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9日，中央纪委一口气发布了三名中管干部被“断崖式降级”的消息。
　　这三人分别是公安部原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夏崇源，重庆市原副市长沐华平，重庆市原副市长何挺。其中，沐华平由副部级降为副局级非领导职务，留党察看二年，行政撤职;何挺由副部级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开除党籍，办理提前退休手续;夏崇源由副部级降为副局级非领导职务，留党察看二年，行政撤职。
　　
　　据统计，十八大至今已有至少31名党政系统的干部被降级，而且被中央纪委集中通报。不同于以往将其“双开”又移送司法机关的落马方式，“断崖式降级”已成为十八大之后纪检部门处理“问题官员”的补充手法，而且现在似乎有常态化的趋势。

“断崖式降级”从昆明市委原书记张田欣开始

　　“断崖式降级”首次出现在公共舆论中是在2014年7月16日。当天，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同时公布了三则落马副省部级官员查处通报。
　　三名副省部级官员均被开除党籍，但公职处分“待遇”各有不同：一名被“双开”，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一名被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另一名则被降为科员。
　　其中，被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的是云南省委原常委、昆明市委原书记张田欣。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的消息称，张田欣失职渎职造成国有资产损失;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私利，其行为构成严重违纪。
　　从副省级到副处级，张田欣被连降四级，开了“断崖式降级”之头。这种因严重违纪被处分、一降多级的领导干部，都被称为“断崖式降级”。此后，一些存在比较严重的违纪行为，但又够不上移送司法程度的“问题官员”更多被采用这种方式处理。
　　另一名被降级的官员是江西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赵智勇，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的通报是：赵智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私利，其行为构成严重违纪。对赵智勇的处理则是连降七级，从副省级一降到底，直接降为科员，创下了官员降职之最。

降级对官员的心理震慑不亚于“双开”

　　梳理中央纪委公布的官员违纪信息发现，十八大之后被“断崖式降级”的官员共有31人。这31名官员中有14人被开除党籍，约占半数，另有9人被给予留党察看二年处分，4人受到留党察看一年处分，2人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这些被“断崖式降级”处理的官员所涉问题，多种多样。
　　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原党组书记、院长许前飞利用职务干预和插手具体案件，以案谋私，严重损害司法公信力和人民法院形象;民政部原党组书记、部长李立国失职渎职在民政部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上存在问题，造成系统性腐败;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许爱民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影响，为女儿、女婿在公务员录用和职务晋升方面谋取利益等;中国农业银行原副董事长、行长张云涉及农行深圳分行行长许涛一案，还涉及私生活问题;山东省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颜世元的问题源于“北京某会所的一段视频”;四川省原省委副书记、省长魏宏在自身存在严重违纪问题的情况下，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不珍惜组织多次给予的教育挽救机会，等等。
　　虽然问题各有不同，但从相关处理结果看，这些官员是涉嫌严重违纪，而非涉嫌违法，这意味着所涉问题没有触及犯罪层面。
　　有分析指出，降级作为一种党纪法规所规定的处分类型，在十八大之前并不算常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周汉华认为，这种“断崖式降级”，是一种“纪律处分上的进步”。“过去处分官员，长期使用免职。而其他手段，如警告、记过、降级，使用得非常少。这就给了那些不求有功、只求无过或者居其位不谋其政的庸官可乘之机。因为这些官员的情节，构不上撤职和开除。所以，实行多种纪律手段，有利于调动不同层级公务员的积极性。”
　　更重要的是，之前通常的“免职”处理仅仅免掉了官员的职务，但级别没有变动，权力、待遇等都没有变化，这让其一旦有机会，又可以官復原职或另有任用。
　　“而断崖式降级挡住了官员复出的机会。”周汉华说，“因为降级与免职有本质区别。一旦官员的级别降低，他只有从头开始，就很难在短期内恢复到原先的级别。”
　　据相关统计，县处级公务员一般要经过11年才能升到正厅局级，从普通科员做起大概需要25年。基于官场的相对封闭性传统和熟人社会中的“面子”问题，降级对官员的心理震慑不亚于“双开”。
　　在具体操作中，降级适用于何种情形，如何降级，怎么降，降多少级，现在主要取决于纪检部门。可以预见，将来对一些问题官员，降级将频繁出现。只有尽快建立一套“可量化、可操作、可落地”的“降级免职”机制，降级处分才能成为另一条震慑违纪官员的“高压线”。
　　（摘自《民主与法制周刊》2017年第3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