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世祖忽必烈统治中后期，因管控不力，相继发生了理财大臣阿合马、卢世荣等人的贪赃枉法事件。至元28年春，右丞相桑哥也因结党营私、贪赃受贿被革职法办。谁来继任相位更为合适？忽必烈想起了见识不凡、沉稳敏瞻、廉洁公正的不忽木。
　　不忽木先后师从王恂、许衡，具有较高的汉文化素养和文学造诣，许衡夸他将来“必大用于世”。不忽木从政多年，先后担任过吏部、工部、刑部尚书。
　　忽必烈拟任不忽木为右丞，于是就对他说，我过去偏听桑哥，以致天下不安，现今虽然后悔，已来不及了。我结识你于幼时，让你随我一起修学，正是为了今日之用。这一次，朕意已决，请勿多让。不料，不忽木推辞说，朝廷中比我资格老的勋爵还有很多，今若破格用臣，恐难服众。忽必烈问，那么谁可当此重任？不忽木回答，太子詹事完泽可以。此前查抄阿合马家，发现一本收受贿赂的簿册，唯独没有完泽的名字。桑哥为相后，完泽曾说过，此人当权，必败国事，现今果如其言。因此，我察知完泽足可胜任。
　　就像鲍叔牙让位给管仲、公孙枝让位给百里奚，不忽木让相于完泽这件事，史书多有好评，多半是说他襟怀大度，饶有古风。其实，这样的评价，通常基于个人层面，着眼点是私德。而笔者认为，不忽木的让贤，是顾大局，识大体，是对国家与社稷高度负责的表现，出发点是公德、大德。古代那些能臣良将，面对个人升迁际遇，向来有两种基本选择，或是见贤思让，或者当仁不让，且都不乏先例，很难说让与不让孰优孰劣。关键的问题在于，哪种选择更能利国利民。
　　完泽在《元史·列传第十七》中，位列不忽木之后，传记也只有区区500余字，而不忽木的传记却长达5000余字。篇幅长短也许说明不了太多问题，但细看之后你会发现，完泽的履历平淡无奇，毫无过人之处。既然如此，不忽木为何还要让位于完泽呢？综观史书，不忽木这样做，至少基于三点考虑：一是自己非蒙古族裔出身，跻身高位容易引起朝臣非议和内讧；二是守成时期最忌折腾，需要完泽这样的勤谨务实者治国理政；三是自己不居相位更有回旋余地，照样能够从容地参政议政。这几点，无一不是站在大局上考虑问题，因而更为难能可贵。
　　（摘自《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