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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电影市场分层化、创作多样化、观众需求个性化的新态势下，艺术电影的“破冰”之旅步伐加快了。日前，由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以下简称“联盟”）主办的“藏地密码——中国藏地影像展”正在多地展开：从四川、西藏辐射至青海、甘肃、云南，并逐步推广至全国。
展映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如1986年出品的经典电影《盗马贼》在四川成都的峨影1958电影城上映时，现场239个座位，几乎座无虚席。
艺术影院的实践此前其实屡见不鲜。北京的中国电影资料馆和当代MOMA百老汇电影中心在影迷心中颇有地位；上海的艺术电影联盟运营了三年多，也为不少文艺片争取了不易的空间。但这些努力似乎依然更集中在一线城市。
而2016年10月正式成立的“联盟”，作为中国第一个全国性质的艺术片放映联盟，被创作者和影迷寄予了更多期望。业界人士认为，中国电影市场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已拥有近4万块屏幕，票房平均年增长率超过20%。在拥有众多放映终端的形势下，放映渠道进一步细化的时机已经到了。
在全新的市场环境下，艺术电影的“天堂电影院”会成功地建起来吗？
让艺术电影找到观众
艺术电影在中国并不缺乏观众。
2016年4月，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展映活动开票，实时点击“购票按钮”抢票的用户每秒达44000人；6月，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活动开票首日，官方在线售票平台淘票票曾一度瘫痪，最终首日收入超1500万元。
除电影节展映活动外，以中国电影资料馆和当代MOMA百老汇电影中心为代表的艺术影院，近两年的日常放映活动上座率也明显提高，经常座无虚席。
但是，艺术电影却经常出现排片率低下，导演苦求排片的尴尬事件。2016年5月，制片人方励为《百鸟朝凤》“跪求排片”引发热议，再次将艺术电影的生存问题摆在大众眼前。
而在此之前，王小帅、贾樟柯等导演都曾为自己影片的排片呐喊。2016年10月，“联盟”在长春电影节期间宣告成立，人们在发起方的名单上看到了贾樟柯不久前在上海成立的电影公司“暖流文化”。
“过去我们的渠道比较粗放，好莱坞电影、商业影片、艺术电影、文化电影、纪录片都在同一个渠道混合发行，以至于艺术电影找不到观众，观众也找不到艺术电影。”贾樟柯说。
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饶曙光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联盟”的成立可谓水到渠成。
中国电影市场规模和观影人次仍在持续扩大，银幕增加到4万块，而单块银幕的产出则出现某种增长乏力，粗糙的发行方式亟待改变；以大学生为代表的重点观影人群，以及三四线城市受众的加入，使观影需求差异化更为明显；电影评价体系也开始从“崇拜票房”回归到电影质量本身。
“艺术院线像是城市的一盏聚光灯，给了艺术电影导演找到观众的机会，也是中国庞大的艺术电影人群观看艺术电影的窗口。”贾樟柯说。
建立艺术电影院线，支持艺术电影发展，对于商业电影同样大有裨益。
“艺术电影是创新的阵地。”微影时代联合创始人兼高级副总裁杨丹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好莱坞发展史中，艺术电影里诸多实验、先锋的电影语言，最终都演变为商业电影的常规手法。杨丹说：“这些探索一旦被观众认可，慢慢就会变成大众消费市场里新的电影语言。对于电影的持续发展来说，失去艺术电影，就没有试验田了。”
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由中国电影资料馆、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暖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万达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百老汇电影中心、北京微影时代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发起的“联盟”成立了。据了解，“联盟”目前主要由中国电影资料馆牵头并负责选片和影展策划，华夏发行和万达院线等配合发行和放映，微影时代则在票务上和宣传上进行配合。
艺术院线走过的路
中国艺术电影院线的历史，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
彼时，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等“第五代导演”的艺术电影多次在国际电影节上斩获奖项，催生了一批艺术影院。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北京电影公司的牵头下，大华、首都、地质、长城影院组建了一条艺术院线，但这条院线建立不到一年便因供片不足而走向终结。
后来，中影公司在全国9大城市选定11家影院为艺术电影提供放映渠道，其中便包括上海胜利电影院。
此后，胜利电影院一度成为全国知名的艺术电影院。在这里，几乎每隔一两个月就有一个主题影展登场，诸如“名著改编的电影”“情人节下午专场”“路易·德菲耐斯电影展”等。
陈凯歌的《黄土地》、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吴子牛的《晚钟》等“第五代导演”们的成名作都曾在此上映并引起轰动。
1989年，王朔编剧、夏钢执导的《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在胜利艺术电影院独家上映时，影院的443个座位连续3个月爆满，售票处甚至要拉起铁栅栏分流观众。
随着VCD 和 DVD的出现，录像带租售业在上世纪90年代日渐兴盛，廉价便捷的观影方式普及开来。互联网兴起后，盗版资源更是盛行，艺术影院便不再是观赏艺术电影的唯一渠道。
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市场开始产业化改革，电影的商业属性更为资本所重视，艺术片放映空间也遭到了主流商业片的挤压。
然而，仍有一些院线、发行公司和民间组织在尝试为艺术影片开辟阵地。
2009年12月底，当代MOMA百老汇电影中心在北京成立，共有三个影厅，运营至今已成为京城影迷的圣地之一，许多热门展映活动也备受欢迎。 2012年，上海成立“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上海万达电影城、上海电影博物馆、上海影城等十家影院加盟，虽一度因片源问题造成放映场次缩水，但近年来不断推出展映，成为上海迷影文化的重要一环。
2013年5月，由民间影迷组织成立于南京的“后窗放映”更具备公益性质。“后窗放映”没有固定的合作对象，每次组织影展，都需要与不同的影院协商合作，因此，相较刚成立时，如今的日常放映活动已经大幅减少。
除了这些组织外，法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等国际文化交流机构，也是助推当前艺术电影放映的重要力量之一。
艺术院线放什么
有了放映渠道，关键的问题还有一个：放什么？
据孙向辉介绍，“联盟”的片源主要分为三类，一是最新的国产艺术电影，二是急需介绍给中国观众的最新国际艺术电影，三是以策展方式进行的学术性经典电影展映。
从中国电影资料馆目前的排片来看，经典电影的放映仍占据主要位置。为支持国产艺术新片，2015年开始，中国电影资料馆在1号厅长线放映国产艺术新片，包括《心迷宫》《黑处有什么》等在内的艺术电影都在该厅进行过放映。
但是，国产艺术新片的产量并不能满足片源需求，而由于每年进入中国市场的海外电影份额有限，很多国际艺术电影也没有机会走进中国院线。
在展映的审批流程上，尽管可以就影展影片进行计次的报批，但在以往的实际操作中，仍有不少困难。
百老汇电影中心策划经理杨洋曾对《瞭望东方周刊》透露，国产影片可以在地方电影局报批，若影展含有超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影片，则需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报批，“但民间策展团队的资质似乎又不被认可”。
此外，涉及多城市的巡回影展，每新到一地都要重新办一次报批手续，审片结果还可能与上一站不同。
而“联盟”的不同在于，发起方有中国电影资料馆和华夏电影发行公司，“可以借由国企背景，更准确实时传达政策门槛的高低，对放映片源加以调整”，杨丹说。
但也有业界人士担忧，展映要耗费较大的人力与物力，且需要大量片源， “联盟”未来将有400个加盟影厅，如何支撑起它们的常规放映？这需要更为精细的上层设计。
法国拥有成熟的艺术院线系统，其放映设计对于“联盟”来说或许具备一定启发意义：与正常电影院的排片计划有所差别，法国艺术院线的放映计划中有新片，也有新修复的经典影片，而片单则是由 100 位电影人组成的机构根据一定原则拟定的。
盈利还是义工？
“从商业回报上来讲，做艺术电影某种程度上算是义工。”杨丹说，参与“联盟”发起，更多是为行业长远的发展做积累。
艺术电影并不具备商业电影显见的变现能力。为鼓励艺术电影的创作和放映，许多国家都在这方面予以减免税收等政策扶持。
以法国为例，其影视产业最高管理机构法国国家电影中心便有专门的扶持基金，通过公权力，将电视、录像业和互联网的盈利补贴到电影业中，以实现平衡。
而国际艺术院线联合会也会对世界各地的艺术院线成员进行一定经济扶持，院线成员只需要支付一定的会员费用和放映提成，便可共享国际艺术院线联合会的艺术影片放映权。
该联合会由法国、德国、荷兰、瑞士四个国家的艺术院线协会在1956年联合创办，在欧洲、非洲、北美洲和亚洲的29个国家拥有3000块银幕，占覆盖地区票房总额的10%～25%。
艺术电影需要国家补贴，但扶植的方法各有不同，有的是对获奖影片给予奖励，有的是对放映比例达到一定标准的影片给予奖励。然而，“联盟”的发起者们在讨论初期便否决了依靠政府补贴的想法。
孙向辉表示：“如果一开始就走补贴这条路，一定会死的，它激发不出来市场运营能力，也激发不出积极性，它会依赖于补贴，没有市场化的东西肯定活不成。”
虽然艺术电影的生意并不大，但艺术电影作为分众娱乐的一环，需要在电影市场有一席之地，首先要找到商业运作机制。
“放映问题仍需要市场手段来加以解决。”杨丹表示，微影时代目前定下的“小目标”是在一到两个季度里让艺术电影的固定观影用户达到一定人次，并建立起他们的观影习惯。
杨丹举例说，诸多影展的观众都是由微影时代旗下的票务平台格瓦拉召集而来，可以设法将其转换为“联盟”的固定用户，并用会员机制鼓励其消费。
贾樟柯则认为，艺术电影的相关财政补贴不能靠中央政府，应看各地政府的文化产业政策。
据了解，上海市已出台并实施相关政策，对长期组织放映优秀国产艺术电影的主体和院线给予奖励。
2015年9月，《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中新增规定“资助文化特色、艺术创新影片发行和放映”，将艺术电影纳入了重点支持的范围。
早前，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资办停止了对3D、巨幕的补贴，业界分析，这项补贴会运用到对艺术电影的扶持上。但如何补贴，尚未出台更加细化的准则。
“联盟”发起方的成员大多为民营组织，在一定程度上都有盈利诉求。若不能逐步完善上层制度建设，“联盟”的前景恐怕还将困难重重。
展映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如1986年出品的经典电影《盗马贼》在四川成都的峨影1958电影城上映时，现场239个座位，几乎座无虚席。
艺术影院的实践此前其实屡见不鲜。北京的中国电影资料馆和当代MOMA百老汇电影中心在影迷心中颇有地位；上海的艺术电影联盟运营了三年多，也为不少文艺片争取了不易的空间。但这些努力似乎依然更集中在一线城市。
而2016年10月正式成立的“联盟”，作为中国第一个全国性质的艺术片放映联盟，被创作者和影迷寄予了更多期望。业界人士认为，中国电影市场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已拥有近4万块屏幕，票房平均年增长率超过20%。在拥有众多放映终端的形势下，放映渠道进一步细化的时机已经到了。
在全新的市场环境下，艺术电影的“天堂电影院”会成功地建起来吗？
让艺术电影找到观众
艺术电影在中国并不缺乏观众。
2016年4月，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展映活动开票，实时点击“购票按钮”抢票的用户每秒达44000人；6月，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活动开票首日，官方在线售票平台淘票票曾一度瘫痪，最终首日收入超1500万元。
除电影节展映活动外，以中国电影资料馆和当代MOMA百老汇电影中心为代表的艺术影院，近两年的日常放映活动上座率也明显提高，经常座无虚席。
但是，艺术电影却经常出现排片率低下，导演苦求排片的尴尬事件。2016年5月，制片人方励为《百鸟朝凤》“跪求排片”引发热议，再次将艺术电影的生存问题摆在大众眼前。
而在此之前，王小帅、贾樟柯等导演都曾为自己影片的排片呐喊。2016年10月，“联盟”在长春电影节期间宣告成立，人们在发起方的名单上看到了贾樟柯不久前在上海成立的电影公司“暖流文化”。
“过去我们的渠道比较粗放，好莱坞电影、商业影片、艺术电影、文化电影、纪录片都在同一个渠道混合发行，以至于艺术电影找不到观众，观众也找不到艺术电影。”贾樟柯说。
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饶曙光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联盟”的成立可谓水到渠成。
中国电影市场规模和观影人次仍在持续扩大，银幕增加到4万块，而单块银幕的产出则出现某种增长乏力，粗糙的发行方式亟待改变；以大学生为代表的重点观影人群，以及三四线城市受众的加入，使观影需求差异化更为明显；电影评价体系也开始从“崇拜票房”回归到电影质量本身。
“艺术院线像是城市的一盏聚光灯，给了艺术电影导演找到观众的机会，也是中国庞大的艺术电影人群观看艺术电影的窗口。”贾樟柯说。
建立艺术电影院线，支持艺术电影发展，对于商业电影同样大有裨益。
“艺术电影是创新的阵地。”微影时代联合创始人兼高级副总裁杨丹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好莱坞发展史中，艺术电影里诸多实验、先锋的电影语言，最终都演变为商业电影的常规手法。杨丹说：“这些探索一旦被观众认可，慢慢就会变成大众消费市场里新的电影语言。对于电影的持续发展来说，失去艺术电影，就没有试验田了。”
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由中国电影资料馆、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暖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万达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百老汇电影中心、北京微影时代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发起的“联盟”成立了。据了解，“联盟”目前主要由中国电影资料馆牵头并负责选片和影展策划，华夏发行和万达院线等配合发行和放映，微影时代则在票务上和宣传上进行配合。
艺术院线走过的路
中国艺术电影院线的历史，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
彼时，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等“第五代导演”的艺术电影多次在国际电影节上斩获奖项，催生了一批艺术影院。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北京电影公司的牵头下，大华、首都、地质、长城影院组建了一条艺术院线，但这条院线建立不到一年便因供片不足而走向终结。
后来，中影公司在全国9大城市选定11家影院为艺术电影提供放映渠道，其中便包括上海胜利电影院。
此后，胜利电影院一度成为全国知名的艺术电影院。在这里，几乎每隔一两个月就有一个主题影展登场，诸如“名著改编的电影”“情人节下午专场”“路易·德菲耐斯电影展”等。
陈凯歌的《黄土地》、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吴子牛的《晚钟》等“第五代导演”们的成名作都曾在此上映并引起轰动。
1989年，王朔编剧、夏钢执导的《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在胜利艺术电影院独家上映时，影院的443个座位连续3个月爆满，售票处甚至要拉起铁栅栏分流观众。
随着VCD 和 DVD的出现，录像带租售业在上世纪90年代日渐兴盛，廉价便捷的观影方式普及开来。互联网兴起后，盗版资源更是盛行，艺术影院便不再是观赏艺术电影的唯一渠道。
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市场开始产业化改革，电影的商业属性更为资本所重视，艺术片放映空间也遭到了主流商业片的挤压。
然而，仍有一些院线、发行公司和民间组织在尝试为艺术影片开辟阵地。
2009年12月底，当代MOMA百老汇电影中心在北京成立，共有三个影厅，运营至今已成为京城影迷的圣地之一，许多热门展映活动也备受欢迎。 2012年，上海成立“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上海万达电影城、上海电影博物馆、上海影城等十家影院加盟，虽一度因片源问题造成放映场次缩水，但近年来不断推出展映，成为上海迷影文化的重要一环。
2013年5月，由民间影迷组织成立于南京的“后窗放映”更具备公益性质。“后窗放映”没有固定的合作对象，每次组织影展，都需要与不同的影院协商合作，因此，相较刚成立时，如今的日常放映活动已经大幅减少。
除了这些组织外，法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等国际文化交流机构，也是助推当前艺术电影放映的重要力量之一。
艺术院线放什么
有了放映渠道，关键的问题还有一个：放什么？
据孙向辉介绍，“联盟”的片源主要分为三类，一是最新的国产艺术电影，二是急需介绍给中国观众的最新国际艺术电影，三是以策展方式进行的学术性经典电影展映。
从中国电影资料馆目前的排片来看，经典电影的放映仍占据主要位置。为支持国产艺术新片，2015年开始，中国电影资料馆在1号厅长线放映国产艺术新片，包括《心迷宫》《黑处有什么》等在内的艺术电影都在该厅进行过放映。
但是，国产艺术新片的产量并不能满足片源需求，而由于每年进入中国市场的海外电影份额有限，很多国际艺术电影也没有机会走进中国院线。
在展映的审批流程上，尽管可以就影展影片进行计次的报批，但在以往的实际操作中，仍有不少困难。
百老汇电影中心策划经理杨洋曾对《瞭望东方周刊》透露，国产影片可以在地方电影局报批，若影展含有超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影片，则需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报批，“但民间策展团队的资质似乎又不被认可”。
此外，涉及多城市的巡回影展，每新到一地都要重新办一次报批手续，审片结果还可能与上一站不同。
而“联盟”的不同在于，发起方有中国电影资料馆和华夏电影发行公司，“可以借由国企背景，更准确实时传达政策门槛的高低，对放映片源加以调整”，杨丹说。
但也有业界人士担忧，展映要耗费较大的人力与物力，且需要大量片源， “联盟”未来将有400个加盟影厅，如何支撑起它们的常规放映？这需要更为精细的上层设计。
法国拥有成熟的艺术院线系统，其放映设计对于“联盟”来说或许具备一定启发意义：与正常电影院的排片计划有所差别，法国艺术院线的放映计划中有新片，也有新修复的经典影片，而片单则是由 100 位电影人组成的机构根据一定原则拟定的。
盈利还是义工？
“从商业回报上来讲，做艺术电影某种程度上算是义工。”杨丹说，参与“联盟”发起，更多是为行业长远的发展做积累。
艺术电影并不具备商业电影显见的变现能力。为鼓励艺术电影的创作和放映，许多国家都在这方面予以减免税收等政策扶持。
以法国为例，其影视产业最高管理机构法国国家电影中心便有专门的扶持基金，通过公权力，将电视、录像业和互联网的盈利补贴到电影业中，以实现平衡。
而国际艺术院线联合会也会对世界各地的艺术院线成员进行一定经济扶持，院线成员只需要支付一定的会员费用和放映提成，便可共享国际艺术院线联合会的艺术影片放映权。
该联合会由法国、德国、荷兰、瑞士四个国家的艺术院线协会在1956年联合创办，在欧洲、非洲、北美洲和亚洲的29个国家拥有3000块银幕，占覆盖地区票房总额的10%～25%。
艺术电影需要国家补贴，但扶植的方法各有不同，有的是对获奖影片给予奖励，有的是对放映比例达到一定标准的影片给予奖励。然而，“联盟”的发起者们在讨论初期便否决了依靠政府补贴的想法。
孙向辉表示：“如果一开始就走补贴这条路，一定会死的，它激发不出来市场运营能力，也激发不出积极性，它会依赖于补贴，没有市场化的东西肯定活不成。”
虽然艺术电影的生意并不大，但艺术电影作为分众娱乐的一环，需要在电影市场有一席之地，首先要找到商业运作机制。
“放映问题仍需要市场手段来加以解决。”杨丹表示，微影时代目前定下的“小目标”是在一到两个季度里让艺术电影的固定观影用户达到一定人次，并建立起他们的观影习惯。
杨丹举例说，诸多影展的观众都是由微影时代旗下的票务平台格瓦拉召集而来，可以设法将其转换为“联盟”的固定用户，并用会员机制鼓励其消费。
贾樟柯则认为，艺术电影的相关财政补贴不能靠中央政府，应看各地政府的文化产业政策。
据了解，上海市已出台并实施相关政策，对长期组织放映优秀国产艺术电影的主体和院线给予奖励。
2015年9月，《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中新增规定“资助文化特色、艺术创新影片发行和放映”，将艺术电影纳入了重点支持的范围。
早前，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资办停止了对3D、巨幕的补贴，业界分析，这项补贴会运用到对艺术电影的扶持上。但如何补贴，尚未出台更加细化的准则。
“联盟”发起方的成员大多为民营组织，在一定程度上都有盈利诉求。若不能逐步完善上层制度建设，“联盟”的前景恐怕还将困难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