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这首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妇孺皆知且传唱至今的电影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歌唱的是一支被称为“飞虎队”的抗战队伍；而人们知道“飞虎队”的英勇事迹，小说《铁道游击队》功不可没。《铁道游击队》以高昂的革命激情和富有英雄传奇色彩的革命故事情节，集中体现了抗战时期活跃在鲁南地区的一支抗战队伍打击日寇、惩戒伪顽的侠义爱国壮举，歌颂了抗日军民不畏强暴抵御外侮、不甘屈辱勇于抗争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这部长篇小说描写的抗日武装力量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鲁南铁道大队，这支闻名中外的抗战队伍曾被肖华将军誉为“怀中利剑，袖中匕首”，作品就是在真人真事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在作家知侠笔下，铁道游击队队员们化身为一个个有血有肉、热情豪爽、英勇杀敌、义薄云天的“车侠”，演绎出一段侠义爱国的不朽传奇，成为共和国文学雕像群中独特的“这一个”。
在《铁道游击队》接受史上，曾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轰动，发行量巨大，曾被改编成多种艺术形式，至今畅销不衰，成为红色经典，更被译成英、俄、法、德、朝、越等多国文字在海外传播。我认为这首先归功于作家知侠立足民间立场，在特定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规约下，以现代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和侠义情怀关注这支来自大地民间的抗战力量，并精心形塑他们的革命侠义英雄形象。
知“侠”者，知侠也：为文学献身的义侠风范
铁道游击队抗战发生于上世纪30年代国民党统治时期，正值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初始阶段，事件的参加者不仅包括觉醒了的铁路工人、煤矿工人，还有不甘侵凌而奋起抗争的农民和渔民，他们出身草莽，义薄云天，不畏强暴，敢作敢为，大有侠客风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秘密到公开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主要活动于临枣铁路、津浦铁路鲁南段和微山湖地区，护送过刘少奇、陈毅、肖华等革命家和军事家安全通过津浦铁路与微山湖一带的敌人封锁线，在抗战结束时接受临枣日军投降，开创了侵华日军直接向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地方游击队缴械投降的壮举。抗战的铁道游击队英雄们，大都是土生土长的枣庄人。也许正是这样一种原发于民间的朴素的侠义精神，在枣庄这块大地上滋养着一辈辈人，使得他们仗义勇为、不求回报，尤其是在惨遭日寇侵凌的民族危亡之秋，他们能够铤而走险，奋起抗争。铁道游击队抗战作为享誉中外的重要历史事件，早在1943年的一次战斗英模会上就引起了革命作家知侠的关注。知侠将发生于抗战时期枣庄大地上的这段侠义英雄故事，以文学的方式铸就了一座屹立于历史和民间的精神丰碑。可以说，知“侠”者，知侠也。
知侠出身于一个铁路工人家庭，1938年赴延安投身革命后易名痴侠，后改为知侠。从他的名字的变迁，可以发现他对侠客英雄的痴迷与崇拜。知侠与铁道游击队结缘始于1943年夏天。在山东军区在莒南县的坪上所召开的全省战斗英雄、模范大会上，他认识了铁道游击队的英雄人物，由衷地钦佩这些抗日英雄，并被他们的英勇事迹所感动，自然也就产生了把他们驰骋于铁路线上打鬼子的战斗业绩以文学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创作冲动。在知侠眼里，“铁道游击队的英雄人物，都具有热情豪爽、行侠好义的性格，多少还带点江湖好汉的风格”。在知侠笔下，这些来自大地民间的草莽英雄，一个个粗犷豪放、义薄云天，英勇顽强地与外来敌人作生死决战，成为活跃在铁道线上的“车侠”，他们豪侠的性格和神奇的战斗生活铸就了一段抗日救国的不朽传奇。知侠是一位严肃的创作者，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前后，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呈现和宣扬他们本色的抗战事迹，毅然冒着生命危险越过敌占区深入鲁南铁道游击队及其战斗过的地方去作战地采访，并与他们一起生活了一段时期。知侠曾两度到过他们那里，走遍了他们所有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也曾深入铁路两侧、微山湖边的人民群众中，去了解他们的艰苦斗争怎样得到人民的支持，并在人民群众中留下多么深的影响。在草创阶段，知侠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以《铁道队》为题，在1945年《山东文化》第二卷第三、四期上发表了有关章节，并于1947年2月《山东文化》第五卷第一、二期上又发表了《铁道队》中的《李政委和他的部下》等。就在知侠准备动笔写作时，国民党反动派对山东解放区进行了重点进攻，在战火蔓延的危难时刻，知侠打消了写作计划，和一批文艺工作者投身于支援前线的斗争中。全国解放后，知侠从1952年到1953年集中精力以铁道游击队的战斗生活为素材，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为了点明它的战斗性，所以就加上‘游擊’二字，标题就改为《铁道游击队》了”。更难能可贵的是，知侠在写作前又特地去了一趟枣庄、微山湖，重温抗战时期铁道游击队的英雄们曾在这里战斗的情景。就这样，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经过艺术加工和提炼，最终于1954年1月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并很快于1956年被改编成同名电影搬上荧幕，产生了全国性影响，并由此奠定了知侠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地位。
《铁道游击队》是新中国成立后较早出版的长篇力作之一，其史诗般的艺术特征、独具传统文化底蕴的民族形式、来自大地民间的革命侠义英雄塑造、为人民群众树碑立传的历史使命感、避免欧化词句的创作责任意识，极大地彰显了中国特色和民族风格。在我看来，《铁道游击队》是以传统文学形式、地域民风书写和纪实性特征向中国呈现枣庄地方抗战图景、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典范文本，它不仅引领人们重返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去深情缅怀那些为抵御外侮、寻求解放自由之路而不怕牺牲、浴血奋战的革命先烈，而且以巨大的艺术张力和思想内涵使得曾活跃于铁道线上和微山湖畔的那支游击队及其光辉事迹广为流传，甚至成为举世闻名的英雄象征符号。一部《铁道游击队》，让知侠蜚声中外，奠定了他的文学史地位，更使枣庄——这个鲁南大地上曾经默默无闻的小镇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的重要地标。文学的力量是巨大的，影响是深远的。知侠亲自编剧的同名电影及其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曾让亿万观众痴迷、陶醉，在几代人心里留下了美好的记忆。除了电影之外，《铁道游击队》也不断被改编成连环画、山东评书、交响诗、交响音乐、水墨画、舞剧等艺术形式，构成了艺术文本的系列工程，这与作为历史文本的“铁道游击队”相得益彰，形成了一种互文性关系。在各种艺术文本和历史文本的合力作用下，《铁道游击队》最终不仅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红色经典，而且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学中的传奇经典，在世界各国拥有众多的读者。可以说，《铁道游击队》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不仅属于过去，更属于现在，也必将属于未来。 知侠是一位忠诚于党、忠诚于祖国的革命作家，尽管在“文革”中，《铁道游击队》曾被定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知侠也被打成“文艺黑帮”，小说被查封，他也为此历经磨难，但他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却矢志不渝。“文革”结束后，知侠和《铁道游击队》都获得了解放。知侠夫人刘真骅先生曾紧跟伤痕文学的潮流，写了一些小说和散文，以揭示心灵的创伤，但知侠却把这些文章全部撕掉，并说：“母亲的孩子多了，就不免有心烦的时候，就伸手打了你几下，难道你可以还手打母亲吗？”1991年9月3日上午，青岛市政协组织召开老干部座谈会，讨论东欧局势，知侠不忘初心，捍卫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呐喊中发出“相信群众”的呼声，在义愤和悲痛中，突发脑溢血猝然倒地。作为一位革命作家，作为一个革命战士，知侠在呐喊中誓死捍卫自己的信仰，这值得我们永远敬佩和深切缅怀。知侠倾注了热血和生命的《铁道游击队》与《红嫂》等经典作品为枣庄、山东乃至全国的红色文化基因图谱的建构作出了卓越贡献，枣庄、山东也因“铁道游击队”和“红嫂”的故事而驰名中外，并逐渐演化成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
铁道线上的“车侠”：革命侠义英雄形象塑造
作为“十七年”革命英雄传奇的代表作，《铁道游击队》带有浓厚的侠义成分，活跃在文本中的游击队员完全可以称之为仗义行侠的梁山好汉或佐罗，他们在铁道线上神出鬼没，在微山湖畔纵横驰骋，这是属于他们伸张正义、杀敌报国的江湖世界，大有“车侠”风范。这使得小说侠的意味很浓，当然这是经革命思想改造过的侠义精神，且上升到了民族大义的高度。小说中的革命侠义形象及其侠义行为和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侠客传奇存在着内在联系，这得益于作者对传统侠文化的利用、借鉴和改造。
知侠在民间传统和现代革命之间采取的是以革命思想改造侠和侠文化，用侠和侠文化资源来充实革命叙事、丰富革命英雄形象塑造，从而形成潜在的民间侠文化趣味和显性的现代革命主题相得益彰的独特叙事风格。《铁道游击队》的队员们一开始都是散居民间的侠客式人物，以朴素的正义观念和侠义心肠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尤其是刘洪，作为他们的带头大哥，不仅身怀扒车绝技，而且勇敢、讲义气，能为穷兄弟们撑腰壮胆，这种侠义行为和侠义形象深得众人拥护。革命前的车侠们吃两条线，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接受了革命思想改造的车侠们虽然干着同样的事，但这是为了抗战，为了消灭敌寇，为了给山里的部队提供紧缺物资，其行为具有了革命的意义；这样侠客的特立独行精神和革命的伟大目标得以紧密结合，扒车成为革命的手段，破坏铁路变成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斗争方式。一旦革命思想进入车侠们的现实生活，他们的行为和形象都将要发生质的变化，不由自主地进入革命的逻辑而接受革命的改造和提升。当这些车侠因为沾染了嗜酒、赌博、打架等旧社会的习气而缺乏组织性、纪律性时，党为他们派来了政委李正——精神领袖和革命引路人。政委李正通过观察及时发现了车侠们的散漫作风和不良习气，他们没有树立明确的方向，生活上尚未步入正轨；了解到他们豪爽、勇敢、重情重义，深知“他们可贵的品质，使他们在穷兄弟中间站住脚，而取得群众的信任；但是那些习气，也往往成了他们坏事的根源”。这些问题的存在，是党对车侠们进行革命性改造的重要前提。于是，李正着手对他们进行革命性改造。他首先以侠客的方式主动邀请鲁汉喝酒，与他推心置腹。在取得队员们的接受和认可之后，再对他们进行阶级觉悟和革命思想的启蒙工作也就顺理成章了。经过革命的教育和改造，逐渐使车侠们的个人仇、家族恨向阶级仇、民族恨转变，使他们的哥们儿义气成为同志情义，不断引导他们走上革命正道。于是，这个散兵游勇式的民间组织变成了团结抗日的革命队伍。尤其是经过“进山整训”，进一步增强了他们的革命信念，使他们更加明确了斗争的方向，终于完成了由传统民间侠客向现代革命战士的身份转变。革命与侠义是对立的，但又是可以互相借重和包容的。革命思想对侠和侠文化的改造，就主流意识形态而言，是要消泯侠和侠文化中不利于革命的因素；但从民间立场来看，则是使侠和侠文化中的积极因子融入革命思想和革命行为，成为革命的有机构成要素。正是經过了这一系列的改造，铁道游击队才焕发出更加昂扬的革命激情，经受住了更加残酷的斗争考验，取得了更加辉煌的战斗业绩。而这，无不体现出激荡天地的革命豪情和革命侠义的铮铮铁骨。
毛泽东早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已经指出，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和丧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都曾经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困难的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这正是被讥为“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比当年那些所谓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高明的地方！小说《铁道游击队》中体现的革命对侠和侠文化的改造，进一步说明抗战时期传统侠文化是民族抗战精神的重要构成因素，尤其是我党深入底层民间发掘抗战力量的不可或缺的粘结剂：以民族大义晓谕逐渐觉醒的民众，这种原发于民间的文化精神经过革命性改造焕发为侠义爱国、救亡图存的伟大力量。
作家知侠和他精心塑造的这些来自民间的革命侠义英雄形象，以其生命和行动铸就了独具特色的“铁道游击队精神”：“听党指挥，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敢于亮剑，攻坚克难的担当精神；机智勇敢，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这种独特的抗战精神既具民族文化底蕴又有现代革命意涵，体现了现代革命精神的纯粹性和永恒性，成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新时代精神航标和价值引擎。我们应清醒地意识到小说《铁道游击队》内蕴的革命英雄理念和乐观主义精神依然值得景仰与坚守，其作为红色经典的价值和意义，永远散发着璀璨的光芒。
？（作者系文学博士，博士后，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在《铁道游击队》接受史上，曾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轰动，发行量巨大，曾被改编成多种艺术形式，至今畅销不衰，成为红色经典，更被译成英、俄、法、德、朝、越等多国文字在海外传播。我认为这首先归功于作家知侠立足民间立场，在特定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规约下，以现代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和侠义情怀关注这支来自大地民间的抗战力量，并精心形塑他们的革命侠义英雄形象。
知“侠”者，知侠也：为文学献身的义侠风范
铁道游击队抗战发生于上世纪30年代国民党统治时期，正值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初始阶段，事件的参加者不仅包括觉醒了的铁路工人、煤矿工人，还有不甘侵凌而奋起抗争的农民和渔民，他们出身草莽，义薄云天，不畏强暴，敢作敢为，大有侠客风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秘密到公开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主要活动于临枣铁路、津浦铁路鲁南段和微山湖地区，护送过刘少奇、陈毅、肖华等革命家和军事家安全通过津浦铁路与微山湖一带的敌人封锁线，在抗战结束时接受临枣日军投降，开创了侵华日军直接向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地方游击队缴械投降的壮举。抗战的铁道游击队英雄们，大都是土生土长的枣庄人。也许正是这样一种原发于民间的朴素的侠义精神，在枣庄这块大地上滋养着一辈辈人，使得他们仗义勇为、不求回报，尤其是在惨遭日寇侵凌的民族危亡之秋，他们能够铤而走险，奋起抗争。铁道游击队抗战作为享誉中外的重要历史事件，早在1943年的一次战斗英模会上就引起了革命作家知侠的关注。知侠将发生于抗战时期枣庄大地上的这段侠义英雄故事，以文学的方式铸就了一座屹立于历史和民间的精神丰碑。可以说，知“侠”者，知侠也。
知侠出身于一个铁路工人家庭，1938年赴延安投身革命后易名痴侠，后改为知侠。从他的名字的变迁，可以发现他对侠客英雄的痴迷与崇拜。知侠与铁道游击队结缘始于1943年夏天。在山东军区在莒南县的坪上所召开的全省战斗英雄、模范大会上，他认识了铁道游击队的英雄人物，由衷地钦佩这些抗日英雄，并被他们的英勇事迹所感动，自然也就产生了把他们驰骋于铁路线上打鬼子的战斗业绩以文学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创作冲动。在知侠眼里，“铁道游击队的英雄人物，都具有热情豪爽、行侠好义的性格，多少还带点江湖好汉的风格”。在知侠笔下，这些来自大地民间的草莽英雄，一个个粗犷豪放、义薄云天，英勇顽强地与外来敌人作生死决战，成为活跃在铁道线上的“车侠”，他们豪侠的性格和神奇的战斗生活铸就了一段抗日救国的不朽传奇。知侠是一位严肃的创作者，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前后，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呈现和宣扬他们本色的抗战事迹，毅然冒着生命危险越过敌占区深入鲁南铁道游击队及其战斗过的地方去作战地采访，并与他们一起生活了一段时期。知侠曾两度到过他们那里，走遍了他们所有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也曾深入铁路两侧、微山湖边的人民群众中，去了解他们的艰苦斗争怎样得到人民的支持，并在人民群众中留下多么深的影响。在草创阶段，知侠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以《铁道队》为题，在1945年《山东文化》第二卷第三、四期上发表了有关章节，并于1947年2月《山东文化》第五卷第一、二期上又发表了《铁道队》中的《李政委和他的部下》等。就在知侠准备动笔写作时，国民党反动派对山东解放区进行了重点进攻，在战火蔓延的危难时刻，知侠打消了写作计划，和一批文艺工作者投身于支援前线的斗争中。全国解放后，知侠从1952年到1953年集中精力以铁道游击队的战斗生活为素材，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为了点明它的战斗性，所以就加上‘游擊’二字，标题就改为《铁道游击队》了”。更难能可贵的是，知侠在写作前又特地去了一趟枣庄、微山湖，重温抗战时期铁道游击队的英雄们曾在这里战斗的情景。就这样，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经过艺术加工和提炼，最终于1954年1月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并很快于1956年被改编成同名电影搬上荧幕，产生了全国性影响，并由此奠定了知侠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地位。
《铁道游击队》是新中国成立后较早出版的长篇力作之一，其史诗般的艺术特征、独具传统文化底蕴的民族形式、来自大地民间的革命侠义英雄塑造、为人民群众树碑立传的历史使命感、避免欧化词句的创作责任意识，极大地彰显了中国特色和民族风格。在我看来，《铁道游击队》是以传统文学形式、地域民风书写和纪实性特征向中国呈现枣庄地方抗战图景、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典范文本，它不仅引领人们重返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去深情缅怀那些为抵御外侮、寻求解放自由之路而不怕牺牲、浴血奋战的革命先烈，而且以巨大的艺术张力和思想内涵使得曾活跃于铁道线上和微山湖畔的那支游击队及其光辉事迹广为流传，甚至成为举世闻名的英雄象征符号。一部《铁道游击队》，让知侠蜚声中外，奠定了他的文学史地位，更使枣庄——这个鲁南大地上曾经默默无闻的小镇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的重要地标。文学的力量是巨大的，影响是深远的。知侠亲自编剧的同名电影及其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曾让亿万观众痴迷、陶醉，在几代人心里留下了美好的记忆。除了电影之外，《铁道游击队》也不断被改编成连环画、山东评书、交响诗、交响音乐、水墨画、舞剧等艺术形式，构成了艺术文本的系列工程，这与作为历史文本的“铁道游击队”相得益彰，形成了一种互文性关系。在各种艺术文本和历史文本的合力作用下，《铁道游击队》最终不仅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红色经典，而且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学中的传奇经典，在世界各国拥有众多的读者。可以说，《铁道游击队》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不仅属于过去，更属于现在，也必将属于未来。 知侠是一位忠诚于党、忠诚于祖国的革命作家，尽管在“文革”中，《铁道游击队》曾被定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知侠也被打成“文艺黑帮”，小说被查封，他也为此历经磨难，但他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却矢志不渝。“文革”结束后，知侠和《铁道游击队》都获得了解放。知侠夫人刘真骅先生曾紧跟伤痕文学的潮流，写了一些小说和散文，以揭示心灵的创伤，但知侠却把这些文章全部撕掉，并说：“母亲的孩子多了，就不免有心烦的时候，就伸手打了你几下，难道你可以还手打母亲吗？”1991年9月3日上午，青岛市政协组织召开老干部座谈会，讨论东欧局势，知侠不忘初心，捍卫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呐喊中发出“相信群众”的呼声，在义愤和悲痛中，突发脑溢血猝然倒地。作为一位革命作家，作为一个革命战士，知侠在呐喊中誓死捍卫自己的信仰，这值得我们永远敬佩和深切缅怀。知侠倾注了热血和生命的《铁道游击队》与《红嫂》等经典作品为枣庄、山东乃至全国的红色文化基因图谱的建构作出了卓越贡献，枣庄、山东也因“铁道游击队”和“红嫂”的故事而驰名中外，并逐渐演化成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
铁道线上的“车侠”：革命侠义英雄形象塑造
作为“十七年”革命英雄传奇的代表作，《铁道游击队》带有浓厚的侠义成分，活跃在文本中的游击队员完全可以称之为仗义行侠的梁山好汉或佐罗，他们在铁道线上神出鬼没，在微山湖畔纵横驰骋，这是属于他们伸张正义、杀敌报国的江湖世界，大有“车侠”风范。这使得小说侠的意味很浓，当然这是经革命思想改造过的侠义精神，且上升到了民族大义的高度。小说中的革命侠义形象及其侠义行为和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侠客传奇存在着内在联系，这得益于作者对传统侠文化的利用、借鉴和改造。
知侠在民间传统和现代革命之间采取的是以革命思想改造侠和侠文化，用侠和侠文化资源来充实革命叙事、丰富革命英雄形象塑造，从而形成潜在的民间侠文化趣味和显性的现代革命主题相得益彰的独特叙事风格。《铁道游击队》的队员们一开始都是散居民间的侠客式人物，以朴素的正义观念和侠义心肠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尤其是刘洪，作为他们的带头大哥，不仅身怀扒车绝技，而且勇敢、讲义气，能为穷兄弟们撑腰壮胆，这种侠义行为和侠义形象深得众人拥护。革命前的车侠们吃两条线，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接受了革命思想改造的车侠们虽然干着同样的事，但这是为了抗战，为了消灭敌寇，为了给山里的部队提供紧缺物资，其行为具有了革命的意义；这样侠客的特立独行精神和革命的伟大目标得以紧密结合，扒车成为革命的手段，破坏铁路变成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斗争方式。一旦革命思想进入车侠们的现实生活，他们的行为和形象都将要发生质的变化，不由自主地进入革命的逻辑而接受革命的改造和提升。当这些车侠因为沾染了嗜酒、赌博、打架等旧社会的习气而缺乏组织性、纪律性时，党为他们派来了政委李正——精神领袖和革命引路人。政委李正通过观察及时发现了车侠们的散漫作风和不良习气，他们没有树立明确的方向，生活上尚未步入正轨；了解到他们豪爽、勇敢、重情重义，深知“他们可贵的品质，使他们在穷兄弟中间站住脚，而取得群众的信任；但是那些习气，也往往成了他们坏事的根源”。这些问题的存在，是党对车侠们进行革命性改造的重要前提。于是，李正着手对他们进行革命性改造。他首先以侠客的方式主动邀请鲁汉喝酒，与他推心置腹。在取得队员们的接受和认可之后，再对他们进行阶级觉悟和革命思想的启蒙工作也就顺理成章了。经过革命的教育和改造，逐渐使车侠们的个人仇、家族恨向阶级仇、民族恨转变，使他们的哥们儿义气成为同志情义，不断引导他们走上革命正道。于是，这个散兵游勇式的民间组织变成了团结抗日的革命队伍。尤其是经过“进山整训”，进一步增强了他们的革命信念，使他们更加明确了斗争的方向，终于完成了由传统民间侠客向现代革命战士的身份转变。革命与侠义是对立的，但又是可以互相借重和包容的。革命思想对侠和侠文化的改造，就主流意识形态而言，是要消泯侠和侠文化中不利于革命的因素；但从民间立场来看，则是使侠和侠文化中的积极因子融入革命思想和革命行为，成为革命的有机构成要素。正是經过了这一系列的改造，铁道游击队才焕发出更加昂扬的革命激情，经受住了更加残酷的斗争考验，取得了更加辉煌的战斗业绩。而这，无不体现出激荡天地的革命豪情和革命侠义的铮铮铁骨。
毛泽东早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已经指出，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和丧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都曾经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困难的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这正是被讥为“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比当年那些所谓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高明的地方！小说《铁道游击队》中体现的革命对侠和侠文化的改造，进一步说明抗战时期传统侠文化是民族抗战精神的重要构成因素，尤其是我党深入底层民间发掘抗战力量的不可或缺的粘结剂：以民族大义晓谕逐渐觉醒的民众，这种原发于民间的文化精神经过革命性改造焕发为侠义爱国、救亡图存的伟大力量。
作家知侠和他精心塑造的这些来自民间的革命侠义英雄形象，以其生命和行动铸就了独具特色的“铁道游击队精神”：“听党指挥，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敢于亮剑，攻坚克难的担当精神；机智勇敢，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这种独特的抗战精神既具民族文化底蕴又有现代革命意涵，体现了现代革命精神的纯粹性和永恒性，成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新时代精神航标和价值引擎。我们应清醒地意识到小说《铁道游击队》内蕴的革命英雄理念和乐观主义精神依然值得景仰与坚守，其作为红色经典的价值和意义，永远散发着璀璨的光芒。
？（作者系文学博士，博士后，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