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中国反差强烈地呈现在国人面前：一个是刚刚成功举办奥运会，向世界呈现最光辉一面形象的中国；另一个是爆出毒奶粉事件导致良好国际形象受损，处于转型期、社会问题频发的中国。
　　对这样一个涉及全国的食品安全事件，来龙去脉究竟是什么？还有哪些黑幕没有揭示出来？究竟是哪些因素导致了事件的发生？能否杜绝？怎样杜绝？然而在国内媒体上，很难看到这些人人希望关注的信息。
　　
　　几乎所有环节都出了问题
　　
　　三鹿事件勾起民众对食品安全的空前焦虑。互联网上一个广为流传的帖子《中国人在食品中完成了化学扫盲》，题目貌似调侃，内容却毫无夸张：“从大米里我们认识了石蜡；从火腿里我们认识了敌敌畏；从咸鸭蛋、辣椒酱里我们认识了苏丹红…¬…外国人喝牛奶结实了，中国人喝牛奶结石了！”
　　有网友对照2004年阜阳假奶粉案发生后地方政府负责人的讲话与国家监管部门的“改进措施”，发现与这次三鹿奶粉事件后官员的表态完全一样，可4年前公开宣示的措施并未杜绝今日事件的发生，谁又敢说类似事件今后不会再发生呢？
　　实际上，这不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而是几乎所有环节都出了问题，涉及政府与大型企业的关系、官员问责制度、法制漏洞、地方保护、舆论监督失效、社会整体道德缺失等多方面，堪称“并发症”。这种并发症的根源，需要从更广阔的视野来审视。不少论者指出，当今中国社会问题大面积凸现并非孤例，而是处在历史转型期国家的通病，尤其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极其相似。
　　
　　“扒粪”运动如何重建正义
　　
　　19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期，被称为“镀金时代”。至19世纪末，社会迅速转型带来的问题堆积如山。这一时期总的特征是：经¬济高速发展使社会财富剧增；财富向少数富人和垄断企业集中——到1900年，10%的人拥有全国90%的财富；农村人口迅速向城市转移。但是，“美国人对新时代的到来既无经验也无精神准备”，整个社会似乎一夜之间发现政党核心小集团和老板控制城市、政府官员贪污受贿、经济权力集中、大企业享有特权操纵国计民生、财富分配不均、血汗工厂、童工和女工处境悲惨、不合理的税法、对黑人移民的偏见和歧视、假药和不洁食品充斥市场以及国家资源被浪费等一系列问题。建立社会公平与公正，成为美国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产生了持续约20年的“进步运动”。
　　在“进步运动”中起重要作用的，除了政治家和学者，就是最为后人称道的以新闻记者和作家为主体的“扒粪者”（即黑幕揭发者，被当时的老罗斯福总统斥为“扒粪者”，却很快成为荣誉头衔）。
　　黑幕揭发者的触角遍及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报纸、杂志和小说里，他们准确无误地揭示出美国社会的种种弊端，唤醒了美国公众的正义感和道德感，极大促进了国家立法。有史学家称，在实现社会公正这个问题上，“进步运动”等于重建了一个美国。
　　
　　什么是社会成本最低、见效最快的监督
　　
　　当今中国与“进步运动”时代的美国相似。针对严重的社会问题，执政党也提出了建立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总目标。问题在于选择何种路径来实现。事实证明，仅仅在行政系统内加强问责效果并不明显。
　　由此，美国进步时代的“扒粪者”运动，可以给我们有益的启示。其实，所谓“扒粪者”就是舆论监督。媒体与民众有天然的联系（读者如不掏钱购买，没有任何一家媒体能够生存），媒体从业者在职业本能上会从民众的利益和需求出发进行报道，而对媒体而言，损害公众利益的事件通常具有最高的新闻价值。因此，只要媒体有自主报道的权利，全国上百万的新闻工作者将成为强有力的监督者，这是社会成本最低而效益最高的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途径。
　　不良企业和腐败官员最怕的就是媒体。发现奶粉问题后，三鹿集团在给市政府的报告里就公然提出：“加强媒体的管控和协¬调，给企业召回存在问题产品创造一个良好环境，避免此时炒作给社会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三鹿的如意算盘是：作为全国最大的奶制品企业，又是国家“免检”企业，当局一定会为了维护政府形象而禁止报道。对权力无法完全控制的互联网，它们的办法是给百度公司以巨额广告，换取百度屏蔽有关三鹿奶粉的一切负面帖子。
　　又据《南方周末》编辑¬撰文披露，“其实早在七月底的时候，本报的记者禾风就接到了消息。作为一个新闻编辑¬，我万分心焦，我已经¬意识到这是一个巨大的公共卫生灾难，但我却无法派记者去采访，那时有很深的罪恶感与挫败感…¬…”
　　“奥运结束后，禾风终于开始调查了。调查过程花了十几天，很艰难，调查之前，湖南的部分家长被三鹿公司用钱封口，湖北的多家报纸也被三鹿通过权力关系封口，一些参与调查的当地记者对三鹿这种封杀舆论的行径极愤怒¬又无可奈何。”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所有送检给地方与国家质监总局的问题奶粉，最后检测结果都是合格的。这一方面让人困惑，另一方面也能让人理解，因为三鹿是国家质监总局封的‘免检’产品么，否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巴掌吗？”《南方周末》完成的调查报道，最终未能刊出。
　　最先点名报出三鹿毒奶粉的上海《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说：“对于今天的记者来说，在市场化大潮与各种新闻禁锢中，早已没有了前辈新闻人及自己当初入行时的光荣感和使命感。动不动就坐上被告席的他们在强势的企业面前只不过是召之即来呼之即去的小记。我不是患肾病婴儿的第一个报道者，此前湖北、甘肃等地有媒体早就有过多次报道，但是当说到患肾病婴儿喝的奶粉企业时，都是说某企业。”
　　至此，三鹿毒奶粉事件被阻碍¬、拖延曝光的链条已很清楚：在奥运会前，有关部门为保持“良好国际形象”，禁止媒体报道所谓“负面新闻”；而各省媒体因为“不许异地监督”的潜规则，不敢报出企业名称，上海《东方早报》的报道冒了很大风险。记者简光洲说：“在这个社会，面对着各种诱惑与风险，要说出一个简单的事实其实也并不容易。在报道上版时，我脑子里晃动的都是第二天三鹿公司气势汹汹地打电话指责记者的不负责任，并要把记者告上法庭的景象。说实话，这个晚上，我都没有怎么睡好。”这就是中国的“扒粪者”今天的心理状态。
　　三鹿奶粉事件迄今只是在做官方调查，但如果没有媒体作为第三方的独立调查为佐证，事件真相是否会彻底披露还是个疑问，恐怕也很难得到民众和受害者的认可。
　　如今，执政党提出的建立社会公平公正的纲领得到了民众的拥护。在上述美国的历史经验和三鹿事件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付出社会成本最低、见效最快、腐败官员和不良企业最害怕的正是媒体的曝光。在建立中国社会公正与公平的长途中，媒体监督无疑可起到生力军的作用。不言而喻，持续不断地对社会黑幕的揭发和挞伐，会极大地唤醒广大公众的道德感和正义感，对中国公民社会的逐渐成型，有着不可估量的推进作用。
　　及时进行媒体管理制度的调整，让中国媒体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不受任何权力和利益集团的干涉，自由、自主地“扒粪”，无所畏惧地行使舆论监督的功能，才能建立和谐社会，才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原载于《同舟共进》2008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