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儒学，有人往往将它与“柔弱”“文弱”联系起来，仿佛孔子也是一位文弱书生，这是一个很大误解。如果走近孔子儒学，就很容易发现其阳刚、勇武、强大的一面，就像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那样，他主张的理想人格是“既仁且智”。所以，孔子说“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有一次，子贡观看年终的蜡祭。孔子问他是否觉得有乐趣。子贡说：整个国家的人都像发疯似的，不理解有什么乐趣。孔子说：他们辛苦了一年，才享受这一天的快乐，得到一天的恩泽，这不是你所能体会得到的。孔子又说：总是紧张而不放松，即使文王、武王都做不到；总是放松而不紧张，那又是文王、武王所不愿做的。该紧张时紧张，该放松时放松，这才是文王、武王治理天下之道啊！无论孔子思想，还是其他儒家的学说，面对的都是活生生的现实，都是具体生动的实际。不要以为孔子儒家总是板着面孔，不要一提起传统文化就是揖让进退、有板有眼、不苟言笑。
　　孔子儒学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孔子儒学说到底就是关于仁义和平的理论，这不是对孔子的曲解。只是不能不知道，达致和平必须依靠修齐治平的理论体系，刑政法制也是为了社会和谐、天下安宁。据考证，“儒”类似于一种职业，在殷商时期已经存在。甲骨文中的“儒”像以水冲洗沐浴濡身之形。《礼记·儒行》说：“儒有澡身而浴德。”《孟子》也说：“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则可以事上帝。”古代的儒在祭祀、相礼等行为中常常斋戒沐浴，所以原始的“儒”字作“需”或“濡”。《说文解字》说：“儒，柔也。术士之称。”后人解释说：“儒行者，以其记有道德所行。儒之言，优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可见，儒之“柔”与儒之“刚”相辅相成，乃是一体的两面。
　　有人问子贡：孔子的学问从哪里学来的？子贡说，孔子“学无常师”，他无时无处不在学习。他又说：“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贤能的人抓住根本，不贤的人了解末节，文武王之道无处不在。孔子追求天下大同、社会和谐，希望人人循礼而动、厚德载物，这同样需要刚健有为、积极作为。孔子提倡的仁义和平，但“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仁”比生命更宝贵，为成就“仁”，可以不顾及生命。
　　孔子也谈“无为”“无所争”，这与老子所说的“无为”乃“无不为”“为无为”一样，是“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无为”不是无所作为，“不争”也不是啥事都无所谓。孔子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君子本来没什么可争的，如果一定要有的话，那就是比赛射箭吧。这不是角力斗勇，而是看谁心境平和、适度中正。孔子盛赞的尧舜“无为而治”，那可不是一般的境界！
　　孔子儒家重视人的培养教育。在周代，人生八岁而入小学，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乃一般人都要学习的“小学”，孔子精通射、御自不在话下。在现实中，孔子头脑清醒，决不迂腐，不论什么时候，不论什么艰难险阻，他总是义正辞严，刚毅勇武。他也懂得“文事”与“武备”之间的关系，齐鲁夹谷会盟时，孔子力主带兵前往，做好各种准备，使齐国阴谋未能得逞。
　　孔子主张和平，反对战争。战争是“国家大事”，自然为时人所重，但孔子反对专注于兵战，他的理想是“城郭不修，沟池不越，鑄剑戟以为农器，放牛马于原薮，室家无离旷之思，千岁无战斗之患”。但孔子知道，治理邦国，应力求“足食”“足兵”“民信”。“民无信不立”“民信”尤其重要。他反对专注于兵战，但战争有时却不可避免，孔子清醒地认识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不进行训练，不懂得战争之术，就让老百姓上战场，无异于抛弃他们。一次，孔子弟子冉有带兵打仗取得胜利，有人问他关于军旅的知识从哪里来的，他说“学之于孔子”。冉有认为孔子之学无所不包，“文武并用兼通”。
　　在孔子的知识与学说体系中，战阵、射御之功毕竟仅占了次要位置。在当时社会环境下，孔子着眼于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主张恢复礼乐政治，希望将礼坏乐崩的社会重新纳入到上下和谐的良性轨道。他厌弃诸侯国滥施刑罚与战争杀伐，绝不肯同流合污、为其帮凶。因而《吕氏春秋》记载“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的同时，也明确指出孔子“不肯以力闻”。不过，这绝不意味着孔子只能做文弱的教书先生，事实上，刚健进取一直是孔子思想的主旋律。（编辑/吴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