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秉国在2014年7月22日《中国教育报》撰文指出：大学应当开放。对于大学而言，其存在的理由之一就是服务社会，用校园、场馆等硬件资源，信息、学术、文化、知识等软件资源促进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何况，公办大学的资源本身就属于公共资源，理应向周围社区的居民开放，由社会共享。而且，这一共享理念是世界各国大学的共识与通行做法，在国外不少大学，根本就没有我国常见的宽大校门、高厚围墙，大学就在社区，社区和大学是融为一体的。
　　但是，大学不应向社会无条件开放。毕竟，大学资源要先保证本校师生使用，保证正常的教育教学，在此基础再兼顾服务社会的公益性。由此，大学为了校园安全、生活秩序、教学环境等事关大学师生的根本利益，有权采取相应措施。像清华大学根据校园容量实行刷卡限流入园，也有的高校要求社会车辆在高校校园停留时交纳相关费用。
　　限制不等于封闭，应当开放也不等于盲目开放。笔者以为，大学既不能忽视社会对其加大开放力度的呼声与要求，当然也不能由此而导致自身秩序困境。对大学而言，做好校园开放工作需要的是更开放的观念与更科学的水平。具体来讲，大学在观念上要由封闭转向开放；大学在管理水平上要由经验转向科学；大学还应该实行社会化管理方式。
　　高校师生不能缺席高校改革
　　支振锋在2014年8月2日《环球时报》撰文指出：炎夏七月，围绕中国大学的争议“热度”也很高。上半月围绕厦大的多个争议尚未平息，下半月围绕北大“燕京学堂”项目、清华“非升即走”政策的辩论更是口水正酣；中间还穿插着高校科研经费管理导致“师道沦丧”还是“被沦丧”的吐槽，以及无论“海龟”还是“土鳖”们所共享的“青椒”（大学青年教师）收入低、待遇差的无奈。从教育理念、职称制度、科研经费到学生管理，我国大学治理或高教改革的几乎每一个重要方面都在引起公众热议与反思。
　　其实，当代大学治理的危机是全球性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外界刺激、内部纷争和管理层失误，无论美国的董事会治理模式，还是英国的“大学自治、学者治校”传统，都面临大学与学院利益冲突加剧、管理机构重叠、职权不明、效率低下的批评，改革同样难乎其难。哈佛大学在2001年启动的改革，牛津大学2004年进行的改革，都以失败告终。当然，虽然改革失败，但没有人否认改革的必要。
　　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历经多次改革，也取得过不菲成绩，这些改革往往系于相关教育主政官员的意志。虽然具体的改革结果或有得失，但广大师生员工却成了改革决策的局外人，尽管他们才是改革真正的“利益攸关方”。因此，每次改革几乎都伴随争议。大学治理改革，首先要改革大学治理改革本身，尤其要改变那种排斥了大学师生广泛参与的改革。
　　资助大学新生应理性
　　刘远举在2014年8月5日《新京报》撰文指出：慈善的本意，当然是帮助弱者。大学统招学生，特别是重点名牌大学的学生，从他们已有的挣钱能力、所享有的制度保障、将来的前途来看，他们已经是超越中国大多数人的强者，应该、也已经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生活，贷款正是这样的一种形式。除了贷款，企业或个人不面向特定学生的捐赠，成立奖学金也是值得鼓励的，这是对勤奋学习的奖励，其对单个学生的奖励，也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观念的提升，慈善资助的总量在不断扩大，但基于中国贫富分化的现实，仍然不足以覆盖所有需要帮助的人群。当一个已有制度化保障的人得到了一笔不用偿还的捐助时，往往就意味着另一个更弱的弱者失去了这笔钱，比如，失学女童、家贫患病的儿童。这些人没有偿还能力，得不到贷款，也无制度性保障，更没有一个几乎注定的美好前途，外界的资助几乎是改变生活、甚至生存的唯一希望。
　　因此，从慈善的效率角度看，资助一个已有足够保障的强者，显然不如资助一些真正的弱者。当然，没人有权力要求别人不要救助某个群体，但是，公共舆论却必须了解现实，理性克制，避免扩大对一些有制度性保障群体的同情，激发人们盲目的同情，从而导致慈善救济的相对公平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