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竹山县福利院的种种乱象，折射了乡村、乃至整个中国养老事业所面临的严重制度问题。
　　直观地看，这些福利院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资金紧缺。政府财政拨款，但福利院发现或者认为，这些资金入不敷出。于是，他们自谋生路，第一个办法是老人去世不销户，吃一年空饷，用以筹措安葬资金。第二个办法则是当下中国最为流行的替代性办法，找市场，进行商业化经营，老人被廉价“出租”给企业、私人打工，所获收入归院方，或者福利院组织——其实是强制——老人们劳动，美其名曰“以院养院”。
　　当下的财政体系应当对老人们可能遭受的不幸承担很大责任。孟子早就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理想，《礼运》篇更明确地提出了“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伟大理想。当代政府在获得巨额税收之后，更应当承担这样的责任。因此，解决乡村福利院的困境，首先需要政府调整心态，增加财政投入，不给院方以不当经营的口实。
　　假如政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就应当对福利院制度本身进行改革，允许社会广泛地参与。当然，这不只是一个解决资金问题的权宜之计，也涉及福利院经营管理模式转换的大问题。
　　应当说，目前的福利院经营体制，要对老人们所遭遇的不幸承担相当大的责任。目前政府给予拨款的福利院基本上是公家经营的，似乎通常是事业单位——虽然在乡村，福利院不大可能有这样的待遇。
　　这样的经营机制难以避免一个病症：冷漠。因为，福利院中人仅仅把这当成一份工作，而没有任何情感投入。因此，他们所考虑的唯一问题就是收支平衡，甚至只是员工自己的收入。在这样的制度下，如果政府拨款充裕，或者还可以勉强维持。如果政府拨款不足，他们就会一下子跳到市场机制中，用自己所能掌握的资产，比如房屋，老人们的廉价劳动力，进行各种令人瞠目的商业化经营。
　　走出这种困境的办法是引入社会性管理。这至少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讨论。
　　首先，现有的公家福利院应当打破目前管理体制的封闭性，实行社会化管理。目前的福利院由基层政府管理，民政部门指导。各方利害一致，形成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监管机制基本失灵。即便福利院在经营过程中存在严重问题，也无人过问。
　　为此，应当改革福利院的治理结构。比如，福利院设立理事会，容纳本地贤达参与其中。以理事会作为福利院的最高决策机关，原管理层则作为其执行机构。理事会审议福利院预算，并对福利院的日常经营管理进行监督。理事会还应当向社会公开福利院各项信息，以利于社会监督。
　　其次，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政府应当创造条件，以便更为人性化的福利院体系形成、发展。具体地说，政府应当放宽民间社团和基金会管制，让人们更为便利地成立慈善、公益组织，并让这些慈善公益组织可以便利地开办福利院，不论是救济性质的，还是经营性质的。
　　福利院的目标是老有所养，这里的养，当然首先是指提供最基本的物质保障。但孤寡老人们所需要的还有关爱，而这是现有的公家福利院很难提供的。这是由其体制决定的。而另外一种福利院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在现代国家兴建福利院之前，传统社会就已经存在福利院性质的机构，而他们是由民间的慈善公益组织建立的，并且通常都有宗教信仰的背景。这样的福利院本身就是基于仁爱之心而开办的，其日常管理也就较为人性化，在供养老人的同时，也能给老人一定的爱。
　　这一历史经验对当下具有重大启发意义。中国民间的财富已有所积累，而人们并不缺乏仁爱之心。假如制度比较合理，慈善机构就可以从公众中募集大量资金、物资。他们可以用这些资源设立公益性质的福利院，让孤寡老人们安定地养老送终。同时，这类慈善组织也可以借助其精神资源，动员大量人力，直接参与福利院的服务、管理或者监督。这也就可以把仁爱之情注入到福利院中，让福利院的日常经营管理较为人性化。
　　也就是说，让社会参与福利院，可以同时解决资源与爱心的匮乏问题。当然，这样的前景，取决于政府大幅度放松对慈善基金会之成立、运作与慈善团体活动之管制。目前的制度造成了一种奇异的现象：连从事慈善事业都面临重重制度障碍。反过来，这种制度让政府背负了沉重的包袱。政府其实背不动它，强行背负的结果就是，在很多领域，比如为孤寡老人养老送终这样微不足道的领域，也酿成严重问题。解决这样的问题，可以用加法，但明智的办法其实是用减法，放手让社会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