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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身份，早已脱离了某一种单独的文化背景，而更像是地球村公民的一员。
下午四点，亚丁和我们约在了阳光上东的一家小西餐店。
正好是北京的阴天，一切都显得污浊浊的，我们的话题也很自然地从天气开始聊起，对此他有些抱怨，不过马上又补充说，这几年北京的空气质量还是好多了。
他点了木瓜牛奶，有点甜，又要了杯竹叶青茶。这样一个穿着简洁、说话平缓温和的中年男子，无论怎么看，都是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
然而你很快可以从一些细微之处发现些不同。比如，他接电话时突然冒出的满口纯正法语；比如，他谦和态度背后隐隐约约的某种优越感；又比如，买单时他完全西式的礼节。
1985年底亚丁去了法国，随后获得了一系列华人在法国所能享受到的最高荣誉：“法国青年翻译家”奖、法国卡茨文学大奖、法国青年龚古尔文学奖、法国骑士勋章……
曾经辉煌的翻译家、法语小说作家，现在的法国国际艺术学院院长、伊迪文化传播公司总裁、环保斗士，这位跨国迁徙者一点点褪却了传统基因，成就为一个多元文化的传承者。
从乡土到“浪漫”
电话那头，是亚丁的儿子亚历山大。其实，亚历山大的母亲是中国人。这样一个血统纯正的中国家庭，却有着完全不同于中国的文化。
这个家庭饮食中西结合，早餐是从法国带回来的鲜橙汁、奶酪、面包等，中饭和晚饭却是中餐；这家人有时讲汉语，更多时候用法语对话，两个孩子也都被送到法语学校上学。
所以，面对国别认同的话题，亚丁对“你应该还是一个中国人”这样的判断显得有些犹豫。显然，在心理上，他并不认为已经取得法国国籍、又在法国生活了20年就是法国人。
亚丁在中国的家不止阳光上东一处，他甚至把房子盖到了怀柔的大山里。而在巴黎，他也有很多处房子。
中国和法国两种文化都种在了他的身体里，只不过时不时出来打打架。这些年来，他在中国与法国间飞来飞去，变成了一个双栖鸟，又或者，成为了一个中法文化交流的使者。
亚丁的家乡在河北文安县，家乡人叫他毛毛。毛毛是如何变成了亚丁？一切要归功于法语。正如那句谚语：掌握一门外语，就如同打开了一扇新的窗。亚丁的人生因法语而改变。
1976年，他只是个被下放到河北农村的普通少年。一天，一位北大的女老师找到了他所在的生产队，想招收几名学外语的学员。面对各种文化、历史问题，亚丁对答如流，他的表现令老师非常满意。第二年初，作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亚丁被北京大学西语系法语专业录取。
入学后不久，他和几名同学共同创立了当时大学生的第一本学生刊物《未名湖》。在办刊过程中，认识了德高望重的朱光潜老师。二人成为忘年之交。那时的燕园，经常能看到一老一少的身影，边聊天边散步。从三年级开始，亚丁已经能自己翻译一点东西了。他一下子喜欢上了在别人看来很难学的法语，甚至超过了过去喜欢英语的程度。
最初，亚丁只能翻译一点零碎的小文章。他也想自己翻译一本书，但却不知从何处下手。这时，朱光潜告诉他，小说来源于法国，法语的“浪漫”实际上就是小说的意思。为此，他翻译了第一本小说《保尔和薇吉尼》，笔名亚丁。朱光潜主动提出为这本书题写书名。
1980年4月15日，法国思想家、哲学家让·保罗·萨特逝世。这位法国才俊的逝世，在当时中国的文化界引发了各种讨论。这自然也引起了亚丁的注意，于是，他翻译了萨特的《理智之年》等一些比较热门的法国现代文学作品。
这本《理智之年》，为他打开了通向法国的大门。
融入法国上流社会
为了鼓励世界各国的年轻人翻译法国的文学作品，法国政府专门设立了“法国文学翻译家”奖，每年在世界范围内奖励5名青年翻译家。1985年10月，28岁的亚丁获此殊荣。他是至今中国的唯一。
这个奖项非常特别。根据当时法国政府的规定，获奖者可以得到5万法郎的奖金，但获奖者必须亲自到法国领奖，而且必须在法国国内将这笔钱花掉。法方还将这笔奖金平均分为6份，要求获奖者每个月前来领取。如此，亚丁就有了一个前往法国的机会。
1985年底，他飞赴法国，凭借翻译的奖金，在法国生活了一年多。这期间，他开始考虑如何继续留在法国，如何赚钱。他曾经尝试过去东方语言学院教中文。可是当他作为候选人填表时，听说录取名额只有一名，而候选人却有20多个，他当即把表撤了回来。
这段小插曲是亚丁对中西文化碰撞的一次细微体验，“我竞争上人家要下，我没竞争上自己又会难过，这是我在中国习惯了被安排后出来经历的第一次竞争，就觉得这件事不好。”
教中文未果，亚丁想到了写小说。此前他从未出过小说，更不要说法语小说。然而，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个书就在我心里，它就要出生，就要通过你来到这个世界上，鬼使神差，完全着了魔，就必须写出来你才完整。”
就这样，一本用法语创作的小说《高梁红了》诞生了。
写投稿信时，亚丁以中国人特有的谦虚写下了“不揣浅陋、请多指教”之类的话，结果稿子投出去石沉大海。当时他的奖金也已经花完了，银行账单纷至沓来，无奈之下，朋友恰好认识一个大出版社的总编辑，建议他去那里试一试。
亚丁硬着头皮给这位老太太打电话，碰巧她直接接了。一听说是位从中国来的年轻翻译家，老太太当即表态，你下午直接过来谈吧。这次亚丁直话直说了。
“我当时就说我已经没钱了，谁跟我第一个签出版合同，谁第一个给我钱，我就给谁出版，好像自己是个大作家，出版社都在抢我稿子这种感觉。”亚丁清晰地记得那天是星期五。两天后的清晨，朦胧睡意中的他被电话吵醒，好消息传来了，“她说这本书太伟大了，你赶紧过来签协议。”
这本书的轰动是亚丁自己未曾想到的。随之而来的作家称号一度让他感到害羞。然而，成功就这样飞快地来了：《高梁红了》一举成为当年法国最畅销的小说，并且在法国连续畅销10年。
“当时电视台采访我，问我这本书稿还给过哪些出版社，我说给过谁给过谁，后来那帮人全被免职了。其实人家解释说当时投稿信‘不揣浅陋、请多指教’那么一写，就没人看了，认为你自己都不自信。我觉得这完全是两个文化之间的差异。”
这本书给亚丁带来了一连串的荣誉，先后获1987年法国卡茨文学大奖、1987年亚洲小说奖、1987年法国匹里茨奖和1987年比利时皇家文学院小说奖，并进入龚古尔文学大奖的决赛圈。法国总统希拉克读完《高梁红了》，在给亚丁的信中写道：我怀着极大的乐趣，沉浸在这本体现了现代史实、中肯而又有份量的令人着迷的著作中。
其后，亚丁又连续写了6本书，销量也都不错。亚丁一时成为法国知名作家，除了写作，他每个周末还被邀请去参加一些贵妇人的沙龙，在沙龙上讲文学、讲自己的书，也讲中国。
文化使者的大事业
在法国人的眼里，亚丁是以一个纯粹中国人的面貌出现的。也正因此，他的写作让法国人体会到了新鲜的东方文化。
“我在书里描写塞纳河的时候，巴黎的人看了都觉得非常惊喜，因为我是东方来的人，我用阴阳来描述它。法国人感叹说‘你可以把塞纳河写成这个样子，我们永远不会对塞纳河有这种描述，永远不会有这种感受。’”
从中我们可以解读到华人作家在海外成功的原因。其实，包括后来的程抱一、山飒，也都因这份文化的差异感、或者说异国情调的细腻体验而闻名。不管怎样，作为文革后出国的第一代海外华人，亚丁确实通过写作，成功地把一个传统的东方文化带到了法国，又把一个现代的法国带回了中国。
他是中国华人中少数几个在法国家喻户晓、被法国人广为接受的作家之一，也因此结识了众多法国上层社会的达官贵人，这些人都以能邀请到作家亚当为荣，并不喜欢“文学花瓶”角色的他从中发现了新的机会。
一日清晨，亚丁接到法国参议院院长打来的电话，邀请他共进早餐。由于之前二人就已相识，亚丁欣然前往。在聊天的过程中，他了解到，原来院长是希望亚丁能够帮助他，通过非政府的渠道到中国去访问。
1989年之后，中法之间的关系曾一度冷却。鉴于当时的特殊情况，院长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去促进法中关系的改变。其后，亚丁通过一些朋友向中国的有关上层人士传达了这个信息。为此，1991年他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祖国。
1992年，在那位参议院院长的带领下，一批法国企业家成功访问了中国。当时，他们考察了广州，因此后来一批法国企业进入中国之初，就都落户在了广州。从此，亚丁开始做一些文化交流方面的工作，随着此后中法关系的越来越好，他专门建立了一家文化传播公司，致力于中法之间的交流。
在这期间，亚丁曾做过法国工业部部长的顾问，协助其在中国开展一系列的工业项目交流活动。同时，一些法国企业巨擎在进入中国市场之初，也纷纷找到他做顾问，包括法国电力、阿尔斯通、欧莱雅等。他被聘任为法国大型品牌进入中国和中国市场的著名策略人。
近些年，亚丁的角色越来越丰富，策划人、影视制作人、导演、环保倡导者、文化大使……多种角色集于一身，但都与“文化交流”有关系。2005年中法文化交流年，由他策划的中国年开幕式——雅尔音乐会等主要活动曾轰动一时。
多年的法国生活让他对法国文化感同身受，“法国文化是一种平和的文化，他把精神变为物质的，所以有了这么多建筑文化、文学作品，他又把物质的变成了精神的，把物质的感受精神化了，比如阿尔卑斯山。这种平衡是其他文化里不存在的。中国文化把精神的物质化得很少。”
于是，在中国、法国间穿梭的亚丁就经常感觉到两种文化的激烈摩擦，“我是法国人的时候，就是一个法国人，当我是中国人的时候，又有人说我是最中国的一个中国人。这两种文化在我脑袋里变成了两个堡垒，两个阵地，互不相容。”
无论如何，他最终变成了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承载者，他办法国国际影视艺术学院，校训体现了典型的西方教育理念：“不是灌满一瓶水，而是点燃一团火”；他介绍法国最先进的环保技术、最时尚的建筑艺术进中国，可是他又对中国道家文化痴迷不已；他以文致富，却也经常在文化中迷失……
下午四点，亚丁和我们约在了阳光上东的一家小西餐店。
正好是北京的阴天，一切都显得污浊浊的，我们的话题也很自然地从天气开始聊起，对此他有些抱怨，不过马上又补充说，这几年北京的空气质量还是好多了。
他点了木瓜牛奶，有点甜，又要了杯竹叶青茶。这样一个穿着简洁、说话平缓温和的中年男子，无论怎么看，都是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
然而你很快可以从一些细微之处发现些不同。比如，他接电话时突然冒出的满口纯正法语；比如，他谦和态度背后隐隐约约的某种优越感；又比如，买单时他完全西式的礼节。
1985年底亚丁去了法国，随后获得了一系列华人在法国所能享受到的最高荣誉：“法国青年翻译家”奖、法国卡茨文学大奖、法国青年龚古尔文学奖、法国骑士勋章……
曾经辉煌的翻译家、法语小说作家，现在的法国国际艺术学院院长、伊迪文化传播公司总裁、环保斗士，这位跨国迁徙者一点点褪却了传统基因，成就为一个多元文化的传承者。
从乡土到“浪漫”
电话那头，是亚丁的儿子亚历山大。其实，亚历山大的母亲是中国人。这样一个血统纯正的中国家庭，却有着完全不同于中国的文化。
这个家庭饮食中西结合，早餐是从法国带回来的鲜橙汁、奶酪、面包等，中饭和晚饭却是中餐；这家人有时讲汉语，更多时候用法语对话，两个孩子也都被送到法语学校上学。
所以，面对国别认同的话题，亚丁对“你应该还是一个中国人”这样的判断显得有些犹豫。显然，在心理上，他并不认为已经取得法国国籍、又在法国生活了20年就是法国人。
亚丁在中国的家不止阳光上东一处，他甚至把房子盖到了怀柔的大山里。而在巴黎，他也有很多处房子。
中国和法国两种文化都种在了他的身体里，只不过时不时出来打打架。这些年来，他在中国与法国间飞来飞去，变成了一个双栖鸟，又或者，成为了一个中法文化交流的使者。
亚丁的家乡在河北文安县，家乡人叫他毛毛。毛毛是如何变成了亚丁？一切要归功于法语。正如那句谚语：掌握一门外语，就如同打开了一扇新的窗。亚丁的人生因法语而改变。
1976年，他只是个被下放到河北农村的普通少年。一天，一位北大的女老师找到了他所在的生产队，想招收几名学外语的学员。面对各种文化、历史问题，亚丁对答如流，他的表现令老师非常满意。第二年初，作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亚丁被北京大学西语系法语专业录取。
入学后不久，他和几名同学共同创立了当时大学生的第一本学生刊物《未名湖》。在办刊过程中，认识了德高望重的朱光潜老师。二人成为忘年之交。那时的燕园，经常能看到一老一少的身影，边聊天边散步。从三年级开始，亚丁已经能自己翻译一点东西了。他一下子喜欢上了在别人看来很难学的法语，甚至超过了过去喜欢英语的程度。
最初，亚丁只能翻译一点零碎的小文章。他也想自己翻译一本书，但却不知从何处下手。这时，朱光潜告诉他，小说来源于法国，法语的“浪漫”实际上就是小说的意思。为此，他翻译了第一本小说《保尔和薇吉尼》，笔名亚丁。朱光潜主动提出为这本书题写书名。
1980年4月15日，法国思想家、哲学家让·保罗·萨特逝世。这位法国才俊的逝世，在当时中国的文化界引发了各种讨论。这自然也引起了亚丁的注意，于是，他翻译了萨特的《理智之年》等一些比较热门的法国现代文学作品。
这本《理智之年》，为他打开了通向法国的大门。
融入法国上流社会
为了鼓励世界各国的年轻人翻译法国的文学作品，法国政府专门设立了“法国文学翻译家”奖，每年在世界范围内奖励5名青年翻译家。1985年10月，28岁的亚丁获此殊荣。他是至今中国的唯一。
这个奖项非常特别。根据当时法国政府的规定，获奖者可以得到5万法郎的奖金，但获奖者必须亲自到法国领奖，而且必须在法国国内将这笔钱花掉。法方还将这笔奖金平均分为6份，要求获奖者每个月前来领取。如此，亚丁就有了一个前往法国的机会。
1985年底，他飞赴法国，凭借翻译的奖金，在法国生活了一年多。这期间，他开始考虑如何继续留在法国，如何赚钱。他曾经尝试过去东方语言学院教中文。可是当他作为候选人填表时，听说录取名额只有一名，而候选人却有20多个，他当即把表撤了回来。
这段小插曲是亚丁对中西文化碰撞的一次细微体验，“我竞争上人家要下，我没竞争上自己又会难过，这是我在中国习惯了被安排后出来经历的第一次竞争，就觉得这件事不好。”
教中文未果，亚丁想到了写小说。此前他从未出过小说，更不要说法语小说。然而，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个书就在我心里，它就要出生，就要通过你来到这个世界上，鬼使神差，完全着了魔，就必须写出来你才完整。”
就这样，一本用法语创作的小说《高梁红了》诞生了。
写投稿信时，亚丁以中国人特有的谦虚写下了“不揣浅陋、请多指教”之类的话，结果稿子投出去石沉大海。当时他的奖金也已经花完了，银行账单纷至沓来，无奈之下，朋友恰好认识一个大出版社的总编辑，建议他去那里试一试。
亚丁硬着头皮给这位老太太打电话，碰巧她直接接了。一听说是位从中国来的年轻翻译家，老太太当即表态，你下午直接过来谈吧。这次亚丁直话直说了。
“我当时就说我已经没钱了，谁跟我第一个签出版合同，谁第一个给我钱，我就给谁出版，好像自己是个大作家，出版社都在抢我稿子这种感觉。”亚丁清晰地记得那天是星期五。两天后的清晨，朦胧睡意中的他被电话吵醒，好消息传来了，“她说这本书太伟大了，你赶紧过来签协议。”
这本书的轰动是亚丁自己未曾想到的。随之而来的作家称号一度让他感到害羞。然而，成功就这样飞快地来了：《高梁红了》一举成为当年法国最畅销的小说，并且在法国连续畅销10年。
“当时电视台采访我，问我这本书稿还给过哪些出版社，我说给过谁给过谁，后来那帮人全被免职了。其实人家解释说当时投稿信‘不揣浅陋、请多指教’那么一写，就没人看了，认为你自己都不自信。我觉得这完全是两个文化之间的差异。”
这本书给亚丁带来了一连串的荣誉，先后获1987年法国卡茨文学大奖、1987年亚洲小说奖、1987年法国匹里茨奖和1987年比利时皇家文学院小说奖，并进入龚古尔文学大奖的决赛圈。法国总统希拉克读完《高梁红了》，在给亚丁的信中写道：我怀着极大的乐趣，沉浸在这本体现了现代史实、中肯而又有份量的令人着迷的著作中。
其后，亚丁又连续写了6本书，销量也都不错。亚丁一时成为法国知名作家，除了写作，他每个周末还被邀请去参加一些贵妇人的沙龙，在沙龙上讲文学、讲自己的书，也讲中国。
文化使者的大事业
在法国人的眼里，亚丁是以一个纯粹中国人的面貌出现的。也正因此，他的写作让法国人体会到了新鲜的东方文化。
“我在书里描写塞纳河的时候，巴黎的人看了都觉得非常惊喜，因为我是东方来的人，我用阴阳来描述它。法国人感叹说‘你可以把塞纳河写成这个样子，我们永远不会对塞纳河有这种描述，永远不会有这种感受。’”
从中我们可以解读到华人作家在海外成功的原因。其实，包括后来的程抱一、山飒，也都因这份文化的差异感、或者说异国情调的细腻体验而闻名。不管怎样，作为文革后出国的第一代海外华人，亚丁确实通过写作，成功地把一个传统的东方文化带到了法国，又把一个现代的法国带回了中国。
他是中国华人中少数几个在法国家喻户晓、被法国人广为接受的作家之一，也因此结识了众多法国上层社会的达官贵人，这些人都以能邀请到作家亚当为荣，并不喜欢“文学花瓶”角色的他从中发现了新的机会。
一日清晨，亚丁接到法国参议院院长打来的电话，邀请他共进早餐。由于之前二人就已相识，亚丁欣然前往。在聊天的过程中，他了解到，原来院长是希望亚丁能够帮助他，通过非政府的渠道到中国去访问。
1989年之后，中法之间的关系曾一度冷却。鉴于当时的特殊情况，院长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去促进法中关系的改变。其后，亚丁通过一些朋友向中国的有关上层人士传达了这个信息。为此，1991年他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祖国。
1992年，在那位参议院院长的带领下，一批法国企业家成功访问了中国。当时，他们考察了广州，因此后来一批法国企业进入中国之初，就都落户在了广州。从此，亚丁开始做一些文化交流方面的工作，随着此后中法关系的越来越好，他专门建立了一家文化传播公司，致力于中法之间的交流。
在这期间，亚丁曾做过法国工业部部长的顾问，协助其在中国开展一系列的工业项目交流活动。同时，一些法国企业巨擎在进入中国市场之初，也纷纷找到他做顾问，包括法国电力、阿尔斯通、欧莱雅等。他被聘任为法国大型品牌进入中国和中国市场的著名策略人。
近些年，亚丁的角色越来越丰富，策划人、影视制作人、导演、环保倡导者、文化大使……多种角色集于一身，但都与“文化交流”有关系。2005年中法文化交流年，由他策划的中国年开幕式——雅尔音乐会等主要活动曾轰动一时。
多年的法国生活让他对法国文化感同身受，“法国文化是一种平和的文化，他把精神变为物质的，所以有了这么多建筑文化、文学作品，他又把物质的变成了精神的，把物质的感受精神化了，比如阿尔卑斯山。这种平衡是其他文化里不存在的。中国文化把精神的物质化得很少。”
于是，在中国、法国间穿梭的亚丁就经常感觉到两种文化的激烈摩擦，“我是法国人的时候，就是一个法国人，当我是中国人的时候，又有人说我是最中国的一个中国人。这两种文化在我脑袋里变成了两个堡垒，两个阵地，互不相容。”
无论如何，他最终变成了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承载者，他办法国国际影视艺术学院，校训体现了典型的西方教育理念：“不是灌满一瓶水，而是点燃一团火”；他介绍法国最先进的环保技术、最时尚的建筑艺术进中国，可是他又对中国道家文化痴迷不已；他以文致富，却也经常在文化中迷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