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2006年的12月23日原因不明地抽了一次风。从广州飞到北京来，住在西四环一家早上7点半服务员就要拍门逼着你出去瞻仰市容的小宾馆里。平安夜那个下午，人山人海中我转了两次地铁又转城铁，加上在寒风中走路半小时，终于成功抵达清华南门外的万圣书园。在那里买了一本冯内古特的《没有国家的人》，书里说“我们都在世界上到处游荡，你别说不是这样”。然后我回到广州就辞职，游荡到了北京。
　　这几年里我看到各种各样的人以各种各样匪夷所思的理由来了北京，失恋的人来了，恋爱的人来了，还没有恋爱上但是认为北京将比较有利于恋爱的人也来了，就像当年我非常文艺地对朋友说：“我要去一个每周都能看到话剧的地方。”事实上在北京的5年里，我看过的话剧不超过十场。惟一记得的是《暗恋桃花源》里袁泉漂亮的小腿，以及黄磊低声唱《追寻》，“你是晴空的流云，你是午夜的流星。”
　　我在首都机场和张学友擦身而过，在新光天地分两次遇到了王菲和赵薇，吃麻辣香锅佟大为坐在我10米之外，還有一次在商场洗手间里碰见一个惊为天人的美女，后来被我推断为俞飞鸿，虽然还没有遇到过我的梦中情人梁朝伟以及吴彦祖，但这些显然还是没有穷尽“在北京”的原因。我只能推测大概类似于《哈利·波特》中伏地魔的不可饶恕咒——叫一声“阿瓦达北京”，然后你就被完全没有破解咒的黑魔法困在这里。
　　在黑魔法之外，看起来几乎没有理由能解释为什么我们要前赴后继地来到这个城市，以小时计算出门的时间，在漫山遍野的沙县小吃地沟油里想象那一盘很大的棋，呼吸爆了美国人表的灰色空气，奋斗很久才能挤上地铁1号线，用粗糙的皮肤粗糙的头发过着粗糙的生活。
　　但是在深深思索了好几个长安街的距离后，我开始有点明白，只有北京才能用各种稀奇古怪的人掩护稀奇古怪的自己，于是人人都用人人作为借口，平庸然而却并非螺丝钉似地生活下去。我们用参差多态的阿瓦达索命交换了整齐划一的阿瓦达索命，而且都各有其所。
　　有时候我也会想到曾经有个男朋友在北京，一个下雪的冬天我们无望地在北三环打车（后来何伟在《寻路中国》里准确地描述过这种姿势：像在拍打一条并不存在的大狗），他突然转过头来对我说：“以后我们要有一辆自己的车，你说，那是在什么时候？”10年之后，我们都在北京，但是都没有开车，我们偏离的所有轨道，都是为了证明人生是一条并不存在的轨道，打不到车，也没有大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