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与公款的关系如此密切，却很少得到关注，这种局面该结束了。
　　如果我们真要致力于民生政治，那么，敬畏公款就是一个最佳切入点；如果真要敬畏公款，那么，坚守公款管理的5条底线就是一个最佳切入点。
　　民生政治的本质是亲民政治。在我看来，政治有诸多议题，但最大的政治莫过于花好人民的钱。亲民政治的前提条件就是约束和引导政治家与公共官员保持对公款的敬畏感：公款神圣不可侵犯。
　　“人民”最容易被挂在嘴上，写在文件和法律上，但人民被强制、无偿、固定支付的公款，却很少能够得到妥善管理。
　　通观历史与现实可知：世上最开心的事，莫过于花别人的钱；世上最困难的事，莫过于花好人别人的钱。
　　管理他人钱财是一项沉重负担，管理公款尤其如此。私人花好自己的钱易，政府花好人民的钱难，富裕政府花好人民的钱更是难上加难。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中国当前的现实。
　　这些年来，侵犯公款的案例最典型的莫过于腐败层出不穷且愈演愈烈，显示公款的妥善管理已经成为提高执政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挑战。
　　公款管理的特殊困难，首先源于委托代理问题，其次源于免费午餐问题。
　　前者与如下事实相连：政府与人民大众的利益并非必然一致，事实上经常不一致；后者则源于如下事实：对于任何特定的受益群体而言，他们几乎不承担与特定受益相关的任何成本，这些成本被转嫁给纳税人。
　　从亲民政治的基本逻辑看，“人民”的最佳定义就是纳税人：那些不知名、不知姓却每天为政府埋单的芸芸众生。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如今，中国五级政府作为一个整体，早已从当年的贫困政府变成富裕政府——全部公共支出占GDP的比率高达45%，成为世界上几乎唯一“不差钱”的政府。
　　但实事求是地评价，中国在公款管理方面的种种漏洞令人极为担忧。腐败与浪费早已发展到令人震惊的程度。
　　我们的制度漏洞太大了，给了太多人以太多腐败和寻租机会，也给了太多人以太多浪费空间。
　　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嘴上挂着“人民”、挂着“民生”，另一方面公共官员普遍对公款缺乏最起码的敬畏感，疏于制度建构和政策改革，甚至滥用制度漏洞谋取狭隘利益，这对“民生政治”或“亲民政治”难道不是莫大的讽刺吗？
　　当前中国社会的危机，就其核心本质而言，是公款管理的制度危机。
　　制度危机并没有那么可怕，最可怕的是：中国社会普遍对公款管理制度建构必须坚守的底线法则，缺乏最起码的共识性底线。只要没有牢固地、普遍地、持久地确立起这些底线，可以预料，关于公款管理的有效制度建构，将依然严重滞后。
　　底线一：法定授权。政府既不能从公民和企业那里拿走任何钱财，也不得实施任何支出，除非得到法律和代表人民（纳税人）的立法机关正式、完整、清晰和详细的授权。司法机关必须有充分的代表性、专业化和职业化，并且必须保证至少有4个月以上的预算审查时间。
　　底线二：受托责任。政府得自人民的资源，必须按人民的意愿（法定授权）使用，并致力产生人民期望的结果。公共官员必须对公款管理承担两类责任：合规性和绩效责任。两类责任必须纳入问责框架。以经济指标为重心的官员政绩考核指标，应尽快转移到以公款管理和公共服务交付为重心的考核指标上来。
　　底线三：透明度。各级政府及其直属部门应定期披露预算报告，以及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后者至少应包括资产负债表、财政运营（收入费用）表和现金流量表。
　　披露财政支出绩效表也很重要。法律应保障公民有畅通的渠道免费获得与公款有关的一切信息，只有涉及保密的特殊情形例外。
　　底线四：预见性。法律和法规应提前公布、统一实施和统一解释。法律与法律之间应避免冲突。公款管理的一切重要方面都必须依据法律。
　　底线五：公民参与。法律应保障公民的话语权表达并约束政府真正担负起适当回应的义务。
　　这些共识性底线只有融入“民生”和“亲民”概念中，并使其制度化，民生和亲民概念才会变得务实，才会逐步消除人们对“说得比唱得好听”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