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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从一些报刊上，我们常常能读到关于论述“政治合法性”问题的文章。其中说：所谓政治合法性，是指政府基于被民众认可的原则基础上实施统治的正统性或正当性。他们企图据此考察人民政权和共产党执政地位的问题。
政治合法性问题原本是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把合法性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的，首推马克斯·韦伯。他划分了三种类型的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传统权威模式，个人魅力权威模式和法理权威模式。“根据韦伯的观点，现代社会主要以法理型权威为特点”，即统治的合法性应当建立在人们普遍认同的法律的基础之上。他认为，国家的法律和法规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人民的利益和意志，那么服从这种法律就是一种正当的要求。民主制度就是这样一种制度，所以它是现代政治合法性的最重要的基础。
我认为，韦伯的观点存在着明显的问题。
第一，国家政权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它具有鲜明的阶级性。韦伯离开国家政权的阶级实质，来对政治统治进行形式主义的分类，并据此来论述它的合法性问题，这种研究方法本身就是不科学的，是不可能把政治统治的问题讲清楚的。
第二，法、法律，并不能无条件地体现人民的利益，体现正义、公平和真理。它是“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由国家行使立法权的机关依照立法程序制定，由国家强制力保证执行的行为规则”。“它是阶级专政的一个重要工具，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用以巩固和发展对统治阶级有利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辞海》１９７９年版第９０６页）因此，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中，凡合法的，并不等于就是合理的，就是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意愿的。比如，迄今为止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最早的成文法典即古巴比伦王朝的《汉谟拉比法典》就有这样的规定：如果奴隶主把奴隶的眼睛弄瞎了，是不用赔偿的；奴隶如果不承认他的主人，就要被割去双耳；等等。尽管巴比伦王朝不把奴隶当人看待，但汉谟拉比的统治并不因此就不具有政治合法性，因为当时的法律就是规定应当如此看待奴隶的。韦伯离开法、法律的阶级性，把是否合法作为衡量某种政治统治是否正当和是否能够存在的主要根据，是没有道理的。这种理论经不起历史和现实的政治实践的检验。
第三，现代西方国家虽然在形式上规定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由于在现存的西方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是资产阶级，它们的法律主要是对现存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统治秩序的肯定和维护，因此从本质上讲是有利于资产阶级。比如，法律规定，必须保护私有财产。这个规定对一切公民都适用。但在实际上，这个规定对资本家来说当然很重要，因为他们确实拥有亿万财产需要保护；然而对于穷光蛋来说却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因为他们并没有多少私有财产需要保护。韦伯把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当作最合理、最正当的制度，不承认西方国家的法律主要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认为这种法律必然会得到人民的遵守和服从，并由此提供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合法性的最重要的基础。这个观点，最明显不过地表现了韦伯作为资产阶级学者的局限性。
正因为韦伯的理论是为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统治进行论证和辩护的，因此把它作为一种应当普遍遵循的原则不加分析地到处照套照搬，甚至提倡以此作为评价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制度的理论依据，是十分不恰当的。
政治合法性既然是西方政治学中的一个重要的命题，那么，在学术上对这个命题进行分析、评论，是很正常的。但是，该不该以这个政治合法性的理论作为一种指导原则和根本方法，用于评价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统治，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中国现在实行的，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的确立，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进行选择的结果。
１９４９年９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基于民主集中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１９５４年９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此再次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宪法序言还明确地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在这之后，人代会对宪法虽进行过多次的修改，但上述规定是始终得到了坚持的。
上述情况表明，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和人民政权，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政治合法性问题。这个问题早已经解决了。把已经解决了的问题重新提出来，其针对性究竟是什么，又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
应当承认，有的学者谈论这个问题是出于一种良好的愿望。比如，我就看到有一部著作，从历史的合法性、法理的合法性和经济的合法性三个方面对中国的人民政权的合法性进行过论证。不过，人民政权存在的根据，是不是需要按照西方政治学的某种理论来重新进行论证，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
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生活都告诉我们：在中国，必须实行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和政治制度，必须坚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才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维护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和社会的稳定。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重新提出人民政权的政治合法性这种问题，实际上意味着中国是否应当实行人民民主制度和坚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成了一个需要重新加以讨论的问题。这在政治上是有害的，势必造成严重的消极后果，对于维护政治局面和社会局面的稳定，对于全国人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都是不利的。
正因为如此，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应该把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中的这种政治合法性理论，当作必须遵从的教条，照抄照搬到社会主义的中国来。
政治合法性问题原本是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把合法性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的，首推马克斯·韦伯。他划分了三种类型的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传统权威模式，个人魅力权威模式和法理权威模式。“根据韦伯的观点，现代社会主要以法理型权威为特点”，即统治的合法性应当建立在人们普遍认同的法律的基础之上。他认为，国家的法律和法规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人民的利益和意志，那么服从这种法律就是一种正当的要求。民主制度就是这样一种制度，所以它是现代政治合法性的最重要的基础。
我认为，韦伯的观点存在着明显的问题。
第一，国家政权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它具有鲜明的阶级性。韦伯离开国家政权的阶级实质，来对政治统治进行形式主义的分类，并据此来论述它的合法性问题，这种研究方法本身就是不科学的，是不可能把政治统治的问题讲清楚的。
第二，法、法律，并不能无条件地体现人民的利益，体现正义、公平和真理。它是“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由国家行使立法权的机关依照立法程序制定，由国家强制力保证执行的行为规则”。“它是阶级专政的一个重要工具，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用以巩固和发展对统治阶级有利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辞海》１９７９年版第９０６页）因此，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中，凡合法的，并不等于就是合理的，就是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意愿的。比如，迄今为止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最早的成文法典即古巴比伦王朝的《汉谟拉比法典》就有这样的规定：如果奴隶主把奴隶的眼睛弄瞎了，是不用赔偿的；奴隶如果不承认他的主人，就要被割去双耳；等等。尽管巴比伦王朝不把奴隶当人看待，但汉谟拉比的统治并不因此就不具有政治合法性，因为当时的法律就是规定应当如此看待奴隶的。韦伯离开法、法律的阶级性，把是否合法作为衡量某种政治统治是否正当和是否能够存在的主要根据，是没有道理的。这种理论经不起历史和现实的政治实践的检验。
第三，现代西方国家虽然在形式上规定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由于在现存的西方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是资产阶级，它们的法律主要是对现存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统治秩序的肯定和维护，因此从本质上讲是有利于资产阶级。比如，法律规定，必须保护私有财产。这个规定对一切公民都适用。但在实际上，这个规定对资本家来说当然很重要，因为他们确实拥有亿万财产需要保护；然而对于穷光蛋来说却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因为他们并没有多少私有财产需要保护。韦伯把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当作最合理、最正当的制度，不承认西方国家的法律主要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认为这种法律必然会得到人民的遵守和服从，并由此提供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合法性的最重要的基础。这个观点，最明显不过地表现了韦伯作为资产阶级学者的局限性。
正因为韦伯的理论是为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统治进行论证和辩护的，因此把它作为一种应当普遍遵循的原则不加分析地到处照套照搬，甚至提倡以此作为评价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制度的理论依据，是十分不恰当的。
政治合法性既然是西方政治学中的一个重要的命题，那么，在学术上对这个命题进行分析、评论，是很正常的。但是，该不该以这个政治合法性的理论作为一种指导原则和根本方法，用于评价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统治，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中国现在实行的，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的确立，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进行选择的结果。
１９４９年９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基于民主集中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１９５４年９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此再次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宪法序言还明确地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在这之后，人代会对宪法虽进行过多次的修改，但上述规定是始终得到了坚持的。
上述情况表明，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和人民政权，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政治合法性问题。这个问题早已经解决了。把已经解决了的问题重新提出来，其针对性究竟是什么，又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
应当承认，有的学者谈论这个问题是出于一种良好的愿望。比如，我就看到有一部著作，从历史的合法性、法理的合法性和经济的合法性三个方面对中国的人民政权的合法性进行过论证。不过，人民政权存在的根据，是不是需要按照西方政治学的某种理论来重新进行论证，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
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生活都告诉我们：在中国，必须实行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和政治制度，必须坚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才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维护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和社会的稳定。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重新提出人民政权的政治合法性这种问题，实际上意味着中国是否应当实行人民民主制度和坚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成了一个需要重新加以讨论的问题。这在政治上是有害的，势必造成严重的消极后果，对于维护政治局面和社会局面的稳定，对于全国人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都是不利的。
正因为如此，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应该把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中的这种政治合法性理论，当作必须遵从的教条，照抄照搬到社会主义的中国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