的变化不是因为监管，而是因为市场
总结最近20年的历次金融危机，对冲基金总被归咎为原罪之一。因为在投资方式、可承受的风险类型以及可采用的杠杆率等方面，对冲基金几乎不受制约。虽然对冲基金并非此次华尔街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但它事后却成为众矢之的，因为对冲基金的去杠杆化，对金融市场产生了破坏性影响，同时，对冲基金远离联邦政府的监管。
监管者正努力降低现有金融体系的不安全性，美国新金融监管法案已获通过，巴塞尔委员会也推出了《巴塞尔协议III》。不过金融监管带来的新图景并不清晰。对冲基金在这场监管与被监管的博弈中，有多少腾挪空间？也许对冲基金适用的是资本主义的法则：在市场上自生自灭，虽然不受监管，但为了生存更须加倍小心。
《财经》：今年的一个变量是，无论美国还是欧洲都加强了对对冲基金的监管，这对桥水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对整个对冲基金业而言，这是坏消息吗？
戴利奥：这对对冲基金行业是个好消息,因为监管有助于建立信心。这对我们没什么影响，多年前我们就自愿到美国证交会注册，一直定期接受审核，我们和投资人都相信这样的监管健康有益。对整个对冲基金行业来讲，这同样是好消息。
监管法案对整个对冲基金行业主要的影响是他们需要进行信息注册——以此方式把问题产生的可能性最小化。对冲基金对此主要有两点担忧：一是证交会能否保证信息不外泄；二是如果其监管能力不到家，反而会阻碍对冲基金进行更有创造性的投资。
以我多年的实践经历来看，他们多虑了。证交会做得不错，虽然并不完美。他们进到公司里，确信投资公司正常有效地运行：他们会查明对冲基金公司是否公平地给客户分配收益；查明他们的商业活动是否有异常；查明他们有否业务持续计划，以备不时之需；他们会核查基金经理的业务表述有正确的操作支持。这样的监管使投资人感到放心。同样我的经验证明，证交所尊重信息的私密性，能做到守住信息不外传。
《财经》：改革法案赋予了证交会更大的权力，证交会会不会借此机会更清晰地定义私募股权基金、对冲基金来加强管束？
戴利奥：监管要做的事情意味着把所有的投资工具都管束起来，但要区别开监管的对象。
投资都需要被监管，但是判断如何监管是根据投资者而不是投资工具。一些投资高手和机构可以自生自灭，监管相对就少；一般投资者需要更多的保护，比如共同基金受到的管治就要多些，这是美国的监管方式，我相信也适用于中国。
《财经》：如果投资高手可以自行其是，一般投资者需要多重保护，那么监管者的角色如何定义？
戴利奥：监管者的功能有两个，一是保护那些不能自我保护的个体参与者免受伤害，另外要确保所有的投资无害于经济体系。银行是最大的金融机构、也是最大的投资者，在中国、美国、欧洲均是如此。一系列大银行的不当行为会伤及经济体系，监管者要保护个体。
金融前沿新变局
我不认为在创新方面投资者可以就此停步，尽管路上会有死亡的风险，但是这也是创新历程的环节
正如Sebastian Mallaby在《More Money than God》一书中所说，对冲基金的故事就是金融前沿的叙事，有持续创新和杠杆扩延，有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以及这些戏剧性变化引发的讨论。掌舵对冲基金的巨人们，则可能在全球金融变局中成为是新涌现的洛克菲勒、卡耐基、范德比尔特，这些新贵在创造力和贪婪的双重狂欢中，推动着美国的前进。
这一驱动力部分得益于对冲基金利用各种金融工具做多或做空的自由，而这一自由在全球金融监管化时代仍然未受到太多限制。在金融业缓慢走出低谷之时，变化已然在金融市场的众多领地发生，有些变化影响深长久远，有些变化稍纵即逝。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全球对冲基金调查指出，昂贵的成本和高企的进入门槛，使对冲基金的合并整合趋势将继续进行。基思·鲍格森对《财经》记者说，价格竞争和结构成本使对冲基金要达到一定规模才得以生存。这可能导致基金管理公司开始寻求聚集效应或社区效应，分享基本服务来降低由监管、管理等带来的成本。
《财经》：如果金融图景发生改变，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分别将扮演怎样的角色？
戴利奥：银行和投行高度杠杆化、金融市场过度创新的时代已成历史。银行和投行会回归传统，创新也会回归常态。这种变化使得银行和投行的薪酬诱惑大不如前，行业精英会流失到对冲基金行业。整体上来讲，对冲基金业的重要性会继续增加，因为对冲基金独具的灵活性会使那些优秀的对冲基金表现优于其他的基金。
《财经》：投资者似乎对那些年代更久、规模更大的对冲基金情有独钟？
戴利奥：是的。首先，投资者会寻找具备以下两种素质的基金：一是选择那些基础完善和声誉良好的对冲基金。那些基金足够大，运营良好，有完善的风险控制和优质的团队；其次他们会选择那些无论危机中还是在良好的市场环境下都能获得丰厚回报的对冲基金。
《财经》：金融危机后，“太大而不能倒”引起人们对大型金融机构的忧虑。对冲基金如果不停扩张，是否也将大到不能倒？
戴利奥：保罗·沃克尔（Paul Volcker）在这方面极具智慧，他相信银行在规模上应该有清晰的界线，但他并不认为对冲基金已经大到对系统产生威胁。我认同他的意见，但我认为对冲基金应受到监管使这种情况不会发生。
《财经》：怎么看待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事件？对冲基金是否也有系统性风险？
戴利奥：LTCM并没有对系统构成威胁。事实上，政府也没有出钱来拯救他们。如果对比LTCM事件和金融危机期间发生在银行的一系列事件，你会发现LTCM事件的影响很小。比较而言，一家大型银行的规模和重要性要大得多。
《财经》：如果降低杠杆率成为主流，对冲基金如何解决金融创新问题？
戴利奥：对冲基金会适应新的环境。所有的新生事物都会在带来进步的同时伴随风险；聪明的投资者会在经验教训中得以前进。我不认为在创新方面投资者可以就此停步，尽管路上会有死亡的风险，但是这也是创新历程的环节。创新的过程不可避免要在正确的方向前进几步，再退后几步——金融创新的前进体现为增加效率，退后体现为贪婪和无能导致的危机。
《财经》：对冲基金和另类投资在中国都大有潜力，您对此有何建议？
戴利奥：我的建议是，无论投资者、监管者还是资金管理者，都要学习其他国家金融市场的创新发展，从他们的对冲基金和其他类型的投资中吸取经验，不只学习美国也包括新兴市场，不只学习对冲基金也学习其他领域。对于有能力理解对冲基金以及另类投资是如何运作的精明的投资者来说，这些投资可能是很好的机会， 但对不老练的投资者可能不适合。
本刊记者胡采苹对此文亦有贡献
26年之后，在北京金融街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61岁的戴利奥已不清楚当年这座地标的高度，却仍然记得当时场景：“我对听课的人说，你们眼前的这些胡同很快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高楼大厦。当时没人相信我，他们认为我不懂中国。我坚持说，你们不知道全球化意味着什么，开放国门意味着什么。”
显然，时间印证了戴利奥感知新兴市场潜力的判断和智慧。正是这种对宏观趋势的深厚兴趣与准确把握，造就了戴利奥在投资领域数十年不倒的事业基础和卓越声誉。
来中国之前，戴利奥早已浸淫华尔街多年。1975年，他在纽约曼哈顿东侧一所公寓闲置的卧室里创立了“桥水联合基金”（Bridgewater Associates，下称桥水），凭借其对市场和经济形势的精确分析，成为诸多投资策略领域的拓荒者。他引领上世纪80年代的货币管理外包(currency overlay management)、90年代早期的alpha与beta分离法和随后的通胀挂钩债券管理（inflation-linked bond management）等投资浪潮，被视为最具宏观判断力的对冲基金经理。
在金融世界的复杂链条中，对冲基金处于食物链之顶，强大而高深莫测。戴利奥更倾心于探寻可持续的超越市场的投资之道。
在华尔街，业界公认戴利奥的独特眼光和分析能力，即通过研判政治、监管、货币政策等对各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进行货币、商品、国际股市的套利交易。在戴利奥看来，在金融市场上，即使研究充足也不应让投资者对自己决定的正确性过分自信。
在2008年对冲基金业平均亏损19％的情况下，桥水仍获得正收益；2009年全行业出现20％的业绩反弹，桥水跃居美国同业之首。除传统资产，桥水管理着约580亿美元的资产，其270个客户中美国国内机构和海外机构各占一半，包括外国政府和央行、公司和公共养老基金，大学、学院捐赠基金和慈善基金等。
进入2010年，对冲基金业复苏步伐明显放缓。据对冲基金研究公司（Hedge Fund Research, Inc）统计，今年上半年对冲基金业亏损0.21％；新加坡Eureka Hedge10月13日发布报告称，9月该机构编纂的全球对冲基金指数累计上涨3.45％，涨幅创同期新高。该指数追踪全球超过2600只对冲基金，自今年初至今累积涨幅为5.15％。而戴利奥主导的桥水旗舰基金Pure Alpha，今年头十个月收益率高达38％。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亚太区金融服务主管合伙人基思·鲍格森（Keith Pogson）对《财经》记者说，对冲基金业虽已渡过难关，但伤痕累累，一些深远的变化已经逐渐显现。
对冲基金正在晋身更主流的思考边界，并从单纯的另类投资转身为愈来愈重要的资产管理工具。
在华尔街，掌舵对冲基金的天才往往昙花一现。基金平均寿命如美国橄榄球联赛球队，只有短短四年。由于业绩平庸或不为挑剔的投资者所接受，每年有1000只对冲基金关闭。2008年，美国倒闭的对冲基金达1471家，占行业规模的15％。
区别于大多数对冲基金对杠杆的依赖，桥水屹立30余年不倒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他们不曾大量使用杠杆，其杠杆率保持在3倍左右。在戴利奥看来，高杠杆的使用就如同玩俄罗斯轮盘赌——赌下去，你的脑袋不免中弹！
对冲基金的天性是追求绝对收益。据Leveraged Capital Holdings研究显示，全球十大对冲基金自成立以来已总计为投资者赚进1540亿美元。
在金融监管的大背景下，对冲基金的自由空间多少会受到挤压，但是相对于备受诟病而成为监管新规对象的银行业，戴利奥认为对冲基金前景相对乐观。他相信监管有利于行业健康发展，可以减少滥用自由的风险。不过，展望未来，戴利奥对世界经济走势趋于悲观，由于目前庞大的债务规模，一场不可避免的全球经济衰退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
对冲基金罪与罚
金融危机是对对冲基金的压力测试。对冲基金未陷入银行的困境，主要是因为对冲基金有较好的风险平衡和较低的杠杆度
虽然许多对冲基金在2008年和2009年倒闭，但在危机中屹立的对冲基金也不在少数。危机之后，对冲基金业产生了新的分化。
索罗斯和戴利奥都倾向认为，很难用统一的标准来说清楚对冲基金业，而他们自己则往往彼此隔离。更多时候，一些神秘的对冲基金在市场上闷声发财，自生自灭。除了极少数人们耳熟能详，更多的对冲基金不为人所知，仿佛深海里悄然觅食的鲨鱼。
摩根士丹利董事长约翰·麦克曾向《财经》记者强调：未来华尔街最重要的角色可能就是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索罗斯对此亦深为认同。
然而，类似当年亚洲金融危机的邪恶标签，并未从对冲基金业上揭去。其风险偏好和投资策略，仍然引发外界的争议与好奇。
《财经》：在金融危机爆发时，受到监管的银行遭遇灾难性的打击，对冲基金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为什么对冲基金业却没有陷入银行业那样的困境？
戴利奥：金融危机是对对冲基金的压力测试。对冲基金未陷入银行的困境，主要是因为对冲基金有较好的风险平衡和较低的杠杆度。许多对冲基金也有亏损，但其损失占整个行业资产总值的百分比较之银行、股票，以及地产行业来说要少。
对冲基金间彼此的内涵与表现也差异巨大，整个行业比较多元化，而银行特性比较单一。也因此，对冲基金业作为整体比银行业产生问题的可能性要低。这在这次金融危机的考验中得到证明，对冲基金没有引发系统性风险。
《财经》：但是反过来看，对冲基金的差异性是否也使得监管难以具体化？
戴利奥：对冲基金与共同基金的侧重点相去甚远，二者惟一的相似点是他们的法律架构。但对冲基金与共同基金一样，他们的构架也可以被监管。要更有效地监管对冲基金，监管者需要对此行业有很好的理解。这对监管者来说可能很困难，因为对冲基金的策略可能非常复杂。其实，只有能承担风险的精明的投资者才被允许投资对冲基金，既然对冲基金的投资者能承担风险而且精明，就没有充分的理由对他们进行极为严格的监管。当然，我认为对这个行业采取比以往更有力度的监管是好事，但不要让理解不深的监管者阻止精明的投资者进行复杂的投资。
《财经》：很多质疑的声音指向监管者，因为他们缺乏能力和权力管理对冲基金，如果说对冲基金因疏于监管而对金融危机负有责任，这公平吗？
戴利奥：正如我所说，金融危机不能归罪于对冲基金，危机是银行造成的。在金融危机之前，人们确实对对冲基金忧心忡忡。对冲基金作为一个行业有亏损，但有些个体，比如我们，反而在盈利。更大的危机是由于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杠杆化操作，众多借贷者，特别是房产抵押借贷者过度负债造成的。
我认为要分清人们的普遍看法与事实的真相。事实的真相是，这次危机和对冲基金无关，而是整个西方的信用制度造成的。
《财经》：单一对冲基金的表现可能起伏非常大。2009年，在HFRI股票对冲基金成份基金中，表现最好的基金回报率超过了700％，而最差的基金则在好年份也有亏损。
戴利奥：对冲基金可以买空或者卖空，并且可以在任何资产类别投资。 实际上没有好的市场或者坏的市场的定义，只有好的决定或者坏的决定。正因为如此，对冲基金的表现差异很大。比如我们预见到了金融危机，所以在2008年对冲基金全行业亏损19％时，我们却靠持有政府债券一类的安全资产、放出有风险的资产，得以在2008年获得很大收益。在过去的20年里，我们每年的收益率在20％左右。而今年我们的收益率要超过30％，因为我们可以灵活地根据市场环境改变投资策略。
监管常态与非常态
监管意味着把所有的投资工具都管束起来，但是要区别开监管的对象。对冲基金业正在发生的变化不是因为监管，而是因为市场
总结最近20年的历次金融危机，对冲基金总被归咎为原罪之一。因为在投资方式、可承受的风险类型以及可采用的杠杆率等方面，对冲基金几乎不受制约。虽然对冲基金并非此次华尔街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但它事后却成为众矢之的，因为对冲基金的去杠杆化，对金融市场产生了破坏性影响，同时，对冲基金远离联邦政府的监管。
监管者正努力降低现有金融体系的不安全性，美国新金融监管法案已获通过，巴塞尔委员会也推出了《巴塞尔协议III》。不过金融监管带来的新图景并不清晰。对冲基金在这场监管与被监管的博弈中，有多少腾挪空间？也许对冲基金适用的是资本主义的法则：在市场上自生自灭，虽然不受监管，但为了生存更须加倍小心。
《财经》：今年的一个变量是，无论美国还是欧洲都加强了对对冲基金的监管，这对桥水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对整个对冲基金业而言，这是坏消息吗？
戴利奥：这对对冲基金行业是个好消息,因为监管有助于建立信心。这对我们没什么影响，多年前我们就自愿到美国证交会注册，一直定期接受审核，我们和投资人都相信这样的监管健康有益。对整个对冲基金行业来讲，这同样是好消息。
监管法案对整个对冲基金行业主要的影响是他们需要进行信息注册——以此方式把问题产生的可能性最小化。对冲基金对此主要有两点担忧：一是证交会能否保证信息不外泄；二是如果其监管能力不到家，反而会阻碍对冲基金进行更有创造性的投资。
以我多年的实践经历来看，他们多虑了。证交会做得不错，虽然并不完美。他们进到公司里，确信投资公司正常有效地运行：他们会查明对冲基金公司是否公平地给客户分配收益；查明他们的商业活动是否有异常；查明他们有否业务持续计划，以备不时之需；他们会核查基金经理的业务表述有正确的操作支持。这样的监管使投资人感到放心。同样我的经验证明，证交所尊重信息的私密性，能做到守住信息不外传。
《财经》：改革法案赋予了证交会更大的权力，证交会会不会借此机会更清晰地定义私募股权基金、对冲基金来加强管束？
戴利奥：监管要做的事情意味着把所有的投资工具都管束起来，但要区别开监管的对象。
投资都需要被监管，但是判断如何监管是根据投资者而不是投资工具。一些投资高手和机构可以自生自灭，监管相对就少；一般投资者需要更多的保护，比如共同基金受到的管治就要多些，这是美国的监管方式，我相信也适用于中国。
《财经》：如果投资高手可以自行其是，一般投资者需要多重保护，那么监管者的角色如何定义？
戴利奥：监管者的功能有两个，一是保护那些不能自我保护的个体参与者免受伤害，另外要确保所有的投资无害于经济体系。银行是最大的金融机构、也是最大的投资者，在中国、美国、欧洲均是如此。一系列大银行的不当行为会伤及经济体系，监管者要保护个体。
金融前沿新变局
我不认为在创新方面投资者可以就此停步，尽管路上会有死亡的风险，但是这也是创新历程的环节
正如Sebastian Mallaby在《More Money than God》一书中所说，对冲基金的故事就是金融前沿的叙事，有持续创新和杠杆扩延，有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以及这些戏剧性变化引发的讨论。掌舵对冲基金的巨人们，则可能在全球金融变局中成为是新涌现的洛克菲勒、卡耐基、范德比尔特，这些新贵在创造力和贪婪的双重狂欢中，推动着美国的前进。
这一驱动力部分得益于对冲基金利用各种金融工具做多或做空的自由，而这一自由在全球金融监管化时代仍然未受到太多限制。在金融业缓慢走出低谷之时，变化已然在金融市场的众多领地发生，有些变化影响深长久远，有些变化稍纵即逝。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全球对冲基金调查指出，昂贵的成本和高企的进入门槛，使对冲基金的合并整合趋势将继续进行。基思·鲍格森对《财经》记者说，价格竞争和结构成本使对冲基金要达到一定规模才得以生存。这可能导致基金管理公司开始寻求聚集效应或社区效应，分享基本服务来降低由监管、管理等带来的成本。
《财经》：如果金融图景发生改变，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分别将扮演怎样的角色？
戴利奥：银行和投行高度杠杆化、金融市场过度创新的时代已成历史。银行和投行会回归传统，创新也会回归常态。这种变化使得银行和投行的薪酬诱惑大不如前，行业精英会流失到对冲基金行业。整体上来讲，对冲基金业的重要性会继续增加，因为对冲基金独具的灵活性会使那些优秀的对冲基金表现优于其他的基金。
《财经》：投资者似乎对那些年代更久、规模更大的对冲基金情有独钟？
戴利奥：是的。首先，投资者会寻找具备以下两种素质的基金：一是选择那些基础完善和声誉良好的对冲基金。那些基金足够大，运营良好，有完善的风险控制和优质的团队；其次他们会选择那些无论危机中还是在良好的市场环境下都能获得丰厚回报的对冲基金。
《财经》：金融危机后，“太大而不能倒”引起人们对大型金融机构的忧虑。对冲基金如果不停扩张，是否也将大到不能倒？
戴利奥：保罗·沃克尔（Paul Volcker）在这方面极具智慧，他相信银行在规模上应该有清晰的界线，但他并不认为对冲基金已经大到对系统产生威胁。我认同他的意见，但我认为对冲基金应受到监管使这种情况不会发生。
《财经》：怎么看待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事件？对冲基金是否也有系统性风险？
戴利奥：LTCM并没有对系统构成威胁。事实上，政府也没有出钱来拯救他们。如果对比LTCM事件和金融危机期间发生在银行的一系列事件，你会发现LTCM事件的影响很小。比较而言，一家大型银行的规模和重要性要大得多。
《财经》：如果降低杠杆率成为主流，对冲基金如何解决金融创新问题？
戴利奥：对冲基金会适应新的环境。所有的新生事物都会在带来进步的同时伴随风险；聪明的投资者会在经验教训中得以前进。我不认为在创新方面投资者可以就此停步，尽管路上会有死亡的风险，但是这也是创新历程的环节。创新的过程不可避免要在正确的方向前进几步，再退后几步——金融创新的前进体现为增加效率，退后体现为贪婪和无能导致的危机。
《财经》：对冲基金和另类投资在中国都大有潜力，您对此有何建议？
戴利奥：我的建议是，无论投资者、监管者还是资金管理者，都要学习其他国家金融市场的创新发展，从他们的对冲基金和其他类型的投资中吸取经验，不只学习美国也包括新兴市场，不只学习对冲基金也学习其他领域。对于有能力理解对冲基金以及另类投资是如何运作的精明的投资者来说，这些投资可能是很好的机会， 但对不老练的投资者可能不适合。
本刊记者胡采苹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