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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国中，报刊林立，资讯发达。一则文讯，若稍有新意，顷刻便会被媒体炒作，广为流传。古人说“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至少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早非难事。
但若媒体刊载的是一则错误资讯呢？当然也会通过信息高速公路广为传播，以致假作真时真亦假，是非难辨。而一些历史史实和掌故，一旦讹传，不要说对后人，即使对当代的某些研究工作，也会造成困难与混乱。
笔者很早就想著文批评当今某些写家引对史料的粗枝大叶，以至于在其写作中屡屡出现讹误。但每每动笔，又颇踯躅。因为对多数写家而言，文虽有讹，但尚未因讹害义。专文批评，难免有“以小错责大过”之嫌。但每日浏览报刊，眼见这类讹误有增无减，反有日趋增多之势。深感若再缄口不言，实非有良知者应有之义。况重要史实一旦以讹传讹，也绝非始作俑者的写家之小过，文中有讹，也会降低文童的信服力，这对写家本人同样不利。古人说，“玉有瑕秽，必见于外，故君子不隐所短”，故而就手头留存的报刊所见一些讹误，摘要评述。当然，笔者并未专事搜集，所举者也仅记忆所及的荦荦大端，如有不妥，还望方家教正。
手头上就有的一篇，冯东书先生的作品《谁能垄断历史》（《同舟共进》，1999年6月）不足3000字，但与史料相违者就有两处。一处称“中共‘九大’作了永远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决议”，开除刘少奇党籍是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的事，怎么扯到“九大”上呢？另一处说“北京郊区的一个特级监狱，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关押过中共中央高级领导彭真、彭德怀、贺龙、黄克诚、陆定一、谭政、罗瑞卿、万里、刘仁、林枫、陈再道及邓洁等一批高级干部”也不准确。因为这个“特殊监狱”显系那个闻名遐迩的秦城监狱，但贺龙“文革”中是被软禁在西山，彭德怀等军队干部是被卫戍区“监护”在五棵松某地，后又转移关押在政法千校。至于陈再道，虽在“文革”中受到批判，撤了职，但仍被毛泽东称为“同志”保了下来，并未关押，又怎么会在秦城？
还有舒展先生，他在《闲聊监督》（《随笔》，1999年4月）中称：“遇罗克就是在抓纲治国时期被判处死刑的，可见‘两个凡是’的极左势力是何等顽强。”遇罗克遇难于“文革”高潮时的1970年，而并非死于“抓纲治国”的1977年，我猜作者一定是误把李九莲写成遇罗克了。
冯、舒二公，都是建国以后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经历者，近年又常写反“左”文童呼吁人们勿忘“文革”，但对“文革”中一些重要史实也生出了笔误。而如果说作者一时不免偶有笔误，那么审稿的编辑又为什么不把好文字关？
记忆所及，前些年山西的一位杂文家赵廷鹏先生出现过另一类讹误。赵先生曾写过一篇《三代教师的思考》，以为当代教师“入有楼、出有车、娱有彩电”，生活十分“幸福”。此文遭河北的廖直先生诟病后，又引得赵先生大动肝火，连续著文抨击廖先生，并坚持说当今教师“在工薪阶层与其他公务员比较……生活相对‘甜了’。”赵先生此论是否客观，我想已有众所周知的某地“公仆”训诫下属“再不好好工作，就让你当教师”的“高论”已作了很好的回答，且按下不表。类似这类讹误，还散见于某些权威报纸。如1996年纪念红军长征60周年时，《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均刊出一幅照片，称照片中女士们“不仅是赫赫有名的元帅将军夫人，也都是经历了长征的老战士”。但照片中所列举的薛明，即贺龙元帅的夫人，就并未参加长征，而是“三八”式的干部。
以上所列举的错讹，应系无意为之。但还有些讹误，却纯属胡编乱造所致，故由此造成了研究混乱。例如1996年8月《炎黄春秋》刊载的祁人、沙平《艾青的风雨人生路》，就有这类问题。文章内云“1975年，斯诺率美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团来华访问。……接着，斯诺先生拜会了周总理……在谈到延安文艺界老朋友时，斯诺第一个提到的就是艾青……并询问了艾青的近况和表示了‘我这一次很想见到艾青先生’……当时新华社出版的《参考消息》，以外电报道的形式，披露了斯诺先生与周恩来总理关于诗人艾青的谈话——熟悉当时‘政治行情’的中国人都知道，它实际上就是预示着诗人艾青快出来了”。斯诺当年访华文章的确都在《参考消息》上转载过（而不是“外电报道”），笔者当年就读过。但据笔者记忆，那些文童并没有提到艾青。当然，个人记忆未必可靠，故这且暂先不论。但祁人、沙平的这段文字至少还有三处谬误：一是斯诺访华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而并非1975年，当时正是极“左”路线甚嚣尘上之时，所谓“预示着诗人艾青快出来了”完全是无稽之谈；二是斯诺访华，正是当时中美严重对立之际，双方除华沙大使级谈判外，几无任何官方往来，又何来率“美国新闻代表团”一事？事实上建国以来斯诺每次访华都是以毛泽东主席老朋友的私人身份来的，而且，晚年的斯诺已定居瑞士；三是斯诺先生早于1972年年初逝世，祁人等却说他1975年还率团访华，拜会毛主席、周总理，且大谈艾青，实有胡诌之嫌。
一篇涉史之作，若作者出言无状，随意胡侃，所造成的认识混乱，不要说后人，即使在当代，要想及时有效澄清都十分困难。记得80年代末期，《文摘报》曾摘发过一篇谈长征的文章，说一四方面军联席会议上因路线之争，九军军长何畏竟然开枪差点伤及毛泽东，随即被徐向前严厉制止。当时尚健在的徐向前元帅看了此文后十分惊讶和气愤，即令秘书致函该报，指出当事人尚在人世，就有人公然子虚乌有地瞎编历史，其行为实在非理可喻。《文摘报》虽及时刊出徐帅办公室来函，但此后这则所谓“长征轶事”却并未停止炒作，直至1997年，徐帅已去世七年了，“何畏欲害毛泽东”还赫然刊出在北京一家大刊上。如此讹传，一般读者若未能有幸读到当年《文摘报》上徐帅办公室的这则来函，对此“掌故”真耶假耶，又怎能辨清？可见对历史，不负责任地胡说八道多么容易，而若想有效澄清这些杜撰，又是多么困难！
但愿我们的写家和编者，今后在史实的引用与核对上，严肃再严肃，精细再精细，则当代读书人幸甚！后来治史者幸甚！
但若媒体刊载的是一则错误资讯呢？当然也会通过信息高速公路广为传播，以致假作真时真亦假，是非难辨。而一些历史史实和掌故，一旦讹传，不要说对后人，即使对当代的某些研究工作，也会造成困难与混乱。
笔者很早就想著文批评当今某些写家引对史料的粗枝大叶，以至于在其写作中屡屡出现讹误。但每每动笔，又颇踯躅。因为对多数写家而言，文虽有讹，但尚未因讹害义。专文批评，难免有“以小错责大过”之嫌。但每日浏览报刊，眼见这类讹误有增无减，反有日趋增多之势。深感若再缄口不言，实非有良知者应有之义。况重要史实一旦以讹传讹，也绝非始作俑者的写家之小过，文中有讹，也会降低文童的信服力，这对写家本人同样不利。古人说，“玉有瑕秽，必见于外，故君子不隐所短”，故而就手头留存的报刊所见一些讹误，摘要评述。当然，笔者并未专事搜集，所举者也仅记忆所及的荦荦大端，如有不妥，还望方家教正。
手头上就有的一篇，冯东书先生的作品《谁能垄断历史》（《同舟共进》，1999年6月）不足3000字，但与史料相违者就有两处。一处称“中共‘九大’作了永远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决议”，开除刘少奇党籍是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的事，怎么扯到“九大”上呢？另一处说“北京郊区的一个特级监狱，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关押过中共中央高级领导彭真、彭德怀、贺龙、黄克诚、陆定一、谭政、罗瑞卿、万里、刘仁、林枫、陈再道及邓洁等一批高级干部”也不准确。因为这个“特殊监狱”显系那个闻名遐迩的秦城监狱，但贺龙“文革”中是被软禁在西山，彭德怀等军队干部是被卫戍区“监护”在五棵松某地，后又转移关押在政法千校。至于陈再道，虽在“文革”中受到批判，撤了职，但仍被毛泽东称为“同志”保了下来，并未关押，又怎么会在秦城？
还有舒展先生，他在《闲聊监督》（《随笔》，1999年4月）中称：“遇罗克就是在抓纲治国时期被判处死刑的，可见‘两个凡是’的极左势力是何等顽强。”遇罗克遇难于“文革”高潮时的1970年，而并非死于“抓纲治国”的1977年，我猜作者一定是误把李九莲写成遇罗克了。
冯、舒二公，都是建国以后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经历者，近年又常写反“左”文童呼吁人们勿忘“文革”，但对“文革”中一些重要史实也生出了笔误。而如果说作者一时不免偶有笔误，那么审稿的编辑又为什么不把好文字关？
记忆所及，前些年山西的一位杂文家赵廷鹏先生出现过另一类讹误。赵先生曾写过一篇《三代教师的思考》，以为当代教师“入有楼、出有车、娱有彩电”，生活十分“幸福”。此文遭河北的廖直先生诟病后，又引得赵先生大动肝火，连续著文抨击廖先生，并坚持说当今教师“在工薪阶层与其他公务员比较……生活相对‘甜了’。”赵先生此论是否客观，我想已有众所周知的某地“公仆”训诫下属“再不好好工作，就让你当教师”的“高论”已作了很好的回答，且按下不表。类似这类讹误，还散见于某些权威报纸。如1996年纪念红军长征60周年时，《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均刊出一幅照片，称照片中女士们“不仅是赫赫有名的元帅将军夫人，也都是经历了长征的老战士”。但照片中所列举的薛明，即贺龙元帅的夫人，就并未参加长征，而是“三八”式的干部。
以上所列举的错讹，应系无意为之。但还有些讹误，却纯属胡编乱造所致，故由此造成了研究混乱。例如1996年8月《炎黄春秋》刊载的祁人、沙平《艾青的风雨人生路》，就有这类问题。文章内云“1975年，斯诺率美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团来华访问。……接着，斯诺先生拜会了周总理……在谈到延安文艺界老朋友时，斯诺第一个提到的就是艾青……并询问了艾青的近况和表示了‘我这一次很想见到艾青先生’……当时新华社出版的《参考消息》，以外电报道的形式，披露了斯诺先生与周恩来总理关于诗人艾青的谈话——熟悉当时‘政治行情’的中国人都知道，它实际上就是预示着诗人艾青快出来了”。斯诺当年访华文章的确都在《参考消息》上转载过（而不是“外电报道”），笔者当年就读过。但据笔者记忆，那些文童并没有提到艾青。当然，个人记忆未必可靠，故这且暂先不论。但祁人、沙平的这段文字至少还有三处谬误：一是斯诺访华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而并非1975年，当时正是极“左”路线甚嚣尘上之时，所谓“预示着诗人艾青快出来了”完全是无稽之谈；二是斯诺访华，正是当时中美严重对立之际，双方除华沙大使级谈判外，几无任何官方往来，又何来率“美国新闻代表团”一事？事实上建国以来斯诺每次访华都是以毛泽东主席老朋友的私人身份来的，而且，晚年的斯诺已定居瑞士；三是斯诺先生早于1972年年初逝世，祁人等却说他1975年还率团访华，拜会毛主席、周总理，且大谈艾青，实有胡诌之嫌。
一篇涉史之作，若作者出言无状，随意胡侃，所造成的认识混乱，不要说后人，即使在当代，要想及时有效澄清都十分困难。记得80年代末期，《文摘报》曾摘发过一篇谈长征的文章，说一四方面军联席会议上因路线之争，九军军长何畏竟然开枪差点伤及毛泽东，随即被徐向前严厉制止。当时尚健在的徐向前元帅看了此文后十分惊讶和气愤，即令秘书致函该报，指出当事人尚在人世，就有人公然子虚乌有地瞎编历史，其行为实在非理可喻。《文摘报》虽及时刊出徐帅办公室来函，但此后这则所谓“长征轶事”却并未停止炒作，直至1997年，徐帅已去世七年了，“何畏欲害毛泽东”还赫然刊出在北京一家大刊上。如此讹传，一般读者若未能有幸读到当年《文摘报》上徐帅办公室的这则来函，对此“掌故”真耶假耶，又怎能辨清？可见对历史，不负责任地胡说八道多么容易，而若想有效澄清这些杜撰，又是多么困难！
但愿我们的写家和编者，今后在史实的引用与核对上，严肃再严肃，精细再精细，则当代读书人幸甚！后来治史者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