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11月24日,刘少奇出生在湖南宁乡县花明楼炭子冲。他的青少年时代正是中国封建王朝没落,新文化运动兴起的革命年代,他刻苦求学,崇尚革命,探求真理,积极参加爱国运动。特别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对刘少奇的人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回忆这段人生经历时说:那时我很年轻,对列宁创立和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极其崇敬,“十月革命的成功,给了全人类、同样也给了被压迫的中国人民以极大的希望。正是因为十月革命的感召,我们中国的先进分子才从长期的摸索中获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武器,并用这个武器来认真地分析与解决中国问题。于是,1921年就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并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我们中国人民的革命,在过去就是学习苏联,‘以俄为师’,所以能够获得今天的胜利。在今后我们要建国,同样也必须‘以俄为师’,学习苏联人民的建国经验”。刘少奇的上述所言,也是他早年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决定留学苏俄,“以俄为师”,走上一个职业革命家道路的最初启蒙和他早期革命人生道路的一段真实写照。
　　参加五四运动,作出留学苏俄的人生抉择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代表提出收回德国在山东的主权、取消“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等正当的要求,却遭到会议的操纵者拒绝,他们悍然决定将德国在山东享有的一切特权转让给日本。为此,五四运动在北京、天津等地爆发。此时,在长沙私立育才学校学习的刘少奇被五四运动所吸引,并积极参与到这一伟大的爱国运动之中。
　　刘少奇在学生运动中,勇敢、积极、成熟,很快就成为育才学校声援北京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和带头人。
　　湖南军阀张敬尧对学生运动极力进行破坏,以“过激主义”罪名恫吓学生运动,通令各校停止行动,说青岛问题政府正在据理力争,“无待学生之越俎干涉”。诬蔑学生的行动是“激于一时意气,抛弃学业,牺牲光阴,扰乱秩序,名为爱国,实为祸国”,威胁要对不听劝阻的学生以扰乱治安罪加以逮捕。同时,张敬尧命令各校提前考试、提前放假,以瓦解学生组织。湖南学生看穿张敬尧的用心,立即针锋相对地作出决定,号召“既经罢课,绝不受试”。刘少奇亲眼目睹和参加了上述学生运动,进一步激发了他的革命激情。他发誓:好男儿应立下少有的奇志,为拯救国家,重整山河大干一番。于是,他将原来的名字“刘渭璜”改为“刘少奇”,寓意“少有奇志”。在此期间,刘少奇一面参加学联组织的小分队“务期普及”宣传活动,一面积极在做到北京看一看北京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全国性的大斗争的准备工作。
　　1919年6月,刘少奇来到北京。这时,北京的五四运动已接近尾声。但刘少奇仍然积极参加了北京、天津等地的学生运动,并在天安门广场露宿了几天。刘少奇在北京的日子里,面临着个人前途的抉择:是考著名的高等学府,还是进军事学校投笔从戎,还是出国留学找别的出路?这时,到西方国家去留学,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革命的理论,是五四运动前后先进知识分子认定的救国道路。国内许多地方,都掀起了一股留法热潮。湖南省的留法勤工俭学活动,在当时搞得比较红火,这使刘少奇产生了留法的念头。因此,刘少奇拜访了当时留法勤工俭学的著名发起人李石曾、范静生,并在他们的推荐下进入保定育德中学附设的高等工艺预备班第三班学习。
　　在保定育德中学,刘少奇学到了一套较好的手工艺手艺。同时,育德中学是一所进步的学校,刘少奇在这里读到了《新青年》、《每周评论》、《东方》和育德中学自办的一些进步刊物,学习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进一步了解了国内外形势和俄国十月革命及布尔什维克党的情况,这使他原定留学法国的想法开始转变,转而对红色苏俄十分向往。
　　1920年6月,刘少奇从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毕业,回到北京筹措留法勤工俭学的费用。这时,留法勤工俭学活动正在衰落之中。刘少奇在北京、天津找不到留学法国的门路,又因直皖战争爆发,交通阻隔,欲回湖南不成,身上的钱也快用完了,只好滞留在北京鼓楼附近的一位同学家里。刘少奇在北京逗留期间,阅读了一些进步刊物,对马克思主义、对列宁领导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有了进一步的向往。正在这时,长沙《大公报》报道了毛泽东、何叔衡等创办俄罗斯研究会,组织革命青年到俄国勤工俭学的消息。于是,刘少奇下定决心去苏俄留学寻求国家和个人的发展道路。
　　1920年8月,直皖战争结束后,主意已定的刘少奇急匆匆返回湖南。他通过原玉潭学校的老师梅怡成,在长沙找到何叔衡,再通过何叔衡找到长沙俄罗斯研究会并认识了船山学社的社长贺民范。10月,刘少奇经贺民范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从此,他立下了留学苏俄,学习列宁领导的俄国无产阶级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经验的决心。不久,贺民范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推荐他到上海外国语学社留俄预备班学习俄文,作留学苏俄的准备。
　　上海外国语学社是公开的,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于1920年9月创办,负责人杨明斋是共产国际派来的。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震撼了世界,也使中国的革命者看到了希望和光明。到俄国去,学习俄国革命经验,回来革命救国救民,改变黑暗的旧中国,正是刘少奇等一大批先进青年的共同理想。
　　刘少奇来到上海后,住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渔阳里六号,这是一座二上二下的石库门弄堂,是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所在地。上海外国语学社的负责人杨明斋在这里办了华俄通讯社。杨明斋和青年团负责人俞秀松在楼上办公。刘少奇和其他人住在楼上东厢房学员集体宿舍。
　　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刘少奇学习了俄文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他也阅读了《新青年》等进步报刊,同时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一些社会活动。在此期间,刘少奇与从湖南来的青年任弼时、萧劲光、任岳、周昭秋、胡士廉、罗亦农、卜士奇等人相识。由于刘少奇的年龄要大一些,而且又显得成熟和持重,大家都把刘少奇作为老大哥看待,很敬重刘少奇。刘少奇也和大家相处得很好。大家都是热血青年,朝气蓬勃,乐观向上。每天上午都是学习俄文,下午听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知识、俄国革命情况的介绍。刘少奇他们听过上海复旦大学教授陈望道讲授的马克思、恩格斯所著的《共产党宣言》,以及李达、陈独秀、沈雁冰、上海《国民日报》总编辑邵力子等所作的报告。
　　由于上海外国语学社是临时性质的,各种条件都很艰苦。上课时的课堂教学,除了挂一块黑板,没有课桌,只不过是临时放了各种各样的凳子。住宿条件也很差,都是睡地铺。吃饭是包伙,四个人合伙包五个人的饭,省下一个人的饭费来做五个人的杂费。
　　刘少奇在上海外国语学社,生活艰辛不觉什么,最大的难题就是学俄语了。因为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要掌握必备的俄语,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因此,刘少奇在学习中十分刻苦,给同学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萧劲光曾回忆说:少奇同志几乎没有个人爱好,从不闲聊,也不随便上街,我们虽不住在一起,但是看见他的时候,他多是在学俄文,阅读《共产党宣言》,思考着中国革命的问题。
　　刘少奇在上海外国语学社期间,还是工读互助团的负责人之一。他与其他人一起,经常参加陈独秀等发起的上海工读互助团和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活动,帮助《劳动界》刊物和华俄通讯社做些抄写、刻蜡版、校对的事。有时还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印传单,参加各种纪念日的游行,散发传单,声援工人的罢工斗争,到小沙滩劳动补习学校讲课等。这些社会活动实践斗争,进一步丰富了刘少奇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坚定了他走苏俄革命道路的决心。
　　怀着“以俄为师”的憧憬,踏上充满艰险的漫长的留学苏俄的路程
　　1921年4月初,刘少奇和同学们在上海外国语学社经过半年的学习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决定把他们分成几个小组,分别派往苏俄留学。这样做的目的是缩小目标,行动起来方便,既是有组织的,又可以互相照顾和帮助。刘少奇与任弼时、萧劲光、曹靖华等十几个人分在一个小组。
　　出发之前,刘少奇他们都精心化了装,打扮成从事各种职业的旅客,表现出的气质也尽量与各自的“职业”相适应。刘少奇、萧劲光化装成裁缝,任弼时化装成理发师,曹靖华化装成新闻记者等。大家都装作互不相识,只是暗地里互相关照,以眼神来“说话”,以约好的动作来示意。
　　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对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极端仇视。为了防范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从1918年起,黑龙江省督军就封闭了中俄边境,切断了中俄交通。所以,刘少奇他们只能从海路取道当时仍被日本占领的海参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赴苏俄。1921年5月,刘少奇他们通过上海外国语学社负责人杨明斋的联系和安排,带着陈望道、李汉俊和维经斯基写的介绍信,离开上海取道日本长崎和海参崴赴苏俄留学。
　　刘少奇等人都是初次远行到北方,5月从上海出发时天气已比较暖和,谁也没有想到带寒冷气候下的衣服。哪知道5月的海参崴气候依然寒冷,到处冰天雪地。刘少奇他们抵挡不住寒冷刺骨的气候,只好找了当地一家中国居民开的小旅馆住下来。
　　这时,苏俄红军已经控制了伯力(今哈巴罗夫斯克),与日本控制的海参崴形成对峙。因此,当刘少奇他们一到海参崴,就被北洋政府驻海参崴领事馆注意上了。他们误以为刘少奇等人是孙中山派往苏俄去的,便借故把他们几个人抓了起来去审问。刘少奇他们不知道在哪个环节上出了纰漏,只得见机行事。
　　领事馆大厅里摆开了阵势,审问者端坐案桌前,先提问刘少奇的姓名、何方人氏、干什么的、要去哪里等等。
　　刘少奇虽然初临审问场面,但事前有精神准备,特别是他对自己所带的这一组人的巨大责任感,使他把恐惧放到了一边。他镇静自若地应付着眼前的一切,始终保持神态自若,故意用浓浓的湘音回答问题,不露半点破绽。他回答说自己是湖南人,因家乡严重受灾,衣食无着,迫不得已背井离乡,出来做手艺谋个生计。
　　审问者口气缓和了些,又问会什么手艺,刘少奇连说带比画,说木工活、铁工活、缝纫,都拿得起来。审问者将信将疑,把刘少奇仔细地打量了一番,并命下人上前察看刘少奇的一双手。好在刘少奇在留法预备班工厂实习了近一年,手掌上的老茧还没有完全蜕掉。一双做工的手使审问者没有再问什么。他挥挥手,把刘少奇喝退一旁。
　　刘少奇应对自如,给其他人壮了胆。当审问者再审问其他人时,都说是做某种手艺的,只要有活干,哪儿都去。由于大家恰到好处的回答,审问者找不到他所要的怀疑根据,就都把大家放了。经过这场波折,同伴们都对刘少奇相当佩服,对他更加信任。
　　刘少奇一行机警脱险后,根据原来的安排,迅速与共产国际驻海参崴的秘密联络机关和海参崴大学的教授伊凡诺夫接上头。伊凡诺夫听了他们曾被海参崴中国领事馆审问的事,觉得他们不宜在这里多待。伊凡诺夫告诉他们,红军驻守在伯力,他们应马上去伯力,以免节外生枝,发生不测事端。当即给他们每个人发了一张用俄文打印的秘密通行证,并告诉他们要妥善保管好通行证,不遇红军切忌暴露。证件如果被俄国白军或中国东北军阀部队及日本人发现了,就有生命危险了。
　　在伊凡诺夫的安排下,刘少奇他们乘上了去伯力的火车。火车在风雪中行驶得很慢,经过一整天行程才到达乌苏里。乌苏里是苏俄红军和日军防线的交界处,伊曼河大桥横贯南北。桥南是白区,即由日本控制的区域。桥北是红区,即苏维埃俄国控制的区域。由桥南去桥北,各要口都有日本兵把守着,检查站检查都很严格。
　　刘少奇急忙招呼大家下车,仍按原来三三两两的分散形式,夹杂在人群里。他们挤过检查站,向前走了一段路,在清点人数时发现少了任弼时,但又不敢寻找,刘少奇心中暗暗叫苦。正当他们着急时,见有一辆既不打灯又没有鸣笛的火车缓慢驶来,刘少奇他们便来不及多想,一个个纵身攀登上这辆只有3节车厢的火车。
　　列车人员发现这些年轻人爬上车来,便上前进行盘问。刘少奇他们担心对方是白匪军,回答时有点吞吞吐吐,行动也不自然,这更引起列车人员的戒备。他们吓唬这些年轻人,说如不老实交代就要把他们枪毙,对方说话虽不大听得懂,但从他们的手势中可以猜得到。刘少奇他们只好静默地坐下来。
　　列车人员见此情景,就对他们进行严格检查。这时,一位同学身上的机密证件掉落下来被发现,列车人员仔细看了一下,但盯住证件没有做声,刘少奇他们心里紧张起来。突然间,这位列车人员一阵爽朗大笑,划破了凝滞的空气,他拍拍刘少奇的肩膀,亮出了苏俄红军军官的标志。
　　刘少奇他们弄清了眼前的列车人员就是红军以后,都不约而同地把身上的秘密证件掏出来,眼睛里闪动着激动的泪花。这位苏俄红军军官把刘少奇他们带到列车长室谈话。刘少奇等人在列车长的热情邀请下,饱饱地吃了红军招待的饭菜后,美美地睡了一觉。醒来之后,他们已经顺利地到达了伯力。这时,任弼时也脱险赶到了伯力。
　　刘少奇他们虽然到达伯力,但艰辛的旅程仍未结束。伯力以西地区,因战争破坏严重,许多路段还在修复之中,刘少奇他们一时还不能启程。因此,他们一行在伯力休息五六天后,又改换了行装。为保证路上的安全,他们决定分水陆两路出发:任弼时等人坐火车西行;刘少奇等人乘轮船西行。先到布拉戈维申斯克,在那里等两路人员会合后再乘火车前行,经赤塔去莫斯科。
　　去布拉戈维申斯克的这一段水路也不太安全,有时走的是中国水域,有时走的是苏俄的水域,因此经常发生鸣枪停船检查的事。刘少奇作为领队人,始终保持冷静从容,使大家有一种安全感。
　　按照原定计划安排,刘少奇他们顺利找到了布拉戈维申斯克的红军驻军司令部,并与先期到达的任弼时等人会合。
　　在红军的帮助下,刘少奇他们乘坐一辆装载货物的闷罐车,离开布拉戈维申斯克,经赤塔继续前往莫斯科。刘少奇他们上车后,各自找了一个位置,找来一些软和的东西坐下。此时,西伯利亚的残雪依然存在,车厢里非常冷,大家只好紧紧挤在一起。一路上,战争给苏俄的城市和乡村造成的创伤随处可见。火车在旅途中,也很难得到像样的供给,刘少奇细心地观察到,列车长也穿着一双破旧的长筒靴。
　　由于供煤不足,火车要靠烧木材代替煤,提供的动力不足,火车运行就很慢。另外,由于苏俄国内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残余匪徒经常袭扰火车。因此,火车的行驶异常小心,经常走走停停,有时遇到敌情要在一个地方停留许久,这样就有许多方面的困难。经过漫长的艰辛的旅途,刘少奇他们好不容易到了赤塔。
　　赤塔市是个四周环山的山城,是苏俄新建立的东西伯利亚远东共和国的首府。刘少奇他们在这里得到补给后,经过贝加尔湖,继续西行。一路上,苏俄土地上的战争创伤随处可见,断壁残垣,满目疮痍,惨不忍睹。与此同时,刘少奇他们也对苏俄人民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努力排除万难,意气风发地战胜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经济封锁,积极发展国民经济,巩固苏维埃政权的革命精神而深深钦佩。其中,最使刘少奇感动的是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尽管如此困难,自己的人民吃不饱,却还拿出面包来给他们这些寻求革命真理的中国人,帮助中国革命。这种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使刘少奇决心像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一样,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