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2年7月，彼得堡《现代人》杂志收到一篇来稿，作者是一名在高加索山区驻防的炮兵下士，署名“耳·恩”，小说题目叫《童年》。杂志主编涅克拉索夫觉得这是位天才，把作品拿给屠格涅夫看，屠格涅夫说：“给他写信，告诉他我欢迎他，向他致敬并祝贺他。”涅克拉索夫回信给小说作者，希望他继续写作，同时商量小说发表时可否用真名，对方回信同意——于是，一个叫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的作家从此声名鹊起。
　　许多年后，屠格涅夫在临终前，给托尔斯泰写去一封信，诚恳希望托尔斯泰回到文学，不要辜负自己的才华。而这时候，托尔斯泰正每天穿着长褂和他自己亲手缝制的布鞋，行走在底层农夫之间。事实上，在完成了《安娜·卡列尼娜》后，他的文学创作便停止了。而他给世人的解释是一篇《忏悔录》。这是一篇忏悔自己同时也在剖析他人的文字，与卢梭、奥古斯丁《忏悔录》中叙述的内容迥然不同，托尔斯泰要探讨的问题其实只有一个：人生的意义何在？我们为什么而活？
　　说实话，初读《忏悔录》，我就被震惊了，因为托尔斯泰完全颠覆了我们对传统意义上“作家”的认知，那就是，作家不能只是一个写作者，还要懂得忏悔、接受心灵的拷问，继而才有可能超拔。忏悔不易，救赎更难，一个人要拉他人出沼泽，自己却站在泥塘里，谁救赎谁？身为贵族的托尔斯泰产生了放弃所有财产的想法，但遭到妻子强烈反对，这成为他们夫妻关系恶化的重要因素。结果是：托尔斯泰放弃个人财产，转到夫人索尼娅名下。我们不能责怪索尼娅，她为托尔斯泰生了13个孩子，单一部《安娜·卡列尼娜》她就抄了七遍。她只是一個希望过安稳生活的女人，她崇拜但不理解托尔斯泰。
　　从《忏悔录》里我感到，对托尔斯泰来说，思考生命的价值和信仰的意义，是他的天生责任和义务。所以，他开始俯下身子去倾听那些沉默的大多数。从那些隐忍的底层人群中，他看到了信仰对于生命的意义，看到了信仰与浮华生活之间隐秘的对峙关系。
　　苏格拉底说：“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托尔斯泰从很早就开始审视自己了。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能读到这种痛苦求索的痕迹，皮埃尔、列文、聂赫留朵夫，也包括安娜，他们之所以成为经典形象，不是因为他们有过人的英雄壮举，而是因为他们背后有一个伟大的思想者。
　　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说，托尔斯泰的呐喊是与众不同的，他拥有一切，却不能忍受自己的特权地位。人们追逐荣誉、钱财、显赫的地位和家庭幸福，并把这一切看成是生活目标。而托尔斯泰拥有这一切，却竭力放弃这一切，他希望平民化并且和劳动人民融为一体，是源于一个思想者、一个作家的创造精神。
　　事实上，在俄罗斯，作家对自我的忏悔促使他们的笔触突破表层，向社会纵深方向挺进，向人的灵魂深处迈进。就如鲁迅所言，这种“对人的心灵进行拷问，在洁白的心灵下面，拷问出心灵的污秽，而又在心灵的污秽中拷问出那心灵的真正的洁白”。
　　放下文学创作的托尔斯泰，却为教育普通民众写了《民众教育论》，为儿童写了《启蒙读本》《与儿童谈道德》，为农民写了《荒年补救方法》《拯救饥民》等。他以这种方式，凸显一个作家的价值与担当。有多少人可以认识到自己身上挥之难去的恶念？认识到生命中已经腐烂的那些部分？认识到生之中即隐藏了死亡呢？因而，得以鼓足勇气，真正的否定自我，重新来超越自我？
　　这些年，我听到最多的话，就是一个作家一定要把故事编好，将作品写好，而思考嘛，想多了不仅无益，有时候甚至会阻碍一个作家的发展。是啊，当下是“速食化”“数字化”叠加的时代，我们要的是脑洞大开的想象力，要的是只争朝夕出东西，思考也好，思想也罢，那是思想家的事情，不是作家的事情。文学创作越来越像大工业生产，谁在上游工作，谁盯下游工序，都已安排好。我们还需要忏悔什么？那不是没事找事嘛！这一切，托尔斯泰一定想象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