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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29日,是敬爱的聂荣臻元帅诞辰110周年的日子,他老人家离开我们已有17个年头。谨以此文献给这位杰出的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和共和国的开国元勋。
——题记
我今年76岁,我外公唐庶咸和聂荣臻元帅的母亲唐雨衫是胞兄妹,聂帅是我的表叔,他的女儿聂力将军是我的表姐。
表叔是1918年离开家乡重庆江津,投入火热的革命生涯的。此后,他只在1956年因军工生产回了一趟江津,住在江津地委招待所。在1986年以前,家乡的亲人及领导与聂帅的联系都是靠书信。其实,当时我们以及他的其他亲戚都有许多和他见面的机会,我母亲是他的亲表妹,母亲1958年至1965年的8年间都住在北京,但他们都没有见面。当时我们都认为:表叔是开国元勋,身居要职,日理万机,肩上担子很重,工作繁忙,我们不应该去打扰他,给他添麻烦……
其实,表叔是个性情中人。1958年,家乡的一个亲戚龙庆云因事到北京,准备去探望他,最后考虑到他很忙,到了总参管理局还是没有进去。后来,表叔知道这事,多次面露愠色地说:“龙庆云来北京,我的门槛都不跨,北京这么大,莫非我能找到你吗?”1961年,家乡江津和全国一样,遭受天灾和人祸,群众生活极端困难,表叔写信给家乡的党委和政府:“乡亲们的生活遇到暂时的困难,谨向公社的同志们及乡亲们表示慰问……我相信,大家齐心协力,一定能战胜暂时的困难。”
我是较为幸运的一个,因为我多次拜望过表叔,多次到表叔家作客。我每次去,都能有幸聆听他老人家对我的谆谆教诲,感受到他对家乡亲人的关爱,对家乡发展的关心。
1986年7月1日,是我和江津县领导第一次去拜望表叔聂帅的日子。这天,江津县委书记辜文兴带领我们一行,去北京玉泉山表叔寓所看望他老人家,向他汇报家乡的建设情况。大家的心情是既高兴,又激动,更紧张。高兴的是我们就要见到敬爱的聂帅了,紧张的是我们怕汇报不好会影响他老人家的心情。我们一见到他老人家,他那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神态就使我们紧张的心情平静下来。
老人家坐在轮椅上,很高兴地举着双手,表示对我们一行的欢迎。当聂办的周秘书向他介绍了我们,并听了我们转达家乡人民对他的祝福后,老人家深情地说:“我也想念家乡呀!我1956年回去过,那次是为了军工生产,到了江津,住在城关,很快(两天)就走了……转瞬又是几十年了,我想念家乡呀,但不得回去,人愈老愈想乡情呀,很想家乡,现在年纪大了,也不能动了,想念也是空话了,也不能回去,唉!托你们向乡亲们问好……”
在会见中,老人家多次问:“我的老家还有哪些亲人?”我们给他汇报了许多人的名字和出身。他隔了一会儿又问:“我外祖父住在桂花屋基,恐怕都没有什么人了?”这时,辜书记指着我对老人家说:“聂帅呀,这位就是你舅舅的外孙,叫杨辉宗。”我接过话茬对他说:“我外公叫唐庶咸,母亲是唐廉珍。”老人家一听,马上就说:“唐庶咸是我的大舅父,他底下还有唐海潭(我三外公)、唐富华(我幺外公)、唐廉珍……”他兴奋地说:“对啦,对啦!有亲戚来了,真有意思……”
当我转达我妈妈对他的问候和祝福时,老人家说:“我大她4岁,还记得,小时候我们常在一起玩。她原先住在桂花屋基,后搬家到柏杨屋基,那时经常来往嘛,说起来这是60多年前的事情了……谢谢她,谢谢她,我也向她问好,希望她也很好。这些老亲戚没有什么人啦,能活到现在也不容易呀,活着也不得见啊!”
表叔给我们讲起1956年回江津的事:“那年回到县城,看了一看,当时地委在江津,我住在地委。去时,我提出要到江津中学去看一看,因为我原来在那个中学读书。但他们把教员、学生通通都赶跑了,我去只看了个空房子。我说,那我来看什么?——怪得很,地委书记是山东老乡,把师生们通通都赶跑了,莫名其妙……”
我们解释说“是为了安全,地委按照保卫工作的要求才这样办的。”表叔说:“那时都解放了,又不是白区。解放以后,去看一看同学嘛,我也是那所学校的嘛。结果,看的是空房子,真是大失所望。”
这次拜望表叔,他问得很多、很细,听得也很认真,有的还反复提问,家乡的生产和建设、人民生活好不好?碑槽的树长得如何?县城里的遗爱池现在做什么用?县里有没有公路,城里头是不是还那样坑坑洼洼的……我们都一一回答。
表叔最后说:“都靠你们的努力啊,要把家乡建设好。江津是个大县啦,建设四个现代化起码应该建设公路,各种建设都应该搞一搞,不要太落后了。”
然后,表叔高兴地和我们一起照相。见我们并排站在他的后面,他抱歉地说:“我有病起不来。”照了一张后,他说:“再来一张吧……总而言之,请你们回去代我向乡亲们问好。”我们依依不舍地道别时,表叔又说:“愿再次见到你们,欢迎你们来……”
表叔很舍不得我们走,我贴在他耳边说:“希望您老时刻保重,健康长寿,有机会出差到北京再来看您。”表叔点了点头后说:“欢迎你们来——”他的声音是颤抖的,眼眶是湿润的……
回家后,我将看望表叔的情况跟母亲细说了。母亲后悔在北京那么多年都未去拜望他,说:“当时就怕打扰他啊……”
1988年11月27日,我第二次见到表叔。
这次我到北京,是为了协调救灾汽油的运输问题。聂办周秘书知道我想去看望表叔,可据当时的情况,周秘书担心聂帅见到家乡来的亲人会增加心脏负担,影响健康,就劝我待明年春暖花开时再来看望他。我不免有些失望,但是理解的。于是,我给表叔写了简短的问候信,请周秘书带回。
没有预料到,表叔见信后却要见我。得知这个喜讯后,我非常兴奋。11月27日下午3点,我赶到表叔家中。
一见面,表叔就亲切地拉起了家常。他对秘书说:“今天不用记了,我们是拉家常。”他问这问那,问江津聂家还有哪些亲人?唐家的亲人都好不好?问我认不认识他二叔聂奎录?我说:“聂奎录是我的二姑公。”表叔说:“是的,你应该称他二姑公。”他还问我读了多少书,具体工作是什么……
表叔给我讲了聂家和唐家过去我不知道的情况。他说:“过去,聂家和唐家都是比较有声望的大家族,不过败也败得早啊!你外公唐庶咸是我的大舅,他是个本分人,不抽大烟。唐海潭、唐富华抽大烟,这个家败得很早……”
表叔又问起家乡当年发生的干旱和冰雹灾害情况。我说,虽然灾害严重,但全县上下都采取了抗灾救灾的措施,不会有大的减产。表叔语重心长地说:“江津江河多嘛,发挥不到作用吗?还是要兴修水利啊,江津的溪河是多,要配套,注意发挥作用,不然经受不住灾害的威胁啊……”
表叔接着问我认识聂祖辉吗?我说:“我听说过但没有见过。”他说:“‘土改’时有些地方喜欢从肉体上整人。”隔一会儿他又问我:“聂祖辉是不是‘土改’时镇压的?”我说:“他是被吓倒的,自杀了。”表叔听了,严肃地说:“人都吓死了,可见其声势啊,那不是我们党的政策。要知道,有很多都是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才呀!对有各种专长的人都要爱护他们,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聂祖辉就在日本留过学,对柑橘很有研究,既热心又在行。那时,我是北京的第一任市长,我就不支持在肉体上整人……”
我听了表叔的这席话,深深感到他是多么的尊重知识、爱护人才。但表叔很快就转了话题说:“你回去跟你妈说,希望她好好保重。不容易呀,她只小我4岁,告诉你妈——”他用手指着他的头和胸,继续说:“我都好,就是腿不行了。”
最后,我陪表叔照了相,他坐得很直,因为这是照了送给我母亲看的。他还给了我一张老人家的“全家福”,要我带给我母亲。
表叔顾望了一下房间后说:“我这里就像一个医院,就是吃药、打针,全靠他们护理——我打了几十年仗,未打伤,也未打死,你说笑人不笑人?”在场的护士说:“这是您老福大命大呀!”
表叔这次说了很多,时间过得很快,一晃就到了吃晚饭的时间,吃饭时他要我坐在他身边。他一边吃饭,一边又重新问起家乡的建设、财政收入、群众生活、机关干部和学校教师的住房及工资待遇,还有亲人的健康,等等……
表叔是一个艰苦朴素、严于律己的人。作为开国元勋,他对旧居吴滩石院子的修复是不同意的,他多次说:“中央有规定,我们要严格按照规定办事。”后来,家乡党政为了保护文物,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经过上级相关部门批准,要对他的旧居进行修复。但他多次强调:“要少花点钱,多栽点松柏。”对于家乡报请他帮助解决的困难,他既表示深切的关心,嘱咐秘书联系“有关部门关心一下”,但又严格要求我们“要自力更生,顾全大局,走正规渠道”。
1989年4月26日,我同唐昌放同志去北京看望表叔。在周秘书引领下走进会客室,瑞华老人家也在座。此时的表叔已经是90高龄,身体很弱。昌放同志说:“我们受江津县委、县政府委托,来看望两位老人家,祝老人家健康长寿。”瑞华老人家高兴地说:“谢谢,谢谢。”
表叔和蔼可亲,他说:“家乡的情况,周秘书已经告诉过我了。我只想问一件事,就是庄稼长得好不好?”我们汇报后,表叔又非常关心地告诫我们:“我们江津是个大县呀,国家人口多,吃饭这件大事疏忽不得呀,要毫不放松地把农业抓好才行啊!”
我对他说:“感谢表叔关心,我们一定努力,请您放心。”表叔听后问我:“你母亲现在好不好?”我说:“我妈现在住成都我姐家,她很好。”表叔这才放心。
这时,唐昌放恳求聂帅对江津送来的广柑别再给钱了,说这是家乡人民的一点心意。原来,前些年在柑橘成熟的季节,家乡都给聂帅送去一些柑橘,聂帅总是及时将柑橘分发给周边的工作人员,还给小平、叶帅等战友送些去。他高兴地说:“来来来,大家都来尝我老家江津的特产……”不过,他很快就给江津寄了钱。
表叔听了昌放这话之后说:“感谢你们,你们的情我领了,但是广柑是农民辛苦种出来的,我不能白吃……”他又指着我笑着说:“他带来的可以不给钱……”这真是公私分明啊。
见面快结束时,表叔又反复叮咛:“粮食生产松不得啊,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吃饭这件事,千万不能疏忽。”接着,老人家高兴地和我们照了相。
临走时,表叔和表叔娘张瑞华老人将早准备好的阿胶、高丽参和果脯拿出来,要我给我母亲带回去。
1989年9月,北京举办亚运会,我受委托代表江津人民前往北京,向亚运会捐赠礼品。病中的表叔在电视上看到捐赠仪式的新闻报道后,高兴地说:“家乡人民爱国之心要不断发扬。”到京的县领导都想前往表叔家拜望他,周秘书报告表叔后获得了同意。因为表叔病情的关系,周秘书作了精心安排:见面时不握手、不讲话,只招招手、照个相……后因海外归来的黄埔1期学生李黯庵要拜见聂帅而推迟。我们正在等待,不想此时徐向前元帅逝世,聂帅万分悲痛,医生就不同意会客了。对此,表叔深感不安,他说:“那样简单的安排都通不过,要跟他们讲清楚,不是我不想见他们,实在是医生不让见呀!”
1990年3月中旬,我又一次到北京出差,我请周秘书向表叔转报,我母亲想来北京看望他。27日上午,周秘书告诉我说:“首长说能见见当然好。”周秘书又说,时间要定在气温回升以后。3天后,周秘书又在电话上告诉我:“你母亲来北京一事,我又一次跟老人家说了。第一次,他老人家说,亲戚就那么一位了,能见见当然好。所以,那天我说你母亲来的时间要和龙必涛、聂荣祥他们来的时间分开……昨天我汇报这事时,首长又说:‘提到这件事,我真是思绪万千,非常矛盾啊。没有什么亲戚了,几十年不见,见一见当然好,但她也80多岁了,长途劳累,能吃得消吗?万一……’”
表叔担心我母亲受不了长途劳累和不能适应南北温差。他给我母亲写了一封信,要我母亲“不来为好”。表叔在信中说:“我妹妹荣昌来京后,常生病。1964年不幸病故,即是教训……”一字一句充满亲情。他还嘱咐我,要我一定向母亲进行劝慰和解释,语调和神情带着遗憾和对家乡亲人的无尽思念。
次年,江津县荣获全国首届“双拥模范县”称号,县长康纲有于1月份前往北京参加表彰大会。1月17日,我陪同康纲有到景山东街吉安所看表叔。周秘书带我们到会客室,向老人家作了介绍。我们说,我们是来向您老人家报喜的,家乡被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国家民政部命名为全国惟一的一个“双拥模范县”。
表叔听了,挥动着双手,非常高兴地说:“江津被评为全国双拥模范县,这很好,我很高兴。拥军优属不只是江津一个县的事情,这是大事,是全国的大事。拥军优属工作非常重要,全国都要搞好。”
表叔接着说:“掌握政权,武装很重要,党要抓军队建设,全国都要抓军队建设。军队的工作一定要做好,地方上要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对人民要在进行文化政治教育的同时,进行国防教育,不要等战争打起来了才抓拥军优属工作,在和平时期就要好好抓……我们要建设就要稳定,要世界和平,要和平就得有强大的国防,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大事啊。”
接着,表叔回过头来又对我说:“去年,你妈想来看我,我写信劝她不要来,不是我不想见她,她88岁了,长途劳累,北京的气候又不好,要对她说清楚。”老人家的心是这么细致。听了这席话,一股暖流顿时涌上我的心头。
表叔这次关于“拥军优属”的重要谈话,引起四川省委领导的重视,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杨汝岱同志还特地来重庆,约康纲有和我到渝州宾馆,听取我们的汇报。
表叔是一个办事周全严谨的人。因为是亲戚的原因,我多次利用到北京出差的机会到表叔家作客。我多次请求他为家乡题词写字,年事已高的表叔基本上是谢绝题词写字的,但对于家乡的请求,他基本上是有求必应,不过也有另当别论的时候。“××烟草”单位曾请他题写“××烟草大厦”,表叔认为这个意义不大,还会误导群众在宣传吸烟,于是就婉言谢绝了。他说:“我与烟草无缘呵。”
对于题写什么内容,表叔也是要经过缜密思考的,不是请写什么内容就写什么内容。有一次,某部队请表叔题词,本来表叔就是带兵之人,是元帅,对军营、对战士的感情比谁都深,但表叔是经过3次请求才题写了的。第一次是他觉得握笔不稳就推辞了;第二次请求时,他觉得自己对这支部队的军史还不很了解,又婉言谢绝了;第三次找到他时,他问:“为什么老是要我为这支部队写字?”当他听了详细汇报后,才同意题写。但对于对方草拟的“南疆铁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之师”和“将军摇篮”这3个内容,他一个也未用。他经过缜密思考后,题写“珍惜部队的历史荣誉,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做新一代最可爱的人”的文字。
1992年5月,我和辜文兴同志出差到北京,希望能顺道看望他老人家,于是向周秘书说了此事。周秘书很理解我们,但又很担心地说:“这次看望恐怕有困难,最近首长的健康一直不很好,不知道闯不闯得过这一关,你们先办应该办的事吧……”
果不其然,当我们结束赴京要办的事情后的第二天,5月15日清晨,我还在熟睡中,聂力表姐就打来电话,泣不成声地告诉我:“老爷子昨晚去世了……”
这是她亲自打的关于老人家逝世的第一个电话。噩耗传来,我惊呆了。尽管我知道迟早会有这一天,但没想到会这么突然,这样的快,我简直不敢相信我听的是事实……
我迟疑了很久,未向辜书记说这事,我怕误报。我随即给聂办打电话,冯秘书问我:“有什么事,这么早就来电话?”当我问及表叔时,冯秘书迟疑了一会,才伤心地说出了3个字:“不行了。”我追问了一句:“怎么个不行?”我多么希望冯秘书说出另外一个结果来,冯秘书轻轻地说:“已经去世了。”
我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向文兴同志作了报告,文兴也深感悲痛。
我不顾一切,迫不及待地赶去看望他老人家。这时,前往吊唁的人络绎不绝,其中还有中央领导。表姐聂力极其悲痛地向我简叙了老人家辞世的经过和留给她的最后一句话:“你的根在江津啊……”
我急速赶回驻地,向文兴同志报告了这事。随后,我们一起代表江津的父老乡亲,向我的表叔、向我们敬爱的聂帅敬献了一个花篮,以表达家乡百万人民的哀思。
聂力和丁衡高将军在极其沉重的悲痛中,对我们前往悼念深表感谢。我们劝慰他们要节哀保重,我们还表示要把家乡的各项工作做得更好,让远行西去的聂帅老人家含笑九泉。
5月28日,表叔遗体火化。我们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在宽敞明亮的吊唁大厅,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宋平、杨白冰、温家宝、迟浩田、赵南起等一起向老人家作最后告别。
表叔是建党初期的老党员,是经历了开国、建国、治国、强国的老一辈革命家,是亲身参与和支持三代领导核心的惟一元帅。党的第一代领袖毛泽东称赞他“是个厚道人”,第二代领袖邓小平非常敬重聂帅的“长者风范”,江泽民同志到任后就和国务院总理李鹏一起去看望表叔。表叔去世后,江泽民同志迅即题写了“聂荣臻同志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的挽词,充分表达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聂帅的无限崇敬。
我常常想起和表叔交往的这些情景,这些都是他晚年的事,虽然很平常、很平凡,算是小事,但至今历历在目。他关心家乡、关爱亲人、关注民生的一桩桩事迹,充分表现出了他永远难以忘却的乡情和亲情,从一个普通人的感情侧面表现出了他的慈祥、宽厚和伟大,表现了他以人为本的伟大人文精神。
永远怀念我的表叔聂荣臻元帅。
——题记
我今年76岁,我外公唐庶咸和聂荣臻元帅的母亲唐雨衫是胞兄妹,聂帅是我的表叔,他的女儿聂力将军是我的表姐。
表叔是1918年离开家乡重庆江津,投入火热的革命生涯的。此后,他只在1956年因军工生产回了一趟江津,住在江津地委招待所。在1986年以前,家乡的亲人及领导与聂帅的联系都是靠书信。其实,当时我们以及他的其他亲戚都有许多和他见面的机会,我母亲是他的亲表妹,母亲1958年至1965年的8年间都住在北京,但他们都没有见面。当时我们都认为:表叔是开国元勋,身居要职,日理万机,肩上担子很重,工作繁忙,我们不应该去打扰他,给他添麻烦……
其实,表叔是个性情中人。1958年,家乡的一个亲戚龙庆云因事到北京,准备去探望他,最后考虑到他很忙,到了总参管理局还是没有进去。后来,表叔知道这事,多次面露愠色地说:“龙庆云来北京,我的门槛都不跨,北京这么大,莫非我能找到你吗?”1961年,家乡江津和全国一样,遭受天灾和人祸,群众生活极端困难,表叔写信给家乡的党委和政府:“乡亲们的生活遇到暂时的困难,谨向公社的同志们及乡亲们表示慰问……我相信,大家齐心协力,一定能战胜暂时的困难。”
我是较为幸运的一个,因为我多次拜望过表叔,多次到表叔家作客。我每次去,都能有幸聆听他老人家对我的谆谆教诲,感受到他对家乡亲人的关爱,对家乡发展的关心。
1986年7月1日,是我和江津县领导第一次去拜望表叔聂帅的日子。这天,江津县委书记辜文兴带领我们一行,去北京玉泉山表叔寓所看望他老人家,向他汇报家乡的建设情况。大家的心情是既高兴,又激动,更紧张。高兴的是我们就要见到敬爱的聂帅了,紧张的是我们怕汇报不好会影响他老人家的心情。我们一见到他老人家,他那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神态就使我们紧张的心情平静下来。
老人家坐在轮椅上,很高兴地举着双手,表示对我们一行的欢迎。当聂办的周秘书向他介绍了我们,并听了我们转达家乡人民对他的祝福后,老人家深情地说:“我也想念家乡呀!我1956年回去过,那次是为了军工生产,到了江津,住在城关,很快(两天)就走了……转瞬又是几十年了,我想念家乡呀,但不得回去,人愈老愈想乡情呀,很想家乡,现在年纪大了,也不能动了,想念也是空话了,也不能回去,唉!托你们向乡亲们问好……”
在会见中,老人家多次问:“我的老家还有哪些亲人?”我们给他汇报了许多人的名字和出身。他隔了一会儿又问:“我外祖父住在桂花屋基,恐怕都没有什么人了?”这时,辜书记指着我对老人家说:“聂帅呀,这位就是你舅舅的外孙,叫杨辉宗。”我接过话茬对他说:“我外公叫唐庶咸,母亲是唐廉珍。”老人家一听,马上就说:“唐庶咸是我的大舅父,他底下还有唐海潭(我三外公)、唐富华(我幺外公)、唐廉珍……”他兴奋地说:“对啦,对啦!有亲戚来了,真有意思……”
当我转达我妈妈对他的问候和祝福时,老人家说:“我大她4岁,还记得,小时候我们常在一起玩。她原先住在桂花屋基,后搬家到柏杨屋基,那时经常来往嘛,说起来这是60多年前的事情了……谢谢她,谢谢她,我也向她问好,希望她也很好。这些老亲戚没有什么人啦,能活到现在也不容易呀,活着也不得见啊!”
表叔给我们讲起1956年回江津的事:“那年回到县城,看了一看,当时地委在江津,我住在地委。去时,我提出要到江津中学去看一看,因为我原来在那个中学读书。但他们把教员、学生通通都赶跑了,我去只看了个空房子。我说,那我来看什么?——怪得很,地委书记是山东老乡,把师生们通通都赶跑了,莫名其妙……”
我们解释说“是为了安全,地委按照保卫工作的要求才这样办的。”表叔说:“那时都解放了,又不是白区。解放以后,去看一看同学嘛,我也是那所学校的嘛。结果,看的是空房子,真是大失所望。”
这次拜望表叔,他问得很多、很细,听得也很认真,有的还反复提问,家乡的生产和建设、人民生活好不好?碑槽的树长得如何?县城里的遗爱池现在做什么用?县里有没有公路,城里头是不是还那样坑坑洼洼的……我们都一一回答。
表叔最后说:“都靠你们的努力啊,要把家乡建设好。江津是个大县啦,建设四个现代化起码应该建设公路,各种建设都应该搞一搞,不要太落后了。”
然后,表叔高兴地和我们一起照相。见我们并排站在他的后面,他抱歉地说:“我有病起不来。”照了一张后,他说:“再来一张吧……总而言之,请你们回去代我向乡亲们问好。”我们依依不舍地道别时,表叔又说:“愿再次见到你们,欢迎你们来……”
表叔很舍不得我们走,我贴在他耳边说:“希望您老时刻保重,健康长寿,有机会出差到北京再来看您。”表叔点了点头后说:“欢迎你们来——”他的声音是颤抖的,眼眶是湿润的……
回家后,我将看望表叔的情况跟母亲细说了。母亲后悔在北京那么多年都未去拜望他,说:“当时就怕打扰他啊……”
1988年11月27日,我第二次见到表叔。
这次我到北京,是为了协调救灾汽油的运输问题。聂办周秘书知道我想去看望表叔,可据当时的情况,周秘书担心聂帅见到家乡来的亲人会增加心脏负担,影响健康,就劝我待明年春暖花开时再来看望他。我不免有些失望,但是理解的。于是,我给表叔写了简短的问候信,请周秘书带回。
没有预料到,表叔见信后却要见我。得知这个喜讯后,我非常兴奋。11月27日下午3点,我赶到表叔家中。
一见面,表叔就亲切地拉起了家常。他对秘书说:“今天不用记了,我们是拉家常。”他问这问那,问江津聂家还有哪些亲人?唐家的亲人都好不好?问我认不认识他二叔聂奎录?我说:“聂奎录是我的二姑公。”表叔说:“是的,你应该称他二姑公。”他还问我读了多少书,具体工作是什么……
表叔给我讲了聂家和唐家过去我不知道的情况。他说:“过去,聂家和唐家都是比较有声望的大家族,不过败也败得早啊!你外公唐庶咸是我的大舅,他是个本分人,不抽大烟。唐海潭、唐富华抽大烟,这个家败得很早……”
表叔又问起家乡当年发生的干旱和冰雹灾害情况。我说,虽然灾害严重,但全县上下都采取了抗灾救灾的措施,不会有大的减产。表叔语重心长地说:“江津江河多嘛,发挥不到作用吗?还是要兴修水利啊,江津的溪河是多,要配套,注意发挥作用,不然经受不住灾害的威胁啊……”
表叔接着问我认识聂祖辉吗?我说:“我听说过但没有见过。”他说:“‘土改’时有些地方喜欢从肉体上整人。”隔一会儿他又问我:“聂祖辉是不是‘土改’时镇压的?”我说:“他是被吓倒的,自杀了。”表叔听了,严肃地说:“人都吓死了,可见其声势啊,那不是我们党的政策。要知道,有很多都是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才呀!对有各种专长的人都要爱护他们,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聂祖辉就在日本留过学,对柑橘很有研究,既热心又在行。那时,我是北京的第一任市长,我就不支持在肉体上整人……”
我听了表叔的这席话,深深感到他是多么的尊重知识、爱护人才。但表叔很快就转了话题说:“你回去跟你妈说,希望她好好保重。不容易呀,她只小我4岁,告诉你妈——”他用手指着他的头和胸,继续说:“我都好,就是腿不行了。”
最后,我陪表叔照了相,他坐得很直,因为这是照了送给我母亲看的。他还给了我一张老人家的“全家福”,要我带给我母亲。
表叔顾望了一下房间后说:“我这里就像一个医院,就是吃药、打针,全靠他们护理——我打了几十年仗,未打伤,也未打死,你说笑人不笑人?”在场的护士说:“这是您老福大命大呀!”
表叔这次说了很多,时间过得很快,一晃就到了吃晚饭的时间,吃饭时他要我坐在他身边。他一边吃饭,一边又重新问起家乡的建设、财政收入、群众生活、机关干部和学校教师的住房及工资待遇,还有亲人的健康,等等……
表叔是一个艰苦朴素、严于律己的人。作为开国元勋,他对旧居吴滩石院子的修复是不同意的,他多次说:“中央有规定,我们要严格按照规定办事。”后来,家乡党政为了保护文物,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经过上级相关部门批准,要对他的旧居进行修复。但他多次强调:“要少花点钱,多栽点松柏。”对于家乡报请他帮助解决的困难,他既表示深切的关心,嘱咐秘书联系“有关部门关心一下”,但又严格要求我们“要自力更生,顾全大局,走正规渠道”。
1989年4月26日,我同唐昌放同志去北京看望表叔。在周秘书引领下走进会客室,瑞华老人家也在座。此时的表叔已经是90高龄,身体很弱。昌放同志说:“我们受江津县委、县政府委托,来看望两位老人家,祝老人家健康长寿。”瑞华老人家高兴地说:“谢谢,谢谢。”
表叔和蔼可亲,他说:“家乡的情况,周秘书已经告诉过我了。我只想问一件事,就是庄稼长得好不好?”我们汇报后,表叔又非常关心地告诫我们:“我们江津是个大县呀,国家人口多,吃饭这件大事疏忽不得呀,要毫不放松地把农业抓好才行啊!”
我对他说:“感谢表叔关心,我们一定努力,请您放心。”表叔听后问我:“你母亲现在好不好?”我说:“我妈现在住成都我姐家,她很好。”表叔这才放心。
这时,唐昌放恳求聂帅对江津送来的广柑别再给钱了,说这是家乡人民的一点心意。原来,前些年在柑橘成熟的季节,家乡都给聂帅送去一些柑橘,聂帅总是及时将柑橘分发给周边的工作人员,还给小平、叶帅等战友送些去。他高兴地说:“来来来,大家都来尝我老家江津的特产……”不过,他很快就给江津寄了钱。
表叔听了昌放这话之后说:“感谢你们,你们的情我领了,但是广柑是农民辛苦种出来的,我不能白吃……”他又指着我笑着说:“他带来的可以不给钱……”这真是公私分明啊。
见面快结束时,表叔又反复叮咛:“粮食生产松不得啊,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吃饭这件事,千万不能疏忽。”接着,老人家高兴地和我们照了相。
临走时,表叔和表叔娘张瑞华老人将早准备好的阿胶、高丽参和果脯拿出来,要我给我母亲带回去。
1989年9月,北京举办亚运会,我受委托代表江津人民前往北京,向亚运会捐赠礼品。病中的表叔在电视上看到捐赠仪式的新闻报道后,高兴地说:“家乡人民爱国之心要不断发扬。”到京的县领导都想前往表叔家拜望他,周秘书报告表叔后获得了同意。因为表叔病情的关系,周秘书作了精心安排:见面时不握手、不讲话,只招招手、照个相……后因海外归来的黄埔1期学生李黯庵要拜见聂帅而推迟。我们正在等待,不想此时徐向前元帅逝世,聂帅万分悲痛,医生就不同意会客了。对此,表叔深感不安,他说:“那样简单的安排都通不过,要跟他们讲清楚,不是我不想见他们,实在是医生不让见呀!”
1990年3月中旬,我又一次到北京出差,我请周秘书向表叔转报,我母亲想来北京看望他。27日上午,周秘书告诉我说:“首长说能见见当然好。”周秘书又说,时间要定在气温回升以后。3天后,周秘书又在电话上告诉我:“你母亲来北京一事,我又一次跟老人家说了。第一次,他老人家说,亲戚就那么一位了,能见见当然好。所以,那天我说你母亲来的时间要和龙必涛、聂荣祥他们来的时间分开……昨天我汇报这事时,首长又说:‘提到这件事,我真是思绪万千,非常矛盾啊。没有什么亲戚了,几十年不见,见一见当然好,但她也80多岁了,长途劳累,能吃得消吗?万一……’”
表叔担心我母亲受不了长途劳累和不能适应南北温差。他给我母亲写了一封信,要我母亲“不来为好”。表叔在信中说:“我妹妹荣昌来京后,常生病。1964年不幸病故,即是教训……”一字一句充满亲情。他还嘱咐我,要我一定向母亲进行劝慰和解释,语调和神情带着遗憾和对家乡亲人的无尽思念。
次年,江津县荣获全国首届“双拥模范县”称号,县长康纲有于1月份前往北京参加表彰大会。1月17日,我陪同康纲有到景山东街吉安所看表叔。周秘书带我们到会客室,向老人家作了介绍。我们说,我们是来向您老人家报喜的,家乡被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国家民政部命名为全国惟一的一个“双拥模范县”。
表叔听了,挥动着双手,非常高兴地说:“江津被评为全国双拥模范县,这很好,我很高兴。拥军优属不只是江津一个县的事情,这是大事,是全国的大事。拥军优属工作非常重要,全国都要搞好。”
表叔接着说:“掌握政权,武装很重要,党要抓军队建设,全国都要抓军队建设。军队的工作一定要做好,地方上要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对人民要在进行文化政治教育的同时,进行国防教育,不要等战争打起来了才抓拥军优属工作,在和平时期就要好好抓……我们要建设就要稳定,要世界和平,要和平就得有强大的国防,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大事啊。”
接着,表叔回过头来又对我说:“去年,你妈想来看我,我写信劝她不要来,不是我不想见她,她88岁了,长途劳累,北京的气候又不好,要对她说清楚。”老人家的心是这么细致。听了这席话,一股暖流顿时涌上我的心头。
表叔这次关于“拥军优属”的重要谈话,引起四川省委领导的重视,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杨汝岱同志还特地来重庆,约康纲有和我到渝州宾馆,听取我们的汇报。
表叔是一个办事周全严谨的人。因为是亲戚的原因,我多次利用到北京出差的机会到表叔家作客。我多次请求他为家乡题词写字,年事已高的表叔基本上是谢绝题词写字的,但对于家乡的请求,他基本上是有求必应,不过也有另当别论的时候。“××烟草”单位曾请他题写“××烟草大厦”,表叔认为这个意义不大,还会误导群众在宣传吸烟,于是就婉言谢绝了。他说:“我与烟草无缘呵。”
对于题写什么内容,表叔也是要经过缜密思考的,不是请写什么内容就写什么内容。有一次,某部队请表叔题词,本来表叔就是带兵之人,是元帅,对军营、对战士的感情比谁都深,但表叔是经过3次请求才题写了的。第一次是他觉得握笔不稳就推辞了;第二次请求时,他觉得自己对这支部队的军史还不很了解,又婉言谢绝了;第三次找到他时,他问:“为什么老是要我为这支部队写字?”当他听了详细汇报后,才同意题写。但对于对方草拟的“南疆铁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之师”和“将军摇篮”这3个内容,他一个也未用。他经过缜密思考后,题写“珍惜部队的历史荣誉,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做新一代最可爱的人”的文字。
1992年5月,我和辜文兴同志出差到北京,希望能顺道看望他老人家,于是向周秘书说了此事。周秘书很理解我们,但又很担心地说:“这次看望恐怕有困难,最近首长的健康一直不很好,不知道闯不闯得过这一关,你们先办应该办的事吧……”
果不其然,当我们结束赴京要办的事情后的第二天,5月15日清晨,我还在熟睡中,聂力表姐就打来电话,泣不成声地告诉我:“老爷子昨晚去世了……”
这是她亲自打的关于老人家逝世的第一个电话。噩耗传来,我惊呆了。尽管我知道迟早会有这一天,但没想到会这么突然,这样的快,我简直不敢相信我听的是事实……
我迟疑了很久,未向辜书记说这事,我怕误报。我随即给聂办打电话,冯秘书问我:“有什么事,这么早就来电话?”当我问及表叔时,冯秘书迟疑了一会,才伤心地说出了3个字:“不行了。”我追问了一句:“怎么个不行?”我多么希望冯秘书说出另外一个结果来,冯秘书轻轻地说:“已经去世了。”
我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向文兴同志作了报告,文兴也深感悲痛。
我不顾一切,迫不及待地赶去看望他老人家。这时,前往吊唁的人络绎不绝,其中还有中央领导。表姐聂力极其悲痛地向我简叙了老人家辞世的经过和留给她的最后一句话:“你的根在江津啊……”
我急速赶回驻地,向文兴同志报告了这事。随后,我们一起代表江津的父老乡亲,向我的表叔、向我们敬爱的聂帅敬献了一个花篮,以表达家乡百万人民的哀思。
聂力和丁衡高将军在极其沉重的悲痛中,对我们前往悼念深表感谢。我们劝慰他们要节哀保重,我们还表示要把家乡的各项工作做得更好,让远行西去的聂帅老人家含笑九泉。
5月28日,表叔遗体火化。我们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在宽敞明亮的吊唁大厅,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宋平、杨白冰、温家宝、迟浩田、赵南起等一起向老人家作最后告别。
表叔是建党初期的老党员,是经历了开国、建国、治国、强国的老一辈革命家,是亲身参与和支持三代领导核心的惟一元帅。党的第一代领袖毛泽东称赞他“是个厚道人”,第二代领袖邓小平非常敬重聂帅的“长者风范”,江泽民同志到任后就和国务院总理李鹏一起去看望表叔。表叔去世后,江泽民同志迅即题写了“聂荣臻同志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的挽词,充分表达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聂帅的无限崇敬。
我常常想起和表叔交往的这些情景,这些都是他晚年的事,虽然很平常、很平凡,算是小事,但至今历历在目。他关心家乡、关爱亲人、关注民生的一桩桩事迹,充分表现出了他永远难以忘却的乡情和亲情,从一个普通人的感情侧面表现出了他的慈祥、宽厚和伟大,表现了他以人为本的伟大人文精神。
永远怀念我的表叔聂荣臻元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