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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篇]
一个无从回避的世纪难题
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湖北李昌平上书总理道出“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一言，“三农”问题便成为国人关注的核心话题之一。然而，直至中共十六大首次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方针，人们才猛然发现，这是解开“三农”死结的一把“钥匙”。两年过去了，“三农”问题得到了一些缓解，但在许多人看来，这仅是涉农部门的事，与自己的生活没有多大关系。11月9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和农业部举办了“统筹城乡发展”理论研讨会。与会专家指出，推进统筹城乡发展，不仅是重大的经济社会问题，还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是为了促进包括城市经济在内的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城乡差别并非独有中国才有。专家指出，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历程中城乡关系的变化特点看，工业化初期，是农业支援工业，中期，是农业和工业均衡发展，后期，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当前，我国人均GDP已达1000美元，正处在工业化转折的重要阶段。因此，坚持城乡统筹发展是顺应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必然要求。
有人警告，中国除非穷人也能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否则改革开放有面临失败的危险。真实情形是，在城市人们享受经济繁荣的同时，另外一些问题却依然突出：农业基础薄弱，效益低：农民收入水平低，收入增长缓慢，农村的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环境等各项社会事业发展严重滞后。
专家指出，我国已进人工业化的中期阶段，这一阶段，经济发展面临的风险最有可能来自农业的滞后，来自农民增收的缓慢。如果城乡利益关系失衡和城乡体制分割加剧的问题处理不好，将会直接影响到农村的安定团结和社会稳定。与会专家形成共识：推进统筹城乡发展，具有相当的紧迫性和严峻性，不仅是重大的经济社会问题，还是重大的政治问题。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农村局局长潘盛洲在会上说了一件小事情。城里家庭几乎都是一对夫妇一个孩子，随着孩子的长大，其使用过的一些物品仍可利用，而农村贫困地区的孩子有许多因为无钱购买必要的课本和其他用品而辍学。这个简单的问题只要有关部门主动出面做些组织、协调工作，并不需花费多少财力和物力，就可取得城乡互促发展的双赢结果。可由于没有合适的管道和载体，双方只能望而兴叹。潘盛洲说，“当前城市带动农村发展意识不强的问题是许多城市没有充分认识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性，没有把带动农村发展作为自己的应尽之责。”
多年从事基层工作的济南市副市长赵文朝也有深刻感受，“目前，受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影响，不少人城乡分治的观念仍未消除。在城市，甚至在党政机关，仍有不少同志认为‘三农’工作是农民的事情，加强对‘三农’工作的领导和投入，也只是农口工作部门的任务。缺乏对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性认识，还没有真正形成加快农村发展的氛围与合力。”
“即使公平的制度，在实施过程中还有着‘重城轻乡’、‘嫌贫爱富’、‘行政干预’的强大惯性，它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中央‘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政方针不能真正落在实处。”安徽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刘奇直言不讳。
与国外二元结构是一种城乡自然分离不同的是，我国的二元结构涉及到城乡居民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各种权利上的不平等，其实质是城市对农村的剥夺，城市对农民的排斥，城市和农村的对立。专家指出，我国城乡差距、工农差距大，面临的矛盾和问题面广量大，根深蒂固，解决的难度很大，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的事。
然而，这又是必须面对的现实。从世界看，一般规律是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才出现买方市场。而我国人均GDP刚达到800美元就出现了低水平的买方市场，其根本原因是城乡二元结构还没有改变。农村消费不旺正是近年内需难以启动的最大问题。
“我们必须认识到，现在强调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绝不单纯是为了加快农村的发展，而是为了促进包括城市经济在内的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与会专家强烈呼吁。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其核心是重构国家发展规划，对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进行全局性、战略性调整，建立平等和谐的城乡关系。专家建议，这项工作牵涉面广，工作量大，不是一两个部门组织协调就能完成，要综合发挥各部门的优势，整合资源配置和政策措施，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形成共同推进的强大合力。
[问题篇]
农民“国导待遇”何时变现
我国城乡差距日益扩大是不争的事实。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2．57：1，1983年一度缩小到1．82：1；此后一路扩大，2003年达3．23：1。如果进一步考虑到城市居民享有种种国家补贴、农民收入中包含生产经营费用支出等不可比因素，实际可支配收入差距约为5：1～6：1。据社科院课题组的比较研究，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之大，在世界各国名列前位。这种状况让与会专家十分忧虑。
长期以来，重工业优先发展构成了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内容。建国之初，通过从农业和农村提取积累，从而源源不断地转化为工业化资金积累来源。据专家分析，1952～1978年，通过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农业输入工业的资金为3917亿元，相当于同期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原值的91％。专家指出，我国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初步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农村和农业的历史贡献和积极意义是不可抹杀的。
改革开放25年的历史进程，传统发展战略虽经调整，然而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特殊的积累方式仍在起作用。国家发改委农经司司长杜鹰谈道，我国在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逐步消亡的过程中，从农业和农村提取积累的重心开始从低价拿农产品转为低价拿农民的土地和低价使用进城农民工。
就业条件的不公平是许多农民工的切肤之痛。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任玉岭说，很多国家投资项目和城里的企业，招工时往往要本地户口，把农村人拒之门外。另外，在工资待遇上农村人与城市人也是两样。如媒体报道，深圳同一工种本地人工资2000元，农民工工资仅600元。
土地是农民惟一能创造财富的资源，但是农民自己却没有当家权。农民土地被城市人征用时，可以低买高卖，迄今已产生3万亿之巨的土地级差收益。城市虽然用土地赚了很多钱，但基本留在了城市，而农民得到的补偿十分有限。更加不公平的是，城市人在国有土地上买的房，可以作为资产进行抵押贷款；而农民在自己的宅基地上盖的房，却不能用来抵押贷款。
不断提高城市化率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也是无数农民心中的渴盼。然而，让希望成为城里人的农民预想不到的是，我国的城市是关住城门搞城市化和现代化，把大量的土地、资本吸进城池，却将大量的农民排斥在城市化之外。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说，不少同志对城市化有着迫切的愿望，但对概念的理解却存在重大偏差。 城市化被简单地等同于城市的扩大、美化、现代化，而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农民城市化。这导致全社会的资源和财富向城市高度集聚，城乡的面貌差距越来越大。
“城市化的关键是把农民变成市民，享受市民待遇。”有的专家预言，当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受阻后，农村人口与土地、资本等资源的占有关系就会恶化，财富分配矛盾也越来越尖锐。
专家提出，还须警惕新的二元结构出现：一方面农民工与市民难以融合，聚乡而居，形成“河南村”、“安徽村”等“城市里的村庄”；另一方面，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队伍中涌进大批农民工，他们在政治、经济、社会福利等方面享受不到真正的工人待遇，成为“工人中的农民”。
有人断言，中国社会目前最大的不和谐就是城乡的不和谐。“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的戏言已成为广为流传的坊间成语。
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李青说，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主要表现为：一是经济发展和建设规划上的重城轻乡；二是财政投入和社会投资上的多城少乡；三是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上的厚城薄乡；四是户籍制度上的城乡壁垒；五是资源流通上的城乡二策；六是行政管理体系上的城乡分割。
制度设置的城市取向对农民的根本权利影响最大。刘奇指出，譬如农业税税种不公，只有中国单为农民设了这个税种；起征点不公，城里人月收入800元起征，农民年收入2000多元也征；数量不公，全国农村人均税赋146元，城市人均37元。
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民是弱势群体，农村是弱化领域。农民不仅增收难，而且就业难、受教育难、看病难、养老难，等等。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专家指出，当前，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城乡资源的恶性对流。农村的人才、资金等优质资源尽一切可能挤进城市，而城市的污染、伪劣产品等劣质资源见缝就钻地流向农村。
城乡差距持续扩大，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专家们纷纷指出，我国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和长期实施的城市偏向政策，不能再走剥夺农民、牺牲农业、忽视农村的路子，这样才能真正统筹协调城乡关系。
[对策篇]
构筑城乡互促发展新格局
随着中央屡次强调将“三农”工作列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各方对统筹城乡发展的呼声很高。专家指出，要防止盲目性和不切实际的形式主义，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农业和农村经济尤其如此，各地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不能不讲条件一哄而上。实现城乡统筹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必须通过体制与政策两个层面，合理配置要素资源。
综观世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一般是二十多年以后就开始反哺农业，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起来的日本、韩国都是这样。陈锡文表示，最近中央提出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战略思路就是，城市工业反哺农业的时间已经到了。这将对农业的发展、农村的繁荣和农民的富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城乡差距的源头是投入差距。资料表明，2003年，国家财政支出中农业支出占7．2％；国家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中农业占5．2％，乡镇企业占4．8％。这同农村人口比重和农业基础地位很不相称。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副主任段应碧认为，落实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关键是要下决心调整国家财政支出结构、基本建设投资结构和信贷资金投放结构，真正向农业和农村倾斜。“不下决心对三个结构做大的调整，不改变城乡资源分配中长期存在的城市化倾向，目前这种农村发展严重滞后、城乡差距迅速扩大的趋势就不可能扭转，所谓‘统筹’很可能变成一句‘口号’。”段应碧语气沉重。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指出，资源配置结构向“三农”倾斜，并不是要在现阶段将城乡的社会经济水平划一拉平，也不是要转移城市资源将农民的福利水平提高到城市居民那样的档次；而是要通过税收政策、财政转移支付等，加强对农业、农村的支持，防止“三农”这条“腿”过短。今后国家在处理城乡发展关系上应采取“补短不截长”的宏观政策，在财政支出上强力向农村倾斜，重点是加大对农业基本建设、公共设施建设、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投资力度。
由于二元结构的障碍，目前城乡之间，市场还未能真正成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专家认为，当前重点是做好城乡劳动力就业市场、城乡土地市场、城乡资金市场三大市场的统筹。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王东进说，就业是民生之本，统筹城乡就业是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基础。2003年，我国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达1亿以上，超过农村劳动力总量的1／5。目前，劳动者就业环境存在“三难”，即打工难，维权难，发展难。政府应抓紧建立健全统一、有序的劳动力就业市场体系，实行城乡劳动力就业的公平竞争、同工同酬、同等待遇制度。
有关研究表明，城乡土地市场价格差已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以乡养城”的新形式。城镇非农建设用地已从行政划拨全面转向市场化的出让，但向农民征用土地的补偿办法仍基本停留在行政划拨年代。专家们建议，要城乡并轨，逐步建立市场化的农村集体土地征用机制，切实保护农民应得的土地市场利益。
一组数据让人惊心：农村信用社净流出的资金每年在3000亿元以上，并且呈扩大趋势。段应碧提出，过去计划经济时，国家先后设立了50多种农业专项贷款，其中大多是中长期低息贷款，对农业和农村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他建议恢复农业专项贷款，由农业发展银行按政府意向具体操作，财政负责贴息。这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引导信贷资金投入农业和农村的有效办法，所有发达国家都是这样做的，我们也应这样做。
专家们在研讨中一致认为，统筹城乡发展，规划要先行，要按照实现城乡一体化目标的总体要求，制定统筹城乡发展的规划，并将这一规划纳入国家和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之中。比如，在制订“十一五”规划时，特别要研究考虑今后五年在统筹城乡发展方面着重需要解决的问题及举措，重视培训农民、转移农民和富裕农民。
同时，要尽快完善农业投入的法律体系，建议国家尽快出台支持农业具体的可操作的条例和细则。提高支农支出在整个财政中的比重，调整财政支农结构。增加财政对农村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及农业科研的投入。加大对农村社会事业的投入，确保农村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事业健康发展。发挥财政资金的导向作用，吸引更多的民间资金投向农村社会事业。
专家们还指出，我国地域辽阔，区域发展的水平和条件差异很大，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发达地区，特别是城郊村、城中村，要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欠发达地区重点是城乡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边远落后的西部省区，要做好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工作，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经济繁荣。
一位专家充满激情地陈述，中国社会人为的等级分割延续几千年，只要我们实行以城带乡、以工促农，以工业化和城镇化带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形成城乡互补互促、共同发展的格局， 就能构筑一个人不分高下、地不分城乡的公平和谐社会。
[创新篇]
万里长征万出第一步
在这次研讨会上，除了专家学者的发言外，还有部分地方政府和企业家代表受邀与会，他们以自身的实践和调查为统筹城乡发展这个严肃的课题带来了新鲜思维。相关人士指出，从全国实践看，统筹城乡发展工作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任重道远。
据了解，东部省市经济较为发达，财政状况良好，在统筹城乡的规划和建设、产业发展和劳动就业、社会事业和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措施具体，针对性强，抓得有成效。
李青介绍，自年初浙江省委省政府实施“千万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程”以来，今年已培训农村劳动力90万人以上；从2003年开始，开始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目前全省已全面启动1000个示范村和4500个整治村建设，村庄建设资金总投入达243亿元；初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制度，在35个县开展了城乡“五统一”的就业试点工作；今年全省所有市和县(市、区)均已出台了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政策，有近100万人参加了社会养老保险。
朝阳区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主场馆所在地，根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全部规划为市区。朝阳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宋连娣表示，为了大力提升农村劳动者总体素质，今年朝阳区政府投入资金500万元，明年计划投入1000万元专门用于农民培训。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坚披露，西部省区的城乡差距要比全国水平更严重，西部十省除四川、宁夏外，其余8省高于全国水平。反而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缓解城乡差距扩大的好势头。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张红宇的调查表明，近三年，广东省中山市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年增长速度分别为6．97％、8．11％、11．5％，依次高出同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增长速度。
有专家指出，沿海地区由于统筹城乡发展的基础较好，可先行一步。建议选择一到两个省作为试点，在财政体制、户籍制度、征地制度、行政管理、农村集体资产制度等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
城乡统筹的基础在发展。中西部省区由于发展较慢，虽然把抓好统筹城乡发展作为一项中心工作，确定了发展目标和工作思路，但起步相对较晚，任务也更重一些。
有专家指出，目前粮食主产区小型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问题很大，主要是地方财政困难，农业的投入不足；实施税费改革后，取消义务工导致农民投劳减少；按照财、事权划分，中央财政近年只管大江大河治理，中小水利不配套。这些六七十年代的农田基建大多老化无用，建设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国家应给予充分重视。
还有专家提出，由于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欠账太多，光靠政府财政投入很难满足。粮食主产区如何在确保粮食生产能力的前提下，建立促进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值得思考。可否建立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的利益调节机制，从主销区筹集一些资金，专项用于主产区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和中低产田改造。
统筹城乡发展工作的实质是解决“三农”问题，主导是各级政府。有专家建议，建立统筹城乡发展工作的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建立相应的检查、督促和考核制度，将统筹城乡发展有关重要指标列入各级党政及部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目标。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全国青联主席赵勇说，现在需要进一步认真思考和着力解决的，是采用什么样的统筹方式才最有可能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的工作目标。赵勇认为，随着我国进入“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并存的时代，仅仅运用政府传统的手段和办法远远不够甚至是不灵的，统筹城乡发展必须要有新思路、新方式。赵勇提出，创新统筹方式的努力方向，是要化政府统筹为政府统筹和市场统筹、社会统筹有效结合，充分发挥政府统筹的导向作用，不断把城乡互动落到实处。
赵勇举例说，社会统筹可在统筹城乡发展方面发挥重要补充作用，譬如鼓励扶持社会团体及各方面力量大力组织实施像“希望工程”、“大学生志愿者服务西部计划”、“博士服务团”等公益项目，为城乡各类组织和个人提供便利可行的参与城乡互动的渠道和平台。
许多与会者表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里解决统筹城乡发展问题，不能仅靠发文件，不能仅靠道义诉求，需要有实际措施和步骤。只有行动起来，我们才能不辜负时代赋予的神圣责任。
一个无从回避的世纪难题
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湖北李昌平上书总理道出“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一言，“三农”问题便成为国人关注的核心话题之一。然而，直至中共十六大首次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方针，人们才猛然发现，这是解开“三农”死结的一把“钥匙”。两年过去了，“三农”问题得到了一些缓解，但在许多人看来，这仅是涉农部门的事，与自己的生活没有多大关系。11月9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和农业部举办了“统筹城乡发展”理论研讨会。与会专家指出，推进统筹城乡发展，不仅是重大的经济社会问题，还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是为了促进包括城市经济在内的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城乡差别并非独有中国才有。专家指出，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历程中城乡关系的变化特点看，工业化初期，是农业支援工业，中期，是农业和工业均衡发展，后期，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当前，我国人均GDP已达1000美元，正处在工业化转折的重要阶段。因此，坚持城乡统筹发展是顺应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必然要求。
有人警告，中国除非穷人也能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否则改革开放有面临失败的危险。真实情形是，在城市人们享受经济繁荣的同时，另外一些问题却依然突出：农业基础薄弱，效益低：农民收入水平低，收入增长缓慢，农村的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环境等各项社会事业发展严重滞后。
专家指出，我国已进人工业化的中期阶段，这一阶段，经济发展面临的风险最有可能来自农业的滞后，来自农民增收的缓慢。如果城乡利益关系失衡和城乡体制分割加剧的问题处理不好，将会直接影响到农村的安定团结和社会稳定。与会专家形成共识：推进统筹城乡发展，具有相当的紧迫性和严峻性，不仅是重大的经济社会问题，还是重大的政治问题。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农村局局长潘盛洲在会上说了一件小事情。城里家庭几乎都是一对夫妇一个孩子，随着孩子的长大，其使用过的一些物品仍可利用，而农村贫困地区的孩子有许多因为无钱购买必要的课本和其他用品而辍学。这个简单的问题只要有关部门主动出面做些组织、协调工作，并不需花费多少财力和物力，就可取得城乡互促发展的双赢结果。可由于没有合适的管道和载体，双方只能望而兴叹。潘盛洲说，“当前城市带动农村发展意识不强的问题是许多城市没有充分认识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性，没有把带动农村发展作为自己的应尽之责。”
多年从事基层工作的济南市副市长赵文朝也有深刻感受，“目前，受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影响，不少人城乡分治的观念仍未消除。在城市，甚至在党政机关，仍有不少同志认为‘三农’工作是农民的事情，加强对‘三农’工作的领导和投入，也只是农口工作部门的任务。缺乏对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性认识，还没有真正形成加快农村发展的氛围与合力。”
“即使公平的制度，在实施过程中还有着‘重城轻乡’、‘嫌贫爱富’、‘行政干预’的强大惯性，它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中央‘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政方针不能真正落在实处。”安徽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刘奇直言不讳。
与国外二元结构是一种城乡自然分离不同的是，我国的二元结构涉及到城乡居民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各种权利上的不平等，其实质是城市对农村的剥夺，城市对农民的排斥，城市和农村的对立。专家指出，我国城乡差距、工农差距大，面临的矛盾和问题面广量大，根深蒂固，解决的难度很大，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的事。
然而，这又是必须面对的现实。从世界看，一般规律是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才出现买方市场。而我国人均GDP刚达到800美元就出现了低水平的买方市场，其根本原因是城乡二元结构还没有改变。农村消费不旺正是近年内需难以启动的最大问题。
“我们必须认识到，现在强调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绝不单纯是为了加快农村的发展，而是为了促进包括城市经济在内的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与会专家强烈呼吁。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其核心是重构国家发展规划，对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进行全局性、战略性调整，建立平等和谐的城乡关系。专家建议，这项工作牵涉面广，工作量大，不是一两个部门组织协调就能完成，要综合发挥各部门的优势，整合资源配置和政策措施，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形成共同推进的强大合力。
[问题篇]
农民“国导待遇”何时变现
我国城乡差距日益扩大是不争的事实。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2．57：1，1983年一度缩小到1．82：1；此后一路扩大，2003年达3．23：1。如果进一步考虑到城市居民享有种种国家补贴、农民收入中包含生产经营费用支出等不可比因素，实际可支配收入差距约为5：1～6：1。据社科院课题组的比较研究，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之大，在世界各国名列前位。这种状况让与会专家十分忧虑。
长期以来，重工业优先发展构成了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内容。建国之初，通过从农业和农村提取积累，从而源源不断地转化为工业化资金积累来源。据专家分析，1952～1978年，通过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农业输入工业的资金为3917亿元，相当于同期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原值的91％。专家指出，我国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初步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农村和农业的历史贡献和积极意义是不可抹杀的。
改革开放25年的历史进程，传统发展战略虽经调整，然而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特殊的积累方式仍在起作用。国家发改委农经司司长杜鹰谈道，我国在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逐步消亡的过程中，从农业和农村提取积累的重心开始从低价拿农产品转为低价拿农民的土地和低价使用进城农民工。
就业条件的不公平是许多农民工的切肤之痛。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任玉岭说，很多国家投资项目和城里的企业，招工时往往要本地户口，把农村人拒之门外。另外，在工资待遇上农村人与城市人也是两样。如媒体报道，深圳同一工种本地人工资2000元，农民工工资仅600元。
土地是农民惟一能创造财富的资源，但是农民自己却没有当家权。农民土地被城市人征用时，可以低买高卖，迄今已产生3万亿之巨的土地级差收益。城市虽然用土地赚了很多钱，但基本留在了城市，而农民得到的补偿十分有限。更加不公平的是，城市人在国有土地上买的房，可以作为资产进行抵押贷款；而农民在自己的宅基地上盖的房，却不能用来抵押贷款。
不断提高城市化率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也是无数农民心中的渴盼。然而，让希望成为城里人的农民预想不到的是，我国的城市是关住城门搞城市化和现代化，把大量的土地、资本吸进城池，却将大量的农民排斥在城市化之外。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说，不少同志对城市化有着迫切的愿望，但对概念的理解却存在重大偏差。 城市化被简单地等同于城市的扩大、美化、现代化，而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农民城市化。这导致全社会的资源和财富向城市高度集聚，城乡的面貌差距越来越大。
“城市化的关键是把农民变成市民，享受市民待遇。”有的专家预言，当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受阻后，农村人口与土地、资本等资源的占有关系就会恶化，财富分配矛盾也越来越尖锐。
专家提出，还须警惕新的二元结构出现：一方面农民工与市民难以融合，聚乡而居，形成“河南村”、“安徽村”等“城市里的村庄”；另一方面，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队伍中涌进大批农民工，他们在政治、经济、社会福利等方面享受不到真正的工人待遇，成为“工人中的农民”。
有人断言，中国社会目前最大的不和谐就是城乡的不和谐。“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的戏言已成为广为流传的坊间成语。
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李青说，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主要表现为：一是经济发展和建设规划上的重城轻乡；二是财政投入和社会投资上的多城少乡；三是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上的厚城薄乡；四是户籍制度上的城乡壁垒；五是资源流通上的城乡二策；六是行政管理体系上的城乡分割。
制度设置的城市取向对农民的根本权利影响最大。刘奇指出，譬如农业税税种不公，只有中国单为农民设了这个税种；起征点不公，城里人月收入800元起征，农民年收入2000多元也征；数量不公，全国农村人均税赋146元，城市人均37元。
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民是弱势群体，农村是弱化领域。农民不仅增收难，而且就业难、受教育难、看病难、养老难，等等。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专家指出，当前，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城乡资源的恶性对流。农村的人才、资金等优质资源尽一切可能挤进城市，而城市的污染、伪劣产品等劣质资源见缝就钻地流向农村。
城乡差距持续扩大，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专家们纷纷指出，我国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和长期实施的城市偏向政策，不能再走剥夺农民、牺牲农业、忽视农村的路子，这样才能真正统筹协调城乡关系。
[对策篇]
构筑城乡互促发展新格局
随着中央屡次强调将“三农”工作列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各方对统筹城乡发展的呼声很高。专家指出，要防止盲目性和不切实际的形式主义，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农业和农村经济尤其如此，各地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不能不讲条件一哄而上。实现城乡统筹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必须通过体制与政策两个层面，合理配置要素资源。
综观世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一般是二十多年以后就开始反哺农业，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起来的日本、韩国都是这样。陈锡文表示，最近中央提出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战略思路就是，城市工业反哺农业的时间已经到了。这将对农业的发展、农村的繁荣和农民的富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城乡差距的源头是投入差距。资料表明，2003年，国家财政支出中农业支出占7．2％；国家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中农业占5．2％，乡镇企业占4．8％。这同农村人口比重和农业基础地位很不相称。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副主任段应碧认为，落实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关键是要下决心调整国家财政支出结构、基本建设投资结构和信贷资金投放结构，真正向农业和农村倾斜。“不下决心对三个结构做大的调整，不改变城乡资源分配中长期存在的城市化倾向，目前这种农村发展严重滞后、城乡差距迅速扩大的趋势就不可能扭转，所谓‘统筹’很可能变成一句‘口号’。”段应碧语气沉重。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指出，资源配置结构向“三农”倾斜，并不是要在现阶段将城乡的社会经济水平划一拉平，也不是要转移城市资源将农民的福利水平提高到城市居民那样的档次；而是要通过税收政策、财政转移支付等，加强对农业、农村的支持，防止“三农”这条“腿”过短。今后国家在处理城乡发展关系上应采取“补短不截长”的宏观政策，在财政支出上强力向农村倾斜，重点是加大对农业基本建设、公共设施建设、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投资力度。
由于二元结构的障碍，目前城乡之间，市场还未能真正成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专家认为，当前重点是做好城乡劳动力就业市场、城乡土地市场、城乡资金市场三大市场的统筹。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王东进说，就业是民生之本，统筹城乡就业是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基础。2003年，我国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达1亿以上，超过农村劳动力总量的1／5。目前，劳动者就业环境存在“三难”，即打工难，维权难，发展难。政府应抓紧建立健全统一、有序的劳动力就业市场体系，实行城乡劳动力就业的公平竞争、同工同酬、同等待遇制度。
有关研究表明，城乡土地市场价格差已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以乡养城”的新形式。城镇非农建设用地已从行政划拨全面转向市场化的出让，但向农民征用土地的补偿办法仍基本停留在行政划拨年代。专家们建议，要城乡并轨，逐步建立市场化的农村集体土地征用机制，切实保护农民应得的土地市场利益。
一组数据让人惊心：农村信用社净流出的资金每年在3000亿元以上，并且呈扩大趋势。段应碧提出，过去计划经济时，国家先后设立了50多种农业专项贷款，其中大多是中长期低息贷款，对农业和农村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他建议恢复农业专项贷款，由农业发展银行按政府意向具体操作，财政负责贴息。这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引导信贷资金投入农业和农村的有效办法，所有发达国家都是这样做的，我们也应这样做。
专家们在研讨中一致认为，统筹城乡发展，规划要先行，要按照实现城乡一体化目标的总体要求，制定统筹城乡发展的规划，并将这一规划纳入国家和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之中。比如，在制订“十一五”规划时，特别要研究考虑今后五年在统筹城乡发展方面着重需要解决的问题及举措，重视培训农民、转移农民和富裕农民。
同时，要尽快完善农业投入的法律体系，建议国家尽快出台支持农业具体的可操作的条例和细则。提高支农支出在整个财政中的比重，调整财政支农结构。增加财政对农村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及农业科研的投入。加大对农村社会事业的投入，确保农村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事业健康发展。发挥财政资金的导向作用，吸引更多的民间资金投向农村社会事业。
专家们还指出，我国地域辽阔，区域发展的水平和条件差异很大，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发达地区，特别是城郊村、城中村，要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欠发达地区重点是城乡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边远落后的西部省区，要做好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工作，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经济繁荣。
一位专家充满激情地陈述，中国社会人为的等级分割延续几千年，只要我们实行以城带乡、以工促农，以工业化和城镇化带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形成城乡互补互促、共同发展的格局， 就能构筑一个人不分高下、地不分城乡的公平和谐社会。
[创新篇]
万里长征万出第一步
在这次研讨会上，除了专家学者的发言外，还有部分地方政府和企业家代表受邀与会，他们以自身的实践和调查为统筹城乡发展这个严肃的课题带来了新鲜思维。相关人士指出，从全国实践看，统筹城乡发展工作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任重道远。
据了解，东部省市经济较为发达，财政状况良好，在统筹城乡的规划和建设、产业发展和劳动就业、社会事业和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措施具体，针对性强，抓得有成效。
李青介绍，自年初浙江省委省政府实施“千万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程”以来，今年已培训农村劳动力90万人以上；从2003年开始，开始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目前全省已全面启动1000个示范村和4500个整治村建设，村庄建设资金总投入达243亿元；初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制度，在35个县开展了城乡“五统一”的就业试点工作；今年全省所有市和县(市、区)均已出台了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政策，有近100万人参加了社会养老保险。
朝阳区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主场馆所在地，根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全部规划为市区。朝阳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宋连娣表示，为了大力提升农村劳动者总体素质，今年朝阳区政府投入资金500万元，明年计划投入1000万元专门用于农民培训。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坚披露，西部省区的城乡差距要比全国水平更严重，西部十省除四川、宁夏外，其余8省高于全国水平。反而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缓解城乡差距扩大的好势头。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张红宇的调查表明，近三年，广东省中山市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年增长速度分别为6．97％、8．11％、11．5％，依次高出同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增长速度。
有专家指出，沿海地区由于统筹城乡发展的基础较好，可先行一步。建议选择一到两个省作为试点，在财政体制、户籍制度、征地制度、行政管理、农村集体资产制度等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
城乡统筹的基础在发展。中西部省区由于发展较慢，虽然把抓好统筹城乡发展作为一项中心工作，确定了发展目标和工作思路，但起步相对较晚，任务也更重一些。
有专家指出，目前粮食主产区小型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问题很大，主要是地方财政困难，农业的投入不足；实施税费改革后，取消义务工导致农民投劳减少；按照财、事权划分，中央财政近年只管大江大河治理，中小水利不配套。这些六七十年代的农田基建大多老化无用，建设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国家应给予充分重视。
还有专家提出，由于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欠账太多，光靠政府财政投入很难满足。粮食主产区如何在确保粮食生产能力的前提下，建立促进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值得思考。可否建立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的利益调节机制，从主销区筹集一些资金，专项用于主产区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和中低产田改造。
统筹城乡发展工作的实质是解决“三农”问题，主导是各级政府。有专家建议，建立统筹城乡发展工作的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建立相应的检查、督促和考核制度，将统筹城乡发展有关重要指标列入各级党政及部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目标。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全国青联主席赵勇说，现在需要进一步认真思考和着力解决的，是采用什么样的统筹方式才最有可能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的工作目标。赵勇认为，随着我国进入“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并存的时代，仅仅运用政府传统的手段和办法远远不够甚至是不灵的，统筹城乡发展必须要有新思路、新方式。赵勇提出，创新统筹方式的努力方向，是要化政府统筹为政府统筹和市场统筹、社会统筹有效结合，充分发挥政府统筹的导向作用，不断把城乡互动落到实处。
赵勇举例说，社会统筹可在统筹城乡发展方面发挥重要补充作用，譬如鼓励扶持社会团体及各方面力量大力组织实施像“希望工程”、“大学生志愿者服务西部计划”、“博士服务团”等公益项目，为城乡各类组织和个人提供便利可行的参与城乡互动的渠道和平台。
许多与会者表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里解决统筹城乡发展问题，不能仅靠发文件，不能仅靠道义诉求，需要有实际措施和步骤。只有行动起来，我们才能不辜负时代赋予的神圣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