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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舜仁，蒋介石侍卫。1927年生于浙江永康，1945年当兵离开家乡，在南京总统府仪仗队就职。在蒋介石夫妇身边工作38年，亲眼见证了蒋介石的最后岁月。
阳明山撞车遗患
那么多的大风大浪，蒋介石都幸运地挺了过来，但是他没有想到，到晚年一场灾难悄悄降临到了他的身上。
1969年9月16日，蒋介石与宋美龄一起坐车到台北近郊兜风。17点左右，二人兜风归来，座车向阳明山驶去。这时，刚好有一辆下山開往市区的客运班车，停在站牌处等候乘客上车。同时，这天在阳明山有一个军事会议刚散会，军用汽车一辆接一辆鱼贯下山。
当蒋介石车队的“先导车”——第一辆开道车驶过一道大弯，距离那辆停靠在路边的客运班车两三百米的时候，忽然有一部军用吉普车，从客运班车的左后方超车蹿出，迎面朝“先导车”疾驶而来。“先导车”的司机当下立刻踩刹车，与这辆吉普车擦身而过。
紧跟在“先导车”后方的蒋介石座车司机徐达生，原本也应该急踩刹车，但是可能是一时分神，一脚把油门踩到底，整部座车硬生生朝“先导车”的后车厢撞去。蒋介石座车的车头和“先导车”的后车厢，都被撞了个大窟窿。
撞车的一瞬间，蒋介石坐在座车右后座，正倚着拐杖闭目养神。坐在座车左后座的宋美龄，则是习惯性地跷着腿休息。早年台湾尚未有坐车须系安全带的规定，所以，两人压根儿也没想到要系上安全带。更糟糕的是，蒋介石的座车原本空间就很大，为了蒋介石乘车的舒适度，车内又拆掉了多余的座位，因此前后座距离，有一两米的长度，这使得撞击的力度相对加大了。
车祸来得太突然，蒋介石的身体直接撞上了驾驶座后侧的隔板。由于冲撞力道过猛，他的嘴唇、牙齿当场撞出血来，同时，鼻血也直往外淌，胸部更是一阵闷痛，而宋美龄的颈部剧烈受创，双腿膝盖创伤尤其严重，所幸没有骨折。
坐在后面一辆车里的侍卫长孔令晟紧急将蒋介石夫妇送到“荣民总医院”，随后立即通知蒋经国，并命令宪兵单位封锁阳明山道路以及“总统府”沿线，盘查所有开往“总统府”及“国防部”的军用吉普车。
两天后，查出了那天超车的吉普车和军方将领的姓名，当官的官位不保，开车的司机也移送军法处分。而蒋介石座车司机徐达生则没有受到任何处罚，照常在士林官邸工作。因为宋美龄主张宽恕徐达生，而侍卫长孔令晟则受到了“停升一年”的处分。蒋介石夫妇被送到医院急救后，医生在初步诊察时，仅发现蒋介石的外伤，主要是嘴唇小范围撕裂，胸部没有明显伤痕。事后，蒋介石也不觉得胸部有任何不适，所以压根儿没想到胸腔或心脏受伤的问题。
后来，心脏专科医生证实，阳明山车祸撞击的瞬间，蒋介石的心脏主动脉瓣膜曾受到重创。人类的心脏主动脉瓣膜一旦破裂，就像抽水机的活塞坏了一样，血液升上去又会倒流回来，这是日后蒋介石心脏衰竭的一大原因。但是，蒋介石和当时的医生都没有察觉到撞击瞬间所带来的这一大内伤。
车祸发生时，蒋介石已经82岁。此后，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他曾经对自己的副手严家淦说，这场车祸，至少让他少活10年。
被逐出联合国心理大受打击
阳明山车祸两年后，1971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台湾则被逐出了联合国。消息传到台北时，蒋介石刚好在大溪宾馆，正在外面散步。他坐在亭子里面，武官来报告说：“联合国我们退出了。”
当时蒋介石头上戴着帽子，应舜仁看到他手在头上一摸，帽子就被摔到地上去了。一个副官替他把帽子捡了起来。过了几秒钟，这个副官惊慌失措地走到应舜仁身边，对他说：“‘总统’流眼泪，他流眼泪……”
随后，蒋介石发出了“处变不惊，庄敬自强”的口号。尽管如此，蒋介石在心理上还是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还没有从退出联合国的阴霾中走出，11月份，蒋介石的身体状况又发生了问题。他经常便秘。以前医官就用甘油来治疗——有一种甘油，放进肛门就可以通大便。刚好那天没有医官，就一个名叫钱如标的副官当班。蒋上厕所，他后面跟着就去了。结果蒋便秘，叫他拿甘油注射进去。
这个副官粗手粗脚的，当然也不知道怎么弄。结果弄偏了，一挤进去，就流了血。副官有点慌了，蒋就骂他了：“混账东西，这个不行了，你再换一个甘油再挤。”副官给蒋一骂，更紧张了，拼命挤，一挤以后，又出血了。出血以后，蒋下午就发烧了。
当天，蒋介石高烧不退，医生诊断后确定伤口发炎，为此蒋介石不得不卧床一个多月。这次事故让蒋介石原本虚弱的身体雪上加霜，病症开始显现出来。
蒋介石去世当晚
从1972年开始，蒋介石有3年多的时间几乎都是在病床上度过的。车祸以及肛门出血这两件事情以后，他自己也感觉有很大的影响。那时候，心脏总是好好坏坏，应舜仁看到医生为蒋介石测心率，心电图一会儿跳得老高，一会儿又平下来不跳了，等一下又开始剧烈跳动。到了晚期，这种情况更是经常发生。
原来身体好的时候，蒋介石很喜欢在花园里散步，有时心情好，他还会边走边唱早年的军歌，或是到台湾后学会的新歌。即便是生病之后，他也经常让人推出来，在庭院里转一转。
应舜仁记得，1975年4月5日这一天，通知蒋介石将要散步的电铃声多次响起，侍卫们站到各自的岗位上等待，但是蒋介石却始终没有出现。
后来，到了晚上8点新闻广播结束，接下来就要播一部华视的电影《保镖》了。大家都在那边，全副武装，等着打铃就出来。后来打铃了，短时间内铃声连续响起来了——这意味着有紧急情况，大家赶紧出动。
应舜仁站在屋檐下，只看到里边的副官们匆匆忙忙地上上下下。蒋孝武、蒋孝勇（两人均为蒋经国之子，蒋介石之孙）也是很紧张的样子。后来就听到楼上有哭的声音，是夫人宋美龄的声音。夫人一哭，应舜仁也很惊慌。接下来就是蒋经国的声音：“救救我阿爹，救救我阿爹！”应舜仁心里明白，蒋介石一定是不好了。
后来，大客厅的人就多了起来，来来去去的，应舜仁看到“安全局局长”王永树、“参谋总长”赖铭汤，还有“副总统”严家淦，他们都来了，还有一个秘书秦孝仪。那时候遗嘱已经写好，他们来签名了。早在1975年3月29日，蒋介石深感来日无多，由秘书秦孝仪记录，口述遗嘱。
1975年4月5日晚11点50分，蒋介石去世。当晚，台湾党政军要员齐集士林官邸，举行在遗嘱上签字的仪式。4月6日凌晨，蒋介石的遗体被运上灵车，送往台北“荣民总医院”，供民众瞻仰遗容。
（摘自《读报参考》）
阳明山撞车遗患
那么多的大风大浪，蒋介石都幸运地挺了过来，但是他没有想到，到晚年一场灾难悄悄降临到了他的身上。
1969年9月16日，蒋介石与宋美龄一起坐车到台北近郊兜风。17点左右，二人兜风归来，座车向阳明山驶去。这时，刚好有一辆下山開往市区的客运班车，停在站牌处等候乘客上车。同时，这天在阳明山有一个军事会议刚散会，军用汽车一辆接一辆鱼贯下山。
当蒋介石车队的“先导车”——第一辆开道车驶过一道大弯，距离那辆停靠在路边的客运班车两三百米的时候，忽然有一部军用吉普车，从客运班车的左后方超车蹿出，迎面朝“先导车”疾驶而来。“先导车”的司机当下立刻踩刹车，与这辆吉普车擦身而过。
紧跟在“先导车”后方的蒋介石座车司机徐达生，原本也应该急踩刹车，但是可能是一时分神，一脚把油门踩到底，整部座车硬生生朝“先导车”的后车厢撞去。蒋介石座车的车头和“先导车”的后车厢，都被撞了个大窟窿。
撞车的一瞬间，蒋介石坐在座车右后座，正倚着拐杖闭目养神。坐在座车左后座的宋美龄，则是习惯性地跷着腿休息。早年台湾尚未有坐车须系安全带的规定，所以，两人压根儿也没想到要系上安全带。更糟糕的是，蒋介石的座车原本空间就很大，为了蒋介石乘车的舒适度，车内又拆掉了多余的座位，因此前后座距离，有一两米的长度，这使得撞击的力度相对加大了。
车祸来得太突然，蒋介石的身体直接撞上了驾驶座后侧的隔板。由于冲撞力道过猛，他的嘴唇、牙齿当场撞出血来，同时，鼻血也直往外淌，胸部更是一阵闷痛，而宋美龄的颈部剧烈受创，双腿膝盖创伤尤其严重，所幸没有骨折。
坐在后面一辆车里的侍卫长孔令晟紧急将蒋介石夫妇送到“荣民总医院”，随后立即通知蒋经国，并命令宪兵单位封锁阳明山道路以及“总统府”沿线，盘查所有开往“总统府”及“国防部”的军用吉普车。
两天后，查出了那天超车的吉普车和军方将领的姓名，当官的官位不保，开车的司机也移送军法处分。而蒋介石座车司机徐达生则没有受到任何处罚，照常在士林官邸工作。因为宋美龄主张宽恕徐达生，而侍卫长孔令晟则受到了“停升一年”的处分。蒋介石夫妇被送到医院急救后，医生在初步诊察时，仅发现蒋介石的外伤，主要是嘴唇小范围撕裂，胸部没有明显伤痕。事后，蒋介石也不觉得胸部有任何不适，所以压根儿没想到胸腔或心脏受伤的问题。
后来，心脏专科医生证实，阳明山车祸撞击的瞬间，蒋介石的心脏主动脉瓣膜曾受到重创。人类的心脏主动脉瓣膜一旦破裂，就像抽水机的活塞坏了一样，血液升上去又会倒流回来，这是日后蒋介石心脏衰竭的一大原因。但是，蒋介石和当时的医生都没有察觉到撞击瞬间所带来的这一大内伤。
车祸发生时，蒋介石已经82岁。此后，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他曾经对自己的副手严家淦说，这场车祸，至少让他少活10年。
被逐出联合国心理大受打击
阳明山车祸两年后，1971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台湾则被逐出了联合国。消息传到台北时，蒋介石刚好在大溪宾馆，正在外面散步。他坐在亭子里面，武官来报告说：“联合国我们退出了。”
当时蒋介石头上戴着帽子，应舜仁看到他手在头上一摸，帽子就被摔到地上去了。一个副官替他把帽子捡了起来。过了几秒钟，这个副官惊慌失措地走到应舜仁身边，对他说：“‘总统’流眼泪，他流眼泪……”
随后，蒋介石发出了“处变不惊，庄敬自强”的口号。尽管如此，蒋介石在心理上还是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还没有从退出联合国的阴霾中走出，11月份，蒋介石的身体状况又发生了问题。他经常便秘。以前医官就用甘油来治疗——有一种甘油，放进肛门就可以通大便。刚好那天没有医官，就一个名叫钱如标的副官当班。蒋上厕所，他后面跟着就去了。结果蒋便秘，叫他拿甘油注射进去。
这个副官粗手粗脚的，当然也不知道怎么弄。结果弄偏了，一挤进去，就流了血。副官有点慌了，蒋就骂他了：“混账东西，这个不行了，你再换一个甘油再挤。”副官给蒋一骂，更紧张了，拼命挤，一挤以后，又出血了。出血以后，蒋下午就发烧了。
当天，蒋介石高烧不退，医生诊断后确定伤口发炎，为此蒋介石不得不卧床一个多月。这次事故让蒋介石原本虚弱的身体雪上加霜，病症开始显现出来。
蒋介石去世当晚
从1972年开始，蒋介石有3年多的时间几乎都是在病床上度过的。车祸以及肛门出血这两件事情以后，他自己也感觉有很大的影响。那时候，心脏总是好好坏坏，应舜仁看到医生为蒋介石测心率，心电图一会儿跳得老高，一会儿又平下来不跳了，等一下又开始剧烈跳动。到了晚期，这种情况更是经常发生。
原来身体好的时候，蒋介石很喜欢在花园里散步，有时心情好，他还会边走边唱早年的军歌，或是到台湾后学会的新歌。即便是生病之后，他也经常让人推出来，在庭院里转一转。
应舜仁记得，1975年4月5日这一天，通知蒋介石将要散步的电铃声多次响起，侍卫们站到各自的岗位上等待，但是蒋介石却始终没有出现。
后来，到了晚上8点新闻广播结束，接下来就要播一部华视的电影《保镖》了。大家都在那边，全副武装，等着打铃就出来。后来打铃了，短时间内铃声连续响起来了——这意味着有紧急情况，大家赶紧出动。
应舜仁站在屋檐下，只看到里边的副官们匆匆忙忙地上上下下。蒋孝武、蒋孝勇（两人均为蒋经国之子，蒋介石之孙）也是很紧张的样子。后来就听到楼上有哭的声音，是夫人宋美龄的声音。夫人一哭，应舜仁也很惊慌。接下来就是蒋经国的声音：“救救我阿爹，救救我阿爹！”应舜仁心里明白，蒋介石一定是不好了。
后来，大客厅的人就多了起来，来来去去的，应舜仁看到“安全局局长”王永树、“参谋总长”赖铭汤，还有“副总统”严家淦，他们都来了，还有一个秘书秦孝仪。那时候遗嘱已经写好，他们来签名了。早在1975年3月29日，蒋介石深感来日无多，由秘书秦孝仪记录，口述遗嘱。
1975年4月5日晚11点50分，蒋介石去世。当晚，台湾党政军要员齐集士林官邸，举行在遗嘱上签字的仪式。4月6日凌晨，蒋介石的遗体被运上灵车，送往台北“荣民总医院”，供民众瞻仰遗容。
（摘自《读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