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能够在《吏记》中看清人道的兴亡更替，在《资治通鉴》中参透天道的顿天意与爱苍生，岂不又是一件快乐的事，
　　世人常讲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然而镜子也分材质与映射效果，如果说每一部历史都是一面镜子，不同的历史也应该会照出不同的镜像。史书不会是绝对客观的历史本身，创造历史的人总是带有主观性的，而书写历史的人也是带有主观性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读史首先要研究写历史的人之初衷，而后才能够把握这部历史的脉络，近而明白我们能够在这部历史中获取什么。
　　谈到中国历史，有两部“灵魂式的著作”，一部是《史记》，一部是《资治通鉴》。关于这两部史书，后世点评很多。那么这两部史书又是两面什么样的镜子呢？
　　其实细想，《史记》以德为参照物，不以成败论英雄，讲的是天道;《资治通鉴》则以成败为参照物，历陈战国至五代1400年间的成败得失，讲的是人道。
　　《史记》开篇《五帝本纪》，便表達了作者“顺天意者才能得天下，爱苍生者才能够拥有天下”的核心思想。司马迁在描述历史的过程中，发现了太多的人性之恶，虽然他尽量还历史以真实，通过这种真实来表达自己的追求，但亦受其消极影响。
　　比如，在列传中，司马迁首先写到了伯夷和叔齐，其实这两个人既没有留下思想、也没留下功绩，在怀念故国中丧失了自己的生命。司马迁为何要写他们呢？大概这就是司马迁自身的主观思维融入其中了吧。
　　当然，司马迁最大胆的还是给项羽写了本纪。站在今日来看，项羽的功过其实已经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项羽存在过。自公元前202—206这段历史，应该是一个短命的王朝，即西楚。这是不能抹杀的事实，存在即合理，尊重存在便是尊重自然，这或许也是一种天道的表现。
　　《资治通鉴》讲人道，其核心是讲了一个君道，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如何当好领导。在君道层面看，司马光认为，为君者必须要有天下情怀、有格局、有担当、有作为，特别是对臣下要有足够的判断能力和驾驭能力，其实，说到底就是一个选人用人的问题，这是《资治通鉴》伴随始终的主线。“为政之道，莫先于用人”。
　　正是基于上面的认识，司马光将《资治通鉴》的叙事自三家分晋开始，其核心是总结周朝亡国的经验。司马光认为，周天子将韩赵魏三家分封为诸侯是犯了致命的错误，使本来就“尾大不掉”的诸侯国更加为所欲为。
　　事实上，周亡与晋亡本质上又有什么区别呢？司马光讲三家分晋，就是周王朝亡国的一部微缩剧。晋文公之后，国君不能控制赵、魏、韩、智、范等六大家族，导致大权旁落，君王一旦失去对天下的控制权，亡国是必然的事。不得不说，这是司马光一种非常高超的叙事方法，通过三家分晋，省去了更多的笔墨来叙述先前的历史。
　　紧接着，《资治通鉴》详细分析了晋国最大的贵族，智伯遭到灭亡的历史，实际上这一叙述的核心在于强调了选君的重要性。因为君主之位大都是靠武力或世袭得来，谈论君主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但是司马光通过这一个家族的灭亡，来影射这个问题，显得既准确又精妙。司马光通过这段历史，既强调了君主一定要把仁德放在第一位，实际上也是间接揭示了完全以嫡长子作为候选人的可能风险。可见其良苦用心。
　　当然，天道与人道在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中都是兼容并存的，如果我们能够在《史记》中看清人道的兴亡更替，在《资治通鉴》中参透天道的顺天意与爱苍生，岂不又是一件快乐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