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当我回到家里时，含着眼泪抚摸着刚从学校放学回家的八岁女儿的头，心想：如果近代史上的激进主义由于我们这一代的过错，而在中国重演，如果中国再次出现乱世与反复，这些孩子将经受怎样的苦难？难道我们不应该为他们的未来想一想？”
这是1989年年初，参加完一次新权威主义讨论会，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萧功秦回到家中后的感慨。在讨论会上，所有学者几乎一边倒地批判他提出的新权威主义理念。会议结束时，这位喜欢打量现实的历史学者只说了一句话：“如果大家都这样想，我也没有办法了。”
1980年代后期，新一轮的民主化浪潮风头正劲，毗邻的台湾、韩国等“亚洲四小龙”在经济腾飞之后实现了制度转型，而经济困难和社会矛盾加剧令东欧政权先后变色，苏联也处在分崩离析的前夕。
民主的雨衣穿在西方人身上可以避雨，穿在中国人身上同样可以避雨。久受压抑的中国知识精英们开始释放政治愿景，准备拥抱民主的春风。
萧功秦却手捧一套新权威主义言说，把西化自由派作为主要批判对象。他跳出来警告：“激进的民主，会导致社会的大震荡。我们要通过具有开明的大家长式的威权体制，实现政治稳定，引导经济发展。”
“这被大多数知识分子看来不可理解。好不容易解放出来，有一个自由体制多好。”萧功秦对《南都周刊》记者回忆，“他们觉得我这个人要么是动机不良，要么是个白痴。”
虽然萧功秦自认为属于新自由主义阵营，但民主派开始疏远他，而官方意识形态领域更未有他的一席之地，萧功秦成了新权威主义的孤独代言人。
此后二十余年间，历史确以同样的逻辑向前推进，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得以维系，中国逐步增长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经济高速增长相伴相生的是，社会不公和贫富分化逐渐积聚，呈现出多种矛盾错综复杂的形势。
2012年8月，萧功秦的第九本书——《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局》出版。出版商在新书的飘口印了一行字：“十八大前，任何关心中国政治的人都必须要看的书。”
“十年前，左右极端主义其实是很边缘化的。为什么这些年来左的极端主义和右的极端主义潮流会出现呢？这正是因为我们这些年来并没有真正做到与时俱进地推进改革。”萧功秦称。他呼吁中道理性，不能走左右两种激进主义的道路，呼吁执政者勇于改革，冲破一些禁区。
西化自由派仍是萧功秦批判的三个对象之一，但由于社会大背景的改变，极左派思潮成为这位新权威主义代言者视野中最危险的敌人。
南都周刊X萧功秦
用中道理性来凝聚社会共识
最担心极左与民族主义结合
南都周刊：极端民族主义是你的三个批判对象之一，近来不少城市都出现了反日示威抗议，有日系车和日货商店被砸坏。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萧功秦：一个受过屈辱的大国在经济发展后都会出现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包括二战爆发前的德国和日本。中国的这种情况在几年前我们就注意到了，钓鱼岛领土争端，恰好让大国的这种悲情主义有了发泄的机会。目前中国处在转型期，多种矛盾有喷发的趋势，民族主义恰恰是最安全的宣泄点，最易爆发的渠道。
这还与我们国家经历过极左时代有关。现在很多老百姓对国外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受到原有知识结构的制约。比如，美国和日本都是纸老虎，一打就垮。美国是靠打别人发财的，小日本最坏，打了才老实。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也受到极左时期的影响，极左的革命文化延伸至今，比如中国人不怕死；我们人多，死了一些无所谓，他们赔不起；打了以后，经济受影响无所谓，打了再建设。
还有一点就是非理性情绪。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确实有矛盾困境，存在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发泄情绪的欲望很大。通过民族主义的方式来发泄内心这个压抑的情绪，是个很方便很安全的手段。
南都周刊：当下最危险的是极左派与民族主义的结合，还是极右派与民族主义的结合？
萧功秦：我更多担心的是极左派与民族主义的结合。民族主义天然具有反帝的价值趋势，中国改革以前的革命政治思维中，有许多口号与深层思维方式可被激活，极左派可以把反资本主义与反帝国主义搞到一起，甚至用冷战时代的思维与价值来处理复杂的国际矛盾，人们会陷入其中而不自觉。
从20世纪以来的人类历史上看，后发展国家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如果有过历史创伤与悲情，国内又存在贫富不均，社会不公，国际上又有领土争端或利益冲突，这样的国家出现极端国家主义的概率很高，例如德国与日本。这个历史教训，中国人一定要记取。
执政者要勇于改革
南都周刊：坊间传闻很多领导欣赏你的政治观点，你觉得是否属实？
萧功秦：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中国的政治精英在这三十年来的学习能力在不断进步，他们善于从社会上汲取新东西，这与“文革”时代的固步自封有很大不同。我在书中希望做的事情就是超越意识形态，用常识理性把道理讲清楚，在江湖和民间实现一种社会共识。希望越来越多的官员、知识分子、普通民众能在中道与理性的基础上形成政治共识，超越左右极端。我希望是在社会出现大危机以前就认识到，因为在危机后才认识到就晚了。
南都周刊：你在1988年刚提出新权威主义时，最主要的批判对象是西化自由派。但目前你最主要的批判对象发生了变化。为什么？
萧功秦：上世纪80年代末期，市场经济还没发展起来，利益分化还没出现。西化自由派在我看来是泛道德主义者，用我以前的话来说是一种浪漫主义。在当时那样一个权威主义的国家，没有经过市场经济、公民社会的发展，要求一步到位实现民主，最后结果会是一种大混乱。辛亥革命后的军阀混战就是个例子。所以我当时提出了警告，提出总体上中国是要走向民主的，但走向民主需要经过政府主导的现代化发展阶段，对于这个阶段，我用了“新权威主义”这一名词。
南都周刊：如果左右派都已达成共识，两种极端主义都已经边缘化，那么在此之后，如何去具体超越现状，顺利实现转型呢？
萧功秦：这需要现在的执政者要勇于改革，冲破一些禁区，不能固步自封。我比较担心的是某些主政官员对社会上极端主义的挑战，会习惯成自然地形成退缩性条件反射，固步自封，保守求稳，通过加大维稳力度而不是通过制度创新与改革来消解转型中的社会不公、腐败与贫富分化，不是通过改革来应对挑战。事实上，现在的转型困境恰恰是我们没有及时改革所造成的。 这样下去的后果是，一方面当道者会越来越保守，第二个方面民间会越来越激进，社会出现两极震荡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大。我们现在不是简单地批判激进主义不好，而是要理解激进主义恰恰是对保守固执的反向运动，是对保守的历史惩罚，因此，真正意义上的超越激进主义，从当政者角度来说，就是要不失时机推出制度创新性的改革，使得矛盾得到化解。只要矛盾得到化解，左右激进主义肯定得不到民间大众的支持。
我们思想上要认识到，左右激进主义为什么是个祸害，为什么不能采取左右激进主义的路线，告诉下一代我们的选择，要用中道理性。我提出用中道理性来凝聚社会共识，不是说自己站在两极的中间，我的意思是，一方面，我们要反对激进主义，其中包括左的与右的极端主义，另一方面，我们要反对某些官员固步自封，拒绝变革与因循守旧，通过意识形态的创新，通过社会管理制度的改革，通过基层民主政治的试验与公民社会的发展，逐步解决社会的矛盾，摆脱两种极端思潮对我们社会的干扰，最终为新权威主义软着陆、走向民主宪政提供一些条件。
南都周刊：韩国、台湾这些东亚地区典型的威权体制存在了30余年。在你看来，中国的现代宪政民主分五步走，改革者执政、经济转型与经济起飞、民生建设、公民社会、宪政民主，需要90年。为何中国大陆需要这么长时间？
萧功秦：这是大体上的判断，希望大家把时间看得长一些，不是短期的，这是因为支持民主制度的社会载体、社会结构的发育、生长，培育是一个类似于生物体的生命成长过程，简单地制度移入很容易，但支持制度的社会条件的成熟却是需要像生物体生长那样的长时间。
中国民主的社会条件需要长时间培育，还有第二个原因，我们1949年后的计划经济把民主政治所需要的一些社会条件基本上铲除掉了，例如，在19世纪以来，社会的自治组织已存在，但1949年后它们被取缔。重建公民社会，以及发展公民政治文化，都需要时间，从训政到宪政比我们想象的更长。就以台湾而言，国民党去了台湾以后。1949年后搞村民自治、乡村选举，1970年代搞基层政治，也花了三四十年，他们是威权政治。我们从全能体制到威权体制，再到宪政民主，需要时间会更长。
中国已进入“抄底反弹”的时机
南都周刊：有自由派知识分子建议你放弃新权威主义，因为政治强人退场之后，威权化体制无法运转，因为你继续讲新权威主义，会继续被当权者所用。
萧功秦：新权威主义不能简单地理解成强人政治。政府主导的现代化，我们强调政府的权威，通过政府权威来推进整合，推进现代化这个过程就是新权威主义。强人没有了，也可以推行一种政府主导型的新权威主义。作为一个后发起国家的早期的发展阶段，威权政治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大量的历史可以证明。
当然，问题还有另一面，这是我这本书中特别予以强调的，威权体制是从一个旧体制剥离出来的，所以常常缺乏创新的动力，尤其是在官僚体制下，它的创新更会弱化。我们要不失时机地对新权威主义有创新的发展，能适应民主社会的挑战及其他的挑战，这样新权威主义才能进行软着陆。
现阶段的新权威主义需要一种自我调试，适应现代化的挑战，我写超越左右激进主义，并不是要为威权体制下的利益者辩护，或被当权者利用的问题。我特别强调如果不改革，就会出现民粹主义的革命危机，我特别指出现有体制的5大困境，这些都是对拒绝改革者提出的警示。
南都周刊：你为何这么乐观？
萧功秦：有几个理由，第一是中国进一步改革已经有了比较普遍的社会共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已经进入了“抄底反弹”的时机。
第二，30多年来，已经有过通过改革进一步巩固了执政合法性的成功事实，一次是“四人帮”倒台后，执政党在邓小平的领导下，通过毅然走向改革开放，重建了共产党新的合法性，另一次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通过重新反左，加快改革开放，来进一步巩固了执政党的合法性。现在是第三次时机。
第三，虽然中国现在有许多问题，绝大多数中国普通民众、知识分子与官员盼望改革，但并不倾向于激进。以中道理性重启改革，在中国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
一位小企业家对我说，老百姓要求其实并不高，只不过就是“公平一点，腐败少一点，干部管得严一点，福利增一点”。中国的老百姓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了，邓小平早就说过。
这是1989年年初，参加完一次新权威主义讨论会，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萧功秦回到家中后的感慨。在讨论会上，所有学者几乎一边倒地批判他提出的新权威主义理念。会议结束时，这位喜欢打量现实的历史学者只说了一句话：“如果大家都这样想，我也没有办法了。”
1980年代后期，新一轮的民主化浪潮风头正劲，毗邻的台湾、韩国等“亚洲四小龙”在经济腾飞之后实现了制度转型，而经济困难和社会矛盾加剧令东欧政权先后变色，苏联也处在分崩离析的前夕。
民主的雨衣穿在西方人身上可以避雨，穿在中国人身上同样可以避雨。久受压抑的中国知识精英们开始释放政治愿景，准备拥抱民主的春风。
萧功秦却手捧一套新权威主义言说，把西化自由派作为主要批判对象。他跳出来警告：“激进的民主，会导致社会的大震荡。我们要通过具有开明的大家长式的威权体制，实现政治稳定，引导经济发展。”
“这被大多数知识分子看来不可理解。好不容易解放出来，有一个自由体制多好。”萧功秦对《南都周刊》记者回忆，“他们觉得我这个人要么是动机不良，要么是个白痴。”
虽然萧功秦自认为属于新自由主义阵营，但民主派开始疏远他，而官方意识形态领域更未有他的一席之地，萧功秦成了新权威主义的孤独代言人。
此后二十余年间，历史确以同样的逻辑向前推进，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得以维系，中国逐步增长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经济高速增长相伴相生的是，社会不公和贫富分化逐渐积聚，呈现出多种矛盾错综复杂的形势。
2012年8月，萧功秦的第九本书——《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局》出版。出版商在新书的飘口印了一行字：“十八大前，任何关心中国政治的人都必须要看的书。”
“十年前，左右极端主义其实是很边缘化的。为什么这些年来左的极端主义和右的极端主义潮流会出现呢？这正是因为我们这些年来并没有真正做到与时俱进地推进改革。”萧功秦称。他呼吁中道理性，不能走左右两种激进主义的道路，呼吁执政者勇于改革，冲破一些禁区。
西化自由派仍是萧功秦批判的三个对象之一，但由于社会大背景的改变，极左派思潮成为这位新权威主义代言者视野中最危险的敌人。
南都周刊X萧功秦
用中道理性来凝聚社会共识
最担心极左与民族主义结合
南都周刊：极端民族主义是你的三个批判对象之一，近来不少城市都出现了反日示威抗议，有日系车和日货商店被砸坏。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萧功秦：一个受过屈辱的大国在经济发展后都会出现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包括二战爆发前的德国和日本。中国的这种情况在几年前我们就注意到了，钓鱼岛领土争端，恰好让大国的这种悲情主义有了发泄的机会。目前中国处在转型期，多种矛盾有喷发的趋势，民族主义恰恰是最安全的宣泄点，最易爆发的渠道。
这还与我们国家经历过极左时代有关。现在很多老百姓对国外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受到原有知识结构的制约。比如，美国和日本都是纸老虎，一打就垮。美国是靠打别人发财的，小日本最坏，打了才老实。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也受到极左时期的影响，极左的革命文化延伸至今，比如中国人不怕死；我们人多，死了一些无所谓，他们赔不起；打了以后，经济受影响无所谓，打了再建设。
还有一点就是非理性情绪。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确实有矛盾困境，存在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发泄情绪的欲望很大。通过民族主义的方式来发泄内心这个压抑的情绪，是个很方便很安全的手段。
南都周刊：当下最危险的是极左派与民族主义的结合，还是极右派与民族主义的结合？
萧功秦：我更多担心的是极左派与民族主义的结合。民族主义天然具有反帝的价值趋势，中国改革以前的革命政治思维中，有许多口号与深层思维方式可被激活，极左派可以把反资本主义与反帝国主义搞到一起，甚至用冷战时代的思维与价值来处理复杂的国际矛盾，人们会陷入其中而不自觉。
从20世纪以来的人类历史上看，后发展国家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如果有过历史创伤与悲情，国内又存在贫富不均，社会不公，国际上又有领土争端或利益冲突，这样的国家出现极端国家主义的概率很高，例如德国与日本。这个历史教训，中国人一定要记取。
执政者要勇于改革
南都周刊：坊间传闻很多领导欣赏你的政治观点，你觉得是否属实？
萧功秦：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中国的政治精英在这三十年来的学习能力在不断进步，他们善于从社会上汲取新东西，这与“文革”时代的固步自封有很大不同。我在书中希望做的事情就是超越意识形态，用常识理性把道理讲清楚，在江湖和民间实现一种社会共识。希望越来越多的官员、知识分子、普通民众能在中道与理性的基础上形成政治共识，超越左右极端。我希望是在社会出现大危机以前就认识到，因为在危机后才认识到就晚了。
南都周刊：你在1988年刚提出新权威主义时，最主要的批判对象是西化自由派。但目前你最主要的批判对象发生了变化。为什么？
萧功秦：上世纪80年代末期，市场经济还没发展起来，利益分化还没出现。西化自由派在我看来是泛道德主义者，用我以前的话来说是一种浪漫主义。在当时那样一个权威主义的国家，没有经过市场经济、公民社会的发展，要求一步到位实现民主，最后结果会是一种大混乱。辛亥革命后的军阀混战就是个例子。所以我当时提出了警告，提出总体上中国是要走向民主的，但走向民主需要经过政府主导的现代化发展阶段，对于这个阶段，我用了“新权威主义”这一名词。
南都周刊：如果左右派都已达成共识，两种极端主义都已经边缘化，那么在此之后，如何去具体超越现状，顺利实现转型呢？
萧功秦：这需要现在的执政者要勇于改革，冲破一些禁区，不能固步自封。我比较担心的是某些主政官员对社会上极端主义的挑战，会习惯成自然地形成退缩性条件反射，固步自封，保守求稳，通过加大维稳力度而不是通过制度创新与改革来消解转型中的社会不公、腐败与贫富分化，不是通过改革来应对挑战。事实上，现在的转型困境恰恰是我们没有及时改革所造成的。 这样下去的后果是，一方面当道者会越来越保守，第二个方面民间会越来越激进，社会出现两极震荡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大。我们现在不是简单地批判激进主义不好，而是要理解激进主义恰恰是对保守固执的反向运动，是对保守的历史惩罚，因此，真正意义上的超越激进主义，从当政者角度来说，就是要不失时机推出制度创新性的改革，使得矛盾得到化解。只要矛盾得到化解，左右激进主义肯定得不到民间大众的支持。
我们思想上要认识到，左右激进主义为什么是个祸害，为什么不能采取左右激进主义的路线，告诉下一代我们的选择，要用中道理性。我提出用中道理性来凝聚社会共识，不是说自己站在两极的中间，我的意思是，一方面，我们要反对激进主义，其中包括左的与右的极端主义，另一方面，我们要反对某些官员固步自封，拒绝变革与因循守旧，通过意识形态的创新，通过社会管理制度的改革，通过基层民主政治的试验与公民社会的发展，逐步解决社会的矛盾，摆脱两种极端思潮对我们社会的干扰，最终为新权威主义软着陆、走向民主宪政提供一些条件。
南都周刊：韩国、台湾这些东亚地区典型的威权体制存在了30余年。在你看来，中国的现代宪政民主分五步走，改革者执政、经济转型与经济起飞、民生建设、公民社会、宪政民主，需要90年。为何中国大陆需要这么长时间？
萧功秦：这是大体上的判断，希望大家把时间看得长一些，不是短期的，这是因为支持民主制度的社会载体、社会结构的发育、生长，培育是一个类似于生物体的生命成长过程，简单地制度移入很容易，但支持制度的社会条件的成熟却是需要像生物体生长那样的长时间。
中国民主的社会条件需要长时间培育，还有第二个原因，我们1949年后的计划经济把民主政治所需要的一些社会条件基本上铲除掉了，例如，在19世纪以来，社会的自治组织已存在，但1949年后它们被取缔。重建公民社会，以及发展公民政治文化，都需要时间，从训政到宪政比我们想象的更长。就以台湾而言，国民党去了台湾以后。1949年后搞村民自治、乡村选举，1970年代搞基层政治，也花了三四十年，他们是威权政治。我们从全能体制到威权体制，再到宪政民主，需要时间会更长。
中国已进入“抄底反弹”的时机
南都周刊：有自由派知识分子建议你放弃新权威主义，因为政治强人退场之后，威权化体制无法运转，因为你继续讲新权威主义，会继续被当权者所用。
萧功秦：新权威主义不能简单地理解成强人政治。政府主导的现代化，我们强调政府的权威，通过政府权威来推进整合，推进现代化这个过程就是新权威主义。强人没有了，也可以推行一种政府主导型的新权威主义。作为一个后发起国家的早期的发展阶段，威权政治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大量的历史可以证明。
当然，问题还有另一面，这是我这本书中特别予以强调的，威权体制是从一个旧体制剥离出来的，所以常常缺乏创新的动力，尤其是在官僚体制下，它的创新更会弱化。我们要不失时机地对新权威主义有创新的发展，能适应民主社会的挑战及其他的挑战，这样新权威主义才能进行软着陆。
现阶段的新权威主义需要一种自我调试，适应现代化的挑战，我写超越左右激进主义，并不是要为威权体制下的利益者辩护，或被当权者利用的问题。我特别强调如果不改革，就会出现民粹主义的革命危机，我特别指出现有体制的5大困境，这些都是对拒绝改革者提出的警示。
南都周刊：你为何这么乐观？
萧功秦：有几个理由，第一是中国进一步改革已经有了比较普遍的社会共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已经进入了“抄底反弹”的时机。
第二，30多年来，已经有过通过改革进一步巩固了执政合法性的成功事实，一次是“四人帮”倒台后，执政党在邓小平的领导下，通过毅然走向改革开放，重建了共产党新的合法性，另一次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通过重新反左，加快改革开放，来进一步巩固了执政党的合法性。现在是第三次时机。
第三，虽然中国现在有许多问题，绝大多数中国普通民众、知识分子与官员盼望改革，但并不倾向于激进。以中道理性重启改革，在中国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
一位小企业家对我说，老百姓要求其实并不高，只不过就是“公平一点，腐败少一点，干部管得严一点，福利增一点”。中国的老百姓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了，邓小平早就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