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蔡元培故居陈列馆中，有一件特别的馆藏。那是一幅蔡元培的油画像——先生头发三七分，穿西装打领带，鼻梁上架着一副圆框眼镜，捧着本小书似在思索。这幅肖像画出自蔡元培的第三任妻子周峻之手。
　　在蔡元培遇见周峻之前，有过两任有缘牵手却无缘终老的妻子。当时的蔡元培刚经历丧偶之痛，归国后发觉政局动乱，有些心灰意冷，遂做好再度留洋、潜心治学的打算。有一天，蔡元培的老朋友、浙江兴业银行的总经理徐新六打电话说要请他吃饭，蔡元培便欣然前往。
　　到了才发现，徐新六此次请的客人只有他一个。酒过三巡之后，徐新六突然抛开政治话题，笑着问蔡元培：“夫人仙逝之后，威廉（蔡元培长女）亦将另有生活，而夫人所留两个公子无人照料，不知先生清寂几年之后可有续娶之意？”
　　蔡元培这才知道老友的美意。几日之后，徐新六再约蔡元培，谈的还是老话题。蔡元培想拒绝，又觉得辜负老友，于是就效仿上次对付媒婆的招数，十分学究气地提出了三个条件：具备相当的文化素质;年龄略大;熟谙英文，能成为研究助手。
　　蔡元培说出这三个条件，原是想堵住老友的嘴，哪知徐新六反而顺着他的话满口答应下来：“没问题，没问题，并且我还可以给您增补几个条件：第四是贤惠且有爱心;第五相貌可人，亲切，勤勉;第六……”徐新六嘴里所说的女子正是才女周峻。
　　周峻比蔡元培小整整22岁，原是蔡元培在上海所办的爱国女校的一名学生，毕业后先后在神州女学和安徽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同时还被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请去当子女的家庭教师。周峻生得浓眉高额，体形矮胖，戴一副眼镜，看上去貌不惊人。然而她有着勤奋好学、善良执着的好品性，诗画上的才华也是不容置疑的，33岁还没有结婚。
　　蔡元培覺得“年龄略大”更成熟，好相处。于是，在徐新六的安排下，蔡元培与周峻相知、相识、相恋了。
　　1923年7月10日，他们在苏州留园举行了结婚典礼。这场婚礼完全是现代式的。婚后蔡元培一家定居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他把夫人和女儿都送进了国立美术学院。周峻本就是才女，在相夫教子之余得以重返校园，自然高兴，不久就习得了一手好画艺。蔡元培自己呢，依旧学者风范十足。他潜心编写《哲学纲要》，乐在其中。
　　蔡元培周峻夫妇都喜爱文学绘画，常常在艺术创作上夫唱妇随。每到黄昏，在布鲁塞尔的林间小道上，更是能见到一对老夫少妻相偕而游，畅谈诗画。每到过生日的时候，两人则互赠贺诗，表达爱慕之情。到了结婚一周年纪念日，蔡元培夫妇又特地去影楼拍了一张纪念写真。
　　周峻为蔡元培生养了两子一女，儿子蔡怀新、蔡英多及女儿蔡睟盎。蔡元培喜欢和孩子们聊天，给他们做玩具，讲《西行漫记》之类的故事。儿童节时，还会给孩子们写歌谣。他曾写了七个字给周峻——“且从诸兄学实科”，意思是告诫三个年纪还小的儿女要学习两个兄长，攻读实在的、有用的科目。
　　1937年11月2日，蔡元培带头与交大、同济、暨南、浙大的大学校长黎照寰、翁之龙、何炳松、竺可桢等人联名致电九国公约会议，呼吁采取有效措施，遏止日本对华的侵略，并严惩日本违反国际公法，肆意摧毁我国文教机关的暴行。
　　可是，仗还是打了起来，上海还是沦陷了。蔡元培只好离沪赴港。一个月后，周峻携子女也到了香港。其幼女蔡睟盎曾回忆道：“本来父亲是计划从香港出发，转道越南，从陆路去昆明，和大姐会合。”
　　然而，蔡威廉却在1939年因病于昆明英年早逝了。蔡威廉病逝的消息，周峻根本就不敢告诉丈夫。她和女婿商量好，每次写家信仍落款“威廉附笔请安”的字样。甚至，周峻连子女们也没有告知，只是让蔡睟盎脱掉了红色的鞋。
　　可是蔡威廉已经是个名声在外的画家了，她去世的消息不可能只是一桩家事。果然，没过多久蔡元培就在一张昆明的报纸上读到了一则新闻，上面写着“女画家蔡威廉追悼会、遗作展”。蔡元培很伤心，写了一篇文章《哀长女蔡威廉文》。一年后（1940年）的3月3日，他在家中不慎摔了一跤，4日被送往香港养和医院，5日便在医院与世长辞，临终还念叨着威廉的名字。
　　蔡元培给妻子子女留下了大量的精神财富，遗产却是几乎没有。他在香港治病所花费的那一千多元医药费，周峻都无法凑出。甚至于丧葬费她都愁得快要去典当衣物了，后来还是王云五伸出援手代筹的。
　　新中国成立后，周峻独自一人抚养子女着实不易。陈毅市长知情后，做出决定，特批将华山路的一幢房屋供蔡元培子孙后代永久居住。1975年，周峻过世，享年8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