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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马士革一处郊区的街道下面，摆满了一排排书架，上面的书籍都是从被炸毁的建筑废墟下抢救出来的。过去4年多来，在德拉雅遭受围攻期间，志愿者们从断壁残垣下收集了1.4万本图书。它们被藏于地下，以防成为军队的炮灰，爱书人得穿过枪林弹雨才能来到这里，静享阅读之乐。
这处地下阅读圣地被称作叙利亚的秘密图书馆，它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延续着国家的文化血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座图书馆赋予了我新的生命，”经常来此看书的阿卜杜勒巴塞特·阿拉赫马感慨道，“就像身体需要食物一样，灵魂也须臾离不开书籍的供养。”
历史上，由于宗教或政治的原因，藏书事件（包括私人收藏）屡见不鲜，“藏经洞”（The？Library？ Cave）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
藏经洞
在中国戈壁滩的边缘，敦煌千佛洞被封存了将近千年。1900年，自愿看守洞窟的道士王圆箓发现了一扇通往密室的门，那里堆满了4至11世纪的手稿。
王道士及时上报了这一重大发现，但地方政府对此无动于衷。藏经洞的消息不胫而走，第一个闻讯而来的是英国探险家奥莱尔·斯坦因，他花言巧语地从王道士手里买走了约1万份手稿。法国、俄罗斯和日本的探险团队也纷至沓来，席卷走了剩余的大部分经卷。据《纽约客》杂志报道，“截至1910年，当中国政府下令将最后一批经卷转运到北京时，洞里的宝物只有原来的五分之一了。”
尽管如此，我们在今天还是可以看到许多手稿原件。1994年，敦煌文献的数字化工作正式启动。这个由大英图书馆牵头、进行广泛国际合作的“国际敦煌项目”（The？International？Dunhuang？Project），极大地推动了敦煌宝藏的保护与共享。正如《纽约客》上的文章所言：“现在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查看世界上最早的全星图，阅读一位商人从巴比伦远赴中国途中用希伯来文写下的祈祷文，审视一幅装扮成菩萨的基督圣徒的画像，研究一份女奴被卖给丝绸商用来抵债的契约，抑或浏览一本用古突厥文写的占卜书。”
没有人知道洞窟为什么被封存。斯坦因认为，这是存放手稿的一种方式，它们已无用处，但是又很重要，不能一扔了之，于是就被当作一种“神圣的弃物”（sacred？waste）藏于洞窟之中。法国汉学家保罗·伯希和的研究结论是，封存发生在西夏王国侵入敦煌的1035年。中国学者荣新江则指出，封存洞窟是因为害怕伊斯兰黑汗王朝入侵，而事实上那只是虚惊一场。
不管是何种原因，自从一个多世纪前重见天日以来，藏经洞的经卷已经改变了历史。敦煌《金刚经》是一部极其重要的佛教圣典，据大英图书馆的考证，藏经洞发现的版本可以上溯到868年，是“世界上完整留存下来的最古老的印刷书”。
它提醒世人，造纸术和印刷术并非起源于欧洲。“印刷源自一种祷告形式，”《纽约客》上的文章说，“相当于转动转经筒或把纸条塞进耶路撒冷的圣庙西墙里，只是它达到了一定的生产规模。”
梵蒂冈秘密档案馆
另一处藏匿宗教文献的重镇是梵蒂冈秘密档案馆（The？Vatican？Secret？Archives），该馆自1612年建成之日起便广为人知，但是关于它的阴谋论之争一直没有停止。馆里的教皇来往函件可以上溯到1000多年前，丹·布朗的《天使與魔鬼》讲述的是一位哈佛大学的符号学家粉碎光照派阴谋炸毁梵蒂冈城的故事，小说里就提到了这些信件。传说馆藏中还有外星人的头骨、耶稣的血缘宗谱以及一台被称作克罗诺维索尔（Chronovisor）的时间机器——由一位本笃会僧侣制造，他可以借此回到从前，记录下耶稣受难的影像画面。
为了消除这些传说，以正视听，近年来梵蒂冈秘密档案馆已经对外开放，罗马的卡匹托尔博物馆还举办了一场来自该馆藏品的展览。1881年，教皇利奥十三世首次允许经过严格审查的学者参观档案馆；如今，除了禁止翻阅，研究人员可以看到更多的藏品。“秘密”（secret）一词来自拉丁语的“secretum”，更接近“私有”（private）的意思。遗憾的是，档案馆的一些区域迄今仍是禁区。
1939年，在战争的非常时期，备受争议的主教庇护十二世成为教皇，他下令禁止学者查看任何与教皇相关的档案。而从1922年开始，与红衣主教私人事件相关的那部分档案就不被允许访问了。
1908年，法国汉学家保罗·伯希和在敦煌藏经洞翻阅重见天日的古典经卷
梵蒂冈秘密档案馆位于一个混凝土地堡里，是圣彼得大教堂后翼的组成部分，由瑞士卫兵和梵蒂冈城自己的警力共同把守。档案馆的藏品中，除了罗马教廷与莫扎特、伊拉斯谟、查理曼大帝、伏尔泰和阿道夫·希特勒之间的通信，还有国王亨利八世提交的解除他与阿拉贡的凯瑟琳婚姻的申请。虽然这个申请被教皇克莱门特七世拒绝，但亨利还是离了婚，并最终导致罗马与英国国教的决裂。档案中另有1521年教皇利奥十世将马丁·路德逐出教会的法令，判处伽利略异端邪说的手写文本，还有一封米开朗基罗的信件，抱怨他为西斯廷教堂创作的穹顶彩画没有得到任何报酬。
开罗秘库
与梵蒂冈秘密档案馆的重兵把守不同，古开罗（现开罗南郊福斯塔特）的一处秘密图书馆默默无闻了几个世纪，直到一个罗马尼亚犹太人发现了它的意义。雅各布·萨菲亚在1874年的一本书里描述了这处藏所，然而直到1896年，当苏格兰孪生姐妹阿格尼丝·路易斯和玛格丽特·吉布森向剑桥大学学者所罗门·谢克特展示了部分手稿后，该藏所才为世人所知。 在本埃兹拉犹太教堂的一面墙内，藏有近28万份犹太人手稿片断：现被称为开罗秘库（Cairo？ Genizah）。根据犹太法律，任何含有上帝名字的篇章均不能丢弃：那些不再需要的作品被存放在犹太教堂或墓地的某个地方，直到它们获准被埋掉。“秘库”一词来自希伯来语，最初的意思是“隐藏”，后来成为众所周知的“档案馆”。
1000年来，福斯塔特的犹太人把他们的文字材料存放在开罗秘库这个圣地，最终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中世纪的犹太人在书写任何东西时，不管是私人信件还是购物单，都会提及上帝，”因此，《纽约客》上的文章说，“我们有大约25万件保存完好的文字手稿，构成埃及人从9到19世纪的全景生活档案……时间跨度之长，记录之完备，举世无双。”
剑桥大学秘库研究带头人本·奥斯维特告诉《纽约客》，开罗秘库的藏品对学者来说弥足珍贵，“不夸张地说，它改写了我们对中世纪的犹太人、中东和地中海的认识。”
秘库里的文档显示，犹太商人和基督徒及穆斯林有商业往来，人们对犹太人的态度比我们之前猜测的要宽容得多，反犹太主义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普遍。2013年，为有效保护秘库的藏品，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的图书馆设立了联合基金，这是双方第一次展开这样的合作。
英国学者戴维·阿布拉菲亚，《伟大之海：地中海人类史》一书的作者说：“开罗秘库的档案像一盏探照灯，照亮了地中海历史的黑暗角落，把世界各地尤其是埃及的犹太人在中世纪的社会、经济和宗教生活展现在我们面前。作为欧洲或伊斯兰世界10至12世纪的史料来源，它的价值无与伦比。”
隐秘图书馆
罗马尼亚裔美国学者所罗门·谢克特慧眼识珠，发现了开罗秘库手稿的重要价值
2013年，荷兰莱顿大学的埃里克·夸克尔教授注意到他所教学生们的“一个惊人发现”。“学生们在系统地整理图书馆的破损藏书时，”这位荷兰中世纪图书历史学家在自己的博客《隐藏的中世纪档案封面》里写道，发现了“132份莱茵河流域一家法院的笔记、信札和收据，它们藏身在一本刊印于1577年的图书的封皮里，是在小纸片上草草写下的”。
与那些重要到不能扔掉的“神圣的弃物”不同，这些无用的纸片成了书籍装订商回收利用的材料。“中世纪书写材料的回收利用对近代早期装订商来说是常有的事（中世纪也有），”夸克尔写道，“在对这本1577年的印刷物进行装订时，工人从蓝色回收箱里随手抓起132张小纸片，很可能弄湿后压在一起制成护封的硬纸板。”
装订工这一不经意间的举动，让那些本应湮灭于历史尘埃的文字得以保存至今。“这些纸片价值非凡，因为如此零碎的书写材料从中世纪存留下来实属不易……没有几个地方能让这些无用的纸片在地下安静地沉睡数个世纪，”他说，“这就犹如偷渡者搭乘在16世纪的印刷物上，经过漫长的航行来到现代。”
荷兰历史学家埃里克·夸克尔在中世纪的书籍封面里发现了“隐秘图书馆”
这些小纸片包括收据、给仆人的留言以及购物单，对历史学家们来说弥足珍贵。“其中的信息带我们尽可能走近真实的中世纪社会，”夸克尔写道，“是难得一听的中世纪之声，讲述了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
这些纸片的数量可能远超我们当初预想的。夸克尔找到了一种发掘古籍更大价值的方法，即用X射线技术透视印刷物封面，发现那些纸片之外的材质中所含的信息。2015年10月，他开始在莱顿大学图书馆扫描早期印本。
“我们惊叹于新技术在中世纪文献发掘上的应用，由于这些文字材料藏身在一层羊皮纸或纸张下面，不借助现代科技我们可能永远发现不了它们。”夸克尔在一篇博客中就他的“隐秘图书馆”（Hidden？ Library）項目写道。但是技术仍有待提高，把藏身在现代图书馆内的秘密图书馆完全展示出来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能得到成千上万份藏在封面里的手稿片断，我们便可能走进一座隐秘的中世纪‘图书馆’。”
这处地下阅读圣地被称作叙利亚的秘密图书馆，它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延续着国家的文化血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座图书馆赋予了我新的生命，”经常来此看书的阿卜杜勒巴塞特·阿拉赫马感慨道，“就像身体需要食物一样，灵魂也须臾离不开书籍的供养。”
历史上，由于宗教或政治的原因，藏书事件（包括私人收藏）屡见不鲜，“藏经洞”（The？Library？ Cave）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
藏经洞
在中国戈壁滩的边缘，敦煌千佛洞被封存了将近千年。1900年，自愿看守洞窟的道士王圆箓发现了一扇通往密室的门，那里堆满了4至11世纪的手稿。
王道士及时上报了这一重大发现，但地方政府对此无动于衷。藏经洞的消息不胫而走，第一个闻讯而来的是英国探险家奥莱尔·斯坦因，他花言巧语地从王道士手里买走了约1万份手稿。法国、俄罗斯和日本的探险团队也纷至沓来，席卷走了剩余的大部分经卷。据《纽约客》杂志报道，“截至1910年，当中国政府下令将最后一批经卷转运到北京时，洞里的宝物只有原来的五分之一了。”
尽管如此，我们在今天还是可以看到许多手稿原件。1994年，敦煌文献的数字化工作正式启动。这个由大英图书馆牵头、进行广泛国际合作的“国际敦煌项目”（The？International？Dunhuang？Project），极大地推动了敦煌宝藏的保护与共享。正如《纽约客》上的文章所言：“现在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查看世界上最早的全星图，阅读一位商人从巴比伦远赴中国途中用希伯来文写下的祈祷文，审视一幅装扮成菩萨的基督圣徒的画像，研究一份女奴被卖给丝绸商用来抵债的契约，抑或浏览一本用古突厥文写的占卜书。”
没有人知道洞窟为什么被封存。斯坦因认为，这是存放手稿的一种方式，它们已无用处，但是又很重要，不能一扔了之，于是就被当作一种“神圣的弃物”（sacred？waste）藏于洞窟之中。法国汉学家保罗·伯希和的研究结论是，封存发生在西夏王国侵入敦煌的1035年。中国学者荣新江则指出，封存洞窟是因为害怕伊斯兰黑汗王朝入侵，而事实上那只是虚惊一场。
不管是何种原因，自从一个多世纪前重见天日以来，藏经洞的经卷已经改变了历史。敦煌《金刚经》是一部极其重要的佛教圣典，据大英图书馆的考证，藏经洞发现的版本可以上溯到868年，是“世界上完整留存下来的最古老的印刷书”。
它提醒世人，造纸术和印刷术并非起源于欧洲。“印刷源自一种祷告形式，”《纽约客》上的文章说，“相当于转动转经筒或把纸条塞进耶路撒冷的圣庙西墙里，只是它达到了一定的生产规模。”
梵蒂冈秘密档案馆
另一处藏匿宗教文献的重镇是梵蒂冈秘密档案馆（The？Vatican？Secret？Archives），该馆自1612年建成之日起便广为人知，但是关于它的阴谋论之争一直没有停止。馆里的教皇来往函件可以上溯到1000多年前，丹·布朗的《天使與魔鬼》讲述的是一位哈佛大学的符号学家粉碎光照派阴谋炸毁梵蒂冈城的故事，小说里就提到了这些信件。传说馆藏中还有外星人的头骨、耶稣的血缘宗谱以及一台被称作克罗诺维索尔（Chronovisor）的时间机器——由一位本笃会僧侣制造，他可以借此回到从前，记录下耶稣受难的影像画面。
为了消除这些传说，以正视听，近年来梵蒂冈秘密档案馆已经对外开放，罗马的卡匹托尔博物馆还举办了一场来自该馆藏品的展览。1881年，教皇利奥十三世首次允许经过严格审查的学者参观档案馆；如今，除了禁止翻阅，研究人员可以看到更多的藏品。“秘密”（secret）一词来自拉丁语的“secretum”，更接近“私有”（private）的意思。遗憾的是，档案馆的一些区域迄今仍是禁区。
1939年，在战争的非常时期，备受争议的主教庇护十二世成为教皇，他下令禁止学者查看任何与教皇相关的档案。而从1922年开始，与红衣主教私人事件相关的那部分档案就不被允许访问了。
梵蒂冈秘密档案馆位于一个混凝土地堡里，是圣彼得大教堂后翼的组成部分，由瑞士卫兵和梵蒂冈城自己的警力共同把守。档案馆的藏品中，除了罗马教廷与莫扎特、伊拉斯谟、查理曼大帝、伏尔泰和阿道夫·希特勒之间的通信，还有国王亨利八世提交的解除他与阿拉贡的凯瑟琳婚姻的申请。虽然这个申请被教皇克莱门特七世拒绝，但亨利还是离了婚，并最终导致罗马与英国国教的决裂。档案中另有1521年教皇利奥十世将马丁·路德逐出教会的法令，判处伽利略异端邪说的手写文本，还有一封米开朗基罗的信件，抱怨他为西斯廷教堂创作的穹顶彩画没有得到任何报酬。
开罗秘库
与梵蒂冈秘密档案馆的重兵把守不同，古开罗（现开罗南郊福斯塔特）的一处秘密图书馆默默无闻了几个世纪，直到一个罗马尼亚犹太人发现了它的意义。雅各布·萨菲亚在1874年的一本书里描述了这处藏所，然而直到1896年，当苏格兰孪生姐妹阿格尼丝·路易斯和玛格丽特·吉布森向剑桥大学学者所罗门·谢克特展示了部分手稿后，该藏所才为世人所知。 在本埃兹拉犹太教堂的一面墙内，藏有近28万份犹太人手稿片断：现被称为开罗秘库（Cairo？ Genizah）。根据犹太法律，任何含有上帝名字的篇章均不能丢弃：那些不再需要的作品被存放在犹太教堂或墓地的某个地方，直到它们获准被埋掉。“秘库”一词来自希伯来语，最初的意思是“隐藏”，后来成为众所周知的“档案馆”。
1000年来，福斯塔特的犹太人把他们的文字材料存放在开罗秘库这个圣地，最终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中世纪的犹太人在书写任何东西时，不管是私人信件还是购物单，都会提及上帝，”因此，《纽约客》上的文章说，“我们有大约25万件保存完好的文字手稿，构成埃及人从9到19世纪的全景生活档案……时间跨度之长，记录之完备，举世无双。”
剑桥大学秘库研究带头人本·奥斯维特告诉《纽约客》，开罗秘库的藏品对学者来说弥足珍贵，“不夸张地说，它改写了我们对中世纪的犹太人、中东和地中海的认识。”
秘库里的文档显示，犹太商人和基督徒及穆斯林有商业往来，人们对犹太人的态度比我们之前猜测的要宽容得多，反犹太主义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普遍。2013年，为有效保护秘库的藏品，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的图书馆设立了联合基金，这是双方第一次展开这样的合作。
英国学者戴维·阿布拉菲亚，《伟大之海：地中海人类史》一书的作者说：“开罗秘库的档案像一盏探照灯，照亮了地中海历史的黑暗角落，把世界各地尤其是埃及的犹太人在中世纪的社会、经济和宗教生活展现在我们面前。作为欧洲或伊斯兰世界10至12世纪的史料来源，它的价值无与伦比。”
隐秘图书馆
2013年，荷兰莱顿大学的埃里克·夸克尔教授注意到他所教学生们的“一个惊人发现”。“学生们在系统地整理图书馆的破损藏书时，”这位荷兰中世纪图书历史学家在自己的博客《隐藏的中世纪档案封面》里写道，发现了“132份莱茵河流域一家法院的笔记、信札和收据，它们藏身在一本刊印于1577年的图书的封皮里，是在小纸片上草草写下的”。
与那些重要到不能扔掉的“神圣的弃物”不同，这些无用的纸片成了书籍装订商回收利用的材料。“中世纪书写材料的回收利用对近代早期装订商来说是常有的事（中世纪也有），”夸克尔写道，“在对这本1577年的印刷物进行装订时，工人从蓝色回收箱里随手抓起132张小纸片，很可能弄湿后压在一起制成护封的硬纸板。”
装订工这一不经意间的举动，让那些本应湮灭于历史尘埃的文字得以保存至今。“这些纸片价值非凡，因为如此零碎的书写材料从中世纪存留下来实属不易……没有几个地方能让这些无用的纸片在地下安静地沉睡数个世纪，”他说，“这就犹如偷渡者搭乘在16世纪的印刷物上，经过漫长的航行来到现代。”
这些小纸片包括收据、给仆人的留言以及购物单，对历史学家们来说弥足珍贵。“其中的信息带我们尽可能走近真实的中世纪社会，”夸克尔写道，“是难得一听的中世纪之声，讲述了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
这些纸片的数量可能远超我们当初预想的。夸克尔找到了一种发掘古籍更大价值的方法，即用X射线技术透视印刷物封面，发现那些纸片之外的材质中所含的信息。2015年10月，他开始在莱顿大学图书馆扫描早期印本。
“我们惊叹于新技术在中世纪文献发掘上的应用，由于这些文字材料藏身在一层羊皮纸或纸张下面，不借助现代科技我们可能永远发现不了它们。”夸克尔在一篇博客中就他的“隐秘图书馆”（Hidden？ Library）項目写道。但是技术仍有待提高，把藏身在现代图书馆内的秘密图书馆完全展示出来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能得到成千上万份藏在封面里的手稿片断，我们便可能走进一座隐秘的中世纪‘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