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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的某一天，24岁的李德铭骑车路过北京长安街，忽然，他被一幅电影海报吸引住了。那是正在上映的影片《金沙江畔》，而海报上那个女主角的大头像，李德铭觉得十分眼熟——这不是老同学曹雷吗？
李德铭上初中时就认识曹雷，当时他们同在上海复兴中学，但不在一个班。李德铭是学生会主席，曹雷是学校话剧组成员，文艺活动积极分子。那时候，男女之间仍然有着授受不亲的传统思想，再加上1957年，他们一个以华东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一个考进了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南北两地，彼此没有什么往来。
此时，李德铭已经从“人大”毕业一年了，在中央广播事业局对外部（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但曹雷却因为下农村宣传总路线时染上了甲肝，不得不推迟一年毕业。《金沙江畔》正是她踏出校门之后的第一部电影。
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李德铭往影片的制作单位——上海电影制片厂写了封信。不久之后，他收到了曹雷的回复。就这样，老同学之间开始了书信往来，一写就是5年。“到了‘文革’时期，信的开头都是一段毛主席语录。”曹雷笑着说。在那个朋友一转眼就能“变脸”的岁月里，在每天要经过一番激烈思想斗争才能走进单位大门的日子里，曹雷只能把心里话告诉李德铭，她的信任换来的是李德铭的真心和耐心，于是，话越说越多，心越写越近。
“你愿意跟我结婚吗？”
1966年，“文革”开始了。因为曹雷的父亲曹聚仁先生多年担当海峡两岸的联系人，身份极为隐秘而敏感。他人在海外，在人们眼里，曹家便成了一个有海外关系的神秘家庭。“革命人士”到处贴大字报，还抄走了曹聚仁先生的1000多封家书和其他物品，好像不挖出一条里通外国的线索决不罢休。曹雷的母亲觉得此事非同小可，于是，作为长女的曹雷，在抄家第二天瞒着单位只身赶赴北京，打算找中央反映这个情况。
到了北京，人生地不熟的曹雷找到了李德铭，在她看来，这个在北京多年的老同学或许会有些路子。李德铭安排曹雷住进了中央广播事业局的招待所，然后陪着曹雷到处跑，直至把申诉书送进了中南海，转到了总理办公厅。后来，抄去的有些物品退回来了，但曹聚仁的1000多封家书却如人间蒸发一般，就此没了下落。
回到单位的曹雷，天天得参加班组会，要她交代父亲的“情况”。赴京的行为无疑加重了各种猜测，大字报上曹雷成了“女特务”、有“里通外国”之嫌，名字上也被打了大叉叉、大圈圈。而此时，远在北京的李德铭也愈加惦记曹雷，他不断写信开导她鼓励她，怕她想不开。
不久之后的一天，李德铭来到上海，出现在曹雷的面前，他劈头就问：“你愿意跟我结婚吗？”
学生时代就入了党的李德铭，毕业后又在“党中央的喉舌单位”工作，有着过硬的个人条件。而且，作为家里众多孩子中最小的一个，李德铭早早地学会了独立。“文革”中，周围人纷纷组织起“革命团体”，李德铭却不愿随波逐流，他宣称自己是“独立思考大队”，成员就他一个人。
“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愿意跟我结婚，这是非常见本色的。人家图我什么呢？”曹雷说，“那个时代是块试金石，我看到了人的很多面，也看到了真心，而李德铭是个可以托付一辈子的人。”就这样，曹雷答应了李德铭的求婚。但是，她的单位掌权的造反派却不同意开具结婚证明，而当时，没有这个是结不了婚的。不仅如此，“单位”还把李德铭叫去训话：你知道曹雷是什么人吗？李德铭说：“我们6年同学，我怎么会不知道？我们电台是涉外单位，都给我开了证明，你们凭什么不开？”
拖了一段时间之后，造反派只好放行了。为了避开上海“不好的气氛”，曹雷决定北上结婚。而当她回到上海，有的同事却不敢接受这个“嫌疑分子”的喜糖，这让她很伤心。
招待所里的“洞房”
1967年的7月，在母亲的陪伴下，曹雷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去跟李德铭结婚。临行前，她请裁缝做了一件粉红色的确良衬衣，一条咖啡色裙子。这就是她的新娘礼服。
李德铭在广播事业局的招待所借了间房，从集体宿舍抱去了被褥，再加上同事和朋友们从别处拼凑来的一些生活用具，“洞房”就布置好了。回想起那天的婚宴，曹雷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十几个亲戚朋友，花了35元钱吃了一餐”。她说，那时候没多少东西可吃，都是“革命菜”，3毛钱一份，5毛钱一份，一元钱的，就是很好的荤菜了。没有结婚照，没有婚戒，没有彩礼，但从此，李德铭和曹雷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李德铭的哥哥姐姐们十分欢迎这个新家庭成员，他们的孩子尤其高兴。由于电影《年青的一代》在全国上映，他们都知道曹雷，到处嚷嚷：“‘岚岚’做我小舅妈了！”而且，“他们还笑话我，因为《年青的一代》里我演一个很有理想的中学生，看见表姐跟哥哥为了谈恋爱不愿去边疆，特别看不惯，我有一句台词是这样说的：如果恋爱是这样的，我宁愿一辈子不谈恋爱！孩子们就拿这句跟我开玩笑：你不是说你一辈子不谈恋爱吗？……”多年以后，回忆起这些，曹雷仍然乐不可支。
蜜月里，李德铭与曹雷骑车跑遍了北京的各个景点，用曹雷父亲留下的一台老相机，拍了很多照片。囊中羞涩的他们，觉得去照相馆很贵，于是自己买来药水，深夜冲洗放大，相纸也是用便宜的边角料，纸边多大就放多大。乐在其中。
对于沉浸在爱情中的人们来说，欢乐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婚假一结束，曹雷母女启程返回上海，李德铭也把被褥抱回了集體宿舍，长达6年的两地分居生活就此开始。按照当时的规定，他们一年只有12天探亲假，而且一年之中一方休了，另一方就不再享有假期。可想而知，这短暂的团聚对于李德铭和曹雷来说，是多么的珍贵啊。
为了能多团聚几天，曹雷特意选了国庆节休探亲假。可是在这期间，北京戒严，不让进人，她只能先坐火车到天津，再换另一列经过北京但只在丰台停靠的火车。那时，卧铺票对于曹雷来说，“贵死了”，她总是坐着到达目的地，而沿途小站多，她生怕丢了行李也不敢睡。当李德铭在丰台站见到她时，发现她两条腿都是肿的。
“老头”哭了
回到上海的曹雷，继续承受着政治运动的折腾——父亲在海外，母亲又没有单位，只能从她这儿下手；而且，作为全“5分”毕业的业务尖子，不但一毕业就拍电影，还当选为“共青团九大”代表，她“蹿得太快了”，是“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黑尖子”，这些都让她成了众矢之的——在这种种精神压力下，她的第一个孩子小产了。而李德铭却没办法从北京赶回来。对此，曹雷并不抱怨。她说，这是我自己的选择，谁让我要找一个在外地的丈夫呢？
几年后，曹雷又有了第二个孩子。她跟李德铭说，生孩子时有妈妈在，你就不用来了，等孩子满月了你再回来，那时候我也可以起床活动了。然而，由于医院处理不当，女儿出生仅36小时就夭折了。
出事之后，母亲偷偷给李德铭发了电报。医生告诉曹雷说，孩子感冒，要在医院多留几天，同时也嘱咐家属瞒着她。出院那天，看到来接她回家的丈夫，曹雷惊讶不已。接下来，李德铭每天都要到街上走一圈，假装给医院打电话询问孩子的情况，回来就安慰曹雷，孩子挺好的，不过还要在暖箱里呆几天。前来探望的人，在曹家人的嘱咐下，也只关心产妇，绝口不提孩子，这让蒙在鼓里的曹雷觉得不对劲。实在瞒不住了，家人才把真相告诉她。
1973年对于李德铭和曹雷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当时，刚刚允许上海和北京的干部可以对调，正好上海的报社有人想去北京，李德铭就此调到了上海。好不容易可以团聚了，但曹雷偏偏被派下乡体验生活、收集关于“赤脚医生”的创作素材。而她本来就不想呆在干校里参加大批判，“一天到晚批这个、斗那个”，让她烦透了。夫妻俩仍是别多聚少，但是只要不再分居两地，心里就踏实多了。
回到上海的李德铭，与曹雷的家人同住，有好几年老少九口人挤在80平米左右的房子里。年事已高的外婆住在阳台改建的小房间里，下乡十年回来的弟弟曹景行一家则跟母亲挤在一间卧室里，当中用柜子隔开。直到孩子小学毕业了，曹雷一家三口才有了自己的小窝。
“文革”一结束，新生活开始了，曹雷却在1981年被确诊患有乳腺癌。这对她无疑是个晴天霹雳，但生性乐观的她，总想“犟过命去！”觉得活一天就乐呵一天，不愿悲悲切切。手术后她为了不让手臂变残，每天遵照医嘱“爬墙”——就是把手贴在墙上，靠手指的力量用上挪移，拉升手臂，爬到哪曹雷就在那里划一道线，第二天继续往上突破。来探望她的李德铭也是乐呵呵的。直到多年后，在中央电视台某个访谈节目的现场，当主持人问起李德铭这段往事，曹雷才第一次知道，癌症对于丈夫的打击远甚于自己。为了得来不易的年幼的孩子，为了好不容易闯过风浪刚刚开始的平静生活，李德铭到处投医问路，因妻子挤不进大医院的床位而忧心如焚，往往车骑一路，泪流不止。而这么多年来，任何艰难的时候，曹雷从没见过他流泪。
因为健康原因，单位打算照顾曹雷病退，曹雷却要求调到上海电影译制片厂，继续从事她钟爱的演员工作，哪怕躲在幕后不再“出头露面”。没想到一个广阔天地对她张开了怀抱。为了弥补被“文革”耽搁的岁月，曹雷忘我地工作着。了解和支持她的李德铭，不仅默默地承担了大部分家务，还负责照管孩子。然而曹雷的健康还在每况愈下，此后她又接受了胆囊摘除手术。2005年，还做了心血管支架手术。而李德铭不仅家里的事“从粗活干到细活”，冬天的时候，他甚至不让曹雷去厨房洗碗，因為“厨房没有空调怕她冷”。说起这些，曹雷觉得对李德铭很歉疚，“他一辈子自己没事，就是找了我，找来这么多事儿”。
“我是他的开心果，他是我的依靠”
接受同样的教育，都曾疯狂地阅读世界文学名著，再加上共同的时代和青少年时期的共同记忆，使得曹雷和李德铭“说点什么都能说到一块儿去”。每当曹雷写完文章，李德铭总是她的第一个读者，从专业角度给她意见；而李德铭在电脑打字打不出来的时候，曹雷则会帮他纠正弄错的拼音。……多年来的导演、配音工作，使得曹雷对外国电影里的那些文化、景色非常向往，而集邮多年的李德铭正好也想去看看外面的大千世界。于是，在两人都退休以后，俄罗斯的乡村、南非的小镇、土耳其的集市、埃及的尼罗河风帆船上……到处都留下了他们相依相伴的身影。退休十多年来，他们竟天南海北手牵手自费游历了40多个国家！
价值观一致，矛盾就少，这一点也是很关键的。曹雷说，他们都很节俭，认为“生活里其实不需要那么多的物质”，而且一味追求金钱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当影视制作单位找上门的时候，问起酬金，她总不知道怎么开价，她说“我付出的工作时间是我生命中的分分秒秒，你拿什么来衡量我的生命？金钱怎么算得出来？”而即便酬劳微薄，她对工作也不会怠慢，在她看来，人们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不会因为她得的钱少，就原谅她没有全力以赴。有时候，制作单位因为她优异的工作质量，主动给她加钱。而李德铭呢，多年来一直以低得难以想象的稿酬为外地一家报社写集邮专栏，只为自己喜欢。于是，每年春节对方都会寄些土产来聊表心意。麻雀有时会在他们窗外停下来歇个脚，李德铭就拿些寄来的小米或碎玉米去喂，渐渐地麻雀越聚越多，叽叽喳喳地叫唤，这时候，曹雷就跟丈夫说，“哎，你的宝贝在窗外叫你呢，快拿吃的去呀！”李德铭一边喂还会一边对小鸟嘀咕：“这可是有名的山西黄小米啊！”
生活是需要幽默感的，他们夫妻二人对此颇有同感。李德铭很喜欢美国画家蒙特·舒尔茨笔下的“史努比（Snoopy）”，认为这个形象特别幽默。于是曹雷到网上找图，又在李德铭的藏书里找到了“大作家史努比”看书、打字的图画，她把图描在布上，给丈夫绣了一个十字绣靠垫。没想到李德铭看了之后却问，怎么没有史努比的好朋友呢？曹雷又去找“小鸟”，把它绣在史努比的边上。曹雷喜欢说笑话，天南地北，各种方言，李德铭是她最好的听众，他俩在家里说起笑话来，常常笑出眼泪。有几次曹雷跟别人说笑话，李德铭在旁边听到了，还会追问：“这笑话你怎么没跟我说过啊？”
“他觉得我是他的开心果，我呢，觉得他是我的依靠。”曹雷笑着说。当上海某报向李德铭约稿、请丈夫谈谈家庭和妻子时，他欣然撰文：《家庭是个避风港》。曹雷也颇为感慨：在政治风浪中，个人根本无力自主，卷到哪里是哪里，“而老李确实给我营造了一个避风港，有人呵护的生活，心里特别踏实”。
2011年5月中旬的某一天，曹雷再次因身体不适，入院吊水，当她在药水的作用下呼呼大睡的时候，72岁高龄的李德铭则坐在旁边，一陪就是15个小时……可是没过几天，他们又活蹦乱跳地筹划着下一次的旅游了。▲
李德铭上初中时就认识曹雷，当时他们同在上海复兴中学，但不在一个班。李德铭是学生会主席，曹雷是学校话剧组成员，文艺活动积极分子。那时候，男女之间仍然有着授受不亲的传统思想，再加上1957年，他们一个以华东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一个考进了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南北两地，彼此没有什么往来。
此时，李德铭已经从“人大”毕业一年了，在中央广播事业局对外部（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但曹雷却因为下农村宣传总路线时染上了甲肝，不得不推迟一年毕业。《金沙江畔》正是她踏出校门之后的第一部电影。
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李德铭往影片的制作单位——上海电影制片厂写了封信。不久之后，他收到了曹雷的回复。就这样，老同学之间开始了书信往来，一写就是5年。“到了‘文革’时期，信的开头都是一段毛主席语录。”曹雷笑着说。在那个朋友一转眼就能“变脸”的岁月里，在每天要经过一番激烈思想斗争才能走进单位大门的日子里，曹雷只能把心里话告诉李德铭，她的信任换来的是李德铭的真心和耐心，于是，话越说越多，心越写越近。
“你愿意跟我结婚吗？”
1966年，“文革”开始了。因为曹雷的父亲曹聚仁先生多年担当海峡两岸的联系人，身份极为隐秘而敏感。他人在海外，在人们眼里，曹家便成了一个有海外关系的神秘家庭。“革命人士”到处贴大字报，还抄走了曹聚仁先生的1000多封家书和其他物品，好像不挖出一条里通外国的线索决不罢休。曹雷的母亲觉得此事非同小可，于是，作为长女的曹雷，在抄家第二天瞒着单位只身赶赴北京，打算找中央反映这个情况。
到了北京，人生地不熟的曹雷找到了李德铭，在她看来，这个在北京多年的老同学或许会有些路子。李德铭安排曹雷住进了中央广播事业局的招待所，然后陪着曹雷到处跑，直至把申诉书送进了中南海，转到了总理办公厅。后来，抄去的有些物品退回来了，但曹聚仁的1000多封家书却如人间蒸发一般，就此没了下落。
回到单位的曹雷，天天得参加班组会，要她交代父亲的“情况”。赴京的行为无疑加重了各种猜测，大字报上曹雷成了“女特务”、有“里通外国”之嫌，名字上也被打了大叉叉、大圈圈。而此时，远在北京的李德铭也愈加惦记曹雷，他不断写信开导她鼓励她，怕她想不开。
不久之后的一天，李德铭来到上海，出现在曹雷的面前，他劈头就问：“你愿意跟我结婚吗？”
学生时代就入了党的李德铭，毕业后又在“党中央的喉舌单位”工作，有着过硬的个人条件。而且，作为家里众多孩子中最小的一个，李德铭早早地学会了独立。“文革”中，周围人纷纷组织起“革命团体”，李德铭却不愿随波逐流，他宣称自己是“独立思考大队”，成员就他一个人。
“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愿意跟我结婚，这是非常见本色的。人家图我什么呢？”曹雷说，“那个时代是块试金石，我看到了人的很多面，也看到了真心，而李德铭是个可以托付一辈子的人。”就这样，曹雷答应了李德铭的求婚。但是，她的单位掌权的造反派却不同意开具结婚证明，而当时，没有这个是结不了婚的。不仅如此，“单位”还把李德铭叫去训话：你知道曹雷是什么人吗？李德铭说：“我们6年同学，我怎么会不知道？我们电台是涉外单位，都给我开了证明，你们凭什么不开？”
拖了一段时间之后，造反派只好放行了。为了避开上海“不好的气氛”，曹雷决定北上结婚。而当她回到上海，有的同事却不敢接受这个“嫌疑分子”的喜糖，这让她很伤心。
招待所里的“洞房”
1967年的7月，在母亲的陪伴下，曹雷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去跟李德铭结婚。临行前，她请裁缝做了一件粉红色的确良衬衣，一条咖啡色裙子。这就是她的新娘礼服。
李德铭在广播事业局的招待所借了间房，从集体宿舍抱去了被褥，再加上同事和朋友们从别处拼凑来的一些生活用具，“洞房”就布置好了。回想起那天的婚宴，曹雷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十几个亲戚朋友，花了35元钱吃了一餐”。她说，那时候没多少东西可吃，都是“革命菜”，3毛钱一份，5毛钱一份，一元钱的，就是很好的荤菜了。没有结婚照，没有婚戒，没有彩礼，但从此，李德铭和曹雷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李德铭的哥哥姐姐们十分欢迎这个新家庭成员，他们的孩子尤其高兴。由于电影《年青的一代》在全国上映，他们都知道曹雷，到处嚷嚷：“‘岚岚’做我小舅妈了！”而且，“他们还笑话我，因为《年青的一代》里我演一个很有理想的中学生，看见表姐跟哥哥为了谈恋爱不愿去边疆，特别看不惯，我有一句台词是这样说的：如果恋爱是这样的，我宁愿一辈子不谈恋爱！孩子们就拿这句跟我开玩笑：你不是说你一辈子不谈恋爱吗？……”多年以后，回忆起这些，曹雷仍然乐不可支。
蜜月里，李德铭与曹雷骑车跑遍了北京的各个景点，用曹雷父亲留下的一台老相机，拍了很多照片。囊中羞涩的他们，觉得去照相馆很贵，于是自己买来药水，深夜冲洗放大，相纸也是用便宜的边角料，纸边多大就放多大。乐在其中。
对于沉浸在爱情中的人们来说，欢乐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婚假一结束，曹雷母女启程返回上海，李德铭也把被褥抱回了集體宿舍，长达6年的两地分居生活就此开始。按照当时的规定，他们一年只有12天探亲假，而且一年之中一方休了，另一方就不再享有假期。可想而知，这短暂的团聚对于李德铭和曹雷来说，是多么的珍贵啊。
为了能多团聚几天，曹雷特意选了国庆节休探亲假。可是在这期间，北京戒严，不让进人，她只能先坐火车到天津，再换另一列经过北京但只在丰台停靠的火车。那时，卧铺票对于曹雷来说，“贵死了”，她总是坐着到达目的地，而沿途小站多，她生怕丢了行李也不敢睡。当李德铭在丰台站见到她时，发现她两条腿都是肿的。
“老头”哭了
回到上海的曹雷，继续承受着政治运动的折腾——父亲在海外，母亲又没有单位，只能从她这儿下手；而且，作为全“5分”毕业的业务尖子，不但一毕业就拍电影，还当选为“共青团九大”代表，她“蹿得太快了”，是“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黑尖子”，这些都让她成了众矢之的——在这种种精神压力下，她的第一个孩子小产了。而李德铭却没办法从北京赶回来。对此，曹雷并不抱怨。她说，这是我自己的选择，谁让我要找一个在外地的丈夫呢？
几年后，曹雷又有了第二个孩子。她跟李德铭说，生孩子时有妈妈在，你就不用来了，等孩子满月了你再回来，那时候我也可以起床活动了。然而，由于医院处理不当，女儿出生仅36小时就夭折了。
出事之后，母亲偷偷给李德铭发了电报。医生告诉曹雷说，孩子感冒，要在医院多留几天，同时也嘱咐家属瞒着她。出院那天，看到来接她回家的丈夫，曹雷惊讶不已。接下来，李德铭每天都要到街上走一圈，假装给医院打电话询问孩子的情况，回来就安慰曹雷，孩子挺好的，不过还要在暖箱里呆几天。前来探望的人，在曹家人的嘱咐下，也只关心产妇，绝口不提孩子，这让蒙在鼓里的曹雷觉得不对劲。实在瞒不住了，家人才把真相告诉她。
1973年对于李德铭和曹雷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当时，刚刚允许上海和北京的干部可以对调，正好上海的报社有人想去北京，李德铭就此调到了上海。好不容易可以团聚了，但曹雷偏偏被派下乡体验生活、收集关于“赤脚医生”的创作素材。而她本来就不想呆在干校里参加大批判，“一天到晚批这个、斗那个”，让她烦透了。夫妻俩仍是别多聚少，但是只要不再分居两地，心里就踏实多了。
回到上海的李德铭，与曹雷的家人同住，有好几年老少九口人挤在80平米左右的房子里。年事已高的外婆住在阳台改建的小房间里，下乡十年回来的弟弟曹景行一家则跟母亲挤在一间卧室里，当中用柜子隔开。直到孩子小学毕业了，曹雷一家三口才有了自己的小窝。
“文革”一结束，新生活开始了，曹雷却在1981年被确诊患有乳腺癌。这对她无疑是个晴天霹雳，但生性乐观的她，总想“犟过命去！”觉得活一天就乐呵一天，不愿悲悲切切。手术后她为了不让手臂变残，每天遵照医嘱“爬墙”——就是把手贴在墙上，靠手指的力量用上挪移，拉升手臂，爬到哪曹雷就在那里划一道线，第二天继续往上突破。来探望她的李德铭也是乐呵呵的。直到多年后，在中央电视台某个访谈节目的现场，当主持人问起李德铭这段往事，曹雷才第一次知道，癌症对于丈夫的打击远甚于自己。为了得来不易的年幼的孩子，为了好不容易闯过风浪刚刚开始的平静生活，李德铭到处投医问路，因妻子挤不进大医院的床位而忧心如焚，往往车骑一路，泪流不止。而这么多年来，任何艰难的时候，曹雷从没见过他流泪。
因为健康原因，单位打算照顾曹雷病退，曹雷却要求调到上海电影译制片厂，继续从事她钟爱的演员工作，哪怕躲在幕后不再“出头露面”。没想到一个广阔天地对她张开了怀抱。为了弥补被“文革”耽搁的岁月，曹雷忘我地工作着。了解和支持她的李德铭，不仅默默地承担了大部分家务，还负责照管孩子。然而曹雷的健康还在每况愈下，此后她又接受了胆囊摘除手术。2005年，还做了心血管支架手术。而李德铭不仅家里的事“从粗活干到细活”，冬天的时候，他甚至不让曹雷去厨房洗碗，因為“厨房没有空调怕她冷”。说起这些，曹雷觉得对李德铭很歉疚，“他一辈子自己没事，就是找了我，找来这么多事儿”。
“我是他的开心果，他是我的依靠”
接受同样的教育，都曾疯狂地阅读世界文学名著，再加上共同的时代和青少年时期的共同记忆，使得曹雷和李德铭“说点什么都能说到一块儿去”。每当曹雷写完文章，李德铭总是她的第一个读者，从专业角度给她意见；而李德铭在电脑打字打不出来的时候，曹雷则会帮他纠正弄错的拼音。……多年来的导演、配音工作，使得曹雷对外国电影里的那些文化、景色非常向往，而集邮多年的李德铭正好也想去看看外面的大千世界。于是，在两人都退休以后，俄罗斯的乡村、南非的小镇、土耳其的集市、埃及的尼罗河风帆船上……到处都留下了他们相依相伴的身影。退休十多年来，他们竟天南海北手牵手自费游历了40多个国家！
价值观一致，矛盾就少，这一点也是很关键的。曹雷说，他们都很节俭，认为“生活里其实不需要那么多的物质”，而且一味追求金钱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当影视制作单位找上门的时候，问起酬金，她总不知道怎么开价，她说“我付出的工作时间是我生命中的分分秒秒，你拿什么来衡量我的生命？金钱怎么算得出来？”而即便酬劳微薄，她对工作也不会怠慢，在她看来，人们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不会因为她得的钱少，就原谅她没有全力以赴。有时候，制作单位因为她优异的工作质量，主动给她加钱。而李德铭呢，多年来一直以低得难以想象的稿酬为外地一家报社写集邮专栏，只为自己喜欢。于是，每年春节对方都会寄些土产来聊表心意。麻雀有时会在他们窗外停下来歇个脚，李德铭就拿些寄来的小米或碎玉米去喂，渐渐地麻雀越聚越多，叽叽喳喳地叫唤，这时候，曹雷就跟丈夫说，“哎，你的宝贝在窗外叫你呢，快拿吃的去呀！”李德铭一边喂还会一边对小鸟嘀咕：“这可是有名的山西黄小米啊！”
生活是需要幽默感的，他们夫妻二人对此颇有同感。李德铭很喜欢美国画家蒙特·舒尔茨笔下的“史努比（Snoopy）”，认为这个形象特别幽默。于是曹雷到网上找图，又在李德铭的藏书里找到了“大作家史努比”看书、打字的图画，她把图描在布上，给丈夫绣了一个十字绣靠垫。没想到李德铭看了之后却问，怎么没有史努比的好朋友呢？曹雷又去找“小鸟”，把它绣在史努比的边上。曹雷喜欢说笑话，天南地北，各种方言，李德铭是她最好的听众，他俩在家里说起笑话来，常常笑出眼泪。有几次曹雷跟别人说笑话，李德铭在旁边听到了，还会追问：“这笑话你怎么没跟我说过啊？”
“他觉得我是他的开心果，我呢，觉得他是我的依靠。”曹雷笑着说。当上海某报向李德铭约稿、请丈夫谈谈家庭和妻子时，他欣然撰文：《家庭是个避风港》。曹雷也颇为感慨：在政治风浪中，个人根本无力自主，卷到哪里是哪里，“而老李确实给我营造了一个避风港，有人呵护的生活，心里特别踏实”。
2011年5月中旬的某一天，曹雷再次因身体不适，入院吊水，当她在药水的作用下呼呼大睡的时候，72岁高龄的李德铭则坐在旁边，一陪就是15个小时……可是没过几天，他们又活蹦乱跳地筹划着下一次的旅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