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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中衰期——由唐至明中叶（六一八——一五六六）
文学在极端自由解放的文化思想背景中，{1}是很容易走到为艺术而艺术的道路上的。可是这种趋向的末流，常常要流入于形式的粉饰与声调的推敲。在前一期中，从建安起继之而太康，而永明，就是如此。所以，最后终于是雕缋堆砌、轻浮柔靡。至前章所论诸家叔夜、羲之、渊明，可以说于此潮流均丝毫无关。他们走的是另一条路。《世说》因所记多正始、义熙时人言论，故义庆虽在文风夸谈时代，尚能矫然独异。《伽蓝记》、《水经注》二书虽系北方产品，因已当齐梁之时，不免于偶丽之习。就中尤以前作甚。唯《家训》能斟酌于至当而一出于自然，可谓文质彬彬矣。
物极必反，即在齐梁之时，一二尚文之批评家如钟嵘、刘勰，他们对当时文风已一再予以针砭，但此等轻微之修正论，决不能生如何效力。直至隋初，于是李谔上书，一反往日之旧，而深诋华艳之非。他说：
臣闻：古先哲王之化人也，必变其视听，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为训人之本，《诗》、《书》、《礼》、《易》，为道义之门。故能家复孝慈，人知礼让，正俗调风，莫大于此。其有上书献赋，制诔镌铭，皆以褒德序贤，明勋证理。苟非惩劝，义不徒然。降及后代，风教渐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卯，未窥六甲，先制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说，不复关心，何尝入耳。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良由弃大圣之轨模，构无用以为用也。捐本逐末，流遍华壤，递相师祖，久而愈扇。及大隋受命，圣道聿兴，屏黜浮词，遏止华伪，自非怀经抱持，志道依仁，不得引预搢绅，参厕缨冕。开皇四年，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艳，付所司推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钻仰坟素，弃绝华绮，择先王之令典，行大道于兹世。如闻外州远县，仍踵弊风，选吏举人，未遵典则，……臣既忝宪司，职当纠察。若闻风即劾，恐挂网者多，请勒有司，普加搜访，有如此者，具状送台。
从这里边可以看出下列四个要点：（一）他认为文章应当有益于世道，并须合于经典，（二）反对艳情的篇什，（三）隋承北朝的余风，政府方面以政治的力量革华艳之习，（四）他觉得这种政策还没有普遍的推行，所以主张“请勒有司，普加搜访”。所以到了隋朝可以说是唯美主义的反动时代，也可以说是为人生而艺术的一派占了优势，集中全力打倒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的时代。
隋代的统一不到四十年，天下大乱。不数年，李唐竞起而代之，所以隋朝很像秦，作为从南北朝到唐的一个过渡。
唐既统一天下，照一般专制政府的惯技，一定继之而来一个思想的统一。统一的办法，第一是选举。唐代的制度是先之以州郡之推荐，继之以政府的考试。当时有帖经、对策、墨义诸项，仍旧是汉武帝的老套。第二是将经义定出标准。汉代有所谓五经博士，唐代宗太宗时敕孔颖达为《五经正义》（《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左传》），考试时举子之说经悉以此为准则。论者谓其束缚思想，较之汉武帝罢黜百家、一尊儒术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至于文学思潮，由隋以来即直奔向复古的道路上去。最初是陈子昂、李太白对诗歌的提倡复古，继之以权德舆、独孤及、柳冕、韩愈对散文之提倡复古。诗歌复古的结果，走到写实，而注重社会的现状的路上。散文复古的结果，是“文以载道”，此所谓道乃孔孟之道，载道者乃是借文章来阐明发挥孔孟之圣道。韩愈的话最能代表这些人的主张：
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
读书以为学，缵言以为文，非以夸多而斗靡也；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苟行事得其宜，出言适其要，虽不吾面，吾将信其富于文学也。（《送陈秀才彤序》）
此外他又于《答李翊书》中自述其为古文之甘苦。谓：“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继则“行之乎仁义之途，游{1}之乎《诗》、《书》之源”，可知其对于写作是持的如何的态度了。与退之同时的有柳子厚，亦赞同退之之说。于是复古之潮达于极点。至唐末五代，虽然唯美派之风又曾复兴，然为时极暂。至宋初，有穆伯长、尹师鲁等师法韩愈。至欧阳修登籍，对韩柳盛加推赏，后之继起者如王荆公、曾子固、苏东坡父子，不是明公就是才人，所以北宋的散文完全是继中唐之余波。周、程虽不喜文章（周有“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2}的话，程有“文以害道”、“为文则玩物丧志”之说），可是到南宋，继承他们之学而发扬光大的朱熹，论文则宗八家（见《朱子语类·论文》），而尤其推重昌黎，曾校定韩文，为韩文考异。此后，朱派学者多为古文家。如从黄干传下之金华学派，元有金履祥、黄溍、柳贯、吴莱，明初有宋濂、王祎、方孝孺，均将朱子之学一面见诸于事功，一面表之于文章。这是散文③复古运动以后的发展情形。
说到思想，五代为时较暂，至北宋曾一仍唐之旧，中间经过辽金之乱，直到蒙古入主中国，而在位者率为儒家者流。即如为元代“开国佐命”、替异族定制度兴礼乐者，乃出之于{4}信仰朱子之姚枢、许衡的手。至明代以八股取士，遂定朱学于一尊，而朱学于禁锢思想，其为弊尤甚。自明成化以后，士大夫率埋头于高头讲章，鲜知学问，更无论思想了。在散文的发展上，在明代的正德与嘉靖这两个时期，曾经有过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然而较之韩柳可谓每况愈下，只以抄袭剽窃为复古，“优孟衣冠”、“鹦鹉学舌”，益不足取。故散文至此时而益弊。
总之，从唐初到明中叶这九百多年中，在思想上始终没脱出儒家的羁绊，从朱子以后其束缚一般人的思想愈来愈甚，散文始终没离开复古派的掌握，所以决不容小品文来繁荣滋长。不过，也决不能说没有一个作家可讲的。唐末之皮日休、陆龟蒙、罗隐他们生当末世，目击天下大乱与夫政治之混浊，颇多愤世嫉俗之作。鲁迅说：
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榻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小品文的危机》）
他们中几个人很有点像嵇叔夜，可惜的是他们的思想不脱儒家的范畴，而文字也不外为韩愈的一派——其实这还没什么关系，假若他们在思想上能够解放一点，不全为儒家所囿，以他们的态度与精神，恐怕在作品上更要放出异样的晶光的吧。至于宋代，也只有苏、黄二人，而苏也一样是古文家。不过苏的天分高，虽然应制之作，就文学上说毫不足取，而他不经意时所写出之尺牍、题跋一类的文字，简直是绝妙之作。过此以往，直至金元到明中叶，简直是很难再找出继起者了。所以这个时期虽为时极久，然上既不能比迹魏晋，下又不能比踪晚明，不过幸喜还有一二作家为之延续，使这个阶段不致于曳白{5}，故特名之为中衰期。
柳宗元（七七三——八一九），字子厚，其先盖河东人。少精敏绝伦，为文章卓伟精致，一时辈行推仰。第进士博学鸿辞科，授校书郎，蓝田尉。贞元十九年（八○三）为监察御史里行，善王叔文、韦执谊，二人者奇其才，及得政，引内禁近与计事，擢礼部员外郎，欲大进用。未几叔文败，贬邵州刺史，不半道，贬永州司马。既被窜斥，地又荒疠，因自放山泽间，其堙厄感郁一寓诸文，仿《离骚》数十篇，读者莫不为之悲恻。元和十年（八一五），徙柳州刺史。时南方为进士者走数千里从宗元游，经指授者，为文辞皆有法。世号“柳柳州”。十四年卒，年四十七。
子厚虽是北方人，但中年以后放逐南方，穷愁潦倒，故其思想不能不与庄释相接近。他的《天{6}说》纯粹是从庄周的哲学来，而他辨析先秦的伪书，这种怀疑的精神，若不是受庄学的影响，也不能如此。（按，此种对古书的态度，已开宋人疑古之风）至佛学{7}为唐代风靡一时的学术，子厚的朋友韩愈是以卫道自命，而竭力排佛的。可是子厚则不然，他说：
儒者韩退之与余善，尝病余嗜浮图言，訾余与浮图游。近陇西李生础自东都来，退之又寓书罪余，且曰：“见《送元生序》，不斥浮图。”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奭然，不与孔子异道。退之好儒未能过杨子。杨子之书于《庄》、《墨》、《申》、《韩》皆有取焉。浮图者，反不及《庄》、《墨》、《申》、《韩》之怪僻险贼耶？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则将友恶来、盗跖，而贱季札、由余乎？非所谓去名求实者矣。吾之所取者与《易》、《论语》合，虽圣人复生，不可得而斥也。（《送僧浩初序》）
所以子厚的思想，是不专主于儒，而是合诸派之思想而一之的。因此他不像退之那样的嫥陋{1}，那样的褊狭，那样的悻悻然见于辞色。他对世态的认识，人情的了悟，可以说比退之更透辟得多。他不矫厉，不矜持，自然而纯真。在文学的见解上，他虽与退之同样主张复古，主张“文以明道”，可是他的诗写得清空，他的{2}散文写得爽利，这一点绝不是退之所能企及的。真正的文学作品，在需有实生活。子厚放逐于永、柳二州，其山水之秀美，成为子厚唯一的慰藉物，他终日倘佯于山林泉石之间，心魂与万化相冥合，加以他的身世的遭际，酷似屈原，使他热烈的爱好着屈原的作品。于是在这样的熏陶感染与启示之下，自然而然地产生出那极其秀美而传涌千载的小品——山水游记了。
子厚小品可分两类：（一）山水记，（二）寓言。前者受《楚辞》、《水经注》之影响最大，而后者则全学《庄子》书者也。
（一）山水记
始得西山宴游记
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意有所极，梦亦同趣。觉而起，起而归。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华西亭，望西山，始指异之。遂命仆人过湘江，缘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穷山之高而上。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则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塿为类，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故为之文以志。是岁，元和四年也。
钴鉧潭记
钴鉧潭在西山西。其始盖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东流；其颠委势峻，荡击益暴，啮其涯，故旁广而中深，毕至石乃止。流沬成轮，然后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亩余，有树环焉，有泉悬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门来告曰：“不胜官租私券之委积，既芟山而更居，愿以潭上田贸财以缓祸。”予乐而如其言。则崇其台，延其槛，行其泉于高者而坠之潭，有声潀然，尤与中秋观月为宜，于以见天之高、气之迥。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
（二）寓言
临江之麋
临江之人，畋得麋麑，畜之。入门，群犬垂涎，扬尾皆来，其人怒，怛之。自是日抱就犬，习示之，使勿动。稍使与之戏。积久，犬皆如人意。麋麑稍大，忘己之麋也，以为犬良我友，抵触偃仆，益狎。犬畏主人，与之俯仰甚善。然时啖其舌。三年，麋出门，见外犬在道甚众，走欲与为戏。外犬见而喜且怒，共杀食之，狼藉道上。麋致死不悟。
此外如《宋清传》、《郭橐驼传》、《梓人传》，皆因事立论，乃庄子《养生主》、《马蹄》篇之流亚，以篇幅稍长，故不录。
罗隐（八三三——九○九），字昭谏，新登县（余杭）人，本名横。凡十上不中第，遂更名。初从事湖南，历淮润，皆不得意，乃归新登。后谒吴越王，王不见纳，遂以所为夏口诗标于卷末云：“一个祢衡容不得，思量黄祖漫英雄。”③王览之大笑，因加殊遇。复命简书辟之曰：“仲宣远托刘荆州，盖因乱世；夫子乐为鲁司寇，只为故乡。”隐曰：“是不可去矣。”素不喜军旅，唯与丞相杜建徽善。王初成西府，命宾僚巡览，顾左右曰：“百步一敌楼，足以言金汤之固。”隐徐曰：“敌楼不若内向。”及徐许之乱，人皆以为先见。一日，隐寝疾，王亲临抚问，因题其壁云：“黄河信有澄清日，后代应难继此才。”隐起而续末句云：“门外旌旗屯虎豹，壁间章句动风雷。”隐由是以红纱罩覆其上，其后果无文嗣。累官钱塘县令，寻授镇海军，掌书记，节度判官、盐铁发运副使，因授著作{4}郎，司勋郎中。历谏议大夫、给事中，赐金紫，卒于梁太祖开平三年，年七十七。著有《江南甲乙集》、《淮海寓言》及《淮海后集》，并行于世。（《吴越备史》、《旧五代史》）
昭谏生逢唐代末季乱离之际，个人坎坷不显，自言在京师七年，寒饿相接，殆不似寻常人，故客愁牢骚，一一发抒之而为文，然因此而愈穷。故彼取其所为文，而诋之曰：“他人用是以为荣，而予用是以为辱。他人用是以富贵，而予用是以{5}困穷。苟如是，予之书乃自谗耳。目曰《谗书》。”我们现在来仔细地读昭谏之作，觉得他的思想仍不脱儒家一派成见。他《答贺兰友书》中说：
仆少而羁窘，自出山二十年，所向摧沮，未尝有一得幸于人。故同进者忌仆之名，同志者忌仆之道。无有不如吾子之所诲也。然仆之所学者，不徒以竞科级于今之人，盖将以窥昔贤之行止，望作者之堂奥，期以方寸广圣人之道。可则垂于后代，不可则庶几致身于无愧之地。宁复虞时人之罪仆者欤。
同时他的文章似乎也是从昌黎、柳州这一派下来的。这种“期于方寸广圣人之道”不完全是复古派的主张吗？不过，昭谏生丁乱世，而其性又介僻，“不能方圆”（《答贺兰友书》），故出山廿年，所向摧沮，其满怀抑郁不平之气，悉发之为文章。故如匕首，如矢镞，锋芒森森，深中社会之病，读之令人称快。与夫无病呻吟、剽窃拾取者，迥乎不侔。今将《谗书》小品{1}文选录数篇于后。
叙二狂生
祢正平、阮嗣宗生於汉晋间，其为当时礼法家惋者多矣。然二子岂天使为之哉？夫汉之衰也，君若客旅，臣若豹虎。晋之弊也，风流蕴藉，雍容闲暇。苟二子气下於物，则谓之非才。气高於人，则谓之陵我，是人难事也。张口掉舌，则谓之讪谤。俯首避事，则谓之诡随，是时难事也。夫如是，则汉之祚歼於外，晋之祚缩於中，故天必降变以应之。二子应天变者也，或号咷焉，或恸哭焉。斯甚於风雨雪霜已，故泣军门者谓皇皇而无主，叹广武者思沛上之英雄。
英雄之言
物之所以有韬晦者，防乎盗也。故人亦然。夫盗亦人也，冠屦焉，衣服焉，其所以异者，退逊之心，正廉之节，不常其性耳。视玉帛而取之者，则曰牵于寒饿；视家国而取之者，则曰救彼涂炭。牵于寒饿者，无得而言矣；救彼涂炭者，则宜以百姓心为心。而西刘则曰：“居宜如是！”楚籍则曰：“可取而代！”意彼未必无退逊之心，正廉之节，盖以视其靡曼骄崇，然后生其谋耳。为英雄者犹若是，况常人乎？是以峻宇逸游，不为人所窥者，鲜也。
说天鸡
狙氏子不得父术，而得鸡之性焉。其畜养者冠距不举，毛羽不彰，兀然若无饮啄意，洎见敌，则他鸡之雄也；伺晨，则他鸡之先也，故谓之天鸡。狙氏死，传其术于子焉。且反先人之道，非毛羽彩错，嘴距銛利者，不与其栖，无复向时伺晨之俦、见敌之勇，峨冠高步，饮啄而已。吁！道之坏也有是夫！
畏名
瞭者与瞍者语於暗。其辟是非、正兴替，虽君臣父子之间，未尝以墙壁为虑。一童子进烛，则瞍者犹旧，而瞭者噤不得呻。岂其人心有异同，盖牵乎视瞻故也。是以退幽谷则思行道，入朝市则未有不畏人。吁！
三叔碑
肉以视物者猛兽也，窃人之财者盗也。一夫奋则兽佚，一犬吠则盗奔。非其力之不任，恶夫机在后也。当周公摄政时，三叔流谤。故辟之囚之黜之，然后以相孺子。洎召公不悦，则引商之卿佐以告之。彼三叔者固不知公之志矣，而召公岂亦不知乎？苟不知，则三叔可杀，而召公不可杀乎？是周公之心可疑矣。向非三叔，则成王不得为天子，周公不得为圣人。愚美夫三叔之机在前也，故碑。
皮日休，字逸少，一字袭美，襄阳人。隐鹿门，自号醉吟先生。咸通八年(八六七)登进士第，官至国子博士。后寓苏州，与陆龟蒙为文友。著有《文薮》十卷，《皮子》三卷。黄巢之乱，入会稽依钱氏，仕越为太常博士，卒。（《北梦琐言》、《十国春秋》）至日休晚年事迹，过去颇有异说。《该闻录》谓“皮日休陷黄巢，为翰林学士。巢败，被诛。”《全唐诗小传》又谓“日休为巢所杀。”唯尹洙《大理寺丞皮子良墓志》称“日休避广明之难，奔钱氏。子光业为吴越丞相。”陆游《老学庵笔记》亦力辩日休仕于黄巢之说，而谓其终于吴越。较而言之，自以尹、陆二人之说为可信也。
日休之思想，纯系儒家的。他极端推尊退之，他在《请韩文公配飨太学书》中道：
今有人身行圣人之道，口吐圣人之言，行如颜、闵，文若游、夏，死不得配食于夫子之侧，愚又不知尊先圣之道也。夫孟子、荀卿翼传孔道，以至于文中子。文中子之末，降及贞观、开元，其传者醨，其继者浅，或引刑名以为文，或援纵横以为理，或作词赋以为雅。文中之道，旷百祀而得室授者，唯昌黎文公焉。文公之文{2}，蹴杨墨于不毛之地，蹂释老于无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夫今之文，千百十之作，释其卷，观其词，无不裨造化、补时政，繄公之力也。
其次又《请孟子为学科书》中云：
今有司除茂才明经外，其次有熟庄周、列子书者，亦登于科。其诱善也虽深，而悬科也未正。夫庄、列之文，荒唐之文也，读之可以为方外之士，习之可以为鸿荒之民。有能汲汲以救时补教为志哉？伏请命有司，去庄、列之书，以孟子为主。有能精通其义者，其科选，视明经。
这种抵排异端、攘斥佛老，不正是同退之如出一辙吗？所以，《四库提要》中说：
观集中书序论辩诸作，亦多能原本经术。其《请孟子立学科》、《请韩愈配飨太学》二书，在唐人尤为卓识，不得仅以词章目之。
不过在今日的我们看起来，这倒③并不见得是怎样有卓识，鲁迅是极端攻击传统思想的，然而他称道日休的小品文，可知他并不是称道日休{1}能尊孔、能卫道，乃是取他的那种积极的态度，可见在乱世隐居山林，而并不曾忘掉天下。他的文字多讽刺之作，而尤其是他的《隐书》六十卷，长的百余字，短的十余字，针对当时腐败政治，与士大夫的恶习而为言。鲁迅比之于匕首与投枪，真是恰当极了。
古之官人也，以天下为己累，故己忧之。今之官人也，以己为天下累，故人忧之。
今道有赤子，将为牛马所践，见之者无问贤不肖，皆惕惕然，皆欲驱牛马以活之。至夫国有弱君，室有色妇，有谋其国欲其室者，惟恨其君与夫不罹其赤子之祸也。噫！是复何心哉！
古之奢也，吾不奢。古之俭也，吾不俭。适管晏之中，或可矣。噫！古之奢者僭，今之奢也滥。
古之俭也性，今之俭也名。
古之隐也，志在其中。今之隐也，爵在其中。
吏不与奸罔期，而奸罔自至。贾竖不与不仁期，而不仁自至。呜呼！吏非被重刑，不知奸罔之丧已。贾竖非遭极祸，不知不仁之害躬也。夫易化而善者齐民也，唯吏与贾竖难哉。
圣人行道而守法，贤人行法而守道，众人侮道而货法。
古之决狱，得民情也哀。今之决狱，得民情也喜。哀之者，哀其化之不行。喜之者，喜其赏之必至。
周公为天子，下白屋之士，今观於一命之士，接白屋之人，斯礼遂亡。悲夫！
幸君之急而见惩，纠己之雠而为直。因躬不好者而为廉，因人不乐者以为正，大人不由也。
古之杀人也怒，今之杀人也笑。
古之置吏也，将以逐盗。今之置吏也，将以为盗。
陆龟蒙，字鲁望，苏州人。少高放，通六经大意，尤长于《春秋》。（《述志赋》）举进士，一不中，往从湖州刺史张摶游，为湖、苏二郡佐。后隐居松江甫里。平居以文章自怡，幽忧疾痛中，落然无旬日生计，未尝暂辍。有田数亩，有屋三十楹，有田畸十万步，有牛不减四十蹄，有耕夫百馀指。而田污下，暑雨一昼夜，则与江通，由是苦饥，囷仓无升斗蓄积。于是乃身亲畚锸茠刺无休，时或讽其劳。答曰：“尧舜霉{2}瘠，大禹胝胼。彼非圣人耶？吾一布衣，不勤劬，何以为妻子之天乎？”嗜茶，曾为品第书一篇，继《茶经》、《茶诀》之后。南阳张又新尝为《水说》七等，其二惠山泉，其③三虎邱井，其六松江，高僧逸人时致之，以助其好。后以病不复饮。不喜与俗人交，虽造门不肯见。不置车马，不务庆吊，内外姻党，伏腊丧祭，未尝及时往。或寒暑得中，体佳无事时，则乘小舟，设蓬席，赍一束书、茶灶笔床钓具、棹船郎而已。所诣小不会意，径还不留，虽水禽决起、山鹿骇走之不若也。人谓之江湖散人，而鲁望亦以涪翁渔父江上丈人之流自比。后以高士召，不至。李蔚、卢携素与善，及当国，召拜左拾遗。诏方下，而鲁望卒。光化中，韦庄表赠右补阙。有《笠泽丛书》行于世。（《甫里先生传》、《新唐书·隐逸传》）
鲁望的思想，大体是以儒为主。《蟹志》云：
今之学者，始得百家小说，而不知孟轲荀杨氏之道。或知之，又不汲汲於圣人之言，求大中之要，何也？百家小说，沮洳也。孟轲荀杨氏，圣人之渎也。六籍者，圣人之海也。
但他似乎也多少受一点庄周的影响，《招野龙对》云：
昔豢龙氏求龙之嗜欲，幸而中焉，得二龙而饮食之。龙之於人固异类，以其若己之性也，席其宫沼，百川四溟之不足游。甘其饮食，洪流大鲸之不足味。施施然，扰扰然，其爱弗去。一旦值野龙，奋然而招之曰：“尔奚为者，茫洋乎天地之间，寒而蛰，阳而升，能无劳乎？诚能从吾居而晏安乎？”野龙矫首而笑之曰：“若何龊龊乎如是耶？赋吾之形，冠角而被鳞。赋吾之德，泉潜而天飞。赋吾之灵，嘘云而乘风。赋吾之职，抑骄而泽枯。观乎无极之外，息乎大荒之墟。穷端倪而尽变化，其乐不至耶？今尔苟容於蹄涔之间，惟泥沙之是拘，惟蛭螾之与徒。牵乎嗜好以希饮食之馀，是同吾之形，异吾之乐者也。狎於人，啗其利者扼其喉、胾其肉，可以立待。吾方哀而援之以手，又何诱吾纳之陷井耶？尔不免矣。”野龙行。未几，果为夏后氏之醢。
这不是与庄周对楚使者之言，同一意味吗？而其兹后文字之恢闳，又似从《逍遥游》来也。不过我们看鲁望的言行，可以说是两重的，其生活态度是遁世的，这有点迹近老庄。而其言论，则极愤激而积极，不忘社会，不忘天下，近于儒。他攻击当时社会之腐败，举相率以浮矫相尚，因作《蠹化》：
橘之蠹，大如小指，首负特角。身蹙蹙然，类蝤蛴而青。翳叶仰啮，如饥蚕之速，不相上下。人或枨触之，辄奋角而怒，气色桀骜。一旦视之，凝然弗食弗动。明日复往，则蜕为蝴蝶矣。力力拘拘，其翎未舒。襜黑韝苍，分朱间黄。腹填而椭，緌纤且长。如醉方寤，羸枝不扬。又明日往，则倚薄风露，攀缘草树，耸空翅轻，瞥然而去。或隐蕙隙，或留篁端。翩旋轩虚飏曳纷拂，甚可爱也。须臾，犯蝥网而胶之，引丝环缠，牢若桎梏。人虽甚怜，不可解而纵矣。噫！秀其外，类有文也。默其中，类有德也。不朋而游，类洁也。无嗜而食，类廉也。向使前不知为橘之蠹，后不见触蝥之网，人谓之钧天帝居而来，今复还矣。天下大橘也，名位大羽化也，封略大蕙篁也。苟灭德忘公，崇浮饰傲，荣其外而枯其内，害其本而窒其源，得不为大蝥网而胶之乎？观吾之蠹化者，可以惕惕。
他攻击贪残的官吏，尸位的官吏，而作《记稻鼠》、《禽暴》、《野庙碑》：
乾符己亥岁，震泽之东曰吴兴，自三月不雨，至於七月。当时污坳沮洳者埃壒尘勃，棹楫支派者入屝，屦无所污。农民转远流渐稻本，昼夜如乳赤子，欠欠然救渴不暇，仅得葩坼穗结，十无一二焉。无何，群鼠夜出，啮而僵之，信宿食殆尽。虽庐守版击，殴而骇之，不能胜。若官督尸责，不食者有刑，当是而赋索愈急，棘械束榜棰木肌体者无壮老。吾闻之于礼曰：“迎猫为食田鼠也，”是礼缺而不行久矣。田鼠知之后欤？物有时而暴欤？政有贪而废欤？《国语》曰：“吴稻蟹不遗种，”岂吴之土，鼠与蟹更伺其事而效其力，歼其民欤？且魏风以硕鼠刺重敛，硕鼠斥其君也。有鼠之名，无鼠之实。诗人犹曰“逝将去汝，适彼乐土”，况乎上捃其财，下啗其食，率一民而当二鼠，不流浪转徙聚而为盗何哉？《春秋》：“螽蝝生”、“大有年”，皆书是，圣人于丰、凶不隐之验也。余学《春秋》，又亲蒙其灾，于是乎记。（《记稻鼠》）
冬十月，予视获于甫里，旱苗离离，年无以搘。幽伤盈怀，夜不能寐。往往声类暴雨而疾至者，一夕凡数四。明日讯其甿，曰：“凫鹭也。其曹蔽天而下盖田，所当之禾，必竭穗而后去。”曰：“得无弋罗者捕而耗之耶？”对曰：“江之南不能弋罗，常药而得之，（米 庳）（米 斯）斯塗杖，丛植于陂，一中千万，胶而不飞。是药也，出于长沙豫章之涯。行贾货错，岁售于射鸟儿。盗兴已来，蒙冲塞江，其谁敢商？是药既绝，群凫恣翔，幸不充乎口腹，反侵人之稻梁。”予曰：“噫！失驭之民，化而为盗。关梁急征，商不得行。使江湖小禽，亦肆其暴，以害民食。古圣人敺害物之民，出乎四裔，矧害民之物乎？俾生灵之众，死乎盗，死乎饥，吾不知安用驭者为！”（《禽暴》）
今之雄毅而硕者有之，温愿而少者有之，升阶级，坐堂筵，耳弦匏，口粱肉，载车马，拥徒隶者，皆是也。解民之悬，清民之暍，未尝怵於胸中。民之当奉者一日懈怠，则发悍吏，肆淫刑，敺之以就事。较神之祸福，孰为轻重哉？平居无事，指为贤良。一旦有大夫之忧，当报国之日，则徊挠脆怯，颠踬窜踣，乞为囚虏之不暇。此乃缨弁言语之土木耳，又何责其真土木耶？（《野庙碑》）
以上诸篇均系有所为而为，讽刺{1}之言多，而艺术之成分少。现在择其比较最富于文学味者《怪松图赞序》，录之于后，以为此篇之殿。
有道人自天台来，示予《怪松图》，披之甚骇人目。根盘於岩穴之内，轮囷偪侧而上，身大数围，而高不四五尺。礧碋然，蹙缩然。干不暇枝，枝不暇叶，有若龙挛虎跛壮士囚缚之状。道人曰：“是何物怪之如是耶？子能辨之乎？”予曰：“草木之生，安有怪耶？苟肥瘠得于中，寒暑均于外，不为物所凌折，未有不挺而茂者也，况松柏乎？今不幸出於岩穴之内，脞脆者则（石 堅）然其牙伏死其下矣，何自奋之能为？是松也，虽稚气初拆，而正性不辱。及其壮也，力与石斗。乘阳之威，怒已之轧，拔而将升，卒不胜其压。拥勇郁遏，坌愤激讦，然后大醜彰于形质，天下指之为怪木。吁！岂异人乎哉？天之赋才之盛者，蚤不得用于世，则伏而不舒。薰蒸沉酣，日进其道。摧挤势夺，卒不胜其厄，号呼呶拏，发越赴诉，然后大奇出于文彩，天下指之为怪民。呜乎！木病而后怪，不怪不能图其真。文病而后奇，不奇不能骇於俗。非始不幸而终幸者耶？”……
苏轼（一○三六——一一○一），字子瞻，眉州眉山人。少聪慧，七岁知书，十岁即能文章。嘉祐三年（一○五七）举进士，历仕福昌县主簿、凤翔府签判等职。熙宁、元丰间，王安石当国，厉行新法，子瞻因与安石政见不合，出通判杭州，后徙密、徐、湖诸州。元丰二年（一○七九）御史何大正、舒亶弹劾他的诗歌有些语含讽刺、讪漫朝廷，逮捕入狱，几陷重罪{2}。幸而神宗无意杀他，遂以黄州团练副使谪居黄州。哲宗即位，以他为奉朝郎，知登州。不久召归为礼部侍郎，中书舍人，翰林院学士，遂以龙图阁直学士，出知杭州。后虽曾经召回，任过翰林院承旨，兵部尚书等职，然为时极暂，终是南北播迁，几无宁日。绍圣初，新党又用事，借端贬他至惠州，后又徙昌化。徽宗即位，又徙他至廉州，最后到永州，因遇大赦，得北归，终于提举成都玉局观职。建中靖国元年卒，谥文忠。（《宋史》卷③三三八）
东坡是我们中国文学史上极有数的天才作家，他的诗词都是卓然成家，而不受前人的牢笼。不过他的思想似乎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在北宋初年，本来是古文二次的复兴期，欧阳修自命是传韩退之的衣钵，而东坡则是出于永叔之门的，所以他们的思想总归是囿于一曲，而不能弘通。至东坡早年的文章，譬如制策之类，完全学韩愈，就文学而论，不值得称道。可是，就他平时写的文章而论，有些因为是要攻击新党，而不能直然的骂，于是痛诋荀卿同申韩，而且排击老庄同佛的话也很多。可是再看看他的那些文学作品，如诗词赋之类，则受着道佛的影响反而很深。在这些地方，我们就不能不怀疑东坡早年的文章，未免是太意气用事。同时，他的思想也不成统系，因之自相矛盾、自相背戾的言论，如此之多。不过他毕竟是赋有绝顶天才的作家，诗词原不足以用作载道，故他写得特别好。散文他也有一部分，即平时不经意写出的尺牍、序跋之类，则是与他的诗词堪称异曲而同工。
东坡自评其文谓：“吾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所以一任自然，从胸襟中流出，此东坡小品之所以“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也”（按，此语为赵瓯北评东坡诗品，我觉得也一样可以用来评东坡之小文）。今就其尺牍与题跋二者分为抒情、说理、记事三项，择其尤者，录之于后：
（一）抒情
黄州真在井底，杳不闻乡国信息，不审比日起居何如，郎娘各安否？此中凡百粗遣，江边弄水挑菜，便过一日，每见一邸报，须数人下狱得罪。方朝廷综核名实，虽才者犹不堪其任，况仆顽钝如此，其废弃固宜。但犹有少望，或圣恩许归田里，得款段一仆，与子众丈、杨宗文之流，往还瑞草桥，夜还何村，与君对坐庄门吃瓜子炒豆，不知当复有此日否？（《与王元直》）
昨日已别，情悰惘然。辱教，喜起居佳胜。{1}风雨如此，淮浪如山，舟中摇撼，不可存济，亦无由上岸，但阖户拥衾耳。（《与徐得之》十首之四{2}）
雪斋清境，发于梦想，此间但有荒山大江，修竹古木。每饮村酒醉后，曳杖放脚不知远近，亦旷然天真，与武林旧游，未见议优劣也。（《答言上人》）
某初仕即佐先公，蒙顾遇之厚，何时可忘。流落阔远，不闻昆仲息耗，每以惋叹。辱书累幅，话及畴昔，良复慨然。三十余年矣，如隔晨耳，而前人凋丧略尽，仆亦仅能生还。人世一大梦，俯仰百变，无足怪者③。（《与宋汉杰》二首之一{4}）
每念李六丈之死，使人不复有处世意。复一览其诗，为涕下也。黄州风物可乐，供家之物，亦易致。所居江上，俯临断岸，几席之下，风涛掀天。对岸即武昌诸山，时时扁舟独往。若子野北行，能迂路一两程，即可相见也。（《答吴子野》四首之四{5}）
（二）说理
晁君寄骚，细看甚奇，信其家多异材耶？然有少意，欲鲁直以己意微箴之。凡人文字，务使平和，至足余，溢为怪奇，盖出于不得已也。晁文奇怪似差早，然不可直云耳。非谓避讳也，恐伤其迈往之气，当为朋友讲磨之语乃宜。不知公谓然否？（《与鲁直》二首之一{6}）
示及新诗，皆有远别惘然之意，虽兄之爱我厚，然仆本以铁心石肠待公，何乃尔耶？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若见仆困穷便相怜，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兄造道深，中必不尔，出于相爱好之笃而已。然朋友之义，专务规谏，辄以狂言广兄之意尔。兄虽怀坎壈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非兄，仆岂发此！看讫，便火之，不知者以为诟病也。（《与李公择》二首之二{7}）
示谕治《春秋》学，此学{8}者本务，又何疑焉。然此书自有妙用，学者罕能领会，若求之绳约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细缴绕，竟益何用。惟丘明识其妙用，然不肯尽谈，微见端兆，欲使学者自见之，故仆以为难，盖尝悔少作矣，未敢轻论也。凡人为文，至老，多有所悔。仆尝悔其少矣，然著成一家之言，则不容有所悔。当且博观而约取，如富人之筑大第，储其材用，既足而后成之，然后为得也。愚意如此，不知是否？夜寒，笔冻眼昏，不罪！不罪！（《答张嘉父》）
（三）叙事
近于城中得荒地十数亩，躬耕其中。作草屋数间，谓之东坡雪堂。种蔬接果，聊以忘老。有一大曲寄呈，为一笑。为书角大，远路，恐被拆，更不作四小哥、二哥及诸亲知书，各为致下恳。巢三见在东坡安下，依旧似虎，风节愈坚。师授某两小儿极严。常亲自煮猪头，灌血精，作姜豉菜羹，宛有太安滋味。此书到日，相次，岁猪鸣矣。老兄嫂团坐火炉头，环列儿女，坟墓咫尺，亲眷满目，便是人间第一等好事，更何所羡。可转此纸呈子明也。（《与子安兄》）
黄州守居之数百步为赤壁，或言即周瑜破曹公处，不知果是否？断崖壁立，江水深碧，二鹘巢其上，有二蛇，或见之。遇风浪静，辄乘小舟至其下，舍舟登岸，入徐公洞。非有洞穴也，但山崦深邃耳。《图经》云：“是徐邈不知何时人，非魏之徐邈也。”岸多细石，往往有温莹如玉者，深浅红黄之色，或细纹如人手指螺纹也。既数游，得二百七十枚，大者如枣栗，小者如芡实，又得一古铜盆盛之，注水粲然。有一枚如虎豹首，在口鼻眼处，以为群石之长。（《赤壁洞穴》，《东坡志林》{1}）
岁云暮矣，风雨凄然，纸窗竹室，灯火青荧，辄于此间得少佳趣。今分一半，寄与黄冈何圣可。若欲同享，须择佳客，若非其人，当立遣人去追索也。（《书赠何圣可》）
元丰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记承天寺{2}夜游》）
登州蓬莱阁上，望海如镜面，与天相际。忽有如黑豆数点者，郡人云：“海舶至矣。”不一炊久，已至阁下。（《蓬莱阁记所见》）
绍圣元年十二月，与幼子过游白水山佛迹院。浴于汤池，热甚，其源殆可以熟物。循山而东，少北，有悬水百仞，山八九折，折处辄为潭。深者缒石五丈，不得其所止，雪溅雷怒，可喜可畏。水涯有巨人迹数十，所谓佛迹也。暮归，倒行，观山烧壮甚。俯仰度数谷，至江上月出，击汰中流，掬弄珠壁。到家，二鼓矣。复与过饮酒，食余甘，煮菜，顾影颓然，不复能寐。书以付过。（《记游白水岩》）
黄州定惠院东小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岁盛开，必携客置酒，已五醉其下矣。今年复与参寥师及二三子访焉，则园已易主，主虽市井人，然以予故，稍加培治。山上多老枳木，性瘦韧，筋脉呈露，如老人项颈，花白而圆，如大珠累累，香色皆不凡。此木不为人所喜，稍稍伐去，以予故，亦得不伐。 既饮，往憩于尚氏之第。尚氏亦市井人也，而居处修洁，如吴越间人。竹林花圃皆可喜。醉卧小板阁上，稍醒，闻坐客崔成老弹雷氏琴，作悲风晓月，铮铮然，意非人间也。晚乃步出城东，鬻大木盆，意者谓可以注清泉，瀹瓜李，遂夤缘小沟，入何氏、韩氏竹园。时何氏方作堂竹间，既辟地矣，遂置酒竹阴下。有刘唐年主簿者，馈油煎饵，其名为“甚酥”，味极美。客尚欲饮，而予忽兴尽，乃径归。道过何氏小圃，乞其丛桔，移种雪堂之西。坐客徐君得之将适闽中，以后会未可期，请予记之，为异日拊掌。时参寥独不饮，以枣汤代之。（《记游定惠院》）
东坡这些作品，我们不须妄加评骘，读者自可领略其中滋味。恐怕其名永德新处③，实有点驾乎逸少、善长而上之之势。明季的公安派，极端的推挹东坡，亦全在这类的文章。恐怕他们的作品，大半是师诸东坡。所以就小品文的源流来说，我们认东坡为上承魏晋下开晚明，是没有什么不可的。下边把前人评文章的话，节录一二，作为参考：
老来{4}懒作文，但传得东坡及少游岭外文，时一微吟，清风飒然。顾同味者，难得耳。（《答李端叔》）
人谓东坡作此文，因难以见巧，故极工。余则以为不然。彼其老于文章，故落笔皆超逸绝尘耳。 （《跋东坡〈醉翁操〉》）
东坡道人在黄州时作，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跋东坡乐府·卜算子》）
以上黄庭坚语。
坡诗有云“清诗要锻炼，方得铅中银。”然坡诗实不以锻炼为工，其妙处在乎心地空明，自然流出，一似全不著力而自然沁入心脾。此其独绝也。（瓯北诗话》卷五）
此{5}赵瓯北语。
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人间词话》{6}）
读东坡稼轩词，须观其雅量高致，有伯夷、柳下惠之风。白石虽似蝉脱尘埃，然终不免局促辕下。（同上）
此{7}王静安语。
苏轼的词往往有新意境，所以能创立一种新风格。这种风格，既非细腻，又非凄怨，乃是悲壮与飘逸。胡寅说的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勉强可以形容这种新起的风格。陆游说东坡词，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这也可以形容苏词的风格。这种风格乃是学问与人格结成的之，故不是那十七八女孩儿按执红牙拍所能领会的。（《词选》）
此{8}胡适之先生语。
以上不论是评东坡的诗，或东坡的词，但我觉得都拿来评东坡的小品，没有一句话不恰当的。从这里可以知道，大作家的作品，它{1}们的作风是一致的，不论是诗词以至于散文，只要是真的性情流露的话。最后我觉得周启明{2}先生对东坡的批评最为允当，兹录之于后，作为本篇的结束——
苏东坡总算是宋朝的大作家，胡适之先生很称许他，明末的公安派对他也捧的特别厉害，但我觉得他绝不是文学运动方面的人物，他的有名，在当时只是因为他反对王安石，因为他在政治方面的反动(我们看来，王安石的文章和政见，是比较好的，反王派的政治思想实在无可取)。他的作品中的一大部分，都是摹拟古人的，如《三苏策论》里面的文章，大抵都是学韩愈，学古文的。只因他聪明过人，所以学得来还好。另外的一小部分，不是正经文章，只是他随便一写的东西，如书信题跋之类，在他本认为不甚重要，不是想要传留给后人的，因而写的时候，态度便很自然,而他所有的好文章，就全在这一部分里面。从这里，可以见出他仍是属于韩愈的系统之下,是载道派的人物。（《中国新文学源流》）
黄庭坚（一○四五——一一○五），字鲁直，自号山谷老人，洪州分宁人。③治平四年（一○四五）登进士第，调汝州叶县尉。熙宁五年（一○七二），除北京国子监教授，受知于苏轼。元祐初，召为校书郎，神宗实录检讨官，除秘书丞，国史编修官。绍圣元年十二月（一○九五），章惇、蔡卞以他纂修之《神宗实录》中记载新法有失实之处，遂贬他为涪州别驾，安置黔州。徽宗即位，改监鄂州税。崇宁二年（一一○三）有讦发他所作《承天塔院记》有幸灾谤国的话，因除名，编隶宜州。崇宁四年，卒于贬所。
鲁直为江西诗派的祖师，他的作品从北宋后为一大派。他的作品清冽隽美，无一点尘俗气，这自是他的人格与学识锤铸成的。在他的书简中，他常常以砥行砺节，谆谆然开示后辈。如《书嵇叔夜诗与侄榎》云：
予尝为诸子弟言，士生於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或问不俗之状，予曰：难言也。视其平居，无以异於俗人，临大节而不可夺，此不俗人也。士之处世，或出或处，或刚或柔，未易以一节尽其蕴，然率以是观之。
士大夫聪明文学，世颇易得。至于秉不凋之节，奉以终始，万人乃一耳。（《答王云子飞》）
此真是探本之论。真正的伟大作者，没有不是特立独行之辈的。卑屈阿世、随波顺俗之流，一望而觉其面目可憎，欲其出言之有味，岂可得乎？山谷之小品，其出尘绝俗、明快爽利，与东坡可谓伯仲，未可轩轾其间也。
南阳宗少文，嘉遁江湖之间，援琴作金石弄，远山皆与之同声。其文献足以配古人。孙茂深亦有祖风，当时贵人欲与之游不得，乃使陆探微画其像挂壁间观之。茂深惟喜闭阁焚香，遂作此香馈之。时谓少文大宗，茂深小宗，故名小宗香云。（《与潘邠老》）
数日来骤暖，瑞香、水仙、红梅盛开，明窗静室，花气撩人，似少年都下梦也。但多病之余，懒作诗耳。公比来亦游戏翰墨间耶！或传陈履常病且死，岂有是乎？比得荆州一诗人高荷，极有篆力，使之凌厉中州，恐不减晁、张，恨公不识耳！方叔安否？（《与李端叔》）
今日极热,南楼亦挥汗,深念夜中不可卧也.使宅有凉处否？惠荔子甘好，但比丁香一品不韵耳。（《与人》）
今日南楼差凉，亦解昏寝，荷垂问也。方苦焦渴，水饮不能有功，得枝上乾荔子，涣然冰释矣。（《与人》）
每相聚，辄读数叶《前汉书》，甚佳。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浇灌之，则尘俗生其间。照镜觉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答宋殿直书》）
练光亭极是登临胜处，然高寒不可久处。若于亭北穿土石，作一幽房，置茶炉，设明窗瓦墩笔砚，殊胜不尔！胜师方丈北挟有屋两楹，其一开轩，其一欲作虚窗奥室。余为名轩曰“物外”。主人喜作诗也，名室曰“凝香”。密而清明，于事称也。（《题练光亭》）
湖口民李正臣得奇石，九峰相倚，苏子瞻戏名曰“壶中九华”。又有老巫邹生，以三奇石，随高下体，著成屏风三叠，余戏名曰“肘后屏风叠”。它日湖中石百怪并出，当以此两石为祖云。二石色绀青，嵌空贯穿，击之铿铿，静而视之，嵚崟云雨之上，诸峰隐现，忽然疑于九十，犹五老峰之疑于五六也。揭而示俗，以求赏音。吾见其支酱瓿于墙角也。世有出尘之因，然后此石为萧洒缘尔。迩者家江{4}太守费数十万钱，自岭南负载三石北归，妻子不免寒饿，未知与此孰贤也。（《书壶中九华山石》）
附录：袁中郎以后晚明的散文{5}
明代自万历时袁中郎倡导文学革命后，一时文坛风气顿然一变。大致说来，不外是变过去的模拟因袭为独创，变过去的陈俗腐滥为清新。不过在这次大的变动后，文坛上的新收获却不是诗歌，而是散文。这个道理说来也很明白，就是诗歌自从宋代以后，始终是沿袭着五言七言的旧套，在形式上既没新的开展，内容更是陈陈相因，所以明代复古派的作品固然{1}是俗滥，而革命派的作品也不免于浮浅。可是散文呢，在明代以前大抵是重在应用，所以不外是说理同叙事，虽然不无一二抒情的篇子，但为数则极少。自从中郎主张创作要信腕直寄、抒写性灵以后，无形中给散文一个大大的解放。我常常说六朝的骈体是散文的楚辞化而明代的小品是楚辞的散文化。以说理的文字而傅上一层华艳的词采，实在有点不大自然，而且使自己的意思反为词采所蔽，这实不足取。但抒情的文字从华艳的词采中解放出来，而易以朴质的词句，这就益发地能够动人了。晚明的散文之应在文学史上占一个重要的地位，原因也就在此。不过明代自中郎以后散文的作者值得称述的极多，他们作品渊源是很纷歧的，不见得都是从中郎直接下来的，所以本篇的目的即在分析他们的来源同彼此间相互的错综关系。
（一）竟陵派
钟惺（一五七三——一六二四），字伯敬，号退谷。万历庚戌科进士（一六一○）。历官工部主事，南礼部仪制司主事，福建提学佥事。著有《隐修轩诗文集》、《楞严如说》、《酒雅》等（《竟陵{2}县志》）。
伯敬是中郎朋友雷思霈的学生，同时又是中道的同年，所以习闻中郎之说，因此早年创作，颇受中郎的影响。他在《隐修轩集自序》里说：
予少于诗文本无所窥，成一帙辄刻之，不禁人序，亦时自作序。大要取古人近似者，时一肖之，为人所称许，辄自以为诗文而已矣。侧闻近时君子有数人反古者，又有笑人泥古者，皆不求诸己，而且舍所学以从之。庚戌以后，乃始平气精心，虚怀独往，不敢用先入之言，而内自废其中拒之思，务求古人精神所在。
这把他自己创作的进展程序，写得很清楚。最初是从王、李复古一派入手，继而又受中郎反复古的影响，末了才卓然自立、独辟新路。所以伯敬在诗文上虽主张幽深，其实正是要矫正公安末流的浅率。至于在抒写性灵上，与中郎盖无不同。今录其《自题诗后》一文于后：
李长叔曰：“汝曹胜流，惜胸中书太多，诗文太好，若能不读书，不作诗文，便是全副名士。”余怃然曰：“快哉快哉！非子不能为此语，非我不能领子此语。惜忌者不解，使忌者解此语，其欲杀子，当甚于杀我。然余能善子语，决不能用子语。子持子语归，为子用。吾异日且用子语。”数日后，举此示友夏。友夏报我曰：“长叔语快，子称长叔语尤快！仆称长叔与子语快者，语亦复快！”夫以两人书淫诗癖，而能叹赏不读书、不作诗文之语，则彼能为不读书、不作诗文语者，决不以读书、作诗文为非也。袁石公有言：“我辈非诗文不能度日。”此语与余颇同。昔人有问长生诀者，曰：“只是断欲。”其人摇头曰：“如此，虽寿千岁何益？”余辈今日不作诗文，有何生趣？然则余虽善长叔言而不能用，长叔决不以我为非。正使以我为非，余且听之矣。
谭元春（一五八六——一六三六？），生卒据友夏先世墓志，见《谭友夏合集》卷二，及《因树屋书影》引王③散哉语，字友夏，竟陵人。天启丁卯举人。他是伯敬的同里后辈，见解又与伯敬同，所以一时遂有竟陵派之目。他对中郎也是极倾服，不过是不满于后来模仿中郎者之日趋浮浅。他在《袁中郎先生续集序》中说：
予因思古今真文人，何处不自信，亦何尝不自悔。当众波同泻，万家一习之时，而我独有所见，虽雄裁辩口，摇之不能夺其所信；至于众为我转，我更觉进。举世方竞写喧传，而真文人灵机自检，已遁之悔中矣。此不可与钝根浮嚣{4}人言也。往公之哭江进之也，有悔其诗文妙理生前未商语，后寄黄平倩札，有悔其《瓶花》诗文俱有痕迹语。夫公之妙与悔，何待公言哉？细心读《破砚集》，又似悔《潇碧》矣；细心读《嵩华游稿》，又似悔《破砚》矣。今察公《续稿》，其文章中卓大而坚实者，又似为古今人俱下一悔脚也。扬子悔少作，其意甚美，而观其晚作，又似不知悔不必悔者。予益以此叹公之根器识力有大过人者焉。《续集》出，其卓大坚实之文，出自痛快俊颖之手。吾愿学公者从是悟文章之道，若舍其大者不言，而于所为翰墨游戏易于触目者，则赏之不去口、传之不崇朝，而法之不遗力，又未免令述之累息欷歔，而独以余为知己矣。
所以友夏称道中郎的是他的“卓大坚实”之文，而不满的是后人舍去中郎之佳作，而模仿其“翰墨游戏易于触目者”。从这里可以看到竟陵同公安的不同，大致有这两点：即一，之创作态度上公安主信心抒写，而竟陵主谨重从事；二、之词句上公安不避俚俗，而竟陵则力求新奇。因此在风格上就形成明白清俐与幽深冷僻之不同。
再游乌龙潭记
潭宜澄，林映潭者宜静，筏宜稳，亭客宜朗，七夕宜星河，七夕之宾客宜幽适无累。然造物者岂以予为此拘拘者乎！茅子越中人，家童善篙楫。至中流，风妒之，不得至荷荡，旋近钓矶系筏。垂垂下雨，霏霏湿幔，犹无上岸意。已而雨注下，客七人，姬六人，各持盖立幔中，湿透衣表。风雨一时至，潭不能主。姬惶恐求上，罗袜无所惜。客乃移席新轩，坐未定，雨飞自林端，盘旋不去，声落水上，不尽入潭，而如与潭击。雷忽震，姬人皆掩耳欲匿至深处。电与雷相后先，电尤奇幻，光煜煜入水中，深入丈尺，而吸其波光以上于雨，作金银珠贝影，良久乃已。潭龙窟宅之内，危疑未释。是时风物倏忽，耳不及于谈笑，视不及于阴森，咫尺相乱；而客之有致者反以为极畅，乃张灯行酒，稍敌风雨雷电之气。忽一姬昏黑来赴，始知苍茫历乱，已尽为潭所有，亦或即为潭所生；而问之女郎来路，曰“不尽然”，不亦异乎？招客者为洞庭吴子凝甫，而冒子伯麟、许子无念、宋子献孺、洪子仲伟，及予与止生为六客，合凝甫而七。
刘侗（一五九三？——一六三六？）字同人，号格庵，麻城人。初为诸生，见赏于督学葛公。礼部以文奇奏参，同竟陵谭元春、黄冈何闳中降等。从此名始著。科场{1}数不利，入学成均，癸酉举北闱（一六三三），甲戌捷南宫（一六三四），知吴县令，之任，卒于维扬舟中，时年四十四。（《麻城县志》、《因树屋书影》引王散哉语）
于奕正（一五九六——一六三五），初名健鲁，字司直，宛平人。工为诗歌，好游名山，尝言秋山严静澹峙，如有道高人。每于霜清木老时，骑驴而往，穷巖绝岫，数百里间无不周览。遇断碑，必披荆剔藓以识之。或攀枯籮蹸危石，踰其绝顶，慨然赋诗，有超世之概。与楚谭元春、刘侗尤称友善，两君来京师，必客其园。崇祯乙亥（一六三五）偕同人取道秣陵，遍历名胜，将之楚，会友夏止之，遂归而疾作，殒于金陵旅舍，年四十岁。著有《金石志》、《朴草诗》与《帝景景物略》行于世。（《因树屋书影》引王散哉语）
关于他二人的散文，现在所能看到的只有《帝景景物略》一书。这书大概是草创于司直，而完成于同人。据《麻城县志》同人传中说他“客都门，取燕人于奕正所抄集著为书，名《帝景景物略》，属同里友周损杂诗共成之，刻行世。”《因树屋书影》中又说司直“与同人著《帝景景物略》，……南行将著《南京景物略》，竟以友夏不果。”从此可见是编确系成自两人之手，至于功力方面，恐怕司直为多吧。
司直、同人都是谭友夏的朋友，同人早年又曾以文奇被参，所以他们二人文学的风格自是同钟、谭最为相近。
满井
出安定门外，循古壕而东五里，见古井，井面五尺，无收有干，干石三尺。井高于地，泉高于井，四时不落，百亩一润，所谓滥泉也。泉名则劳，劳则不幽，不幽则不蠲洁。而满井傍，藤老藓，草深烟，中藏小亭，昼不见日。春初柳黄时，麦田以井故，鬣毵毵且秀。游人泉而茗者，罍而歌者，村妆而蹇者，道相属，其初春首游也。（卷一）
白石庄
白石桥北，万驸马庄焉，曰白石庄。庄所取韵皆柳，柳色时变，闲者惊之。声亦时变也，静者省之。春，黄浅而芽，绿浅而眉，深而眼。春老，絮而白。夏，丝迢迢以风，阴隆隆以日。秋，叶黄而落，而坠条当当，而霜柯鸣于树。柳溪之中，门临轩对，一松虬，一亭小，立柳中。亭后，台三累，竹一湾，曰爽阁，柳环之。台后，池而荷，桥荷之上，亭桥之西，柳又环之。一往竹篱内，堂三楹。松亦虬。海棠花时，朱丝亦竟丈，老槐虽孤，其齿尊，其势出林表。后堂北老松五，其与槐引年。松后一往为土山，步芍药牡丹圃良久，南登郁冈亭，俯翳月池，又柳也。
（二）折中派{2}
王思任（一五七五——一六四七），字季重，号谑庵，山阴人。万历甲午（一五九四）举于乡，乙未成进士（一五九五）。一生中三为县令、一为司李③、一为教授、两为臬幕、三为主政、一为备兵使者，及鲁王监国绍兴（一六四五）始简宫詹、晋秩少宗伯。次年（一六四六）六月清贝勒博洛定浙江，鲁王脱走厦门，遂屏迹小居。贝勒驻跸城中，季重{4}誓不相见、不薙发、不入城，未几遂以病卒（《琅嬛文集·王谑庵先生传》）。
季重的文学见解颇有点近于严沧浪，以趣为主。他说：“五经皆言性情，而诗独以趣胜。其所言之水月镜花之间，常使人可思而不可解。”（《方谵斋诗序》）又云：“弇州论诗，曰才、曰格、曰法、曰品，而吾独曰一趣可以尽诗。”（《袁临侯先生诗序》）所以他认为创作必须天才，而非学力所能为功。他说：
辄谓诗文一窍决非今生撮办。有心及之，而舌不能及，有舌及之，而手不能及，有手及之，而学问考订不能及。大约底滞蹇味之人，去此道远，而朗圆英爽之辈，入此道近。（《心月轩稿序》）
他对当时的文坛各派似乎无所主奴，他对复古派的几位领袖虽颇称道，一则曰：“明兴，接宋觚觚之后，青蘦无色，于是北地起，而历下翼之，汉官复睹矣。”（《胡青莲檀雪斋》）再则曰：“近日后生狂态无类，轻骂王元美，不知先生是坡公后身，肯引后辈，却不轻许后辈。”（《冒伯麐诗序》）但对当时一般专主模拟者，则深致不满。他说：
诗以言己者也，而今之诗则以言人也。自历下登坛，欲拟议以成其变化，于是开叔敖抵掌之门。莫苦于今之为诗者也。日如何而汉魏，如何而六朝，如何而唐宋，古也，今也，盛也，晚也，皆拟也，人之诗也，与己何与？（《倪翼元宦游诗序》）
季重固不满于王、李之末流，但亦不党公安、竟陵。他说：
犹忆小楼残月，清之剥芰呼雉也。其言曰：“诗道裂于袁二，而袁二沉光如虎睛贝采，自不可遏。”予戏谓之曰：“袁二疑王大中于鳞之毒，今二且将赍毒中子。”请之曰：“何必赍，其鸩在碗，吾当一吸而尽。”（《礃园诗稿序》）
又说：“不意寅侯未能忘我，且言我与公安、竟陵不同衣饭，而各自饱暖。予何敢当寅侯知己也。”（《心月轩稿序》）季重对公安、竟陵虽未加以如何的非难，但对一般效颦者，则大加攻击。他说：
说者谓今日无诗。非无诗也，夫人而有诗也。夫人而有诗，皆人其人之诗，而无其诗也。……有假灵之派，有假刻之派，有假澹之派，有道学之派，近日又有时文之派。无以焉则所则不新，无经句出语则不巧，此其赋质命胎，原无此道，万不得已，左屈右支，以诧于众，各号曰诗，而诗之道于此乎大苦。（《深柳斋三集序》）
余谭诗垂四十年，见风气日殊。在昔操觚著咏，袒初盛而宗嘉隆，如大官牢醴者属餍不失汉威仪。近则南风不竞，家玉川而户才江，尖纤浅露，鹄形菜色，黄口以登坛，枵腹倖而藏拙。盖年来习俗漓薄，菑芬并至，识者有文运之叹。（《贺仲来诗序》）
这都足证在诗歌方面他是不党于任何一派的。至于散文，他对王、李、中郎均极推许。他说：
司马子长善游，天未启聪，不晓作记，记自柳子厚开。其言郁塞，山川似藉之而苦，吾何取焉。苏长公之疏畅，王履道之幽深，王元美之萧雅，李于鳞之生险，袁中郎之俏隽，始各尽其妙，而千古之游乃在目前。（《南明纪游序》）
所以从这些见地上，我们不能不说季重是一位复古同公安两派的折中者。所以他的作品有复古派之雄肆，而无其虚矫，有公安派之清隽，而无其浮浅。张宗子说他“自庚戌天台、雁宕，另出手眼，乃作《游唤》，见者谓其笔悍而胆怒，眼俊而舌尖，恣意描摹，尽情刻画，文誉鹊起。”（（《王谑庵先生传》）自是实情。
剡溪
浮曹娥江上，铁面横波，终不快意。将至三界址，江色狎人，渔火村灯，与白月相上下，沙明山静，犬吠声若豹，不自知身在板桐也。昧爽，过清风岭，是溪江交代处，不及一言贞魂。山高岸束，斐绿叠丹。摇身听鸟，杳小清绝，每奏一音，则于峦谬答。秋冬之际，想更难为怀，不识吾家子猷，何故兴尽？雪溪无妨子猷，然不大堪戴。文人薄行，往往借他人爽厉心脾，岂其可！过画图山，是一兰苕盆景。自此万壑相招赴海，如群诸侯敲玉鸣裾。逼折久之，始得豁眼一放地步。山城崖立，晚市人稀。水口有壮台作砥柱力，脱帻往登，凉风大饱。城南百丈桥翼然虹饮，溪逗其下，电流雷语。移舟桥尾，向月碛枕嗽取酣，而舟子以为何不傍彼岸，方喃喃怪事我也。
陈继儒（一五五八——一六三九），字仲醇，号眉公，松江华亭人。为诸生时，与董其昌齐名，但敝屣名利，年甫二十九，取儒衣冠焚弃之，隐昆山之阳，构庙祀二陆，草堂数椽，焚香宴坐，意豁如也。亲亡，葬神山麓，遂筑室东佘山，杜门著述，有终焉之志。侍郎沈演及御史给事中诸朝贵先后论荐，屡奉诏征，用皆以疾辞，卒年八十。（《明史·隐逸传》）
眉公早年颇为王世贞推重，自然是接近复古派。不过他对弇州虽无间言，而对于鳞则多微词。他说：
李于鳞摹古乐府，至更其句法，以为不被故人所困。然读《易水》、《垓下》二歌，其果与荆卿项王情境合否？余尝谓刻画古人，是后生第一病。武陵桃花惟许渔郎问津一次，再迹之，便同村巷矣。禅家公案亦然，不独诗文也。（《晚香堂小品·刻画古人》）
其次，他对复古派同公安派{1}也有比较公允的评骘。他说：
往弇州公代兴，雷轰霆鞠，后生辈重趼而从者，几类西昆之宗李义山，江右之宗黄鲁直。楚之袁氏思出而变之，欲以汉帜易赵帜，而人不尽服也。然新陈代变，作者或孤出，或四起，神鹰掣鞲而擘九霄，天马脱辔而驰万里，即使弇州公见之，亦将感得气之先{2}发起予之叹。（《白石樵真稿·文娱序》）
他反对泥古者，一样也反对泥今者。他说：
顷与张君、陈君论迩来诸家，其好古者钩棘僻涩，摽剥奇字怪句，以为超两京而轶三代。然使人读之，舌木③强而不快，喉嗉郁而不舒。即使作者自覆其文，至不解何语。此泥古之过也。高才生闻而笑之曰，夫人也，何自苦为？于是掊击先辈，几无遗肤，而悉以方言俚语杂见于文字中。盖始于卓吾老子，而孟浪者借以野战，空疏者借以藏拙，而庸知村墟之巫祝非礼也，市狯之嫚骂非狭也，不文之非文，而不修辞之非辞也。此泥今之过也。（《古今粹语序》）
这不同季重一样都是复古与公安的折中吗？他同季重是很好的朋友，所以他们见解很相同。本来到了这个时期，只要是有点眼光的，自然要有比较平允的批评。复古派之流弊，经中郎一击而衰象毕露，但矫枉又不免过正，公安的末流当然也不足道，所以眉公、季重虽然比较接近复古派，而对于鳞之提倡拟古，也深致不满。他们{4}虽然不宗法公安，但对中郎之流的峻峭，也不能不有相当的推许，于是取公安之信腕直寄、无法为法的主张，济之复古派之博雅，于是就成功了他们两人的作风。
梅花楼记
王元美尝谓余，市居之迩{1}于喧也，山居之迩于寂也，唯园居在季孟间耳。然王氏之弇山枕城中，朝暾暎门，游屐麏集，即主人亦往往支门谢客，欲放而之于旷闲无人之乡，而不可得。余然后知园之与众也宁独，与其谋于市也宁谋于野。吾友范象先，有园在横涝野塘之南，去城十里而近，喧寂半之。四面榆柳阴翳小池，池上梅花两树，婆娑相对，苍枝老骨，纵横屈曲。挑檐而上，其干可抱。其叶可阴一亩余。其子可得五石。范子谓：吾见梅多矣，未有如此君之老而奇者。乃结高楼以临之，独与一二野衲摊虎皮、爇猊鼎，倚楼而歌，歌曰：“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已复笑曰，如季迪{2}诗不过得花之幽韵闲淡而已，吾家老梅，政如碧眼胡僧，修眉露额，又若毒龙怒虬，纷拏媾斗于广漠之野，攫爪迸鳞，鬼怪万状，度他梅讵足与此君争胜？庶几钟贾山之嘉树，四贤祠之紫藤，差鼎足耳。范子楼既成，于是广莳霞桃芙蓉来禽之属，以暎带之，池加辟，竹加徙，梅之为观日闲以敞，而陈子适来。陈子曰：吾尝闻往年探梅者，过寿安寺中，寺僧为游客所困，至斫而为薪；而其次惟光福玄墓之旁，薄雪轻云，漠漠数③里，一快生平。然村人率以种梅为业{4}，不复有品题护持，与梅花两相韵者。古今梅花之知己，仅得林逋君，后迄六百年而又范子。范子于此中块焉{5}野处，白板赤栏，朱{6}帘碧幄，依微独立于暗香疏影之外，何异处士孤山？所少者童子开笼放鹤耳。他日抱鹤上扁舟，送之花下，烟沙星渚，短笛悠悠，有巍然破轻浪而出者，则陈先生至也。子其报梅花吐一枝以候我。（《晚香堂小品》卷十九）
（三）唐宋派
李流芳（一五七五——一六二九），字茂宰，一字长蘅，歙县人，侨居嘉定（今属上海）。{7}万历丙午（一六○六）举人，天启壬戌（一六二二）会试北上，闻警赋诗而返，遂绝意进取。生平好佳山水，中岁于西湖尤好{8}，尽得董巨神髓，纵横恬{9}适，自饶真趣。尝自言笔墨气韵同肖西湖山水云。崇祯四年卒，有《檀园集》十二卷（《嘉定县志》）
长蘅本是一位唐宋派的作者，后人把他与唐时升、娄坚、程嘉燧并称为嘉定四先生。《四库提要》说他：
虽才地稍弱，而不能与其乡归有光等抗衡，而当天启、崇祯之时，竟陵之盛气方新，历下之余波未絶，流芳容与其间，独恪守先正之典型，歩歩趋趋，词归雅洁，三百年中斯亦晚秀矣。
其实长蘅所走另是一个新趋向，在这方面的成绩又岂是归有光等一流古文家所能企及的。他虽多少受一点唐宋派的熏陶，但他并不像他们那样的拘泥，他善画，诗也写得不错，用艺术家的胸怀，来写文字，不求明道，只求抒情，所以他的散文也就极其清新可喜。他集子中的第八卷的记，十一、十二两卷画册的题跋，最足作为他的散文的代表，读起来真是令人亹亹忘倦。
西峰罢雾图
三桥龙王堂望湖西诸山，颇尽其胜。烟林雾瘴，映带层叠，淡描浓抹，顷刻变态，非董、巨妙笔，不足以发其气韵。余在小筑时，小桨至堤上，纵步看山，领略最多．然动笔便不是。甚矣！气韵之难言也。予友程孟阳湖上题扇诗云：“风堤雾塔欲分明，阁雨萦烟两未成。我试画君团扇上，船窗含墨信风行。”此景此时，此人此画，俱属可想。癸丑八月，清晖阁题。
孤山夜月图
曾与印持诸兄弟醉后泛小艇，从西泠而归。时月初上，新堤柳枝皆倒影湖中，空明摩荡如镜中，复如画中。久怀此胸臆．壬子在小筑，忽为孟阳写出，真是画中矣。
（四）融合派{10}
张岱（一五九七——一六八九），字宗子，一字陶庵，山阴人。曾祖元汴、祖汝霖，均位至通显。宗子承先世基业，家资颇丰，喜结纳海内名家，园林诗酒之社，必颉颃其间。明亡后，避乱剡溪山，以其素不治生产，家益落。故交朋辈，多半凋零，葛巾野服，意绪苍凉，回忆往事，犹如梦境。因自著《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快园道古》、《琅嬛文集》等。年七十四，自为生圹，并自为墓志铭。后又十余年卒，年九十三。（《自为墓志铭》、《山阴县志》）
宗子不但富于文学天才，而且赋有诗人的气质。中年身逢丧乱，国破家亡，亲友凋残，昔日繁华顿成梦幻，遂追述往事，藉示忏悔。故其文如寒潭如冰雪，清澈爽冽，沁人心脾。周作人先生在他的《中国新文学源流》中说：
后来公安、竟陵两派文学融合起来，产生了清初张岱（宗子）诸人的作品，其中如《琅嬛文集》等，都非常奇妙。《琅嬛文集》现在不易买到，可买到的有《西湖梦寻》和《陶庵梦忆》两书，里边通有些很好的文章。这也可以说是两派结合后的大成绩。
自是极精到的见解。
湖心亭看雪
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挐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饮。余强饮三大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陶庵梦忆》）
《西湖梦寻》序
余生不辰，阔别西湖二十八载，然西湖无日不入吾梦中，而梦中之西湖，实未尝一日别余也。前甲午、丁酉两至西湖，如涌金门商氏之楼外楼，祁氏之偶居，钱氏、余氏之别墅，及余家之寄园，一带湖庄，仅存瓦砾，则是余梦中所有者，反为西湖所无。及至断桥一望，凡昔日之弱柳夭桃、歌楼舞榭，如洪水淹没，百不存一矣。余及急急走避，谓余为西湖而来，今所见若此，反不若保吾梦中之西湖为得计也。因想余梦与李供奉异，供奉之梦天姥也，如神女名姝，梦所未见，其梦也幻；余之梦西湖也，如家园眷属，梦所故有，其梦也真。今余僦居他氏已二十三载，梦中犹在故居，旧役小溪，今已白头，梦中仍是总角。夙习未除，故态难脱，而今而后，余但向蝶庵岑寂，蘧榻于徐，唯吾旧梦是保，一派西湖景色，犹端然未动也。儿曹诘问，偶为言之，总是梦中说梦，非魇即呓也。因作梦寻七十二则，留之后世，以作西湖之影。余犹山中人归自海上，盛称海错之美，乡人竞来共舐其眼。嗟嗟！金齑瑶柱，过舌即空，则舐眼亦何救其馋哉！岁辛亥七月既望，古剑蝶庵老人张岱题。
祁彪佳（一六○二——一六四五）字弘吉，号世培，山阴人。年十七，万历戊午（一六一八）举。壬戌（一六二二）成进士，授福安兴化府推官。后授御史，以阁臣忌其傥直，遂告归。从刘宗周讲明程朱之学。起河南道，时刘宗周{2}、金克辰以直言蒙谴，抗疏留之。及举计典铨郎，吴昌时坏法，遂劾之，致政归。国变之次年，因贝勒以书聘之，遂赴水死。（《山阴县志》、《三不朽图赞》）
世培有《寓山注》二卷，纯是写景之作。张宗子在他的《〈寓山注〉跋》中道：
不事铺张，不事雕绘，意随笔到，笔借目传。如数家珍，如写字书，如殷殷诏语家之儿女童婢。闲中花鸟，意外烟云，真有一种人不及知而己独知之妙。不及收藏、不能持赠者，皆从笔底勾出。
又道：
古人记山水手，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时则袁中郎。读注中遒劲苍老，以郦为骨，深远冶淡，以柳为肤，灵动俊快，以袁为修目灿眉。立起三人，奔走腕下，近来此事，不得不推重主人。
这种明澈的批评，自然用不着我们再来费口舌。底③下试录两篇，以证宗子之言不诬。
踏香堤
园之外堤为柳陌，园之内堤为踏香。踏香堤者，呼虹幌所由以渡浮影台也。两池交映，横亘如线，夹道新槐，负日俛仰，春来，士女联袂踏歌，屐痕轻印青苔，香汗微醺花气，以方西子六桥，则吾岂敢。惟是鉴湖一曲，差与分胜耳。
芙蓉渡
自草阁达瓶隐，有曲廊。俯槛临流，见奇石兀起石畔，筼筜寒玉，瑟瑟秋声。小沼澄碧照人，如翠鸟穿弄枝叶上。吾园长于旷，短于幽。得此地一啸一咏，便可终日。廊及半，东面有小径，自此而台、而桥、而屿，红英浮漾，绿水斜通，都不是主人会心处。惟是冷香数朵，想像秋江寂寞时，与远峰寒潭，共作知己。遂以“芙蓉”字吾渡。
我们就前边的叙述看来，就可以看到一种新的文学运动势力之大。本来复古派在文学上可以说是极端的右派③，公安派兴，力矫复古之弊，于是就形成极端之左派。在这个时期来矫公安派之弊的，自不能不是折中派。钟、谭打算以幽深矫浮浅，王、陈打算以典丽矫俚俗，实际都不过是取两派之长而舍两派之短。钟、谭仲创作态度上近于复古派，王、陈在遣词上近于复古派，而他们之贵独创、恶因袭实系受公安派的影响。至李流芳乃是唐宋派之左倾者，而张宗子同祁彪佳又是折中于公安、竟陵的作者。过去人多不知此中情形，而一味痛骂中郎。固然中郎的主张也不能没有流弊，而对当时文坛上解放之功实不可没。有明一代诗歌，竟无可述，在散文上居然能有着这么多的佳作，这追根溯源，你能说这不是当时的新文学运动之赐吗？
二六，一，十九日于洛阳
（全文完）
校订后记
这里校录的是先师任访秋先生的遗著《中国小品文发展史》。这部著作在先生生前没有出版过，留下的手稿封面题“《中国小品文发展史》（上册）附中郎以后的散文，三四，十一月十一日订于陈仓”，稿凡一百○一页，最后一页手稿后有“二六，一，十九日于洛阳”的字样。据此推测，大部分手稿当写于1936年，到1937年1月19日至完成了上册，而全书并未完成。按任先生的计划，全书的重心“源流”篇，包括萌蘖期——由魏至隋（二二○——六一七）、中衰期——由唐至明中叶（六一八——一五六六）、大成期——由明末叶至清中叶（一五六七——一七九四）、凋悴期——由清中叶至民国初（一七九五——一九一九）、复兴期——现代（一九二○——一九四○）五个部分。现存手稿只写到大成期，并且大成期也略过最重要的公安派，而只写出了“袁中郎以后晚明的散文”。推究起来，当时的任先生可能因为已撰有《袁中郎评传》、觉得只需压缩一下就可以移入本书，所以他暂时略过了这部分，转而叙述“袁中郎以后晚明的散文”，而完成这部分稿子已是1937年初，其后可能因为教学及其他事务而暂时中断了写作，更不料随后是长达八年的抗战，所谓“三四，十一月十一日订于陈仓”也只是就原稿略加删订，并未作全面修订，亦未补足全稿。所以现存书稿，基本上可以确定写于1936年以及1937年之初。
现在呈现在此的这部书稿，是按照任先生的手稿一字一句校录的。在校录过程中，做了这样一些必要的整理工作：一、订正笔误、疏通字句。任先生的文稿大体上是整齐的，并且为文也很清通，但毕竟是未出版的手稿，也存在着一些字词的笔误和不甚通顺的句子，校订者根据上下文义做了必要的订正和修改，凡所订正和修改，都加注说明原稿的情况，以免万一校订者误改了，则原稿仍可覆按和复正。二、核对引文，改正疏漏。这部书稿的内容上至魏晋下逮明清之际，涉及到大量的古典文献，引文是很繁多的，而先生手录引文时也不免有误漏之处，所以校订者一一核对了引文，凡有错讹和缺漏，迳为改正，而所改正处，择要加注说明原稿的情况，以便覆按。三、理顺层次、订正标题。因为是手稿，全书的结构分层不免有前后不一致之处，而各层级的小标题也存在着不很整齐的情况，因此校订者做了一些统一和修订工作，凡所统一和修订之处，都在相关地方加注做了说明，以便覆按。四、在原稿的空白处，也有任先生写下的少许批注，这可能是他在“三四，十一月”即1945年11月重读原稿时顺手写下的补充和修订意见，这次校录时也酌情吸收到正文中。此外，校订者于原稿个别有疑议处，也酌加了一点注释，说明有关情况，聊供读者参考。
虽然是未完成稿，但这部未完稿的《中国小品文发展史》仍然有着不容忽视的学术意义。
就像中国文学的其他部门一样，小品文自来无史，有之，则自任先生的这部著作始。这部书稿对自魏晋以来直至明末的中国小品文的曲折发展历程，作出了相当清晰的叙述和得当的评论，可以说是一部简明扼要、铨叙精审的古典小品文史。而任先生能够在七十多年前着意为小品文作史，显然得力于当时的新文学观念，比如文学进化观、纯文学观和个人主义、抒情主义的文学新观念等等，都在本书中有充分的表达，它们事实上是作者为中国小品文做历史正名的基本理据。可以想象，在一个仍然坚持古文、骈文正统地位的旧派文人那里，是不可能写出也不屑去写小品文史的。只有在任先生这样受过新文化、新文学理念洗礼的新一代文学史家手里，才会写出这部令人耳目一新的小品文史，正是通过他的颇富新意的历史清点，古典文学遗产的宝库，尤其是散文艺术之林，因为小品文的重新发现，而得到了不小的丰富和充实。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任先生这部小品文史在小品文的辨体方面颇有明敏透辟的观察。比如他以为“近人有谓小品文乃由赋演变而来者，赋至唐宋渐渐散体化，于是而有小品文。此因彼不知六朝已有小品，故有是论。然而若就小品之内容而言，谓与赋有关，亦非过言。盖两汉以来之赋，抒情如贾谊，写景如相如、二谢（惠连、庄），体物如祢衡、徐干，彼等之作，登峰造极。唐以来作者，无能嗣响。但起而代之者，非后来李白、杜甫之俦，而实为袁中郎、张宗子、祁彪佳之流。其内容同，其形式则不同。亦犹诗至五代变而为词，至元变而为曲，其躯壳虽异，而其精神则一也。故小品文者，实代赋而兴之新文体也”。又谓“散体比较朴质自然，而少拘束，用以说理叙事固宜，即用以抒情亦无不可。唐宋作者如柳子厚、苏东坡、黄山谷等，当其写应制或说理文字时，则道貌岸然，可是在不经意与友人尺牍或描摹山水时，则清冷隽永，意味无穷。故知古文实为写小品最适宜之工具。六朝作者，其词采犹不脱俳偶之习，自唐以后下逮晚明一般作者，已几于全用散体矣。故晚明实为吾国小品文之全盛时期，彼以古文之形式，而实以辞赋之内容，故融为纯文艺之散文。此诚治文学史者所不可忽者也”。这些都是发人之所未发、道人之所未道的文学史洞见。
看得出来，任先生的这部小品文史著深受周氏兄弟的影响。这并非偶然。周氏兄弟是公认的中国现代散文的大家，这只要看看郁达夫编选的《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用了几乎一半的篇幅选录鲁迅、周作人的散文还觉得美不胜收，就可知他们二人在现代散文史上的分量。而不论是鲁迅还是周作人，在重建中国散文的过程中，都既取资于西方文艺，也发扬了本土传统：鲁迅通过译介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和鹤见祐甫的随笔集《思想·山水·人物》，向中国文坛和读者介绍了随笔（essay）这种外来散文文体，同时鲁迅也是对“魏晋文章”和“晚唐杂文”特别有研究的文学史家，他的文章尤其是晚年的杂文显然深深汲引于此；而周作人则是最早向中国介绍“美文”的概念（1921）并带头付诸创作实践的人，20世纪30年代他更从“载道”与“言志”的分野出发，重新梳理了中国本土的散文史，尤其着意提倡“言志”的晚明小品，甚至以之为“新文学的渊源”。任先生年轻的时候就非常崇敬鲁迅的道德文章，被人视为“拥鲁派”，而周作人又是他在北大读研究生时的导师，可谓亲承音旨、与闻绪论，所以来自二周的创作启迪和观念濡染，自然就深刻地影响了甚至左右了任先生的散文史观。这只要看看他在论魏晋文章和晚唐杂文时多援引鲁迅的观点，而在涉及唐宋古文运动和晚明小品时则频频引用周作人的观点，就可以一目了然了。不过，任先生显然也意识到二周的观点虽有一致之处，却也不无矛盾——事实上周作人大力张扬“言志”的晚明小品文，其目的就是要对抗走向新的“载道”的左翼文学，包括鲁迅的杂文——所以任先生在接受二周的观点的同时，也尽可能地调停他们观点的矛盾，那便是着重吸取周作人文学观中表彰异端、反对正统、批判现实的积极一面，从而与鲁迅的观点相协调，而剔除了30年代以来周作人日益明显的消极思想和隐逸趣味。我甚至有一个推测，那就是任先生在抗战末期重理这部小品文史却未能续写，很可能与他眼见周作人后来的附逆而碍难下笔有关。此外，嵇文甫先生（他是任先生在河南一师时的老师，30年代前期任教于北大哲学系）的著作《左派王学》（1934年开明书店出版），也相当深刻地影响了任先生对于晚明文学革新运动与王阳明心学左派所开启的思想解放运动之关系的看法。
要说这部《中国小品文史》之值得斟酌的问题，那便是如何处理小品文与其他“中国文章”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小品文与古文的关系问题了。任先生写的是小品文史，所以少讲古文和骈文，那自然可以理解。问题乃在于他那种拔高小品、贬抑古文乃至骈文的态度。受“五四”以来反对文道正统、标榜异端思想的新观念之影响，尤其是受二周对非骈文的魏晋文章、非正经的唐末杂文、非古文的明清小品之推崇的影响，任先生将这些旁枝斜出的文章都纳入到小品文的范畴，并将之确立为中国文章进化之顶端，以与传统上居于正宗地位的骈文、尤其是古文相抗衡。这确实是新的文学史观主导下的新发现，但这种反转过来的“正宗”、“异端”观念，在彰显了一些东西的同时，也同样遮蔽了一些东西。其实，小品和古文、骈文各擅胜场，共同推进了中国文章的繁荣。倘若大量的古文和骈文被认为了无足观，可观的中国文章只剩下抒情的小品，那岂不是另一种贫乏？并且，即就文体而论，骈文、古文是否就完全与小品不可通融呢？比如，从张衡到庾信的魏晋六朝抒情小赋，是否也可以说是清新的小品？而唐宋古文家在正经的载道文章之外，也有许多抒情寄怀的篇什，它们是否也可以算小品？再者，即使韩愈的载道文章是否就与言志截然对立？设若他确是出于真心信仰而为、针对时弊而发、率性抒情而作如不少著名的赠序，是否也有一顾的价值？可是，由于深受周作人标榜思想解放、反对韩愈以来的“道统”、“文统”之论的影响，任先生以为“唐既统一天下，照一般专制政府的惯技，一定继之而来一个思想的统一。……论者谓其束缚思想，较之汉武帝罢黜百家、一尊儒术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文学思潮，由隋以来即直奔向复古的道路上去。最初是陈子昂、李太白对诗歌的提倡复古，继之以权德舆、独孤及、柳冕、韩愈对散文之提倡复古。诗歌复古的结果，走到写实，而注重社会的现状的路上。散文复古的结果，是‘文以载道’，此所谓道乃孔孟之道，载道者乃是借文章来阐明发挥孔孟之圣道”。又谓：“在北宋初年，本来是古文二次的复兴期，欧阳修自命是传韩退之的衣钵，而东坡则是出于永叔之门的，所以他们的思想总归是囿于一曲，而不能弘通。至东坡早年的文章，譬如制策之类，完全学韩愈，就文学而论，不值得称道。”事实是，唐宋两代都是思想比较自由开明的时代，且韩愈之在唐、程朱之在宋，都并不是得势的思想之主流，而唐宋两代的古文家其实是“以复古为革新”的，其文学与思想的关系也相当复杂，是不可一概以“载道”而论的，若笼统用“思想统一”、“文以载道”来蔑弃唐宋两代的古文，则不免是一种新的傲慢与偏见。很可能是意识到这样一刀切的简单化，任先生也多少做了一些补救，比如特意表彰了柳宗元的山水小品、苏东坡的书札题跋。尤其是对苏东坡的文章，任先生恐怕实在于心难以割舍，但又受载道论的反影响而碍难肯定他的思想和古文，于是便大力推举东坡出于天才的非正经文章——书札题跋之类。可是东坡的书札题跋再好，恐怕还是难以同他的那些古文名作相比美吧。而问题是，推崇反载道的小品文，在任先生那里几乎成了一个新教条，以至于他赞誉明末李流芳等人的小品文“在这方面的成绩又岂是归有光等一流古文家所能企及的”。这恐怕也不是符合文学史实际的判断。（任先生稍后撰写的《中国文学史讲义》末章就说：“震川为嘉靖间革命使者。当王世贞名震一时之际，而彼独抱唐宋诸家遗集，与二三弟子讲授于荒江老屋之间，毅然与世贞相抗衡，诋之为‘庸妄巨子’。后世贞对之亦颇心折。所以震川对一时之影响，实远过王、唐二人之上。同时又下开有清桐城一派之先声。其文屈折变化，极其自然，于八家中与欧阳永叔最近。”这就中肯多了。）由此可见，即使再新再好的文学新观念一旦成为教条，那就很可能阻碍人们对文学史的实际做实事求是的分析。应该说，像任先生这样的“新偏见”在现代学术中并不少见，它们在现代学术建立的过程中自是难免，但我们今天重理现代学术史却不能不对此有所反思，从而才有可能在前辈的基础上把现代学术真正向前推进一步。
校订遗稿既竟，略述感想如上，至于信口评论，则不免胡说八道，但想象宽厚的任先生未必以之为忤，而在我亦所以报先生施教之恩也。不觉中，先生辞世已逾十年，余亦从此违教无状，如今回忆从学往事，岂仅哀痛感激而已！ 解志熙2011年4月6日于清华园之聊寄堂
【责任编辑杨站军】
文学在极端自由解放的文化思想背景中，{1}是很容易走到为艺术而艺术的道路上的。可是这种趋向的末流，常常要流入于形式的粉饰与声调的推敲。在前一期中，从建安起继之而太康，而永明，就是如此。所以，最后终于是雕缋堆砌、轻浮柔靡。至前章所论诸家叔夜、羲之、渊明，可以说于此潮流均丝毫无关。他们走的是另一条路。《世说》因所记多正始、义熙时人言论，故义庆虽在文风夸谈时代，尚能矫然独异。《伽蓝记》、《水经注》二书虽系北方产品，因已当齐梁之时，不免于偶丽之习。就中尤以前作甚。唯《家训》能斟酌于至当而一出于自然，可谓文质彬彬矣。
物极必反，即在齐梁之时，一二尚文之批评家如钟嵘、刘勰，他们对当时文风已一再予以针砭，但此等轻微之修正论，决不能生如何效力。直至隋初，于是李谔上书，一反往日之旧，而深诋华艳之非。他说：
臣闻：古先哲王之化人也，必变其视听，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为训人之本，《诗》、《书》、《礼》、《易》，为道义之门。故能家复孝慈，人知礼让，正俗调风，莫大于此。其有上书献赋，制诔镌铭，皆以褒德序贤，明勋证理。苟非惩劝，义不徒然。降及后代，风教渐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卯，未窥六甲，先制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说，不复关心，何尝入耳。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良由弃大圣之轨模，构无用以为用也。捐本逐末，流遍华壤，递相师祖，久而愈扇。及大隋受命，圣道聿兴，屏黜浮词，遏止华伪，自非怀经抱持，志道依仁，不得引预搢绅，参厕缨冕。开皇四年，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艳，付所司推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钻仰坟素，弃绝华绮，择先王之令典，行大道于兹世。如闻外州远县，仍踵弊风，选吏举人，未遵典则，……臣既忝宪司，职当纠察。若闻风即劾，恐挂网者多，请勒有司，普加搜访，有如此者，具状送台。
从这里边可以看出下列四个要点：（一）他认为文章应当有益于世道，并须合于经典，（二）反对艳情的篇什，（三）隋承北朝的余风，政府方面以政治的力量革华艳之习，（四）他觉得这种政策还没有普遍的推行，所以主张“请勒有司，普加搜访”。所以到了隋朝可以说是唯美主义的反动时代，也可以说是为人生而艺术的一派占了优势，集中全力打倒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的时代。
隋代的统一不到四十年，天下大乱。不数年，李唐竞起而代之，所以隋朝很像秦，作为从南北朝到唐的一个过渡。
唐既统一天下，照一般专制政府的惯技，一定继之而来一个思想的统一。统一的办法，第一是选举。唐代的制度是先之以州郡之推荐，继之以政府的考试。当时有帖经、对策、墨义诸项，仍旧是汉武帝的老套。第二是将经义定出标准。汉代有所谓五经博士，唐代宗太宗时敕孔颖达为《五经正义》（《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左传》），考试时举子之说经悉以此为准则。论者谓其束缚思想，较之汉武帝罢黜百家、一尊儒术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至于文学思潮，由隋以来即直奔向复古的道路上去。最初是陈子昂、李太白对诗歌的提倡复古，继之以权德舆、独孤及、柳冕、韩愈对散文之提倡复古。诗歌复古的结果，走到写实，而注重社会的现状的路上。散文复古的结果，是“文以载道”，此所谓道乃孔孟之道，载道者乃是借文章来阐明发挥孔孟之圣道。韩愈的话最能代表这些人的主张：
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
读书以为学，缵言以为文，非以夸多而斗靡也；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苟行事得其宜，出言适其要，虽不吾面，吾将信其富于文学也。（《送陈秀才彤序》）
此外他又于《答李翊书》中自述其为古文之甘苦。谓：“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继则“行之乎仁义之途，游{1}之乎《诗》、《书》之源”，可知其对于写作是持的如何的态度了。与退之同时的有柳子厚，亦赞同退之之说。于是复古之潮达于极点。至唐末五代，虽然唯美派之风又曾复兴，然为时极暂。至宋初，有穆伯长、尹师鲁等师法韩愈。至欧阳修登籍，对韩柳盛加推赏，后之继起者如王荆公、曾子固、苏东坡父子，不是明公就是才人，所以北宋的散文完全是继中唐之余波。周、程虽不喜文章（周有“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2}的话，程有“文以害道”、“为文则玩物丧志”之说），可是到南宋，继承他们之学而发扬光大的朱熹，论文则宗八家（见《朱子语类·论文》），而尤其推重昌黎，曾校定韩文，为韩文考异。此后，朱派学者多为古文家。如从黄干传下之金华学派，元有金履祥、黄溍、柳贯、吴莱，明初有宋濂、王祎、方孝孺，均将朱子之学一面见诸于事功，一面表之于文章。这是散文③复古运动以后的发展情形。
说到思想，五代为时较暂，至北宋曾一仍唐之旧，中间经过辽金之乱，直到蒙古入主中国，而在位者率为儒家者流。即如为元代“开国佐命”、替异族定制度兴礼乐者，乃出之于{4}信仰朱子之姚枢、许衡的手。至明代以八股取士，遂定朱学于一尊，而朱学于禁锢思想，其为弊尤甚。自明成化以后，士大夫率埋头于高头讲章，鲜知学问，更无论思想了。在散文的发展上，在明代的正德与嘉靖这两个时期，曾经有过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然而较之韩柳可谓每况愈下，只以抄袭剽窃为复古，“优孟衣冠”、“鹦鹉学舌”，益不足取。故散文至此时而益弊。
总之，从唐初到明中叶这九百多年中，在思想上始终没脱出儒家的羁绊，从朱子以后其束缚一般人的思想愈来愈甚，散文始终没离开复古派的掌握，所以决不容小品文来繁荣滋长。不过，也决不能说没有一个作家可讲的。唐末之皮日休、陆龟蒙、罗隐他们生当末世，目击天下大乱与夫政治之混浊，颇多愤世嫉俗之作。鲁迅说：
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榻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小品文的危机》）
他们中几个人很有点像嵇叔夜，可惜的是他们的思想不脱儒家的范畴，而文字也不外为韩愈的一派——其实这还没什么关系，假若他们在思想上能够解放一点，不全为儒家所囿，以他们的态度与精神，恐怕在作品上更要放出异样的晶光的吧。至于宋代，也只有苏、黄二人，而苏也一样是古文家。不过苏的天分高，虽然应制之作，就文学上说毫不足取，而他不经意时所写出之尺牍、题跋一类的文字，简直是绝妙之作。过此以往，直至金元到明中叶，简直是很难再找出继起者了。所以这个时期虽为时极久，然上既不能比迹魏晋，下又不能比踪晚明，不过幸喜还有一二作家为之延续，使这个阶段不致于曳白{5}，故特名之为中衰期。
柳宗元（七七三——八一九），字子厚，其先盖河东人。少精敏绝伦，为文章卓伟精致，一时辈行推仰。第进士博学鸿辞科，授校书郎，蓝田尉。贞元十九年（八○三）为监察御史里行，善王叔文、韦执谊，二人者奇其才，及得政，引内禁近与计事，擢礼部员外郎，欲大进用。未几叔文败，贬邵州刺史，不半道，贬永州司马。既被窜斥，地又荒疠，因自放山泽间，其堙厄感郁一寓诸文，仿《离骚》数十篇，读者莫不为之悲恻。元和十年（八一五），徙柳州刺史。时南方为进士者走数千里从宗元游，经指授者，为文辞皆有法。世号“柳柳州”。十四年卒，年四十七。
子厚虽是北方人，但中年以后放逐南方，穷愁潦倒，故其思想不能不与庄释相接近。他的《天{6}说》纯粹是从庄周的哲学来，而他辨析先秦的伪书，这种怀疑的精神，若不是受庄学的影响，也不能如此。（按，此种对古书的态度，已开宋人疑古之风）至佛学{7}为唐代风靡一时的学术，子厚的朋友韩愈是以卫道自命，而竭力排佛的。可是子厚则不然，他说：
儒者韩退之与余善，尝病余嗜浮图言，訾余与浮图游。近陇西李生础自东都来，退之又寓书罪余，且曰：“见《送元生序》，不斥浮图。”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奭然，不与孔子异道。退之好儒未能过杨子。杨子之书于《庄》、《墨》、《申》、《韩》皆有取焉。浮图者，反不及《庄》、《墨》、《申》、《韩》之怪僻险贼耶？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则将友恶来、盗跖，而贱季札、由余乎？非所谓去名求实者矣。吾之所取者与《易》、《论语》合，虽圣人复生，不可得而斥也。（《送僧浩初序》）
所以子厚的思想，是不专主于儒，而是合诸派之思想而一之的。因此他不像退之那样的嫥陋{1}，那样的褊狭，那样的悻悻然见于辞色。他对世态的认识，人情的了悟，可以说比退之更透辟得多。他不矫厉，不矜持，自然而纯真。在文学的见解上，他虽与退之同样主张复古，主张“文以明道”，可是他的诗写得清空，他的{2}散文写得爽利，这一点绝不是退之所能企及的。真正的文学作品，在需有实生活。子厚放逐于永、柳二州，其山水之秀美，成为子厚唯一的慰藉物，他终日倘佯于山林泉石之间，心魂与万化相冥合，加以他的身世的遭际，酷似屈原，使他热烈的爱好着屈原的作品。于是在这样的熏陶感染与启示之下，自然而然地产生出那极其秀美而传涌千载的小品——山水游记了。
子厚小品可分两类：（一）山水记，（二）寓言。前者受《楚辞》、《水经注》之影响最大，而后者则全学《庄子》书者也。
（一）山水记
始得西山宴游记
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意有所极，梦亦同趣。觉而起，起而归。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华西亭，望西山，始指异之。遂命仆人过湘江，缘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穷山之高而上。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则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塿为类，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故为之文以志。是岁，元和四年也。
钴鉧潭记
钴鉧潭在西山西。其始盖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东流；其颠委势峻，荡击益暴，啮其涯，故旁广而中深，毕至石乃止。流沬成轮，然后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亩余，有树环焉，有泉悬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门来告曰：“不胜官租私券之委积，既芟山而更居，愿以潭上田贸财以缓祸。”予乐而如其言。则崇其台，延其槛，行其泉于高者而坠之潭，有声潀然，尤与中秋观月为宜，于以见天之高、气之迥。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
（二）寓言
临江之麋
临江之人，畋得麋麑，畜之。入门，群犬垂涎，扬尾皆来，其人怒，怛之。自是日抱就犬，习示之，使勿动。稍使与之戏。积久，犬皆如人意。麋麑稍大，忘己之麋也，以为犬良我友，抵触偃仆，益狎。犬畏主人，与之俯仰甚善。然时啖其舌。三年，麋出门，见外犬在道甚众，走欲与为戏。外犬见而喜且怒，共杀食之，狼藉道上。麋致死不悟。
此外如《宋清传》、《郭橐驼传》、《梓人传》，皆因事立论，乃庄子《养生主》、《马蹄》篇之流亚，以篇幅稍长，故不录。
罗隐（八三三——九○九），字昭谏，新登县（余杭）人，本名横。凡十上不中第，遂更名。初从事湖南，历淮润，皆不得意，乃归新登。后谒吴越王，王不见纳，遂以所为夏口诗标于卷末云：“一个祢衡容不得，思量黄祖漫英雄。”③王览之大笑，因加殊遇。复命简书辟之曰：“仲宣远托刘荆州，盖因乱世；夫子乐为鲁司寇，只为故乡。”隐曰：“是不可去矣。”素不喜军旅，唯与丞相杜建徽善。王初成西府，命宾僚巡览，顾左右曰：“百步一敌楼，足以言金汤之固。”隐徐曰：“敌楼不若内向。”及徐许之乱，人皆以为先见。一日，隐寝疾，王亲临抚问，因题其壁云：“黄河信有澄清日，后代应难继此才。”隐起而续末句云：“门外旌旗屯虎豹，壁间章句动风雷。”隐由是以红纱罩覆其上，其后果无文嗣。累官钱塘县令，寻授镇海军，掌书记，节度判官、盐铁发运副使，因授著作{4}郎，司勋郎中。历谏议大夫、给事中，赐金紫，卒于梁太祖开平三年，年七十七。著有《江南甲乙集》、《淮海寓言》及《淮海后集》，并行于世。（《吴越备史》、《旧五代史》）
昭谏生逢唐代末季乱离之际，个人坎坷不显，自言在京师七年，寒饿相接，殆不似寻常人，故客愁牢骚，一一发抒之而为文，然因此而愈穷。故彼取其所为文，而诋之曰：“他人用是以为荣，而予用是以为辱。他人用是以富贵，而予用是以{5}困穷。苟如是，予之书乃自谗耳。目曰《谗书》。”我们现在来仔细地读昭谏之作，觉得他的思想仍不脱儒家一派成见。他《答贺兰友书》中说：
仆少而羁窘，自出山二十年，所向摧沮，未尝有一得幸于人。故同进者忌仆之名，同志者忌仆之道。无有不如吾子之所诲也。然仆之所学者，不徒以竞科级于今之人，盖将以窥昔贤之行止，望作者之堂奥，期以方寸广圣人之道。可则垂于后代，不可则庶几致身于无愧之地。宁复虞时人之罪仆者欤。
同时他的文章似乎也是从昌黎、柳州这一派下来的。这种“期于方寸广圣人之道”不完全是复古派的主张吗？不过，昭谏生丁乱世，而其性又介僻，“不能方圆”（《答贺兰友书》），故出山廿年，所向摧沮，其满怀抑郁不平之气，悉发之为文章。故如匕首，如矢镞，锋芒森森，深中社会之病，读之令人称快。与夫无病呻吟、剽窃拾取者，迥乎不侔。今将《谗书》小品{1}文选录数篇于后。
叙二狂生
祢正平、阮嗣宗生於汉晋间，其为当时礼法家惋者多矣。然二子岂天使为之哉？夫汉之衰也，君若客旅，臣若豹虎。晋之弊也，风流蕴藉，雍容闲暇。苟二子气下於物，则谓之非才。气高於人，则谓之陵我，是人难事也。张口掉舌，则谓之讪谤。俯首避事，则谓之诡随，是时难事也。夫如是，则汉之祚歼於外，晋之祚缩於中，故天必降变以应之。二子应天变者也，或号咷焉，或恸哭焉。斯甚於风雨雪霜已，故泣军门者谓皇皇而无主，叹广武者思沛上之英雄。
英雄之言
物之所以有韬晦者，防乎盗也。故人亦然。夫盗亦人也，冠屦焉，衣服焉，其所以异者，退逊之心，正廉之节，不常其性耳。视玉帛而取之者，则曰牵于寒饿；视家国而取之者，则曰救彼涂炭。牵于寒饿者，无得而言矣；救彼涂炭者，则宜以百姓心为心。而西刘则曰：“居宜如是！”楚籍则曰：“可取而代！”意彼未必无退逊之心，正廉之节，盖以视其靡曼骄崇，然后生其谋耳。为英雄者犹若是，况常人乎？是以峻宇逸游，不为人所窥者，鲜也。
说天鸡
狙氏子不得父术，而得鸡之性焉。其畜养者冠距不举，毛羽不彰，兀然若无饮啄意，洎见敌，则他鸡之雄也；伺晨，则他鸡之先也，故谓之天鸡。狙氏死，传其术于子焉。且反先人之道，非毛羽彩错，嘴距銛利者，不与其栖，无复向时伺晨之俦、见敌之勇，峨冠高步，饮啄而已。吁！道之坏也有是夫！
畏名
瞭者与瞍者语於暗。其辟是非、正兴替，虽君臣父子之间，未尝以墙壁为虑。一童子进烛，则瞍者犹旧，而瞭者噤不得呻。岂其人心有异同，盖牵乎视瞻故也。是以退幽谷则思行道，入朝市则未有不畏人。吁！
三叔碑
肉以视物者猛兽也，窃人之财者盗也。一夫奋则兽佚，一犬吠则盗奔。非其力之不任，恶夫机在后也。当周公摄政时，三叔流谤。故辟之囚之黜之，然后以相孺子。洎召公不悦，则引商之卿佐以告之。彼三叔者固不知公之志矣，而召公岂亦不知乎？苟不知，则三叔可杀，而召公不可杀乎？是周公之心可疑矣。向非三叔，则成王不得为天子，周公不得为圣人。愚美夫三叔之机在前也，故碑。
皮日休，字逸少，一字袭美，襄阳人。隐鹿门，自号醉吟先生。咸通八年(八六七)登进士第，官至国子博士。后寓苏州，与陆龟蒙为文友。著有《文薮》十卷，《皮子》三卷。黄巢之乱，入会稽依钱氏，仕越为太常博士，卒。（《北梦琐言》、《十国春秋》）至日休晚年事迹，过去颇有异说。《该闻录》谓“皮日休陷黄巢，为翰林学士。巢败，被诛。”《全唐诗小传》又谓“日休为巢所杀。”唯尹洙《大理寺丞皮子良墓志》称“日休避广明之难，奔钱氏。子光业为吴越丞相。”陆游《老学庵笔记》亦力辩日休仕于黄巢之说，而谓其终于吴越。较而言之，自以尹、陆二人之说为可信也。
日休之思想，纯系儒家的。他极端推尊退之，他在《请韩文公配飨太学书》中道：
今有人身行圣人之道，口吐圣人之言，行如颜、闵，文若游、夏，死不得配食于夫子之侧，愚又不知尊先圣之道也。夫孟子、荀卿翼传孔道，以至于文中子。文中子之末，降及贞观、开元，其传者醨，其继者浅，或引刑名以为文，或援纵横以为理，或作词赋以为雅。文中之道，旷百祀而得室授者，唯昌黎文公焉。文公之文{2}，蹴杨墨于不毛之地，蹂释老于无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夫今之文，千百十之作，释其卷，观其词，无不裨造化、补时政，繄公之力也。
其次又《请孟子为学科书》中云：
今有司除茂才明经外，其次有熟庄周、列子书者，亦登于科。其诱善也虽深，而悬科也未正。夫庄、列之文，荒唐之文也，读之可以为方外之士，习之可以为鸿荒之民。有能汲汲以救时补教为志哉？伏请命有司，去庄、列之书，以孟子为主。有能精通其义者，其科选，视明经。
这种抵排异端、攘斥佛老，不正是同退之如出一辙吗？所以，《四库提要》中说：
观集中书序论辩诸作，亦多能原本经术。其《请孟子立学科》、《请韩愈配飨太学》二书，在唐人尤为卓识，不得仅以词章目之。
不过在今日的我们看起来，这倒③并不见得是怎样有卓识，鲁迅是极端攻击传统思想的，然而他称道日休的小品文，可知他并不是称道日休{1}能尊孔、能卫道，乃是取他的那种积极的态度，可见在乱世隐居山林，而并不曾忘掉天下。他的文字多讽刺之作，而尤其是他的《隐书》六十卷，长的百余字，短的十余字，针对当时腐败政治，与士大夫的恶习而为言。鲁迅比之于匕首与投枪，真是恰当极了。
古之官人也，以天下为己累，故己忧之。今之官人也，以己为天下累，故人忧之。
今道有赤子，将为牛马所践，见之者无问贤不肖，皆惕惕然，皆欲驱牛马以活之。至夫国有弱君，室有色妇，有谋其国欲其室者，惟恨其君与夫不罹其赤子之祸也。噫！是复何心哉！
古之奢也，吾不奢。古之俭也，吾不俭。适管晏之中，或可矣。噫！古之奢者僭，今之奢也滥。
古之俭也性，今之俭也名。
古之隐也，志在其中。今之隐也，爵在其中。
吏不与奸罔期，而奸罔自至。贾竖不与不仁期，而不仁自至。呜呼！吏非被重刑，不知奸罔之丧已。贾竖非遭极祸，不知不仁之害躬也。夫易化而善者齐民也，唯吏与贾竖难哉。
圣人行道而守法，贤人行法而守道，众人侮道而货法。
古之决狱，得民情也哀。今之决狱，得民情也喜。哀之者，哀其化之不行。喜之者，喜其赏之必至。
周公为天子，下白屋之士，今观於一命之士，接白屋之人，斯礼遂亡。悲夫！
幸君之急而见惩，纠己之雠而为直。因躬不好者而为廉，因人不乐者以为正，大人不由也。
古之杀人也怒，今之杀人也笑。
古之置吏也，将以逐盗。今之置吏也，将以为盗。
陆龟蒙，字鲁望，苏州人。少高放，通六经大意，尤长于《春秋》。（《述志赋》）举进士，一不中，往从湖州刺史张摶游，为湖、苏二郡佐。后隐居松江甫里。平居以文章自怡，幽忧疾痛中，落然无旬日生计，未尝暂辍。有田数亩，有屋三十楹，有田畸十万步，有牛不减四十蹄，有耕夫百馀指。而田污下，暑雨一昼夜，则与江通，由是苦饥，囷仓无升斗蓄积。于是乃身亲畚锸茠刺无休，时或讽其劳。答曰：“尧舜霉{2}瘠，大禹胝胼。彼非圣人耶？吾一布衣，不勤劬，何以为妻子之天乎？”嗜茶，曾为品第书一篇，继《茶经》、《茶诀》之后。南阳张又新尝为《水说》七等，其二惠山泉，其③三虎邱井，其六松江，高僧逸人时致之，以助其好。后以病不复饮。不喜与俗人交，虽造门不肯见。不置车马，不务庆吊，内外姻党，伏腊丧祭，未尝及时往。或寒暑得中，体佳无事时，则乘小舟，设蓬席，赍一束书、茶灶笔床钓具、棹船郎而已。所诣小不会意，径还不留，虽水禽决起、山鹿骇走之不若也。人谓之江湖散人，而鲁望亦以涪翁渔父江上丈人之流自比。后以高士召，不至。李蔚、卢携素与善，及当国，召拜左拾遗。诏方下，而鲁望卒。光化中，韦庄表赠右补阙。有《笠泽丛书》行于世。（《甫里先生传》、《新唐书·隐逸传》）
鲁望的思想，大体是以儒为主。《蟹志》云：
今之学者，始得百家小说，而不知孟轲荀杨氏之道。或知之，又不汲汲於圣人之言，求大中之要，何也？百家小说，沮洳也。孟轲荀杨氏，圣人之渎也。六籍者，圣人之海也。
但他似乎也多少受一点庄周的影响，《招野龙对》云：
昔豢龙氏求龙之嗜欲，幸而中焉，得二龙而饮食之。龙之於人固异类，以其若己之性也，席其宫沼，百川四溟之不足游。甘其饮食，洪流大鲸之不足味。施施然，扰扰然，其爱弗去。一旦值野龙，奋然而招之曰：“尔奚为者，茫洋乎天地之间，寒而蛰，阳而升，能无劳乎？诚能从吾居而晏安乎？”野龙矫首而笑之曰：“若何龊龊乎如是耶？赋吾之形，冠角而被鳞。赋吾之德，泉潜而天飞。赋吾之灵，嘘云而乘风。赋吾之职，抑骄而泽枯。观乎无极之外，息乎大荒之墟。穷端倪而尽变化，其乐不至耶？今尔苟容於蹄涔之间，惟泥沙之是拘，惟蛭螾之与徒。牵乎嗜好以希饮食之馀，是同吾之形，异吾之乐者也。狎於人，啗其利者扼其喉、胾其肉，可以立待。吾方哀而援之以手，又何诱吾纳之陷井耶？尔不免矣。”野龙行。未几，果为夏后氏之醢。
这不是与庄周对楚使者之言，同一意味吗？而其兹后文字之恢闳，又似从《逍遥游》来也。不过我们看鲁望的言行，可以说是两重的，其生活态度是遁世的，这有点迹近老庄。而其言论，则极愤激而积极，不忘社会，不忘天下，近于儒。他攻击当时社会之腐败，举相率以浮矫相尚，因作《蠹化》：
橘之蠹，大如小指，首负特角。身蹙蹙然，类蝤蛴而青。翳叶仰啮，如饥蚕之速，不相上下。人或枨触之，辄奋角而怒，气色桀骜。一旦视之，凝然弗食弗动。明日复往，则蜕为蝴蝶矣。力力拘拘，其翎未舒。襜黑韝苍，分朱间黄。腹填而椭，緌纤且长。如醉方寤，羸枝不扬。又明日往，则倚薄风露，攀缘草树，耸空翅轻，瞥然而去。或隐蕙隙，或留篁端。翩旋轩虚飏曳纷拂，甚可爱也。须臾，犯蝥网而胶之，引丝环缠，牢若桎梏。人虽甚怜，不可解而纵矣。噫！秀其外，类有文也。默其中，类有德也。不朋而游，类洁也。无嗜而食，类廉也。向使前不知为橘之蠹，后不见触蝥之网，人谓之钧天帝居而来，今复还矣。天下大橘也，名位大羽化也，封略大蕙篁也。苟灭德忘公，崇浮饰傲，荣其外而枯其内，害其本而窒其源，得不为大蝥网而胶之乎？观吾之蠹化者，可以惕惕。
他攻击贪残的官吏，尸位的官吏，而作《记稻鼠》、《禽暴》、《野庙碑》：
乾符己亥岁，震泽之东曰吴兴，自三月不雨，至於七月。当时污坳沮洳者埃壒尘勃，棹楫支派者入屝，屦无所污。农民转远流渐稻本，昼夜如乳赤子，欠欠然救渴不暇，仅得葩坼穗结，十无一二焉。无何，群鼠夜出，啮而僵之，信宿食殆尽。虽庐守版击，殴而骇之，不能胜。若官督尸责，不食者有刑，当是而赋索愈急，棘械束榜棰木肌体者无壮老。吾闻之于礼曰：“迎猫为食田鼠也，”是礼缺而不行久矣。田鼠知之后欤？物有时而暴欤？政有贪而废欤？《国语》曰：“吴稻蟹不遗种，”岂吴之土，鼠与蟹更伺其事而效其力，歼其民欤？且魏风以硕鼠刺重敛，硕鼠斥其君也。有鼠之名，无鼠之实。诗人犹曰“逝将去汝，适彼乐土”，况乎上捃其财，下啗其食，率一民而当二鼠，不流浪转徙聚而为盗何哉？《春秋》：“螽蝝生”、“大有年”，皆书是，圣人于丰、凶不隐之验也。余学《春秋》，又亲蒙其灾，于是乎记。（《记稻鼠》）
冬十月，予视获于甫里，旱苗离离，年无以搘。幽伤盈怀，夜不能寐。往往声类暴雨而疾至者，一夕凡数四。明日讯其甿，曰：“凫鹭也。其曹蔽天而下盖田，所当之禾，必竭穗而后去。”曰：“得无弋罗者捕而耗之耶？”对曰：“江之南不能弋罗，常药而得之，（米 庳）（米 斯）斯塗杖，丛植于陂，一中千万，胶而不飞。是药也，出于长沙豫章之涯。行贾货错，岁售于射鸟儿。盗兴已来，蒙冲塞江，其谁敢商？是药既绝，群凫恣翔，幸不充乎口腹，反侵人之稻梁。”予曰：“噫！失驭之民，化而为盗。关梁急征，商不得行。使江湖小禽，亦肆其暴，以害民食。古圣人敺害物之民，出乎四裔，矧害民之物乎？俾生灵之众，死乎盗，死乎饥，吾不知安用驭者为！”（《禽暴》）
今之雄毅而硕者有之，温愿而少者有之，升阶级，坐堂筵，耳弦匏，口粱肉，载车马，拥徒隶者，皆是也。解民之悬，清民之暍，未尝怵於胸中。民之当奉者一日懈怠，则发悍吏，肆淫刑，敺之以就事。较神之祸福，孰为轻重哉？平居无事，指为贤良。一旦有大夫之忧，当报国之日，则徊挠脆怯，颠踬窜踣，乞为囚虏之不暇。此乃缨弁言语之土木耳，又何责其真土木耶？（《野庙碑》）
以上诸篇均系有所为而为，讽刺{1}之言多，而艺术之成分少。现在择其比较最富于文学味者《怪松图赞序》，录之于后，以为此篇之殿。
有道人自天台来，示予《怪松图》，披之甚骇人目。根盘於岩穴之内，轮囷偪侧而上，身大数围，而高不四五尺。礧碋然，蹙缩然。干不暇枝，枝不暇叶，有若龙挛虎跛壮士囚缚之状。道人曰：“是何物怪之如是耶？子能辨之乎？”予曰：“草木之生，安有怪耶？苟肥瘠得于中，寒暑均于外，不为物所凌折，未有不挺而茂者也，况松柏乎？今不幸出於岩穴之内，脞脆者则（石 堅）然其牙伏死其下矣，何自奋之能为？是松也，虽稚气初拆，而正性不辱。及其壮也，力与石斗。乘阳之威，怒已之轧，拔而将升，卒不胜其压。拥勇郁遏，坌愤激讦，然后大醜彰于形质，天下指之为怪木。吁！岂异人乎哉？天之赋才之盛者，蚤不得用于世，则伏而不舒。薰蒸沉酣，日进其道。摧挤势夺，卒不胜其厄，号呼呶拏，发越赴诉，然后大奇出于文彩，天下指之为怪民。呜乎！木病而后怪，不怪不能图其真。文病而后奇，不奇不能骇於俗。非始不幸而终幸者耶？”……
苏轼（一○三六——一一○一），字子瞻，眉州眉山人。少聪慧，七岁知书，十岁即能文章。嘉祐三年（一○五七）举进士，历仕福昌县主簿、凤翔府签判等职。熙宁、元丰间，王安石当国，厉行新法，子瞻因与安石政见不合，出通判杭州，后徙密、徐、湖诸州。元丰二年（一○七九）御史何大正、舒亶弹劾他的诗歌有些语含讽刺、讪漫朝廷，逮捕入狱，几陷重罪{2}。幸而神宗无意杀他，遂以黄州团练副使谪居黄州。哲宗即位，以他为奉朝郎，知登州。不久召归为礼部侍郎，中书舍人，翰林院学士，遂以龙图阁直学士，出知杭州。后虽曾经召回，任过翰林院承旨，兵部尚书等职，然为时极暂，终是南北播迁，几无宁日。绍圣初，新党又用事，借端贬他至惠州，后又徙昌化。徽宗即位，又徙他至廉州，最后到永州，因遇大赦，得北归，终于提举成都玉局观职。建中靖国元年卒，谥文忠。（《宋史》卷③三三八）
东坡是我们中国文学史上极有数的天才作家，他的诗词都是卓然成家，而不受前人的牢笼。不过他的思想似乎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在北宋初年，本来是古文二次的复兴期，欧阳修自命是传韩退之的衣钵，而东坡则是出于永叔之门的，所以他们的思想总归是囿于一曲，而不能弘通。至东坡早年的文章，譬如制策之类，完全学韩愈，就文学而论，不值得称道。可是，就他平时写的文章而论，有些因为是要攻击新党，而不能直然的骂，于是痛诋荀卿同申韩，而且排击老庄同佛的话也很多。可是再看看他的那些文学作品，如诗词赋之类，则受着道佛的影响反而很深。在这些地方，我们就不能不怀疑东坡早年的文章，未免是太意气用事。同时，他的思想也不成统系，因之自相矛盾、自相背戾的言论，如此之多。不过他毕竟是赋有绝顶天才的作家，诗词原不足以用作载道，故他写得特别好。散文他也有一部分，即平时不经意写出的尺牍、序跋之类，则是与他的诗词堪称异曲而同工。
东坡自评其文谓：“吾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所以一任自然，从胸襟中流出，此东坡小品之所以“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也”（按，此语为赵瓯北评东坡诗品，我觉得也一样可以用来评东坡之小文）。今就其尺牍与题跋二者分为抒情、说理、记事三项，择其尤者，录之于后：
（一）抒情
黄州真在井底，杳不闻乡国信息，不审比日起居何如，郎娘各安否？此中凡百粗遣，江边弄水挑菜，便过一日，每见一邸报，须数人下狱得罪。方朝廷综核名实，虽才者犹不堪其任，况仆顽钝如此，其废弃固宜。但犹有少望，或圣恩许归田里，得款段一仆，与子众丈、杨宗文之流，往还瑞草桥，夜还何村，与君对坐庄门吃瓜子炒豆，不知当复有此日否？（《与王元直》）
昨日已别，情悰惘然。辱教，喜起居佳胜。{1}风雨如此，淮浪如山，舟中摇撼，不可存济，亦无由上岸，但阖户拥衾耳。（《与徐得之》十首之四{2}）
雪斋清境，发于梦想，此间但有荒山大江，修竹古木。每饮村酒醉后，曳杖放脚不知远近，亦旷然天真，与武林旧游，未见议优劣也。（《答言上人》）
某初仕即佐先公，蒙顾遇之厚，何时可忘。流落阔远，不闻昆仲息耗，每以惋叹。辱书累幅，话及畴昔，良复慨然。三十余年矣，如隔晨耳，而前人凋丧略尽，仆亦仅能生还。人世一大梦，俯仰百变，无足怪者③。（《与宋汉杰》二首之一{4}）
每念李六丈之死，使人不复有处世意。复一览其诗，为涕下也。黄州风物可乐，供家之物，亦易致。所居江上，俯临断岸，几席之下，风涛掀天。对岸即武昌诸山，时时扁舟独往。若子野北行，能迂路一两程，即可相见也。（《答吴子野》四首之四{5}）
（二）说理
晁君寄骚，细看甚奇，信其家多异材耶？然有少意，欲鲁直以己意微箴之。凡人文字，务使平和，至足余，溢为怪奇，盖出于不得已也。晁文奇怪似差早，然不可直云耳。非谓避讳也，恐伤其迈往之气，当为朋友讲磨之语乃宜。不知公谓然否？（《与鲁直》二首之一{6}）
示及新诗，皆有远别惘然之意，虽兄之爱我厚，然仆本以铁心石肠待公，何乃尔耶？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若见仆困穷便相怜，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兄造道深，中必不尔，出于相爱好之笃而已。然朋友之义，专务规谏，辄以狂言广兄之意尔。兄虽怀坎壈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非兄，仆岂发此！看讫，便火之，不知者以为诟病也。（《与李公择》二首之二{7}）
示谕治《春秋》学，此学{8}者本务，又何疑焉。然此书自有妙用，学者罕能领会，若求之绳约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细缴绕，竟益何用。惟丘明识其妙用，然不肯尽谈，微见端兆，欲使学者自见之，故仆以为难，盖尝悔少作矣，未敢轻论也。凡人为文，至老，多有所悔。仆尝悔其少矣，然著成一家之言，则不容有所悔。当且博观而约取，如富人之筑大第，储其材用，既足而后成之，然后为得也。愚意如此，不知是否？夜寒，笔冻眼昏，不罪！不罪！（《答张嘉父》）
（三）叙事
近于城中得荒地十数亩，躬耕其中。作草屋数间，谓之东坡雪堂。种蔬接果，聊以忘老。有一大曲寄呈，为一笑。为书角大，远路，恐被拆，更不作四小哥、二哥及诸亲知书，各为致下恳。巢三见在东坡安下，依旧似虎，风节愈坚。师授某两小儿极严。常亲自煮猪头，灌血精，作姜豉菜羹，宛有太安滋味。此书到日，相次，岁猪鸣矣。老兄嫂团坐火炉头，环列儿女，坟墓咫尺，亲眷满目，便是人间第一等好事，更何所羡。可转此纸呈子明也。（《与子安兄》）
黄州守居之数百步为赤壁，或言即周瑜破曹公处，不知果是否？断崖壁立，江水深碧，二鹘巢其上，有二蛇，或见之。遇风浪静，辄乘小舟至其下，舍舟登岸，入徐公洞。非有洞穴也，但山崦深邃耳。《图经》云：“是徐邈不知何时人，非魏之徐邈也。”岸多细石，往往有温莹如玉者，深浅红黄之色，或细纹如人手指螺纹也。既数游，得二百七十枚，大者如枣栗，小者如芡实，又得一古铜盆盛之，注水粲然。有一枚如虎豹首，在口鼻眼处，以为群石之长。（《赤壁洞穴》，《东坡志林》{1}）
岁云暮矣，风雨凄然，纸窗竹室，灯火青荧，辄于此间得少佳趣。今分一半，寄与黄冈何圣可。若欲同享，须择佳客，若非其人，当立遣人去追索也。（《书赠何圣可》）
元丰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记承天寺{2}夜游》）
登州蓬莱阁上，望海如镜面，与天相际。忽有如黑豆数点者，郡人云：“海舶至矣。”不一炊久，已至阁下。（《蓬莱阁记所见》）
绍圣元年十二月，与幼子过游白水山佛迹院。浴于汤池，热甚，其源殆可以熟物。循山而东，少北，有悬水百仞，山八九折，折处辄为潭。深者缒石五丈，不得其所止，雪溅雷怒，可喜可畏。水涯有巨人迹数十，所谓佛迹也。暮归，倒行，观山烧壮甚。俯仰度数谷，至江上月出，击汰中流，掬弄珠壁。到家，二鼓矣。复与过饮酒，食余甘，煮菜，顾影颓然，不复能寐。书以付过。（《记游白水岩》）
黄州定惠院东小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岁盛开，必携客置酒，已五醉其下矣。今年复与参寥师及二三子访焉，则园已易主，主虽市井人，然以予故，稍加培治。山上多老枳木，性瘦韧，筋脉呈露，如老人项颈，花白而圆，如大珠累累，香色皆不凡。此木不为人所喜，稍稍伐去，以予故，亦得不伐。 既饮，往憩于尚氏之第。尚氏亦市井人也，而居处修洁，如吴越间人。竹林花圃皆可喜。醉卧小板阁上，稍醒，闻坐客崔成老弹雷氏琴，作悲风晓月，铮铮然，意非人间也。晚乃步出城东，鬻大木盆，意者谓可以注清泉，瀹瓜李，遂夤缘小沟，入何氏、韩氏竹园。时何氏方作堂竹间，既辟地矣，遂置酒竹阴下。有刘唐年主簿者，馈油煎饵，其名为“甚酥”，味极美。客尚欲饮，而予忽兴尽，乃径归。道过何氏小圃，乞其丛桔，移种雪堂之西。坐客徐君得之将适闽中，以后会未可期，请予记之，为异日拊掌。时参寥独不饮，以枣汤代之。（《记游定惠院》）
东坡这些作品，我们不须妄加评骘，读者自可领略其中滋味。恐怕其名永德新处③，实有点驾乎逸少、善长而上之之势。明季的公安派，极端的推挹东坡，亦全在这类的文章。恐怕他们的作品，大半是师诸东坡。所以就小品文的源流来说，我们认东坡为上承魏晋下开晚明，是没有什么不可的。下边把前人评文章的话，节录一二，作为参考：
老来{4}懒作文，但传得东坡及少游岭外文，时一微吟，清风飒然。顾同味者，难得耳。（《答李端叔》）
人谓东坡作此文，因难以见巧，故极工。余则以为不然。彼其老于文章，故落笔皆超逸绝尘耳。 （《跋东坡〈醉翁操〉》）
东坡道人在黄州时作，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跋东坡乐府·卜算子》）
以上黄庭坚语。
坡诗有云“清诗要锻炼，方得铅中银。”然坡诗实不以锻炼为工，其妙处在乎心地空明，自然流出，一似全不著力而自然沁入心脾。此其独绝也。（瓯北诗话》卷五）
此{5}赵瓯北语。
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人间词话》{6}）
读东坡稼轩词，须观其雅量高致，有伯夷、柳下惠之风。白石虽似蝉脱尘埃，然终不免局促辕下。（同上）
此{7}王静安语。
苏轼的词往往有新意境，所以能创立一种新风格。这种风格，既非细腻，又非凄怨，乃是悲壮与飘逸。胡寅说的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勉强可以形容这种新起的风格。陆游说东坡词，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这也可以形容苏词的风格。这种风格乃是学问与人格结成的之，故不是那十七八女孩儿按执红牙拍所能领会的。（《词选》）
此{8}胡适之先生语。
以上不论是评东坡的诗，或东坡的词，但我觉得都拿来评东坡的小品，没有一句话不恰当的。从这里可以知道，大作家的作品，它{1}们的作风是一致的，不论是诗词以至于散文，只要是真的性情流露的话。最后我觉得周启明{2}先生对东坡的批评最为允当，兹录之于后，作为本篇的结束——
苏东坡总算是宋朝的大作家，胡适之先生很称许他，明末的公安派对他也捧的特别厉害，但我觉得他绝不是文学运动方面的人物，他的有名，在当时只是因为他反对王安石，因为他在政治方面的反动(我们看来，王安石的文章和政见，是比较好的，反王派的政治思想实在无可取)。他的作品中的一大部分，都是摹拟古人的，如《三苏策论》里面的文章，大抵都是学韩愈，学古文的。只因他聪明过人，所以学得来还好。另外的一小部分，不是正经文章，只是他随便一写的东西，如书信题跋之类，在他本认为不甚重要，不是想要传留给后人的，因而写的时候，态度便很自然,而他所有的好文章，就全在这一部分里面。从这里，可以见出他仍是属于韩愈的系统之下,是载道派的人物。（《中国新文学源流》）
黄庭坚（一○四五——一一○五），字鲁直，自号山谷老人，洪州分宁人。③治平四年（一○四五）登进士第，调汝州叶县尉。熙宁五年（一○七二），除北京国子监教授，受知于苏轼。元祐初，召为校书郎，神宗实录检讨官，除秘书丞，国史编修官。绍圣元年十二月（一○九五），章惇、蔡卞以他纂修之《神宗实录》中记载新法有失实之处，遂贬他为涪州别驾，安置黔州。徽宗即位，改监鄂州税。崇宁二年（一一○三）有讦发他所作《承天塔院记》有幸灾谤国的话，因除名，编隶宜州。崇宁四年，卒于贬所。
鲁直为江西诗派的祖师，他的作品从北宋后为一大派。他的作品清冽隽美，无一点尘俗气，这自是他的人格与学识锤铸成的。在他的书简中，他常常以砥行砺节，谆谆然开示后辈。如《书嵇叔夜诗与侄榎》云：
予尝为诸子弟言，士生於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或问不俗之状，予曰：难言也。视其平居，无以异於俗人，临大节而不可夺，此不俗人也。士之处世，或出或处，或刚或柔，未易以一节尽其蕴，然率以是观之。
士大夫聪明文学，世颇易得。至于秉不凋之节，奉以终始，万人乃一耳。（《答王云子飞》）
此真是探本之论。真正的伟大作者，没有不是特立独行之辈的。卑屈阿世、随波顺俗之流，一望而觉其面目可憎，欲其出言之有味，岂可得乎？山谷之小品，其出尘绝俗、明快爽利，与东坡可谓伯仲，未可轩轾其间也。
南阳宗少文，嘉遁江湖之间，援琴作金石弄，远山皆与之同声。其文献足以配古人。孙茂深亦有祖风，当时贵人欲与之游不得，乃使陆探微画其像挂壁间观之。茂深惟喜闭阁焚香，遂作此香馈之。时谓少文大宗，茂深小宗，故名小宗香云。（《与潘邠老》）
数日来骤暖，瑞香、水仙、红梅盛开，明窗静室，花气撩人，似少年都下梦也。但多病之余，懒作诗耳。公比来亦游戏翰墨间耶！或传陈履常病且死，岂有是乎？比得荆州一诗人高荷，极有篆力，使之凌厉中州，恐不减晁、张，恨公不识耳！方叔安否？（《与李端叔》）
今日极热,南楼亦挥汗,深念夜中不可卧也.使宅有凉处否？惠荔子甘好，但比丁香一品不韵耳。（《与人》）
今日南楼差凉，亦解昏寝，荷垂问也。方苦焦渴，水饮不能有功，得枝上乾荔子，涣然冰释矣。（《与人》）
每相聚，辄读数叶《前汉书》，甚佳。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浇灌之，则尘俗生其间。照镜觉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答宋殿直书》）
练光亭极是登临胜处，然高寒不可久处。若于亭北穿土石，作一幽房，置茶炉，设明窗瓦墩笔砚，殊胜不尔！胜师方丈北挟有屋两楹，其一开轩，其一欲作虚窗奥室。余为名轩曰“物外”。主人喜作诗也，名室曰“凝香”。密而清明，于事称也。（《题练光亭》）
湖口民李正臣得奇石，九峰相倚，苏子瞻戏名曰“壶中九华”。又有老巫邹生，以三奇石，随高下体，著成屏风三叠，余戏名曰“肘后屏风叠”。它日湖中石百怪并出，当以此两石为祖云。二石色绀青，嵌空贯穿，击之铿铿，静而视之，嵚崟云雨之上，诸峰隐现，忽然疑于九十，犹五老峰之疑于五六也。揭而示俗，以求赏音。吾见其支酱瓿于墙角也。世有出尘之因，然后此石为萧洒缘尔。迩者家江{4}太守费数十万钱，自岭南负载三石北归，妻子不免寒饿，未知与此孰贤也。（《书壶中九华山石》）
附录：袁中郎以后晚明的散文{5}
明代自万历时袁中郎倡导文学革命后，一时文坛风气顿然一变。大致说来，不外是变过去的模拟因袭为独创，变过去的陈俗腐滥为清新。不过在这次大的变动后，文坛上的新收获却不是诗歌，而是散文。这个道理说来也很明白，就是诗歌自从宋代以后，始终是沿袭着五言七言的旧套，在形式上既没新的开展，内容更是陈陈相因，所以明代复古派的作品固然{1}是俗滥，而革命派的作品也不免于浮浅。可是散文呢，在明代以前大抵是重在应用，所以不外是说理同叙事，虽然不无一二抒情的篇子，但为数则极少。自从中郎主张创作要信腕直寄、抒写性灵以后，无形中给散文一个大大的解放。我常常说六朝的骈体是散文的楚辞化而明代的小品是楚辞的散文化。以说理的文字而傅上一层华艳的词采，实在有点不大自然，而且使自己的意思反为词采所蔽，这实不足取。但抒情的文字从华艳的词采中解放出来，而易以朴质的词句，这就益发地能够动人了。晚明的散文之应在文学史上占一个重要的地位，原因也就在此。不过明代自中郎以后散文的作者值得称述的极多，他们作品渊源是很纷歧的，不见得都是从中郎直接下来的，所以本篇的目的即在分析他们的来源同彼此间相互的错综关系。
（一）竟陵派
钟惺（一五七三——一六二四），字伯敬，号退谷。万历庚戌科进士（一六一○）。历官工部主事，南礼部仪制司主事，福建提学佥事。著有《隐修轩诗文集》、《楞严如说》、《酒雅》等（《竟陵{2}县志》）。
伯敬是中郎朋友雷思霈的学生，同时又是中道的同年，所以习闻中郎之说，因此早年创作，颇受中郎的影响。他在《隐修轩集自序》里说：
予少于诗文本无所窥，成一帙辄刻之，不禁人序，亦时自作序。大要取古人近似者，时一肖之，为人所称许，辄自以为诗文而已矣。侧闻近时君子有数人反古者，又有笑人泥古者，皆不求诸己，而且舍所学以从之。庚戌以后，乃始平气精心，虚怀独往，不敢用先入之言，而内自废其中拒之思，务求古人精神所在。
这把他自己创作的进展程序，写得很清楚。最初是从王、李复古一派入手，继而又受中郎反复古的影响，末了才卓然自立、独辟新路。所以伯敬在诗文上虽主张幽深，其实正是要矫正公安末流的浅率。至于在抒写性灵上，与中郎盖无不同。今录其《自题诗后》一文于后：
李长叔曰：“汝曹胜流，惜胸中书太多，诗文太好，若能不读书，不作诗文，便是全副名士。”余怃然曰：“快哉快哉！非子不能为此语，非我不能领子此语。惜忌者不解，使忌者解此语，其欲杀子，当甚于杀我。然余能善子语，决不能用子语。子持子语归，为子用。吾异日且用子语。”数日后，举此示友夏。友夏报我曰：“长叔语快，子称长叔语尤快！仆称长叔与子语快者，语亦复快！”夫以两人书淫诗癖，而能叹赏不读书、不作诗文之语，则彼能为不读书、不作诗文语者，决不以读书、作诗文为非也。袁石公有言：“我辈非诗文不能度日。”此语与余颇同。昔人有问长生诀者，曰：“只是断欲。”其人摇头曰：“如此，虽寿千岁何益？”余辈今日不作诗文，有何生趣？然则余虽善长叔言而不能用，长叔决不以我为非。正使以我为非，余且听之矣。
谭元春（一五八六——一六三六？），生卒据友夏先世墓志，见《谭友夏合集》卷二，及《因树屋书影》引王③散哉语，字友夏，竟陵人。天启丁卯举人。他是伯敬的同里后辈，见解又与伯敬同，所以一时遂有竟陵派之目。他对中郎也是极倾服，不过是不满于后来模仿中郎者之日趋浮浅。他在《袁中郎先生续集序》中说：
予因思古今真文人，何处不自信，亦何尝不自悔。当众波同泻，万家一习之时，而我独有所见，虽雄裁辩口，摇之不能夺其所信；至于众为我转，我更觉进。举世方竞写喧传，而真文人灵机自检，已遁之悔中矣。此不可与钝根浮嚣{4}人言也。往公之哭江进之也，有悔其诗文妙理生前未商语，后寄黄平倩札，有悔其《瓶花》诗文俱有痕迹语。夫公之妙与悔，何待公言哉？细心读《破砚集》，又似悔《潇碧》矣；细心读《嵩华游稿》，又似悔《破砚》矣。今察公《续稿》，其文章中卓大而坚实者，又似为古今人俱下一悔脚也。扬子悔少作，其意甚美，而观其晚作，又似不知悔不必悔者。予益以此叹公之根器识力有大过人者焉。《续集》出，其卓大坚实之文，出自痛快俊颖之手。吾愿学公者从是悟文章之道，若舍其大者不言，而于所为翰墨游戏易于触目者，则赏之不去口、传之不崇朝，而法之不遗力，又未免令述之累息欷歔，而独以余为知己矣。
所以友夏称道中郎的是他的“卓大坚实”之文，而不满的是后人舍去中郎之佳作，而模仿其“翰墨游戏易于触目者”。从这里可以看到竟陵同公安的不同，大致有这两点：即一，之创作态度上公安主信心抒写，而竟陵主谨重从事；二、之词句上公安不避俚俗，而竟陵则力求新奇。因此在风格上就形成明白清俐与幽深冷僻之不同。
再游乌龙潭记
潭宜澄，林映潭者宜静，筏宜稳，亭客宜朗，七夕宜星河，七夕之宾客宜幽适无累。然造物者岂以予为此拘拘者乎！茅子越中人，家童善篙楫。至中流，风妒之，不得至荷荡，旋近钓矶系筏。垂垂下雨，霏霏湿幔，犹无上岸意。已而雨注下，客七人，姬六人，各持盖立幔中，湿透衣表。风雨一时至，潭不能主。姬惶恐求上，罗袜无所惜。客乃移席新轩，坐未定，雨飞自林端，盘旋不去，声落水上，不尽入潭，而如与潭击。雷忽震，姬人皆掩耳欲匿至深处。电与雷相后先，电尤奇幻，光煜煜入水中，深入丈尺，而吸其波光以上于雨，作金银珠贝影，良久乃已。潭龙窟宅之内，危疑未释。是时风物倏忽，耳不及于谈笑，视不及于阴森，咫尺相乱；而客之有致者反以为极畅，乃张灯行酒，稍敌风雨雷电之气。忽一姬昏黑来赴，始知苍茫历乱，已尽为潭所有，亦或即为潭所生；而问之女郎来路，曰“不尽然”，不亦异乎？招客者为洞庭吴子凝甫，而冒子伯麟、许子无念、宋子献孺、洪子仲伟，及予与止生为六客，合凝甫而七。
刘侗（一五九三？——一六三六？）字同人，号格庵，麻城人。初为诸生，见赏于督学葛公。礼部以文奇奏参，同竟陵谭元春、黄冈何闳中降等。从此名始著。科场{1}数不利，入学成均，癸酉举北闱（一六三三），甲戌捷南宫（一六三四），知吴县令，之任，卒于维扬舟中，时年四十四。（《麻城县志》、《因树屋书影》引王散哉语）
于奕正（一五九六——一六三五），初名健鲁，字司直，宛平人。工为诗歌，好游名山，尝言秋山严静澹峙，如有道高人。每于霜清木老时，骑驴而往，穷巖绝岫，数百里间无不周览。遇断碑，必披荆剔藓以识之。或攀枯籮蹸危石，踰其绝顶，慨然赋诗，有超世之概。与楚谭元春、刘侗尤称友善，两君来京师，必客其园。崇祯乙亥（一六三五）偕同人取道秣陵，遍历名胜，将之楚，会友夏止之，遂归而疾作，殒于金陵旅舍，年四十岁。著有《金石志》、《朴草诗》与《帝景景物略》行于世。（《因树屋书影》引王散哉语）
关于他二人的散文，现在所能看到的只有《帝景景物略》一书。这书大概是草创于司直，而完成于同人。据《麻城县志》同人传中说他“客都门，取燕人于奕正所抄集著为书，名《帝景景物略》，属同里友周损杂诗共成之，刻行世。”《因树屋书影》中又说司直“与同人著《帝景景物略》，……南行将著《南京景物略》，竟以友夏不果。”从此可见是编确系成自两人之手，至于功力方面，恐怕司直为多吧。
司直、同人都是谭友夏的朋友，同人早年又曾以文奇被参，所以他们二人文学的风格自是同钟、谭最为相近。
满井
出安定门外，循古壕而东五里，见古井，井面五尺，无收有干，干石三尺。井高于地，泉高于井，四时不落，百亩一润，所谓滥泉也。泉名则劳，劳则不幽，不幽则不蠲洁。而满井傍，藤老藓，草深烟，中藏小亭，昼不见日。春初柳黄时，麦田以井故，鬣毵毵且秀。游人泉而茗者，罍而歌者，村妆而蹇者，道相属，其初春首游也。（卷一）
白石庄
白石桥北，万驸马庄焉，曰白石庄。庄所取韵皆柳，柳色时变，闲者惊之。声亦时变也，静者省之。春，黄浅而芽，绿浅而眉，深而眼。春老，絮而白。夏，丝迢迢以风，阴隆隆以日。秋，叶黄而落，而坠条当当，而霜柯鸣于树。柳溪之中，门临轩对，一松虬，一亭小，立柳中。亭后，台三累，竹一湾，曰爽阁，柳环之。台后，池而荷，桥荷之上，亭桥之西，柳又环之。一往竹篱内，堂三楹。松亦虬。海棠花时，朱丝亦竟丈，老槐虽孤，其齿尊，其势出林表。后堂北老松五，其与槐引年。松后一往为土山，步芍药牡丹圃良久，南登郁冈亭，俯翳月池，又柳也。
（二）折中派{2}
王思任（一五七五——一六四七），字季重，号谑庵，山阴人。万历甲午（一五九四）举于乡，乙未成进士（一五九五）。一生中三为县令、一为司李③、一为教授、两为臬幕、三为主政、一为备兵使者，及鲁王监国绍兴（一六四五）始简宫詹、晋秩少宗伯。次年（一六四六）六月清贝勒博洛定浙江，鲁王脱走厦门，遂屏迹小居。贝勒驻跸城中，季重{4}誓不相见、不薙发、不入城，未几遂以病卒（《琅嬛文集·王谑庵先生传》）。
季重的文学见解颇有点近于严沧浪，以趣为主。他说：“五经皆言性情，而诗独以趣胜。其所言之水月镜花之间，常使人可思而不可解。”（《方谵斋诗序》）又云：“弇州论诗，曰才、曰格、曰法、曰品，而吾独曰一趣可以尽诗。”（《袁临侯先生诗序》）所以他认为创作必须天才，而非学力所能为功。他说：
辄谓诗文一窍决非今生撮办。有心及之，而舌不能及，有舌及之，而手不能及，有手及之，而学问考订不能及。大约底滞蹇味之人，去此道远，而朗圆英爽之辈，入此道近。（《心月轩稿序》）
他对当时的文坛各派似乎无所主奴，他对复古派的几位领袖虽颇称道，一则曰：“明兴，接宋觚觚之后，青蘦无色，于是北地起，而历下翼之，汉官复睹矣。”（《胡青莲檀雪斋》）再则曰：“近日后生狂态无类，轻骂王元美，不知先生是坡公后身，肯引后辈，却不轻许后辈。”（《冒伯麐诗序》）但对当时一般专主模拟者，则深致不满。他说：
诗以言己者也，而今之诗则以言人也。自历下登坛，欲拟议以成其变化，于是开叔敖抵掌之门。莫苦于今之为诗者也。日如何而汉魏，如何而六朝，如何而唐宋，古也，今也，盛也，晚也，皆拟也，人之诗也，与己何与？（《倪翼元宦游诗序》）
季重固不满于王、李之末流，但亦不党公安、竟陵。他说：
犹忆小楼残月，清之剥芰呼雉也。其言曰：“诗道裂于袁二，而袁二沉光如虎睛贝采，自不可遏。”予戏谓之曰：“袁二疑王大中于鳞之毒，今二且将赍毒中子。”请之曰：“何必赍，其鸩在碗，吾当一吸而尽。”（《礃园诗稿序》）
又说：“不意寅侯未能忘我，且言我与公安、竟陵不同衣饭，而各自饱暖。予何敢当寅侯知己也。”（《心月轩稿序》）季重对公安、竟陵虽未加以如何的非难，但对一般效颦者，则大加攻击。他说：
说者谓今日无诗。非无诗也，夫人而有诗也。夫人而有诗，皆人其人之诗，而无其诗也。……有假灵之派，有假刻之派，有假澹之派，有道学之派，近日又有时文之派。无以焉则所则不新，无经句出语则不巧，此其赋质命胎，原无此道，万不得已，左屈右支，以诧于众，各号曰诗，而诗之道于此乎大苦。（《深柳斋三集序》）
余谭诗垂四十年，见风气日殊。在昔操觚著咏，袒初盛而宗嘉隆，如大官牢醴者属餍不失汉威仪。近则南风不竞，家玉川而户才江，尖纤浅露，鹄形菜色，黄口以登坛，枵腹倖而藏拙。盖年来习俗漓薄，菑芬并至，识者有文运之叹。（《贺仲来诗序》）
这都足证在诗歌方面他是不党于任何一派的。至于散文，他对王、李、中郎均极推许。他说：
司马子长善游，天未启聪，不晓作记，记自柳子厚开。其言郁塞，山川似藉之而苦，吾何取焉。苏长公之疏畅，王履道之幽深，王元美之萧雅，李于鳞之生险，袁中郎之俏隽，始各尽其妙，而千古之游乃在目前。（《南明纪游序》）
所以从这些见地上，我们不能不说季重是一位复古同公安两派的折中者。所以他的作品有复古派之雄肆，而无其虚矫，有公安派之清隽，而无其浮浅。张宗子说他“自庚戌天台、雁宕，另出手眼，乃作《游唤》，见者谓其笔悍而胆怒，眼俊而舌尖，恣意描摹，尽情刻画，文誉鹊起。”（（《王谑庵先生传》）自是实情。
剡溪
浮曹娥江上，铁面横波，终不快意。将至三界址，江色狎人，渔火村灯，与白月相上下，沙明山静，犬吠声若豹，不自知身在板桐也。昧爽，过清风岭，是溪江交代处，不及一言贞魂。山高岸束，斐绿叠丹。摇身听鸟，杳小清绝，每奏一音，则于峦谬答。秋冬之际，想更难为怀，不识吾家子猷，何故兴尽？雪溪无妨子猷，然不大堪戴。文人薄行，往往借他人爽厉心脾，岂其可！过画图山，是一兰苕盆景。自此万壑相招赴海，如群诸侯敲玉鸣裾。逼折久之，始得豁眼一放地步。山城崖立，晚市人稀。水口有壮台作砥柱力，脱帻往登，凉风大饱。城南百丈桥翼然虹饮，溪逗其下，电流雷语。移舟桥尾，向月碛枕嗽取酣，而舟子以为何不傍彼岸，方喃喃怪事我也。
陈继儒（一五五八——一六三九），字仲醇，号眉公，松江华亭人。为诸生时，与董其昌齐名，但敝屣名利，年甫二十九，取儒衣冠焚弃之，隐昆山之阳，构庙祀二陆，草堂数椽，焚香宴坐，意豁如也。亲亡，葬神山麓，遂筑室东佘山，杜门著述，有终焉之志。侍郎沈演及御史给事中诸朝贵先后论荐，屡奉诏征，用皆以疾辞，卒年八十。（《明史·隐逸传》）
眉公早年颇为王世贞推重，自然是接近复古派。不过他对弇州虽无间言，而对于鳞则多微词。他说：
李于鳞摹古乐府，至更其句法，以为不被故人所困。然读《易水》、《垓下》二歌，其果与荆卿项王情境合否？余尝谓刻画古人，是后生第一病。武陵桃花惟许渔郎问津一次，再迹之，便同村巷矣。禅家公案亦然，不独诗文也。（《晚香堂小品·刻画古人》）
其次，他对复古派同公安派{1}也有比较公允的评骘。他说：
往弇州公代兴，雷轰霆鞠，后生辈重趼而从者，几类西昆之宗李义山，江右之宗黄鲁直。楚之袁氏思出而变之，欲以汉帜易赵帜，而人不尽服也。然新陈代变，作者或孤出，或四起，神鹰掣鞲而擘九霄，天马脱辔而驰万里，即使弇州公见之，亦将感得气之先{2}发起予之叹。（《白石樵真稿·文娱序》）
他反对泥古者，一样也反对泥今者。他说：
顷与张君、陈君论迩来诸家，其好古者钩棘僻涩，摽剥奇字怪句，以为超两京而轶三代。然使人读之，舌木③强而不快，喉嗉郁而不舒。即使作者自覆其文，至不解何语。此泥古之过也。高才生闻而笑之曰，夫人也，何自苦为？于是掊击先辈，几无遗肤，而悉以方言俚语杂见于文字中。盖始于卓吾老子，而孟浪者借以野战，空疏者借以藏拙，而庸知村墟之巫祝非礼也，市狯之嫚骂非狭也，不文之非文，而不修辞之非辞也。此泥今之过也。（《古今粹语序》）
这不同季重一样都是复古与公安的折中吗？他同季重是很好的朋友，所以他们见解很相同。本来到了这个时期，只要是有点眼光的，自然要有比较平允的批评。复古派之流弊，经中郎一击而衰象毕露，但矫枉又不免过正，公安的末流当然也不足道，所以眉公、季重虽然比较接近复古派，而对于鳞之提倡拟古，也深致不满。他们{4}虽然不宗法公安，但对中郎之流的峻峭，也不能不有相当的推许，于是取公安之信腕直寄、无法为法的主张，济之复古派之博雅，于是就成功了他们两人的作风。
梅花楼记
王元美尝谓余，市居之迩{1}于喧也，山居之迩于寂也，唯园居在季孟间耳。然王氏之弇山枕城中，朝暾暎门，游屐麏集，即主人亦往往支门谢客，欲放而之于旷闲无人之乡，而不可得。余然后知园之与众也宁独，与其谋于市也宁谋于野。吾友范象先，有园在横涝野塘之南，去城十里而近，喧寂半之。四面榆柳阴翳小池，池上梅花两树，婆娑相对，苍枝老骨，纵横屈曲。挑檐而上，其干可抱。其叶可阴一亩余。其子可得五石。范子谓：吾见梅多矣，未有如此君之老而奇者。乃结高楼以临之，独与一二野衲摊虎皮、爇猊鼎，倚楼而歌，歌曰：“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已复笑曰，如季迪{2}诗不过得花之幽韵闲淡而已，吾家老梅，政如碧眼胡僧，修眉露额，又若毒龙怒虬，纷拏媾斗于广漠之野，攫爪迸鳞，鬼怪万状，度他梅讵足与此君争胜？庶几钟贾山之嘉树，四贤祠之紫藤，差鼎足耳。范子楼既成，于是广莳霞桃芙蓉来禽之属，以暎带之，池加辟，竹加徙，梅之为观日闲以敞，而陈子适来。陈子曰：吾尝闻往年探梅者，过寿安寺中，寺僧为游客所困，至斫而为薪；而其次惟光福玄墓之旁，薄雪轻云，漠漠数③里，一快生平。然村人率以种梅为业{4}，不复有品题护持，与梅花两相韵者。古今梅花之知己，仅得林逋君，后迄六百年而又范子。范子于此中块焉{5}野处，白板赤栏，朱{6}帘碧幄，依微独立于暗香疏影之外，何异处士孤山？所少者童子开笼放鹤耳。他日抱鹤上扁舟，送之花下，烟沙星渚，短笛悠悠，有巍然破轻浪而出者，则陈先生至也。子其报梅花吐一枝以候我。（《晚香堂小品》卷十九）
（三）唐宋派
李流芳（一五七五——一六二九），字茂宰，一字长蘅，歙县人，侨居嘉定（今属上海）。{7}万历丙午（一六○六）举人，天启壬戌（一六二二）会试北上，闻警赋诗而返，遂绝意进取。生平好佳山水，中岁于西湖尤好{8}，尽得董巨神髓，纵横恬{9}适，自饶真趣。尝自言笔墨气韵同肖西湖山水云。崇祯四年卒，有《檀园集》十二卷（《嘉定县志》）
长蘅本是一位唐宋派的作者，后人把他与唐时升、娄坚、程嘉燧并称为嘉定四先生。《四库提要》说他：
虽才地稍弱，而不能与其乡归有光等抗衡，而当天启、崇祯之时，竟陵之盛气方新，历下之余波未絶，流芳容与其间，独恪守先正之典型，歩歩趋趋，词归雅洁，三百年中斯亦晚秀矣。
其实长蘅所走另是一个新趋向，在这方面的成绩又岂是归有光等一流古文家所能企及的。他虽多少受一点唐宋派的熏陶，但他并不像他们那样的拘泥，他善画，诗也写得不错，用艺术家的胸怀，来写文字，不求明道，只求抒情，所以他的散文也就极其清新可喜。他集子中的第八卷的记，十一、十二两卷画册的题跋，最足作为他的散文的代表，读起来真是令人亹亹忘倦。
西峰罢雾图
三桥龙王堂望湖西诸山，颇尽其胜。烟林雾瘴，映带层叠，淡描浓抹，顷刻变态，非董、巨妙笔，不足以发其气韵。余在小筑时，小桨至堤上，纵步看山，领略最多．然动笔便不是。甚矣！气韵之难言也。予友程孟阳湖上题扇诗云：“风堤雾塔欲分明，阁雨萦烟两未成。我试画君团扇上，船窗含墨信风行。”此景此时，此人此画，俱属可想。癸丑八月，清晖阁题。
孤山夜月图
曾与印持诸兄弟醉后泛小艇，从西泠而归。时月初上，新堤柳枝皆倒影湖中，空明摩荡如镜中，复如画中。久怀此胸臆．壬子在小筑，忽为孟阳写出，真是画中矣。
（四）融合派{10}
张岱（一五九七——一六八九），字宗子，一字陶庵，山阴人。曾祖元汴、祖汝霖，均位至通显。宗子承先世基业，家资颇丰，喜结纳海内名家，园林诗酒之社，必颉颃其间。明亡后，避乱剡溪山，以其素不治生产，家益落。故交朋辈，多半凋零，葛巾野服，意绪苍凉，回忆往事，犹如梦境。因自著《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快园道古》、《琅嬛文集》等。年七十四，自为生圹，并自为墓志铭。后又十余年卒，年九十三。（《自为墓志铭》、《山阴县志》）
宗子不但富于文学天才，而且赋有诗人的气质。中年身逢丧乱，国破家亡，亲友凋残，昔日繁华顿成梦幻，遂追述往事，藉示忏悔。故其文如寒潭如冰雪，清澈爽冽，沁人心脾。周作人先生在他的《中国新文学源流》中说：
后来公安、竟陵两派文学融合起来，产生了清初张岱（宗子）诸人的作品，其中如《琅嬛文集》等，都非常奇妙。《琅嬛文集》现在不易买到，可买到的有《西湖梦寻》和《陶庵梦忆》两书，里边通有些很好的文章。这也可以说是两派结合后的大成绩。
自是极精到的见解。
湖心亭看雪
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挐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饮。余强饮三大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陶庵梦忆》）
《西湖梦寻》序
余生不辰，阔别西湖二十八载，然西湖无日不入吾梦中，而梦中之西湖，实未尝一日别余也。前甲午、丁酉两至西湖，如涌金门商氏之楼外楼，祁氏之偶居，钱氏、余氏之别墅，及余家之寄园，一带湖庄，仅存瓦砾，则是余梦中所有者，反为西湖所无。及至断桥一望，凡昔日之弱柳夭桃、歌楼舞榭，如洪水淹没，百不存一矣。余及急急走避，谓余为西湖而来，今所见若此，反不若保吾梦中之西湖为得计也。因想余梦与李供奉异，供奉之梦天姥也，如神女名姝，梦所未见，其梦也幻；余之梦西湖也，如家园眷属，梦所故有，其梦也真。今余僦居他氏已二十三载，梦中犹在故居，旧役小溪，今已白头，梦中仍是总角。夙习未除，故态难脱，而今而后，余但向蝶庵岑寂，蘧榻于徐，唯吾旧梦是保，一派西湖景色，犹端然未动也。儿曹诘问，偶为言之，总是梦中说梦，非魇即呓也。因作梦寻七十二则，留之后世，以作西湖之影。余犹山中人归自海上，盛称海错之美，乡人竞来共舐其眼。嗟嗟！金齑瑶柱，过舌即空，则舐眼亦何救其馋哉！岁辛亥七月既望，古剑蝶庵老人张岱题。
祁彪佳（一六○二——一六四五）字弘吉，号世培，山阴人。年十七，万历戊午（一六一八）举。壬戌（一六二二）成进士，授福安兴化府推官。后授御史，以阁臣忌其傥直，遂告归。从刘宗周讲明程朱之学。起河南道，时刘宗周{2}、金克辰以直言蒙谴，抗疏留之。及举计典铨郎，吴昌时坏法，遂劾之，致政归。国变之次年，因贝勒以书聘之，遂赴水死。（《山阴县志》、《三不朽图赞》）
世培有《寓山注》二卷，纯是写景之作。张宗子在他的《〈寓山注〉跋》中道：
不事铺张，不事雕绘，意随笔到，笔借目传。如数家珍，如写字书，如殷殷诏语家之儿女童婢。闲中花鸟，意外烟云，真有一种人不及知而己独知之妙。不及收藏、不能持赠者，皆从笔底勾出。
又道：
古人记山水手，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时则袁中郎。读注中遒劲苍老，以郦为骨，深远冶淡，以柳为肤，灵动俊快，以袁为修目灿眉。立起三人，奔走腕下，近来此事，不得不推重主人。
这种明澈的批评，自然用不着我们再来费口舌。底③下试录两篇，以证宗子之言不诬。
踏香堤
园之外堤为柳陌，园之内堤为踏香。踏香堤者，呼虹幌所由以渡浮影台也。两池交映，横亘如线，夹道新槐，负日俛仰，春来，士女联袂踏歌，屐痕轻印青苔，香汗微醺花气，以方西子六桥，则吾岂敢。惟是鉴湖一曲，差与分胜耳。
芙蓉渡
自草阁达瓶隐，有曲廊。俯槛临流，见奇石兀起石畔，筼筜寒玉，瑟瑟秋声。小沼澄碧照人，如翠鸟穿弄枝叶上。吾园长于旷，短于幽。得此地一啸一咏，便可终日。廊及半，东面有小径，自此而台、而桥、而屿，红英浮漾，绿水斜通，都不是主人会心处。惟是冷香数朵，想像秋江寂寞时，与远峰寒潭，共作知己。遂以“芙蓉”字吾渡。
我们就前边的叙述看来，就可以看到一种新的文学运动势力之大。本来复古派在文学上可以说是极端的右派③，公安派兴，力矫复古之弊，于是就形成极端之左派。在这个时期来矫公安派之弊的，自不能不是折中派。钟、谭打算以幽深矫浮浅，王、陈打算以典丽矫俚俗，实际都不过是取两派之长而舍两派之短。钟、谭仲创作态度上近于复古派，王、陈在遣词上近于复古派，而他们之贵独创、恶因袭实系受公安派的影响。至李流芳乃是唐宋派之左倾者，而张宗子同祁彪佳又是折中于公安、竟陵的作者。过去人多不知此中情形，而一味痛骂中郎。固然中郎的主张也不能没有流弊，而对当时文坛上解放之功实不可没。有明一代诗歌，竟无可述，在散文上居然能有着这么多的佳作，这追根溯源，你能说这不是当时的新文学运动之赐吗？
二六，一，十九日于洛阳
（全文完）
校订后记
这里校录的是先师任访秋先生的遗著《中国小品文发展史》。这部著作在先生生前没有出版过，留下的手稿封面题“《中国小品文发展史》（上册）附中郎以后的散文，三四，十一月十一日订于陈仓”，稿凡一百○一页，最后一页手稿后有“二六，一，十九日于洛阳”的字样。据此推测，大部分手稿当写于1936年，到1937年1月19日至完成了上册，而全书并未完成。按任先生的计划，全书的重心“源流”篇，包括萌蘖期——由魏至隋（二二○——六一七）、中衰期——由唐至明中叶（六一八——一五六六）、大成期——由明末叶至清中叶（一五六七——一七九四）、凋悴期——由清中叶至民国初（一七九五——一九一九）、复兴期——现代（一九二○——一九四○）五个部分。现存手稿只写到大成期，并且大成期也略过最重要的公安派，而只写出了“袁中郎以后晚明的散文”。推究起来，当时的任先生可能因为已撰有《袁中郎评传》、觉得只需压缩一下就可以移入本书，所以他暂时略过了这部分，转而叙述“袁中郎以后晚明的散文”，而完成这部分稿子已是1937年初，其后可能因为教学及其他事务而暂时中断了写作，更不料随后是长达八年的抗战，所谓“三四，十一月十一日订于陈仓”也只是就原稿略加删订，并未作全面修订，亦未补足全稿。所以现存书稿，基本上可以确定写于1936年以及1937年之初。
现在呈现在此的这部书稿，是按照任先生的手稿一字一句校录的。在校录过程中，做了这样一些必要的整理工作：一、订正笔误、疏通字句。任先生的文稿大体上是整齐的，并且为文也很清通，但毕竟是未出版的手稿，也存在着一些字词的笔误和不甚通顺的句子，校订者根据上下文义做了必要的订正和修改，凡所订正和修改，都加注说明原稿的情况，以免万一校订者误改了，则原稿仍可覆按和复正。二、核对引文，改正疏漏。这部书稿的内容上至魏晋下逮明清之际，涉及到大量的古典文献，引文是很繁多的，而先生手录引文时也不免有误漏之处，所以校订者一一核对了引文，凡有错讹和缺漏，迳为改正，而所改正处，择要加注说明原稿的情况，以便覆按。三、理顺层次、订正标题。因为是手稿，全书的结构分层不免有前后不一致之处，而各层级的小标题也存在着不很整齐的情况，因此校订者做了一些统一和修订工作，凡所统一和修订之处，都在相关地方加注做了说明，以便覆按。四、在原稿的空白处，也有任先生写下的少许批注，这可能是他在“三四，十一月”即1945年11月重读原稿时顺手写下的补充和修订意见，这次校录时也酌情吸收到正文中。此外，校订者于原稿个别有疑议处，也酌加了一点注释，说明有关情况，聊供读者参考。
虽然是未完成稿，但这部未完稿的《中国小品文发展史》仍然有着不容忽视的学术意义。
就像中国文学的其他部门一样，小品文自来无史，有之，则自任先生的这部著作始。这部书稿对自魏晋以来直至明末的中国小品文的曲折发展历程，作出了相当清晰的叙述和得当的评论，可以说是一部简明扼要、铨叙精审的古典小品文史。而任先生能够在七十多年前着意为小品文作史，显然得力于当时的新文学观念，比如文学进化观、纯文学观和个人主义、抒情主义的文学新观念等等，都在本书中有充分的表达，它们事实上是作者为中国小品文做历史正名的基本理据。可以想象，在一个仍然坚持古文、骈文正统地位的旧派文人那里，是不可能写出也不屑去写小品文史的。只有在任先生这样受过新文化、新文学理念洗礼的新一代文学史家手里，才会写出这部令人耳目一新的小品文史，正是通过他的颇富新意的历史清点，古典文学遗产的宝库，尤其是散文艺术之林，因为小品文的重新发现，而得到了不小的丰富和充实。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任先生这部小品文史在小品文的辨体方面颇有明敏透辟的观察。比如他以为“近人有谓小品文乃由赋演变而来者，赋至唐宋渐渐散体化，于是而有小品文。此因彼不知六朝已有小品，故有是论。然而若就小品之内容而言，谓与赋有关，亦非过言。盖两汉以来之赋，抒情如贾谊，写景如相如、二谢（惠连、庄），体物如祢衡、徐干，彼等之作，登峰造极。唐以来作者，无能嗣响。但起而代之者，非后来李白、杜甫之俦，而实为袁中郎、张宗子、祁彪佳之流。其内容同，其形式则不同。亦犹诗至五代变而为词，至元变而为曲，其躯壳虽异，而其精神则一也。故小品文者，实代赋而兴之新文体也”。又谓“散体比较朴质自然，而少拘束，用以说理叙事固宜，即用以抒情亦无不可。唐宋作者如柳子厚、苏东坡、黄山谷等，当其写应制或说理文字时，则道貌岸然，可是在不经意与友人尺牍或描摹山水时，则清冷隽永，意味无穷。故知古文实为写小品最适宜之工具。六朝作者，其词采犹不脱俳偶之习，自唐以后下逮晚明一般作者，已几于全用散体矣。故晚明实为吾国小品文之全盛时期，彼以古文之形式，而实以辞赋之内容，故融为纯文艺之散文。此诚治文学史者所不可忽者也”。这些都是发人之所未发、道人之所未道的文学史洞见。
看得出来，任先生的这部小品文史著深受周氏兄弟的影响。这并非偶然。周氏兄弟是公认的中国现代散文的大家，这只要看看郁达夫编选的《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用了几乎一半的篇幅选录鲁迅、周作人的散文还觉得美不胜收，就可知他们二人在现代散文史上的分量。而不论是鲁迅还是周作人，在重建中国散文的过程中，都既取资于西方文艺，也发扬了本土传统：鲁迅通过译介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和鹤见祐甫的随笔集《思想·山水·人物》，向中国文坛和读者介绍了随笔（essay）这种外来散文文体，同时鲁迅也是对“魏晋文章”和“晚唐杂文”特别有研究的文学史家，他的文章尤其是晚年的杂文显然深深汲引于此；而周作人则是最早向中国介绍“美文”的概念（1921）并带头付诸创作实践的人，20世纪30年代他更从“载道”与“言志”的分野出发，重新梳理了中国本土的散文史，尤其着意提倡“言志”的晚明小品，甚至以之为“新文学的渊源”。任先生年轻的时候就非常崇敬鲁迅的道德文章，被人视为“拥鲁派”，而周作人又是他在北大读研究生时的导师，可谓亲承音旨、与闻绪论，所以来自二周的创作启迪和观念濡染，自然就深刻地影响了甚至左右了任先生的散文史观。这只要看看他在论魏晋文章和晚唐杂文时多援引鲁迅的观点，而在涉及唐宋古文运动和晚明小品时则频频引用周作人的观点，就可以一目了然了。不过，任先生显然也意识到二周的观点虽有一致之处，却也不无矛盾——事实上周作人大力张扬“言志”的晚明小品文，其目的就是要对抗走向新的“载道”的左翼文学，包括鲁迅的杂文——所以任先生在接受二周的观点的同时，也尽可能地调停他们观点的矛盾，那便是着重吸取周作人文学观中表彰异端、反对正统、批判现实的积极一面，从而与鲁迅的观点相协调，而剔除了30年代以来周作人日益明显的消极思想和隐逸趣味。我甚至有一个推测，那就是任先生在抗战末期重理这部小品文史却未能续写，很可能与他眼见周作人后来的附逆而碍难下笔有关。此外，嵇文甫先生（他是任先生在河南一师时的老师，30年代前期任教于北大哲学系）的著作《左派王学》（1934年开明书店出版），也相当深刻地影响了任先生对于晚明文学革新运动与王阳明心学左派所开启的思想解放运动之关系的看法。
要说这部《中国小品文史》之值得斟酌的问题，那便是如何处理小品文与其他“中国文章”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小品文与古文的关系问题了。任先生写的是小品文史，所以少讲古文和骈文，那自然可以理解。问题乃在于他那种拔高小品、贬抑古文乃至骈文的态度。受“五四”以来反对文道正统、标榜异端思想的新观念之影响，尤其是受二周对非骈文的魏晋文章、非正经的唐末杂文、非古文的明清小品之推崇的影响，任先生将这些旁枝斜出的文章都纳入到小品文的范畴，并将之确立为中国文章进化之顶端，以与传统上居于正宗地位的骈文、尤其是古文相抗衡。这确实是新的文学史观主导下的新发现，但这种反转过来的“正宗”、“异端”观念，在彰显了一些东西的同时，也同样遮蔽了一些东西。其实，小品和古文、骈文各擅胜场，共同推进了中国文章的繁荣。倘若大量的古文和骈文被认为了无足观，可观的中国文章只剩下抒情的小品，那岂不是另一种贫乏？并且，即就文体而论，骈文、古文是否就完全与小品不可通融呢？比如，从张衡到庾信的魏晋六朝抒情小赋，是否也可以说是清新的小品？而唐宋古文家在正经的载道文章之外，也有许多抒情寄怀的篇什，它们是否也可以算小品？再者，即使韩愈的载道文章是否就与言志截然对立？设若他确是出于真心信仰而为、针对时弊而发、率性抒情而作如不少著名的赠序，是否也有一顾的价值？可是，由于深受周作人标榜思想解放、反对韩愈以来的“道统”、“文统”之论的影响，任先生以为“唐既统一天下，照一般专制政府的惯技，一定继之而来一个思想的统一。……论者谓其束缚思想，较之汉武帝罢黜百家、一尊儒术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文学思潮，由隋以来即直奔向复古的道路上去。最初是陈子昂、李太白对诗歌的提倡复古，继之以权德舆、独孤及、柳冕、韩愈对散文之提倡复古。诗歌复古的结果，走到写实，而注重社会的现状的路上。散文复古的结果，是‘文以载道’，此所谓道乃孔孟之道，载道者乃是借文章来阐明发挥孔孟之圣道”。又谓：“在北宋初年，本来是古文二次的复兴期，欧阳修自命是传韩退之的衣钵，而东坡则是出于永叔之门的，所以他们的思想总归是囿于一曲，而不能弘通。至东坡早年的文章，譬如制策之类，完全学韩愈，就文学而论，不值得称道。”事实是，唐宋两代都是思想比较自由开明的时代，且韩愈之在唐、程朱之在宋，都并不是得势的思想之主流，而唐宋两代的古文家其实是“以复古为革新”的，其文学与思想的关系也相当复杂，是不可一概以“载道”而论的，若笼统用“思想统一”、“文以载道”来蔑弃唐宋两代的古文，则不免是一种新的傲慢与偏见。很可能是意识到这样一刀切的简单化，任先生也多少做了一些补救，比如特意表彰了柳宗元的山水小品、苏东坡的书札题跋。尤其是对苏东坡的文章，任先生恐怕实在于心难以割舍，但又受载道论的反影响而碍难肯定他的思想和古文，于是便大力推举东坡出于天才的非正经文章——书札题跋之类。可是东坡的书札题跋再好，恐怕还是难以同他的那些古文名作相比美吧。而问题是，推崇反载道的小品文，在任先生那里几乎成了一个新教条，以至于他赞誉明末李流芳等人的小品文“在这方面的成绩又岂是归有光等一流古文家所能企及的”。这恐怕也不是符合文学史实际的判断。（任先生稍后撰写的《中国文学史讲义》末章就说：“震川为嘉靖间革命使者。当王世贞名震一时之际，而彼独抱唐宋诸家遗集，与二三弟子讲授于荒江老屋之间，毅然与世贞相抗衡，诋之为‘庸妄巨子’。后世贞对之亦颇心折。所以震川对一时之影响，实远过王、唐二人之上。同时又下开有清桐城一派之先声。其文屈折变化，极其自然，于八家中与欧阳永叔最近。”这就中肯多了。）由此可见，即使再新再好的文学新观念一旦成为教条，那就很可能阻碍人们对文学史的实际做实事求是的分析。应该说，像任先生这样的“新偏见”在现代学术中并不少见，它们在现代学术建立的过程中自是难免，但我们今天重理现代学术史却不能不对此有所反思，从而才有可能在前辈的基础上把现代学术真正向前推进一步。
校订遗稿既竟，略述感想如上，至于信口评论，则不免胡说八道，但想象宽厚的任先生未必以之为忤，而在我亦所以报先生施教之恩也。不觉中，先生辞世已逾十年，余亦从此违教无状，如今回忆从学往事，岂仅哀痛感激而已！ 解志熙2011年4月6日于清华园之聊寄堂
【责任编辑杨站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