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这个重大而敏感的历史时刻，亚洲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都期待日本能够在历史与和平问题上做出有诚意的表态、采取负责任的行动，以缓和与相关国家的关系，促进地区的稳定和发展。然而令人担忧的是，作为法西斯战败国的日本，近年来却因否认侵略和美化战争以及由历史问题造成的岛屿主权争端而与中、韩、俄等邻国关系紧张。此外，从日本最近的一系列言行不难看出，它在“扩军修宪”的道路上也越走越远。
　　忙于“扩军”、“改军”
　　2015年伊始，第三次当选不久的安倍内阁便迫不及待地采取了一系列与军事安全相关的行动，加速日本“扩军”和“改军”的进程。
　　第一个引人注目的动向是军费的“三连增”。日本财务省1月14日公布了2015财政年度预算案，其中国防开支增加1.97%，由上一财年的4.885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511亿元）提高到4.981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561亿元），实现三年连增，并创造了日本历史上的军费预算新高。与之相应，日本的外交预算也增加了约2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0亿元）。对此，日本媒体也评论说，“2015财年预算以安保和外交为中心，处处体现着安倍色彩”。
　　二是通过几个修正法案，对防卫省和自卫队进行组织架构上的改革。比如，自民党和安倍内阁2月通过了一项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主要内容为在防卫省下设立“防卫装备厅”这一外部机构，该厅由约1400名文官和400名自卫官组成。原先由陆海空各自卫队分别管理的装备品将改为统一管理，以减少采购费用，扩大国际防卫装备及技术合作。同时，日本政府在3月初举行的内阁会议上正式提交了一份《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确定该省防卫官僚和自卫官将按同等地位辅佐防卫大臣，此举将改变以往只有文官才能辅佐的规定，允许文官和自卫官在辅佐防卫大臣时进行任务分工。
　　三是通过与“集体自卫权”相关的安全保障法制的修改和制定，继续以迂回方式架空和平宪法、推进扩军。3月初，日本政府确定引入“存立事态”概念，旨在建立新的安保法律体制，并拟修改现行《武力攻击事态法》。在“存立事态”下，日本本土即使不受直接武力攻击亦能行使集体自卫权。与之相配套，《自卫队法》也将被修改，即改变现行《自卫队法》中自卫队只能在日本直接受到攻击的“武力攻击事态”及日本即将被攻击的“武力攻击预测事态”之下才能出动的规定，在日本的“存立”受到威胁时自卫队也可出动。二者相结合，意味着今后自卫队可以在没有国会授权的情况下出动，“先斩后奏”。这将进一步架空宪法第九条，几乎完全恢复了自由发动战争的权利。
　　进一步落实既定军事发展战略
　　这一连串行动并非安倍政权觉得其地位比较稳固后的一时兴起，而是对其既定军事发展战略的进一步落实。
　　2013年底，安倍政府连续出台“防卫三支箭”：《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新《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全面涵盖防卫和安全领域的指导方针。其中新的《防卫计划大纲》是安倍政府对日本未来中长期军事发展规划的集中体现。
　　新大纲反映了日本对当前国际安全环境和周边安全环境的最新判断，提出要加强日美同盟的战略作用，指出有效遏制、应对各种事态的具体措施，还列出自卫队能力建设以及装备建设的具体指标。其中最突出也最值得关注的特点就是明确针对中国。
　　在对本国安全环境的评估中，除了关注传统安全威胁的全球化趋势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多样化，日本最关切的还是周边国家的军事动向。和过去一样，日本明确指出朝鲜、中国和俄罗斯是其安全的主要影响者。但与以往不同的是，日本大肆宣扬“中国威胁”，把中国作为“令日本十分担忧、今后必须强烈关注”的战略对手，对中国用辞之激烈严厉为邦交正常化以来之最。相比之下，日本对俄罗斯的措辞却大为缓和。再联系安倍政府频繁向朝鲜伸出橄榄枝，日朝关系出现缓和迹象，可以说，日本已将中国列为头号对手和假想敌。
　　新大纲按照“同心圆”模式阐述了应对威胁的三层手段：第一层，依靠“自身努力”保证安全，包括构建综合性防卫体制和联合机动防卫力量。第二层，“加强美日同盟”，这是日本安全保障的基础。第三层，“积极推进安全保障合作，包括亚太地区内的合作和与国际社会的合作”。
　　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第一层手段中提出的“灰色地带”事态的概念，即所谓“既不属于完全的和平时期，但又不属于战争冲突状态，处于这两者中间的大范围状况”。这一概念在新大纲中是首次出现，但使用频率极高，实际就是指中日之间在钓鱼岛问题上的胶着状态。二是第三层手段的实质就是要在亚太地区构筑对中国的包围圈。
　　新大纲还对日本军事力量的运用和建设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划，包括推动防务省改革、设置“防卫装备厅”这一外部机构等。其中，明显与中国相关的有两点：首先，新大纲格外突出所谓“岛屿入侵”情况下的应对措施。为了“在海上阻止对岛屿的入侵攻击”，大纲提出“新建正式的水陆两栖作战部队”，迅速实施登岛、夺岛行动。全文中“应对岛屿攻击”在不同部分被反复提及，总共多达七次。其次，新大纲正式明确了重点加强西南地区军事力量的建设和运用，“决定优先建设确保海空优势的防卫力量，强化西南地区防卫态势，实现有效遏制和应对各种事态”。“西南地区”这一措辞与“岛屿入侵”相结合，指向相当明确。此外，新大纲还首次提出“推进能力建设支援”，即尝试通过“人才培养及技术支援等”，帮助东南亚个别国家提高防卫能力，其“合围”中国的居心昭然若揭。
　　如果将安倍政府的上述军事举动与新大纲相对照，全部可以“对号入座”。军费增加是实现军事发展战略的物质基础；自卫队人员机构的改革和调整是构建综合性防卫体制和联合机动防卫力量的必要步骤；而所谓的“存立事态”，实际就是“灰色地带”事态的同义词，都旨在增加行使自卫权的权限。
　　可以说，安倍政府上述一系列的军事相关行动都是对以新《防卫计划大纲》为代表的日本军事发展战略的具体落实，是对2014年日本政府确定的行使集体自卫权的三个条件、以及用“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取代“武器出口三原则”的呼应和延续。
　　安倍“扩军修宪”不会因外界因素
　　而停止
　　推动“扩军修宪”、突破战后安排，将日本打造成“正常国家”和政治大国，是安倍及其领导下的自民党一直追求的政治目标。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安倍和自民党政权距离这个目标只有一步之遥。
　　目前日本国内政治形势对安倍内阁相当有利。一方面，自民党—公明党执政联盟在国会两院都占据上风，民主党等在野党日益衰弱；另一方面，公明党虽然在直接修改宪法上与自民党的看法有所差别，但对自民党以迂回方式架空和平宪法、推进扩军的做法却没有什么异议，安倍政权落实军事发展战略的措施均获得了公明党的认可。
　　因此，安倍政权将其第三届任期视为实现“扩军修宪”目标的重要战略“窗口期”，为抓住这个机遇，已经到了不顾一切的程度。为了否定侵略历史，日本政府千方百计抹煞“慰安妇”问题，不惜挑战人道主义和人类道德的底线，不仅引发中韩等亚洲邻国的怒火，也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以及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谴责。
　　然而，从安倍政权目前内促扩军、外谋制华、力图入常的态势来看，其实现政治目标的脚步不会因为外界因素的影响而停止。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面对国际社会的谴责、压力和期待，安倍政权很可能继续采取其惯用的“说一套、做一套”模式，阳奉阴违、虚与委蛇。对此，无论中国还是国际社会，都应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