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为指导，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书写中华民族新文化篇章，是新时代赋予文艺工作者的新课题、新方向。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文艺作品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尤其成为各个艺术门类聚焦的热点。2019年10月12日至13日，以“新时代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为主题的第三届“盛京戏曲论坛”在沈阳举行，二十余位活跃在戏曲创作与理论研究前沿的专家、学者，通过探讨新时代中国故事的深刻内涵，梳理“新中国、新时期、新世纪、新时代”戏剧创作的内在逻辑，回顾时代故事与中华文化传统的深层关联，对中国故事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延展路径及发展方向进行了一次多维度、深层次的探讨。
　　一、历史回望：
　　 经典的建构及其经验
　　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不仅要认真梳理和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戏曲创作的优秀经验，还应在感受当下文化风气与过往的差异性的同时，更新文艺创作与戏剧发展的理论标尺，以守正接续传统的“脉”，以创新书写与时俱进的“魂”，深入民族文化肌理内部，创作出不负时代的经典。
　　中国剧协副主席、著名剧作家罗怀臻认为，“新时代”不仅作为政治概念，也作为文化概念和文艺理论概念，越来越渗透到中国戏剧的创作中来。他用“三江汇流”形象地概括了中华优秀文化传统、西方现代文化传统、中国革命文化传统的交汇与融合。我们不能简单地用一种文化传统、一种理论标准去判定新时代的文艺创作，每个人的艺术直觉其实都是在三种文化传统的长期滋养下生成的。只有站在“两创思想”的高度来回看“三江汇流”，才能看得到时代的高度，才能产生艺术的高峰，才有和这个时代相适应的开阔的艺术胸襟和宏伟的精神格局。
　　国际戏剧评论家协会（IATC）中国分会理事、中央戏剧学院教授胡薇指出，中国传统的戏剧和文化，亟待新的认知与审视。综合的戏剧传统在20世纪初被人为分割后，针对如何在继承传统戏曲优势的同时汲取现代戏剧的成果，戏剧前辈们在理论与实践上进行了苦心孤诣的尝试、摸索和研究，力图将传统戏曲与话剧的优势重新组合。但是，要做到真正的继承和扬弃，必须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原创的精神，而不应在戏曲与话剧简单叠加的路上迷途难返。只有在传统中汲取营养、以传统去影响未来，立足本民族内在精神的提炼，关注民族性、注重民族文化心理的积淀，才能打造出真正属于中国艺术自身的独特气质和特点。
　　上海大学博士研究生廖夏璇认为，作为民族艺术、传统艺术，戏曲在老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戏曲剧作家队伍人才辈出，几代剧作家薪火相传、持续接力，在创作上体现出“抱朴守正”和“与时俱进”的重要特点，为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力量。而“乡土中国”是对传统中国社会的重要概括，传统戏曲鲜明地反映了乡土社会的审美特征。随着“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逐渐转变，戏曲也经历了改良改造和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并产生了一大批优秀作品。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需要建立新的叙事主体，反映世态风貌和时代症结，进而逐步沉淀出更多新的经典文本。
　　二、现实观照：
　　 创作的误区及其反思
　　《中国艺术报》新闻部副主任郑荣健以《论哲学与戏剧的精神同构》为题，首先以实用主义与概念化的历史及其根源为切入点，上溯到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并阐述了哲学的情感化与审美化，对当代戏曲的发展进行了深度的反思。他以当下的许多扶贫题材戏曲作品为例，认为这些剧目呈现的故事大多是孤立的、缺乏历史厚度和人文深度，贫困对于人物乃至一个群体命运感的作用是缺失的。从哲学概念上讲，就是只见表象不见本质、没有从更高维度去观照人面对贫困这一历史命运时的脆弱、挣扎和努力摆脱贫困时的精神转化史。在消费主义文化盛行、多元文化思潮涌动的语境中，亟需重新呼吁，强调积极的、理想的人文思潮和能够执着深化、气质高扬的创作实践。
　　北京市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白莲对当前的商业戏剧创作进行了反思。她认为，要讲好中国故事，趣味性本就是应有之意，但是一味强调趣味性、娱乐性、技术性，也未必能讨得观众的欢心。我国每年生产的商业戏剧虽然数量众多，却并不一定符合观众的心理预期;当前原创剧目能成为话题之作的已经是稀缺资源，若干年后能成为经典之作的更是少之又少。这势必要求多方扶植推动原创戏剧剧目创作，其历程会比较艰辛，时间也会比较漫长。在此过程中，加大经典剧目的复排和演出力度未免不是一条可行之路。
　　重庆市戏剧家协会副主席、重庆市文化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黄波从剧本创作的实践环节入手，表达了自己对当前戏曲创作繁荣喧嚣的表象背后难以释怀的担忧。他认为，在国家大力倡导现实题材创作的大背景下，戏曲界逐渐弥漫开急功近利的情绪，呈现出难以遏制的攀比浮躁心态。这其中，在最为基础的戏曲剧本创作中，因为作品人物的趋同性和作品题材的狭窄性，导致戏曲剧本创作日益陷入一种自我僵化的创作局面，从而制约了最终舞台呈现上反映生活和时代的广度与深度。在面对今天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大时代，戏曲艺术所交出的答卷并不太令人满意，而戏曲剧本创作方面出现的问题，则是一个关键之点，只有首先在此突破和拓展，才能够从起始点上扩展戏曲艺术反映时代和生活的深广度。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之薇以“张曼君样式”为个案，以戏曲导演艺术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了现代戏与现代戏曲的深层关联。她认为，运用什么样的舞台样式来表现现代生活，如何看待戏曲继承和革新的关系，如何处理戏曲与相邻舞台艺术的关系，在创作中如何通过吸收、借鉴、优化、创造、再生從而让现代戏与现代戏曲发生关联，是每一个现代戏创作的实践者都应探索的命题。进入21世纪，当导演越来越成为戏曲创作的主导力量时，那个能够对以上问题进行深入思考，能够将剧本、演员、观众融为一体，能够将不同艺术手段有机融合为一个形象的实践者，必然会脱颖而出。“张曼君样式”之所以成立，在于其醒目的风格极力彰显着戏曲导演的主体性，其不拘一格的创造与戏曲民间性的自由气息互为缠绕，并在内容表达上对创作的盲区和禁忌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突破。然而，当张曼君的现代戏作品在内容表达上出现缺憾时，“张曼君样式”也会显得力不从心。与此同时，众多导演陷入了对“张曼君样式”的生硬搬用和模仿之中，但却不能在其内容表达上注入新的层次，诸多有着歌舞元素和民间元素的“伪张曼君样式”需要被当前戏曲界的所有人警惕，恰当的形式、样式永远需要恰当的内容附丽。 　　此外，北京市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丁琳、桂林市艺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周丹以“非遗”视角下的北京曲艺和广西桂剧为切入点，对中国故事的地域篇章进行了阐述。周丹认为，“同质化”是当前大多数地方戏曲剧种共同面临的难题，地方戏曲剧种在现代转型过程中如何处理个性与共性、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尚未在业内引起足够的重视，一些创作者甚至以京剧、昆曲等“大剧种”为圭臬，对本土剧种进行了舍本逐末的“改造”，导致本土剧种主体性逐渐丧失，进而加剧了地方剧种的传承危机，长此以往，中国戏曲“百花齐放”的绚丽景象将不复存在。
　　三、未来展望：
　　 延展的路径及其方向
　　罗怀臻在提出“三江匯流”的新时代文艺创作标准的基础上，进而提炼出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的三个基本方向：一要把古代故事讲给现代人听，在处理历史题材、古代题材时要注入现代意识;二要把革命故事讲给年轻人听，革命历史题材、现实题材以及塑造的各个时期的英雄模范，一定要经得住普通人的人情人性考量，尤其要让没有经历过过去年代生活、没有参与过革命进程的年轻人信服;三要把中国故事讲给全世界听，让外国人不仅看到中国人怎么演戏，更看到中国人怎么生活、怎么思考，让中国戏剧真正走向世界，从而融入世界戏剧的大循环。
　　郑荣健认为《北京法源寺》是近年来中国话剧舞台上的佳作，它的构思首先就是“哲学地俯瞰”，或者借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是“像雄鹰一样翱翔俯瞰”;同时，它又是扎根于历史现场、从人的具体性格出发的。“俯瞰”不是倨傲，也不是瞧不起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及其趣味，而是作为创作主体，需要有高远的立意，要看到大历史、大命运，如此方能避免匍匐于具体事件中直不起腰、抬不起头。文艺是要给人以理想光芒的，其乐融融地解决家长里短，那不叫理想光芒，那叫情感安抚。前者有力量，而后者是缺乏力量的。
　　黄波在指出现实题材戏曲创作的人物和题材局限性的同时，进而提出了自己对当下戏曲剧本创作拓展路径的见解。他认为，戏曲现代戏更应该关注我们时代的普通人、劳动者等形形色色的“小人物”。这样的人物形象塑造，这样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故事，其实更加考验我们对于戏曲反映时代精神、揭示生活本质、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的眼光与功力，同时这也是充分检验我们坚守文艺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立场的重要手段。只有通过一个个鲜活生动、个性斐然的戏剧人物形象，才可能汇聚成关于我们这个时代、关于时代精神的众生相。特别是在当下英模报告剧、宣传报道剧、好人好事剧和行业方案剧充斥舞台的时候，这种聚焦普通小人物的戏剧作品或许具有某种不可或缺的价值，这样的作品或许才能够真正传承古今中外现实主义艺术精神的宝贵遗产并将其发扬光大。
　　本次论坛主题鲜明、时代感强，无论是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还是从事创作实践的艺术家，他们都能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多维的学术视角来讨论“新时代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这一主题，回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戏曲艺术的发展历程，对戏曲创作的现实困境进行了反思，进而对戏曲艺术在新时代的传承发展提供了切实的方法和思路。
　　（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