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台北的报道，毕生致力台湾史研究、长期旅居东瀛的已故学者戴国辉逝世4年后，他的亲人决定将他生前位于日本千叶县的“梅苑书库”收藏的6万册藏书，以“戴国辉文库”之名，整批捐赠台湾岛内的“中研院”，并于2005年4月15日举行了藏书入藏仪式，同时也在该院“史语所”的“傅斯年图书馆”展出其部分珍贵书籍和重要史料。
　　戴国辉是学者，生前的中日文著述甚丰。他的遗孀林彩美和他的朋友、学生特别请曾出版过其著作的远流、南天、天下远见出版社及台湾当局的“国史馆”等单位，将他所有中文著作汇编成《戴国辉文集》典藏版（全套共12册），在戴国辉７0岁冥诞纪念日（2002年4月15日）的前夕问世，其中包括《台湾雾社蜂起事件》（国史馆），《台湾史研究集外集》（远流），《戴国辉这个人》及《台湾史对话录》（南天）。
　　戴国辉是读者，从小就爱看书。尚居东京的戴夫人林彩美介绍说，戴教授为大台北地区的桃园县人，生于1９31年的日据时期，1９55年赴日留学，1９９6年返台定居，2001年终老在故乡台湾。戴国辉就读台北市建国中学初中部时，常在牯岭街古书店流连忘返。1９56年考进东京大学研究所后就开始寻找在台湾遍寻不着的经典著作。当时，原忠雄的《帝国主义下的台湾》一书在日本发行未被禁，而在台湾却是禁书，不准进口。这本书让戴国辉患了“购书瘾”，尤其在日本古书街又经常看到流落日本的众多台湾文献，让他“逢台必购”。他的藏书自明治时代到过世时的2000年，年代跨一个世纪以上，范围更包括历史、文学、政治、社会、经济、哲学、精神分析学、戏剧、音乐等。其中包含许多重要台湾史料，例如社会名流的《林献堂日记》、《蒋渭水全集》；左派运动家的《连温卿日记》； 作家吴浊流的手稿与著作； “二二八事件”、“雾社事件”剪报； 日据时期的《总督府职员录》等。最受瞩目的是很可能为孤本的《蒋渭水全集》，此书收集了重要的历史文献——《文化协会创立经过报告》，对更深入了解蒋渭水在日据时代创立台湾文化协会、台湾民众党的历程很有帮助。蒋渭水在1９31年过世，由于他是日本总督府头痛人物，所以该书在1９32年出版时就被查封、焚毁，而戴国辉在一次回台湾逛旧书店时看到，就买了带回日本。
　　“戴国辉文库”的镇馆之宝，将是吴浊流的手稿与各种版本的著作与书信。此一收藏起因于吴浊流的《亚细亚孤儿》在日本前后曾出版两次，但不理想，吴浊流希望长篇作品《无花果》、《泥泞》亦能在日付梓，在戴国辉的协助下，《无花果》并入《黎明前的台湾》，《泥泞》改名为《在泥泞中挣扎》，连同《亚细亚的孤儿》，均在戴国辉的推动下成功出版。吴浊流的公子吴万鑫感念戴与其父真挚的友谊，欣然同意将其父珍贵遗墨捐赠。
　　戴国辉的书吸引了不少台湾社会名流。导演侯孝贤筹拍电影《悲情城市》时，就与编剧朱天文等人前往造访。李登辉（当时“农复会”科长）、王作荣、沈宗瀚、王晓波等都光临过“梅苑书库”。民进党的卢修一（1９９８年病故）当年所写探讨“台共”（台湾共产党）问题的博士论文时，也曾到东京向戴国辉洽借相关数据。
　　戴国辉与李登辉有甚深渊源，曾为朋友，后在政治上分道扬镳。晚年的戴国辉与吴作荣对话中，对李登辉提出针砭。林彩美说，戴国辉生前写过一本名为《爱憎李登辉》的书，就是顾忌李登辉一直媚日的说法和情结会影响到台湾民情，怕台湾年轻人因受李登辉影响而忘了日本侵略者在台湾犯下的滔天罪行。而戴国辉刚去世，李登辉就在新著作《李登辉执政告白实录》中，批评这个旧识是“半个共产党员”，“找戴任‘国安会’咨询委员，反而耽误了很多事情的推动”。
　　整理戴国辉的遗物时，林彩美常在一些笔记本上看到借书未还的记录。她说，这是由于戴国辉买书、爱书，但不像有些玩古董的人“藏着沾沾自喜”。他买的书，主要是自己写论文、著作必须引述的数据，“中研院”称戴国辉藏书是“研究台湾近现代史最丰富和全面的参考资料”。戴国辉一直认为“史料不可以死藏与私藏”，如果有人借阅，他很少拒绝，还经常请人参观藏书，将一些珍贵史料免费提供复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