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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堵墙那么高大的手绘电影海报，是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它们曾经伫立在城市最“闹猛”的街头巷尾，吸引我们走进那个造梦的世界。
电影《港囧》一开篇，徐峥饰演的美院学生“徐来”就在画电影海报：坐在几层楼高的椅子上，浓墨重彩地画出当年最热门的爱情片：《甜蜜蜜》《秋天的童话》《玻璃之城》……
这一段，年轻的观众未必看得懂——最早的电影海报，其实就是手绘。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阮玲玉、胡蝶的传世名作，到第一代好莱坞引进大片《飘》，再到解放初的红色革命电影……有一堵墙那么高大的手绘电影海报，是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它们曾经伫立在城市最“闹猛”的街头巷尾，吸引我们走进那个造梦的世界。
那些年，许多名家都曾画过电影海报：关良、蒋兆和、叶浅予、华君武、张仃、程十发、黄永玉、黄胄、廖炯模、陈逸飞……我们熟悉的电影编剧芦苇、电影导演冯小刚，也都是美工出身。
不知从何时起，手绘海报逐渐消失在了大众视野。取而代之的，是各种高清电脑喷绘、精致的超级英雄模型、中间挖了洞好让观众伸头进去合影的立体宣传板……而当年的电影院美工师，也终于成为了一个已经消失的行业。
单露露从小喜欢画画，中学一毕业就被分配到徐汇区的东湖电影院当美工师，从1976年一直做到1996年，画了整整20年电影海报，少说也有1000多幅。在他看来，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是手绘电影海报“最好的10年”：“那时候电影票很紧张的，票价都是国家定，一般1角2角，立体电影3角。那个年代大家又没有什么娱乐，卡拉OK、跳舞厅、落弹（台球）、高尔夫，都没有的！只有看电影，是唯一的娱乐，谈朋友总归要看电影吧。所以大家都排队买，经常有人找我开后门买票，电影院门口都是黄牛。”
那时候，只要一有新海报上墙，围观群众就特别多。有来了解电影信息的，有买不到电影票过过眼瘾的，还有索性把海报橱窗当画展来看的美院师生。“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美术专业的学生一下子多了起来，大家都来围观，每幅作品都要经过千人指点、万人品评，感觉自己创作起来也是很刺激的。”
在当年，“美工”是各个电影院紧缺的人才，美术专业的学生还没“大量上市”之前，只能靠熟人之间相互介绍。许多来自各行各业的“老法师”，最终组成了全上海的电影院美工队伍。上海80多家电影院，“美工”少则1人，多则2-3人，最鼎盛的时候有100多人。
1954年出生的李树德，中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房地局工作，管过仓库，也做过财务。70年代末，他面临了一个职业生涯的选择：去做公务员，或者去电影院做美工。一直以来都喜欢写写画画的李树德想也没想就去了普陀区的曹杨影剧院做美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毕竟是进了专业单位，每天都可以画图，多少开心啊！把自己的爱好变成了职业，还能出成绩，多有成就感！”
1979年从上海警备区文工团退伍的李伟也是其中一位。他曾在杨浦区科委从事科普工作，随后进入了许昌路上的科艺影剧院担任美工。“那时候每周五在红旗电影院看纪录片，周二到大光明看剧情片。画海报用的都是单位的颜料，想画多少就画多少，还有机会到处写生、进修，想起来真是蛮嗨的！”李伟现在已是上海知名的水彩画家，但聊起当年画海报的生涯，还是难掩激动。
80年代，电影院美工的月收入并不高，大约只有二三十元。但会选择去电影院做美工的人，却多怀有一颗赤子之心。在那些老法师看来，能够日以继夜地画图，就是最开心的事了；做自己喜欢的事，竟然还有工资可以拿，那简直就是天底下最好的工作。
李树德也在工作中不断进修，去上海大学美术学院读了大学，主修书籍装帧，拜贺友直为师学插图；学石膏、素描、油画……但毕业之后，他还是回到曹杨影剧院继续当美工。“虽然钱不多，但是蛮受人尊重的，我们的美工室比经理室还大，平时要请假去写生还得提前把海报先画好，因为你的工作没有人能代替。”
当年的电影院美工师们还有一件骄傲的事：每部电影一出排期表，还没上映，他们就能先睹为快——李树德给《新民周刊》记者看他收藏的“试片证”：上面清楚地印着年份，贴着他的一寸照片。这样的试片证，像乘车月票一样，每年会更换一次。持有这张证，就等于拿到了最新影片的通行证。每周，全上海的美工师都要聚集在南京西路上的大光明电影院，率先观摩新片。
“要想画好海报，必须先看片。”李树德说，“我每次都坐在第一排，认真看片，记下电影里的场景、要素，回来再根据电影情节作画。”
电影海报，就像是微缩版的电影，创意永远被美工师视为第一位。“我们画海报，先看影片类型，是战争片、戏曲片，还是生活片、喜剧片？根据不同的类型选择不同的形式，有时候写实，有时候用漫画，还有用版画、国画的。”李树德说，“画电影海报和自己创作还不一样，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一幅海报空间有限，很多时候都必须做减法，但是就在这方寸之间，还要考虑演员的银幕形象、突出电影的看点，这就要考验每个美工的创意构思功夫了。”
方寸之间，还有些必不可少的元素——电影片名、类型、出品厂家、编导、演员、放映时间……这些字，到了匠心独具的美工师手里，就会变得或大或小、各种字体、各具特色，位置也有讲究，字放得到位，与图画相得益彰，放得不对，行家一眼就能看出。
画海报还有一点特殊，必须一气呵成，切忌反复修改。“用的都是白报纸，全开的，4分钱一张，极极薄，水粉涂上去，要是反复修改，纸头早就烂了。”画一张海报，一般需要6张全开的白纸，约6平方米大小，这是上海许多电影院通用的海报尺寸。 今年，正值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李树德和一帮老伙伴打算创作40幅以长征为题材的电影海报，在“6.9国际档案日”再度呈现主题展览。4月的这一天，他四处奔走，准备探访10位正在创作的伙伴，看看他们进度如何，是否来得及准时交稿。
自打去年的展览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关注后，李树德和他的一帮美工朋友就被媒体誉为“重出江湖”。但李树德自己知道，当年的老法师只会越来越少，他是在与死神赛跑。这一天，每到一个伙伴家里，他都要通报他们一个坏消息：美工师董培盛刚刚去世了。再之前，则是美工师曹翰全。
聊起这些去世的老朋友，大家都难掩惋惜之情：“曹翰全的技巧真的很好，董培盛当年的《小街》画得多好啊……”外行看海报大都只看像不像，内行如他们，却会注意每一个笔法，对颜色的把控，对布局的经营，乃至于字体的大小，都有匠心，都有讲究。
为了今年6月的这次展览，董培盛也领了4张海报的创作。据说临终前，他是一边吸着氧，一边坚持画完了4幅海报。
李树德自己的眼睛也出了问题，去年视网膜剥落，手术之后两眼视线不平衡，他画起来总有点容易跑偏。当年攀上爬下的徐维豹，股骨头坏死，手术没几天又为今年的展览挥笔。而戴永国也刚经历了一次腔梗。言谈间，他们聊起当年“隐居”在一条小弄堂里的“华光电影院”，有个叫徐怀南的美工师，擅长点彩画法，很有风格，后来移民去了加拿大。
这些年来，当年一起画海报的小伙伴们老的老，病的病，走的走。曾经，他们对电影海报作了无奈的告别；未来，他们还要经历更多的告别。探访老美工师的路上，车子路过沪西工人文化宫，李树德感叹：“西宫也要拆了。东宫，西宫，市宫，当年为上海培养了多少艺术家啊……”
跟着李树德再度寻访美工师，最令记者感慨的是，这些当年就“认真得不得了”的老法师们，一把年纪了，还是认真得不得了。
到沪西电影院美工师国之军家里的时候，他正在画电影《四渡赤水》的海报，毛主席在海报上摆出他的标志性动作：大手一挥。“可是电影里没有这个场景，怎么办？”国之军说，“我就先用自己的手摆出这个动作，再嫁接上去。”在另一幅电影《东进序曲》的海报上，可以看到主演李炎策马奔驰的画面。“其实这部电影的内容大都是关于谈判，有点沉闷，所以我特意选了这个马上的镜头，让画面活起来。”仔细看，画面上还配有《新四军军歌》的歌词，十几句歌词一起出现在海报上，却不显得叠床架屋，正因为国之军为每一句歌词都设置了不一样的字体、颜色、深浅，布置得错落有致。
“为了画好这些老海报，大家也是费尽心思。”李树德说，“先要找到老电影重温，还要寻找素材，有些人年纪大了，电脑截图也不会弄，就让家里小孩帮忙，反正是想尽一切办法要画好。”他每到一家探访，除了观察进度，还会当场切磋，互相商量修改意见——哪里的颜色需要加深，哪里的布局最好变一变，哪里的几行小字要再精细勾勒一番……老美工师们都特别珍惜办展的机会，希望把自己最好的作品展示给新一代的观众，让手绘海报再度“活”过来。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在没有海报可画的岁月里，美工师们仍然没有放弃画画。燎原电影院原美工师张宏根家里有一百多张小幅油画，都是他采风所得。美工师黄荣国则喜欢在阳台作画，光线很好。李树德出门总是随身带着速写簿，已经结集出版了许多本。不画海报以后，他在普陀区文化局工作，设计浮雕、公益广告牌，如今宜昌路上长达48米的“长寿苏河图”浮雕墙，就是他的创作。今年，他还准备为普陀区的每一个街道都绘制一本速写，留住城市记忆。
探访完伙伴，回到家，李树德还有自己的海报创作要完成。电影《张思德》的海报他已经画了大半，还剩右下角留着空白——看得出，已经用铅笔打好了草稿：是一个张思德正在滚轮胎的画面。“电影里，这个情节让我印象很深。”李树德说，“滚轮胎修车这个细节，特别能塑造张思德朴实能干，而又不善言辞的战士形象。”
当年匠心，至今仍在。
电影《港囧》一开篇，徐峥饰演的美院学生“徐来”就在画电影海报：坐在几层楼高的椅子上，浓墨重彩地画出当年最热门的爱情片：《甜蜜蜜》《秋天的童话》《玻璃之城》……
这一段，年轻的观众未必看得懂——最早的电影海报，其实就是手绘。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阮玲玉、胡蝶的传世名作，到第一代好莱坞引进大片《飘》，再到解放初的红色革命电影……有一堵墙那么高大的手绘电影海报，是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它们曾经伫立在城市最“闹猛”的街头巷尾，吸引我们走进那个造梦的世界。
那些年，许多名家都曾画过电影海报：关良、蒋兆和、叶浅予、华君武、张仃、程十发、黄永玉、黄胄、廖炯模、陈逸飞……我们熟悉的电影编剧芦苇、电影导演冯小刚，也都是美工出身。
不知从何时起，手绘海报逐渐消失在了大众视野。取而代之的，是各种高清电脑喷绘、精致的超级英雄模型、中间挖了洞好让观众伸头进去合影的立体宣传板……而当年的电影院美工师，也终于成为了一个已经消失的行业。
天底下最好的工作
单露露从小喜欢画画，中学一毕业就被分配到徐汇区的东湖电影院当美工师，从1976年一直做到1996年，画了整整20年电影海报，少说也有1000多幅。在他看来，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是手绘电影海报“最好的10年”：“那时候电影票很紧张的，票价都是国家定，一般1角2角，立体电影3角。那个年代大家又没有什么娱乐，卡拉OK、跳舞厅、落弹（台球）、高尔夫，都没有的！只有看电影，是唯一的娱乐，谈朋友总归要看电影吧。所以大家都排队买，经常有人找我开后门买票，电影院门口都是黄牛。”
那时候，只要一有新海报上墙，围观群众就特别多。有来了解电影信息的，有买不到电影票过过眼瘾的，还有索性把海报橱窗当画展来看的美院师生。“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美术专业的学生一下子多了起来，大家都来围观，每幅作品都要经过千人指点、万人品评，感觉自己创作起来也是很刺激的。”
在当年，“美工”是各个电影院紧缺的人才，美术专业的学生还没“大量上市”之前，只能靠熟人之间相互介绍。许多来自各行各业的“老法师”，最终组成了全上海的电影院美工队伍。上海80多家电影院，“美工”少则1人，多则2-3人，最鼎盛的时候有100多人。
1954年出生的李树德，中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房地局工作，管过仓库，也做过财务。70年代末，他面临了一个职业生涯的选择：去做公务员，或者去电影院做美工。一直以来都喜欢写写画画的李树德想也没想就去了普陀区的曹杨影剧院做美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毕竟是进了专业单位，每天都可以画图，多少开心啊！把自己的爱好变成了职业，还能出成绩，多有成就感！”
1979年从上海警备区文工团退伍的李伟也是其中一位。他曾在杨浦区科委从事科普工作，随后进入了许昌路上的科艺影剧院担任美工。“那时候每周五在红旗电影院看纪录片，周二到大光明看剧情片。画海报用的都是单位的颜料，想画多少就画多少，还有机会到处写生、进修，想起来真是蛮嗨的！”李伟现在已是上海知名的水彩画家，但聊起当年画海报的生涯，还是难掩激动。
80年代，电影院美工的月收入并不高，大约只有二三十元。但会选择去电影院做美工的人，却多怀有一颗赤子之心。在那些老法师看来，能够日以继夜地画图，就是最开心的事了；做自己喜欢的事，竟然还有工资可以拿，那简直就是天底下最好的工作。
李树德也在工作中不断进修，去上海大学美术学院读了大学，主修书籍装帧，拜贺友直为师学插图；学石膏、素描、油画……但毕业之后，他还是回到曹杨影剧院继续当美工。“虽然钱不多，但是蛮受人尊重的，我们的美工室比经理室还大，平时要请假去写生还得提前把海报先画好，因为你的工作没有人能代替。”
100个人画，100张都不同
当年的电影院美工师们还有一件骄傲的事：每部电影一出排期表，还没上映，他们就能先睹为快——李树德给《新民周刊》记者看他收藏的“试片证”：上面清楚地印着年份，贴着他的一寸照片。这样的试片证，像乘车月票一样，每年会更换一次。持有这张证，就等于拿到了最新影片的通行证。每周，全上海的美工师都要聚集在南京西路上的大光明电影院，率先观摩新片。
“要想画好海报，必须先看片。”李树德说，“我每次都坐在第一排，认真看片，记下电影里的场景、要素，回来再根据电影情节作画。”
电影海报，就像是微缩版的电影，创意永远被美工师视为第一位。“我们画海报，先看影片类型，是战争片、戏曲片，还是生活片、喜剧片？根据不同的类型选择不同的形式，有时候写实，有时候用漫画，还有用版画、国画的。”李树德说，“画电影海报和自己创作还不一样，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一幅海报空间有限，很多时候都必须做减法，但是就在这方寸之间，还要考虑演员的银幕形象、突出电影的看点，这就要考验每个美工的创意构思功夫了。”
方寸之间，还有些必不可少的元素——电影片名、类型、出品厂家、编导、演员、放映时间……这些字，到了匠心独具的美工师手里，就会变得或大或小、各种字体、各具特色，位置也有讲究，字放得到位，与图画相得益彰，放得不对，行家一眼就能看出。
画海报还有一点特殊，必须一气呵成，切忌反复修改。“用的都是白报纸，全开的，4分钱一张，极极薄，水粉涂上去，要是反复修改，纸头早就烂了。”画一张海报，一般需要6张全开的白纸，约6平方米大小，这是上海许多电影院通用的海报尺寸。 今年，正值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李树德和一帮老伙伴打算创作40幅以长征为题材的电影海报，在“6.9国际档案日”再度呈现主题展览。4月的这一天，他四处奔走，准备探访10位正在创作的伙伴，看看他们进度如何，是否来得及准时交稿。
自打去年的展览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关注后，李树德和他的一帮美工朋友就被媒体誉为“重出江湖”。但李树德自己知道，当年的老法师只会越来越少，他是在与死神赛跑。这一天，每到一个伙伴家里，他都要通报他们一个坏消息：美工师董培盛刚刚去世了。再之前，则是美工师曹翰全。
聊起这些去世的老朋友，大家都难掩惋惜之情：“曹翰全的技巧真的很好，董培盛当年的《小街》画得多好啊……”外行看海报大都只看像不像，内行如他们，却会注意每一个笔法，对颜色的把控，对布局的经营，乃至于字体的大小，都有匠心，都有讲究。
为了今年6月的这次展览，董培盛也领了4张海报的创作。据说临终前，他是一边吸着氧，一边坚持画完了4幅海报。
李树德自己的眼睛也出了问题，去年视网膜剥落，手术之后两眼视线不平衡，他画起来总有点容易跑偏。当年攀上爬下的徐维豹，股骨头坏死，手术没几天又为今年的展览挥笔。而戴永国也刚经历了一次腔梗。言谈间，他们聊起当年“隐居”在一条小弄堂里的“华光电影院”，有个叫徐怀南的美工师，擅长点彩画法，很有风格，后来移民去了加拿大。
这些年来，当年一起画海报的小伙伴们老的老，病的病，走的走。曾经，他们对电影海报作了无奈的告别；未来，他们还要经历更多的告别。探访老美工师的路上，车子路过沪西工人文化宫，李树德感叹：“西宫也要拆了。东宫，西宫，市宫，当年为上海培养了多少艺术家啊……”
从未真正放下画笔
跟着李树德再度寻访美工师，最令记者感慨的是，这些当年就“认真得不得了”的老法师们，一把年纪了，还是认真得不得了。
到沪西电影院美工师国之军家里的时候，他正在画电影《四渡赤水》的海报，毛主席在海报上摆出他的标志性动作：大手一挥。“可是电影里没有这个场景，怎么办？”国之军说，“我就先用自己的手摆出这个动作，再嫁接上去。”在另一幅电影《东进序曲》的海报上，可以看到主演李炎策马奔驰的画面。“其实这部电影的内容大都是关于谈判，有点沉闷，所以我特意选了这个马上的镜头，让画面活起来。”仔细看，画面上还配有《新四军军歌》的歌词，十几句歌词一起出现在海报上，却不显得叠床架屋，正因为国之军为每一句歌词都设置了不一样的字体、颜色、深浅，布置得错落有致。
“为了画好这些老海报，大家也是费尽心思。”李树德说，“先要找到老电影重温，还要寻找素材，有些人年纪大了，电脑截图也不会弄，就让家里小孩帮忙，反正是想尽一切办法要画好。”他每到一家探访，除了观察进度，还会当场切磋，互相商量修改意见——哪里的颜色需要加深，哪里的布局最好变一变，哪里的几行小字要再精细勾勒一番……老美工师们都特别珍惜办展的机会，希望把自己最好的作品展示给新一代的观众，让手绘海报再度“活”过来。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在没有海报可画的岁月里，美工师们仍然没有放弃画画。燎原电影院原美工师张宏根家里有一百多张小幅油画，都是他采风所得。美工师黄荣国则喜欢在阳台作画，光线很好。李树德出门总是随身带着速写簿，已经结集出版了许多本。不画海报以后，他在普陀区文化局工作，设计浮雕、公益广告牌，如今宜昌路上长达48米的“长寿苏河图”浮雕墙，就是他的创作。今年，他还准备为普陀区的每一个街道都绘制一本速写，留住城市记忆。
探访完伙伴，回到家，李树德还有自己的海报创作要完成。电影《张思德》的海报他已经画了大半，还剩右下角留着空白——看得出，已经用铅笔打好了草稿：是一个张思德正在滚轮胎的画面。“电影里，这个情节让我印象很深。”李树德说，“滚轮胎修车这个细节，特别能塑造张思德朴实能干，而又不善言辞的战士形象。”
当年匠心，至今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