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对博彩旅游业在环境和青少年价值观方面的负面效应有着强烈的感知,在国际化和地方形象方面,有强烈的正面认同,在传统文化方面有较强烈的正面感知。在经济方面,相对于就业和增加家庭收入方面较高的正面效应,居民对提高生活成本压力的负面效应感知更为强烈。与5年前的历时性对比发现,居民的感知中变化最大的是环境和社会以及生活成本指标,其次是文化方面的指标,前者出现消极趋势,后者则是积极趋势。结合同期澳门社会现实数据分析,作者认为,5年间居民的博彩旅游的多维效应感知显著差异的关键因素很可能与赌权开放后博彩旅游业的规模效应密切相关,这种显著变化暗示居民对社会和环境方面的影响比以往更关切,或者澳门已处于一个比较敏感的社会环境临界点,因此,研究澳门博彩旅游业的社会环境容量和门槛成为迫切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