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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在爷爷身边生活，回忆爷爷的往事，记得有一次发生在家庭内的不大不小的风波。彼时，已年近90岁、素来和蔼的爷爷竟罕见动怒，并要求身边工作人员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公私分明，把独子赶下车
1970年代，从中央办公厅传到朱德家中的电话通信记录引起了爷爷的注意。在这份记录中，出现了大量从家中拨往石家庄的电话。爷爷近来并没有同河北省委负责同志联系过，这些电话究竟是谁打出去的？再一查，发现电话都打给同一个地方——石家庄的一家工厂。工作人员更觉奇怪，堂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家中的红机子，怎么总是拨打一家普通企业的电话？
爷爷的第一个反应，是家中有人公话私用。他发了脾气，并要求工作人员一定要查清楚。当时也有工作人员找到我，问电话是不是我打的。我知道爷爷要求家人十分严格，绝不会用公家的电话。
隔了一段时间，私自使用电话的人终于被查出，是一位经常来家串门的亲戚，这位亲戚的女朋友在石家庄，每次来爷爷家都要私用电话与他女朋友通话。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查出来的。以当时的技术手段，我还挺佩服那些人，最后真给查了个水落石出。
爷爷得知情况后十分生气，他让人统计了通话次数，然后叫亲戚照价付费。最后，这位亲戚自己掏了8元钱。
当年的8元钱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我在部队当兵，一个月工资还没到8元。就这一下，人家一个多月的工资没了，但爷爷就是这样公私分明。
我的父亲朱琦是爷爷独子，早年在战斗中负伤，腿部残疾，可他想搭一下爷爷的车都不被允许。
抗战时期，军委总部有了汽车，爷爷专门规定，他的家人绝不能乘坐。有一次，爷爷和毛泽东等人乘车去看戏，父亲拖着一条伤腿，走路不方便也坐上了车。爷爷看见后立刻对父亲说：“你下去。”可到了杨家岭，大家一下车，父亲也到了。原来被赶下车的他，又站在驾驶室外的踏板上，搭了一趟顺风车。这一下，温和的爷爷发脾气了，狠狠训了父亲一通：“这不是小事！踏板的位置是给警卫员的，不是给你的。”父亲知道犯了错，向爷爷作了深刻检讨。
经过这一次，父亲再也没坐过爷爷的车。后来他从天津回北京看望爷爷时，都是自己坐公交车，然后步行近半小时才到家。爷爷的秘书看不下去，说：“你腿不好，干嘛折腾自个儿，朱老总的专车可以直接开进北京站的站台接你。”父亲却连连摆手：“让爹爹知道我坐他的车，会生气的。”
现在有些腐败分子管不好自己子女，还得从自身找原因。当家长的以身作则，子女就不会干出太出格的事。
党内监督，从参加组织生活做起
1960年代，爷爷在中南海家中种植起蔬菜杂粮。他是唯一在中南海内种地的高级领导人。
尽管当时国民经济困难，但像爷爷那样的高级领导人绝不会为一份口粮操心。甚至客观来说，朱家种出的粮食数量有限，也起不了太大作用。爷爷这样做，为的是让家人以及身边工作人员知道农民的不易。按现在的话来说，就叫不忘初心。爷爷常说，我们有这么大块地可以自己耕种，但种出来的粮食要让全家人吃饱饭依旧不容易。农民家里的地更少，人家要维持生计是多不容易。
作为新中国首任中央纪委书记，爷爷不仅保持了清廉节俭的家风，更主动接受监督。他认为，要解决党内监督问题，要从领导干部参加基层组织生活做起，要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爷爷始终认为，党内不应该有特殊党员，无论职务多高，都应该过正常的组织生活。而且过组织生活时，一定要坚持党内优良传统，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党员，谁都可以提意见。
1960年代，爷爷家的工作人员成立了党的基层支部，对外称“四组”。无论多忙，他都会抽出时间，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四组”会议。尤其外出考察结束后，他总在会上提出：“你们大家谈一谈，看我这次外出与人接触时，有什么欠周到和不谦虚、摆架子的地方？地方有没有超标准接待、咱们竟然接受了的？”大家便你一言我一语讲起来。会议中，爷爷会批评某些同志，工作人员也会对爷爷提意见。爷爷会把别人对自己的批评记下来，下次开会时还会汇报自己的改进情况。而在“四组”会议上，挨批最多的往往是厨师与司机。有人提意见，说地方送来土特产，厨师没按规定付钱，就直接下锅煮出来，还会说司机有时帮人办事，开着车出去。
这些都是小事，却能起到防微杜渐的作用。如今有很多高级领导干部把自己当成特殊党员，从不参加正常组织生活。小问题得不到纠正，最后发展成大问题。军队内有一名职务很高的落马“老虎”，多年来从不参加组织生活。秘书提醒他应该参加组织生活，这名领导居然大发脾气，把秘书骂了一通。当初他若能虚心听一听周围意见，或许对他有帮助。
1970年以后，随着爷爷年事已高，工作人员有时不通知他参加活动。有一次，我在家里为爷爷读书，爷爷问：“工作人员在干什么？”我回答说：“他們在开会。”爷爷立刻让我扶着自己，去参加会议。来到现场，爷爷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你们不要剥夺我参加过组织生活的权利！共产党的干部无论职务多高，都应该遵守党的组织纪律，按时参加组织召开的会议，自觉接受党员的监督和批评。”
爷爷始终明白党的规矩，并时刻遵守这些规矩。
“真正的共产党人和腐败分子水火不容”
对于在新时期如何学习继承朱德精神，我认为，物质生活丰富之后，人们没有必要像爷爷那样，自己开荒种地，穿补丁衣服。但心中无私，艰苦奋斗的本色不能丢。
我长期在空军服役，那些先进战机的设计师，国家绝不提倡他们去过苦日子，相反，还要提供充足的物质保障，让他们能够全身心投入工作中。对这些设计师来说，能够静下心来，研发出优秀战机，就是继承了艰苦奋斗的精神。
如今的年代，军人也不必去穿补丁衣服，相反，还要注意仪表，穿出精气神。那些外国军官来中国访问或学习，人家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熨衣服、擦皮鞋。军人就应该有军人的样子，衣服笔挺，皮鞋锃亮。如今，军人保持良好仪容，也是在展示国威、军威，这与爷爷他们穿补丁衣服，勤俭创业的精神实则一脉相承。
十八大后党中央铁拳反腐，通过在党内、军内开展反腐，打下那些“老虎”“苍蝇”，让人民群众真正意识到，真正的共产党人和腐败分子是水火不容的。
公私分明，把独子赶下车
1970年代，从中央办公厅传到朱德家中的电话通信记录引起了爷爷的注意。在这份记录中，出现了大量从家中拨往石家庄的电话。爷爷近来并没有同河北省委负责同志联系过，这些电话究竟是谁打出去的？再一查，发现电话都打给同一个地方——石家庄的一家工厂。工作人员更觉奇怪，堂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家中的红机子，怎么总是拨打一家普通企业的电话？
爷爷的第一个反应，是家中有人公话私用。他发了脾气，并要求工作人员一定要查清楚。当时也有工作人员找到我，问电话是不是我打的。我知道爷爷要求家人十分严格，绝不会用公家的电话。
隔了一段时间，私自使用电话的人终于被查出，是一位经常来家串门的亲戚，这位亲戚的女朋友在石家庄，每次来爷爷家都要私用电话与他女朋友通话。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查出来的。以当时的技术手段，我还挺佩服那些人，最后真给查了个水落石出。
爷爷得知情况后十分生气，他让人统计了通话次数，然后叫亲戚照价付费。最后，这位亲戚自己掏了8元钱。
当年的8元钱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我在部队当兵，一个月工资还没到8元。就这一下，人家一个多月的工资没了，但爷爷就是这样公私分明。
我的父亲朱琦是爷爷独子，早年在战斗中负伤，腿部残疾，可他想搭一下爷爷的车都不被允许。
抗战时期，军委总部有了汽车，爷爷专门规定，他的家人绝不能乘坐。有一次，爷爷和毛泽东等人乘车去看戏，父亲拖着一条伤腿，走路不方便也坐上了车。爷爷看见后立刻对父亲说：“你下去。”可到了杨家岭，大家一下车，父亲也到了。原来被赶下车的他，又站在驾驶室外的踏板上，搭了一趟顺风车。这一下，温和的爷爷发脾气了，狠狠训了父亲一通：“这不是小事！踏板的位置是给警卫员的，不是给你的。”父亲知道犯了错，向爷爷作了深刻检讨。
经过这一次，父亲再也没坐过爷爷的车。后来他从天津回北京看望爷爷时，都是自己坐公交车，然后步行近半小时才到家。爷爷的秘书看不下去，说：“你腿不好，干嘛折腾自个儿，朱老总的专车可以直接开进北京站的站台接你。”父亲却连连摆手：“让爹爹知道我坐他的车，会生气的。”
现在有些腐败分子管不好自己子女，还得从自身找原因。当家长的以身作则，子女就不会干出太出格的事。
党内监督，从参加组织生活做起
1960年代，爷爷在中南海家中种植起蔬菜杂粮。他是唯一在中南海内种地的高级领导人。
尽管当时国民经济困难，但像爷爷那样的高级领导人绝不会为一份口粮操心。甚至客观来说，朱家种出的粮食数量有限，也起不了太大作用。爷爷这样做，为的是让家人以及身边工作人员知道农民的不易。按现在的话来说，就叫不忘初心。爷爷常说，我们有这么大块地可以自己耕种，但种出来的粮食要让全家人吃饱饭依旧不容易。农民家里的地更少，人家要维持生计是多不容易。
作为新中国首任中央纪委书记，爷爷不仅保持了清廉节俭的家风，更主动接受监督。他认为，要解决党内监督问题，要从领导干部参加基层组织生活做起，要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爷爷始终认为，党内不应该有特殊党员，无论职务多高，都应该过正常的组织生活。而且过组织生活时，一定要坚持党内优良传统，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党员，谁都可以提意见。
1960年代，爷爷家的工作人员成立了党的基层支部，对外称“四组”。无论多忙，他都会抽出时间，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四组”会议。尤其外出考察结束后，他总在会上提出：“你们大家谈一谈，看我这次外出与人接触时，有什么欠周到和不谦虚、摆架子的地方？地方有没有超标准接待、咱们竟然接受了的？”大家便你一言我一语讲起来。会议中，爷爷会批评某些同志，工作人员也会对爷爷提意见。爷爷会把别人对自己的批评记下来，下次开会时还会汇报自己的改进情况。而在“四组”会议上，挨批最多的往往是厨师与司机。有人提意见，说地方送来土特产，厨师没按规定付钱，就直接下锅煮出来，还会说司机有时帮人办事，开着车出去。
这些都是小事，却能起到防微杜渐的作用。如今有很多高级领导干部把自己当成特殊党员，从不参加正常组织生活。小问题得不到纠正，最后发展成大问题。军队内有一名职务很高的落马“老虎”，多年来从不参加组织生活。秘书提醒他应该参加组织生活，这名领导居然大发脾气，把秘书骂了一通。当初他若能虚心听一听周围意见，或许对他有帮助。
1970年以后，随着爷爷年事已高，工作人员有时不通知他参加活动。有一次，我在家里为爷爷读书，爷爷问：“工作人员在干什么？”我回答说：“他們在开会。”爷爷立刻让我扶着自己，去参加会议。来到现场，爷爷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你们不要剥夺我参加过组织生活的权利！共产党的干部无论职务多高，都应该遵守党的组织纪律，按时参加组织召开的会议，自觉接受党员的监督和批评。”
爷爷始终明白党的规矩，并时刻遵守这些规矩。
“真正的共产党人和腐败分子水火不容”
对于在新时期如何学习继承朱德精神，我认为，物质生活丰富之后，人们没有必要像爷爷那样，自己开荒种地，穿补丁衣服。但心中无私，艰苦奋斗的本色不能丢。
我长期在空军服役，那些先进战机的设计师，国家绝不提倡他们去过苦日子，相反，还要提供充足的物质保障，让他们能够全身心投入工作中。对这些设计师来说，能够静下心来，研发出优秀战机，就是继承了艰苦奋斗的精神。
如今的年代，军人也不必去穿补丁衣服，相反，还要注意仪表，穿出精气神。那些外国军官来中国访问或学习，人家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熨衣服、擦皮鞋。军人就应该有军人的样子，衣服笔挺，皮鞋锃亮。如今，军人保持良好仪容，也是在展示国威、军威，这与爷爷他们穿补丁衣服，勤俭创业的精神实则一脉相承。
十八大后党中央铁拳反腐，通过在党内、军内开展反腐，打下那些“老虎”“苍蝇”，让人民群众真正意识到，真正的共产党人和腐败分子是水火不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