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政府通过激励、说服乃至强制的手段，追求以美国为首的集体行动，这成为其对外政策的显著特点。
　　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无论振兴全球经济、防止核扩散、应对气候变化、扶助贫困，还是反恐，美国都需要合作伙伴。奥巴马政府寻求名为“责任原则”的战略，旨在推动其他有影响力的国家——尤其是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分担责任，建立起能够保障安全与繁荣，稳定和平的世界秩序。
　　督促别国出力，并非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创新项目。但时至今日，该政策的强制意味和实施难度大大增加。毕竟，有影响力的大国实力增强后，就不那么言听计从了。但无论如何，奥巴马政府取得的成果，已经超出了普遍的预期。在深入、持续性的合作方面，大国间并没有给出太多示范，而且它们彼此间还存在许多严重分歧。不过，大国间为达成共同目标的世界，已经不再是空想。
　　一方面，对国际合作的需求显而易见，但另一方面，国际合作显然不足。这是一体化时代的主要困境之一。在應对妨碍全球繁荣安定的主要威胁上，各大国确实有共同的利益。但落实到决策和行动方面，则又另当别论了。
　　如果责任原则发挥作用，那么，新兴的和中等力量的国家作为利益相关国，将内化随之而来的责任。目前，面对重大的全球性挑战，这些国家正逐步形成一种主人翁的态度——他们越来越确信必须解决这些共同面对的问题。在中国、印度还有其他一些地方，都在讨论本国的国际角色和责任，这是积极的迹象。
　　责任原则在现实世界中取得的进步虽然微小，但意义重大。这包括在阻止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干预利比亚局势，打击索马里海盗，对基地组织开展斩首行动，美俄从第三国回收近900公斤的浓缩铀，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孤立政策等方面的合作。
　　但在一些国际事务上，取得的很多进步还只是局部性的，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参与气候变化谈判的人员为减缓全球变暖，正在制定新的框架和减排承诺，但距离达预期目标仍遥遥无期。
　　一些挑战依旧悬而未决。大国通常在重大问题上目标一致，如阻止伊朗和朝鲜发展核武器计划，平衡全球经济，重启世界贸易对话，减缓周期性饥饿贫困等。但是，涉及如何承担责任，如何协作以达成目标，则耗时费力而没有结果。很多问题就是因为国际社会集体回避责任，而拖延数年乃至数十年无法根治。
　　此外，责任原则主导的政治行为被公认为效果滞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这么一个问题：虽然需要及时应对挑战，但实施起来却困难重重。当今领导人无法复制战后领袖在布雷顿森林或敦巴顿橡树园大刀阔斧的共建秩序之举。前者建立了二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后者则规划了联合国宪章的基本轮廓。如今考验领导力的是，能否依靠勤政和敏锐来保持稳步发展。因此，在当今媒体前所未有的反应速度之下，政府需要劝告民众保持耐心，控制不切实际的期望，提醒美国民众和全球公民将目光放得更为远大。
　　应用责任原则还需要美国人民（尤其是他们选举出来的代表）进行讨论、评估，让他们接受对于国际领导地位更全面的定义。假如“后台指挥”一说，只是出于政治利益，那是因为它触碰到了美国政客渴望发号施令的敏感神经。美国只有具备激励别人与其共同协作的能力，才能证明自己仍是世界“不可缺少的力量”。美国无法依靠阻止他国发展来保持自己的影响力。相反，美国应继续制定国际事务的规划，首先要阐明如何才是真正的成功，然后再通过各种手段来推行它。总而言之，给全球重大问题找出解决方案，比维护美国作为唯一最强大领袖地位更重要。对于这个问题，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有如此表述：领导力体现在能够召集伙伴和并肩行动。
　　责任原则存在的基础，是它确实顺应了时代需求。当今世界面临的挑战是如此艰巨，即使超级大国也无法独自应付。这已成为全球相互依赖论中的老生常谈。不过，老生常谈往往说出真相。幸运的是，奥巴马政府遵循责任原则，开启了美国全球领导的新模式，即使推行这一策略的办法在国内并不是很得人心。希望有朝一日，美国人民能够认识到这种努力的重要性，而美国的政治领袖也可以向公众宣告，其他国家的贡献也是美国获得成功的一种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