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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被称为下一年经济的“定调会”,旨在为来年的经济政策绘制蓝图。12月15日—16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如约召开,这是新一届中央领导履新后的首次年度经济会议,备受外界关注。
此次会议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议题,强调了“稳中求进”、“尊重经济规律”、“加快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业整体素质”、“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活力和动力”、“全面深化改革”、“明确改革路线图时间表”、“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等一系列关键词,为中国经济提出了更多要求,树立了更高目标。
继续“稳中求进”
“做好明年经济工作,要继续把握好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立足全局,突出重点,扎扎实实开好局。”梳理历届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发现,每年的总基调都有所不同,但今年是个例外,与去年的总基调完全相同,都是“稳中求进”。
对于这种连续性,长江商学院教授周春生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表示,明年和今年面临着相似的国际、国内环境,比如,欧债危机依旧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美国的经济增长依旧比较缓慢,出口贸易面临着明显挑战。整体上说,中国目前经济增长面临压力,经济增速在放缓,所以要继续保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
“‘稳’,是要稳定消费需求、稳定投资。对外贸易要有一个适度增长,10%的速度不太可能,8%左右应该可以,保持一定的贸易顺差。‘进’,则是说经济发展的速度要前进,企业自主创新的能力要提高,经济结构的调整要深化。”周春生这样理解“稳”与“进”。
“当前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两个转变,即从高速增长转为平稳增长,从规模扩张型发展转为质量效益型发展。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正是针对这两个转变而制定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张立群分析道。
与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突出强调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不同,今年会议鲜明指出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性。周春生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健康更强调可持续性、质量、效益和结构,尽管以前政府工作报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了类似的思想,但是这次非常明确。拒绝有水分的增长,不盲目追求速度,这就意味着我们愿意接受7%—8%的增速,花更多精力改善经济结构,比如经济增长的模式、收入分配模式、增长质量效益模式等。”周春生说。
政策释放的信号
“宏观政策保持了一致性、连续性,我们依旧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拉动内需、改善民生等,所有这些和去年的提法都是比较相近的。”周春生指出,但其中也有微妙的变化。这位曾经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中国证监会规划发展委员会都担任过具体工作的经济学家,梳理出了通胀、货币政策、税收、产业结构、城镇化等几大热点问题。
“去年提通货膨胀压力,今年没有特别提,这跟整体上目前通胀压力不大有关系,但全世界的流通性泛滥对中国也有影响,包括热钱涌入、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对物价有一定的上涨压力。”周春生认为。
在货币政策方面,每年的执行力度都有差异,“在今年第三季度GDP增长速度降到7.5%以下的情况下,经济增长面临压力,明年货币政策基本上是稳中偏宽松。会议提到增加全社会融资规模,说明银根会适度放松”。
在税收方面,周春生认为,“结构性减税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第一是整体税负的降低,第二是税收结构的优化,比如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推动”。
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会议提出要充分利用国际金融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把化解产能过剩矛盾作为工作重点。“过剩的行业需要转型,包括企业的转型、落后产能的淘汰,这个过程可能会影响速度乃至一些人的利益,任务还很艰巨。”
周春生说,本次会议有一大亮点,就是首次提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城镇化这次被放在很重要的位置,是值得关注的。城镇化的质量和进程是中国未来经济健康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实际上,中央是希望以城镇化来拉动内需,这个内需包括与城镇化相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通过城镇化来拉动消费需求。”他同时认为:“城镇化不是片面地强调向大中型城市输送人口,将来更要强调的不是城而是镇,我们应该建立更多的小型市镇,而不是盲目地追求像北上广一样的大型一线城市。其次,城镇化应有系列配套政策,包括生活方式和就业方式的转变,户籍改革的力度也应推进。”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则着重阐述了他对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分析和理解。目前,导致房价泡沫的结构性因素尚未消除,投资性购房需求仍然较强。因此,此次会议提出“要继续坚持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不动摇”。彭文生认为,明年限购等房地产调控政策不会出现全面的放松,但为了与城市化推进带来的人口流动趋势配合,各地方政府的局部政策将有所调整。例如,明年很可能扩大房产税试点范围,最终方案可望公布。
机遇、风险、挑战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发展仍然具备难得的机遇和有利条件,同时也面临不少风险和挑战。
有哪些机遇?会议提出,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国际环境方面的内涵和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面临的机遇不再是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加快投资的传统机遇,而是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
不少专家学者认为,我国面临的机遇正从扩张式机遇向升级式机遇转变。“今后在发达国家经济长期低迷的背景下,全球投资者将更为看好我国的经济前景,世界范围内的中高端资源有望进行重配,届时将出现先进产业向中国转移的新趋势,这是我国产业结构实现转型的一大机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隆国强说。
周春生则认为:“欧债问题出现曙光,美国经济也在向好的方向發展,从2012年的情况看,经过一系列的宏观调控,经济在企稳回升,这增强了对经济的信心。”
对于风险和挑战,会议指出,当前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依然突出,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产能相对过剩的矛盾有所加剧,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上升和创新能力不足的两大问题并存,金融领域存在潜在风险,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的矛盾仍然突出。
我国经济经过几十年高速发展后,暴露出很多问题,未来要平稳发展,必须依赖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进一步改革。“改革包括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金融制度改革等,正如李克强副总理强调的,改革是发展的最大红利。”周春生说,“只有改革才能应对挑战、赢得机遇。”
此次会议正是顺应了这一趋势,将改革提到了更为显要的地位,提出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改革要出台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周春生说,在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上,以前中央说得不多,这次重点提出,“也体现了新的领导集体对未来经济发展的务实态度”。
此次会议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议题,强调了“稳中求进”、“尊重经济规律”、“加快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业整体素质”、“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活力和动力”、“全面深化改革”、“明确改革路线图时间表”、“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等一系列关键词,为中国经济提出了更多要求,树立了更高目标。
继续“稳中求进”
“做好明年经济工作,要继续把握好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立足全局,突出重点,扎扎实实开好局。”梳理历届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发现,每年的总基调都有所不同,但今年是个例外,与去年的总基调完全相同,都是“稳中求进”。
对于这种连续性,长江商学院教授周春生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表示,明年和今年面临着相似的国际、国内环境,比如,欧债危机依旧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美国的经济增长依旧比较缓慢,出口贸易面临着明显挑战。整体上说,中国目前经济增长面临压力,经济增速在放缓,所以要继续保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
“‘稳’,是要稳定消费需求、稳定投资。对外贸易要有一个适度增长,10%的速度不太可能,8%左右应该可以,保持一定的贸易顺差。‘进’,则是说经济发展的速度要前进,企业自主创新的能力要提高,经济结构的调整要深化。”周春生这样理解“稳”与“进”。
“当前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两个转变,即从高速增长转为平稳增长,从规模扩张型发展转为质量效益型发展。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正是针对这两个转变而制定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张立群分析道。
与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突出强调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不同,今年会议鲜明指出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性。周春生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健康更强调可持续性、质量、效益和结构,尽管以前政府工作报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了类似的思想,但是这次非常明确。拒绝有水分的增长,不盲目追求速度,这就意味着我们愿意接受7%—8%的增速,花更多精力改善经济结构,比如经济增长的模式、收入分配模式、增长质量效益模式等。”周春生说。
政策释放的信号
“宏观政策保持了一致性、连续性,我们依旧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拉动内需、改善民生等,所有这些和去年的提法都是比较相近的。”周春生指出,但其中也有微妙的变化。这位曾经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中国证监会规划发展委员会都担任过具体工作的经济学家,梳理出了通胀、货币政策、税收、产业结构、城镇化等几大热点问题。
“去年提通货膨胀压力,今年没有特别提,这跟整体上目前通胀压力不大有关系,但全世界的流通性泛滥对中国也有影响,包括热钱涌入、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对物价有一定的上涨压力。”周春生认为。
在货币政策方面,每年的执行力度都有差异,“在今年第三季度GDP增长速度降到7.5%以下的情况下,经济增长面临压力,明年货币政策基本上是稳中偏宽松。会议提到增加全社会融资规模,说明银根会适度放松”。
在税收方面,周春生认为,“结构性减税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第一是整体税负的降低,第二是税收结构的优化,比如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推动”。
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会议提出要充分利用国际金融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把化解产能过剩矛盾作为工作重点。“过剩的行业需要转型,包括企业的转型、落后产能的淘汰,这个过程可能会影响速度乃至一些人的利益,任务还很艰巨。”
周春生说,本次会议有一大亮点,就是首次提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城镇化这次被放在很重要的位置,是值得关注的。城镇化的质量和进程是中国未来经济健康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实际上,中央是希望以城镇化来拉动内需,这个内需包括与城镇化相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通过城镇化来拉动消费需求。”他同时认为:“城镇化不是片面地强调向大中型城市输送人口,将来更要强调的不是城而是镇,我们应该建立更多的小型市镇,而不是盲目地追求像北上广一样的大型一线城市。其次,城镇化应有系列配套政策,包括生活方式和就业方式的转变,户籍改革的力度也应推进。”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则着重阐述了他对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分析和理解。目前,导致房价泡沫的结构性因素尚未消除,投资性购房需求仍然较强。因此,此次会议提出“要继续坚持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不动摇”。彭文生认为,明年限购等房地产调控政策不会出现全面的放松,但为了与城市化推进带来的人口流动趋势配合,各地方政府的局部政策将有所调整。例如,明年很可能扩大房产税试点范围,最终方案可望公布。
机遇、风险、挑战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发展仍然具备难得的机遇和有利条件,同时也面临不少风险和挑战。
有哪些机遇?会议提出,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国际环境方面的内涵和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面临的机遇不再是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加快投资的传统机遇,而是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
不少专家学者认为,我国面临的机遇正从扩张式机遇向升级式机遇转变。“今后在发达国家经济长期低迷的背景下,全球投资者将更为看好我国的经济前景,世界范围内的中高端资源有望进行重配,届时将出现先进产业向中国转移的新趋势,这是我国产业结构实现转型的一大机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隆国强说。
周春生则认为:“欧债问题出现曙光,美国经济也在向好的方向發展,从2012年的情况看,经过一系列的宏观调控,经济在企稳回升,这增强了对经济的信心。”
对于风险和挑战,会议指出,当前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依然突出,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产能相对过剩的矛盾有所加剧,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上升和创新能力不足的两大问题并存,金融领域存在潜在风险,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的矛盾仍然突出。
我国经济经过几十年高速发展后,暴露出很多问题,未来要平稳发展,必须依赖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进一步改革。“改革包括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金融制度改革等,正如李克强副总理强调的,改革是发展的最大红利。”周春生说,“只有改革才能应对挑战、赢得机遇。”
此次会议正是顺应了这一趋势,将改革提到了更为显要的地位,提出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改革要出台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周春生说,在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上,以前中央说得不多,这次重点提出,“也体现了新的领导集体对未来经济发展的务实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