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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有着多重身份，学者、作家、艺术理论家，但他强调自己是“一个行者，一个走在路上的文化人”。
余秋雨获过大量的奖项，他最看重的是“中华十大财智人物特别奖”与“十大财富领袖”奖。
清茶一杯，略微有些苦——正如他的文化苦旅。余秋雨侃侃而谈，用饱满的激情和睿智的思辨征服着你。采访眼前的这位学者型作家，倾听他的非凡经历，不亚于在享受一席口味与营养俱佳的精神盛宴……
被越级评定为全国最年轻的文科教授
1968年，余秋雨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后留校任教。“我们这一代失去了受正常高等教育的时间，这使我感到一种追赶的责任感，一切从零开始。‘文革’后的主要补课是系统地阅读西方原著，进行完整的研究。看懂了，就做一些笔记。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我对14个国家的思想文化经典做得比较细致，我的《戏剧理论史稿》里面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资料都是我自己翻译的，花了很长时间。”
“文革”结束以后，因为需要教材，余秋雨把自己笔记当中和戏剧有关的部分整理成书。“《戏剧理论史稿》这一整理出来就是68万字，西方东方14个国家的戏剧理论思想都涉及了。”让余秋雨欣慰的是，《戏剧理论史稿》被认为是当时中国大陆首部完整阐述世界各国自古代到现代的文化发展和戏剧思想的理论著作，后来还评上了文化部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
不久，余秋雨又写了本《戏剧审美心理学》。这是中国第一本研究戏剧审美心理的书籍。紧接着，余秋雨又写了当代中国第一部以文化人类学观念研究中国戏剧文化通史的著作《中国戏剧文化史》。
当年，复旦、华师大、北京高校的教师对余秋雨的著作进行评审，联合推荐他为教授。复旦一位老教授说，这么多学术著作，任何一本在复旦都可以做教授。就这样，余秋雨没当过一天副教授，就成为全国最年轻的文科教授。
角色变换的阵痛与梦想
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某个晚上，在安徽省贵池山区一个僻远的山沟，余秋雨观看了一部极俗极辣的傩戏，心中曾经翻涌的激情似乎从这出戏上找到了冲决而出的堤口，他深感自己多年来的书斋著述与实际发生的文化现象严重脱节。余秋雨由此深受启发，开始了文化旅行的生涯，用脚板接触土地，用身体接近大自然，用眼睛获取信息，用大脑思考文化。他把这叫做“田野作业”，他希望走向“文化现场”，因为只有通过生命的投入才能消除对文化的无知。
说到为什么后来中断了学术生涯，余秋雨显得有些无奈：“我很不愿意中断它。当年，胡耀邦同志提出选拔领导干部民主化，我们学校当时是文化部的试点单位。提拔干部搞民意测验，结果连续3次我都是第一名。在这种情况下，文化部教育司的司长方先直接来找我谈话。我以为他让我当系副主任，因为我们缺一个系的副主任。我就没想到，做一个系副主任，哪要文化部出面啊?结果一谈，是让我当学院的主要行政领导，先做一段副院长过渡。就这样，就做了副院长，后来又做了院长”。
6年的行政管理工作，让余秋雨没有时间搞学问。余秋雨自称写《文化苦旅》时，还只是一个散文新秀：“我开的课很受学生的欢迎，我突然思考，我的文化思维有没有可能和更多的普通读者分享?”让他始料不及的是《文化苦旅》一炮打响，他在文化散文的写作上由，此“走红”。
为集中精力进行学术研究和写作，余秋雨于1992年夏辞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职务。“当时，上级部门确实希望我担任更高的职位，而且有3个职位可供选择。我的辞职，使北京和上海的领导大吃一惊，因为当时还没有一个年轻的正厅级干部在没有犯任何错误的情况下辞职的先例。我辞了整整23次，还与医务人员串通了装病。当时正巧有几个数学家由于社会工作太忙而英年早逝，全国舆论关注，上级也就勉强同意我辞职了。”说到辞职的原因，余秋雨坦言：内心早就知道，自己的人生使命在文化，而不在行政。“行政工作中，我能做的都已经做了，不能做的再当下去也还是不能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固守权位、级别和待遇，就无聊了。”
当时有不少上级部门的领导一再劝余秋雨：“你不辞职也能从事文化研究啊，把繁杂的工作更多地分配给副手们就可以了。”但是余秋雨觉得不行，“我做什么都认真，从事行政工作时也是白天黑夜都投入，根本插不进写作。更何况，我当时已经明白，中国的经济发展有望，而精神文化还废墟重重，因此我必须花费大量完整的时间长途跋涉，去考察废墟，然后作一些系统发言。”
“走得最远的文人”挖掘到了中华古国的文化基因
作家白先勇曾如是评价说：“余秋雨先生挖掘到了中华文化的DNA，因此能让全球华人读者莫名地获得普遍感应。余秋雨先生为了挖掘中华文化的DNA，考察了世界各地的文明遗迹，所走的路，可能是现在活着的作家中最多、最远的。”
1999年，香港凤凰卫星电视台制订了一个“千禧之旅”的计划，余秋雨作为特邀嘉宾，跟着考察队从香港出发，途经希腊、埃及、以色列、巴基斯坦：伊拉克、伊朗等10个国家，跋涉4万公里，踏上了一条新的文化考察和传播之路。
余秋雨以为，“行走”本身比写作重要，脚板比笔头重要，文字只是脚步和情感“现在进行时态”的实录。“我写文章，就是为了与我的多灾多难的同胞作深层交谈，而不是为了自我消遣。这么多地方，我是冒着生命危险在走；因为我们走过塔利班控制的地区，没有任何保护，每天都不知道明天是不是活着。”
余秋雨说，“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局限的，时间变化其实很小，人生不过百年嘛，但空间度量是很大的，可以说，空间距离决定你生命的质量，只有对空间有了足够的了解，你才能摆脱了卑微的状态。”余秋雨认为，从人性的原则来看，休闲度假期间，能改变一个人的心态，使一个案牍劳形的人成为一个自然人。他笑着说：“我们旅游是为了更好地工作，而西方人工作是为了旅游。在西方旅游的权利是不可侵犯的。”
“收获是蛮大的。我是在走出了中国之后，反而更加了解中华文明是什么，这本身就是学问。”余秋雨再一次向我们阐明，真正的学问不是书本；而必须用自己的双脚，用自己的眼睛去获得：“到过那些地方才明，白，中华文化从几千年延续到今天非常不容易，因为有的地方同样有过几千年的文明，但文明已经破碎，而中华文明仍然活下来了。”
“您这些年来得了许多奖，最看重的是哪一个奖，为什么?”面对我们的提问，余秋雨没有掩饰，果断作答：“最近得到的两个奖使我很惊讶；一是‘中华十大财智人物特别奖’，是由中国国情研究会、财富时报社、一财经界杂志社等联合评选的。刚刚在钓鱼台国宾馆领了这个奖，又通知说我又被评为‘。十大财富领袖，到人民大会堂领奖。幸好，两个评委会反复说明，评上我，主要是指‘精神财富’和‘文化财富’，否则大家要把我误会成像其他九位亿万富翁的‘财富领袖’那么有钱了。这两个奖使我高兴的是，都不是‘文化界?评的，并把精神、文化当作了财富，真要谢谢他们对我的鼓励。”
从学术研究、教育行政到实地考察、随笔写作，余秋雨经历了不少彻底的拦断和转换，每次都是在别人认为状态最好的时候离开，一遍遍地从零开始，可称得上是自弃自位、自离积累、自拆楼台，然而为的只是避免生命的惯性僵化。他说：“我是个行路者，不愿意在某处留连过久。安适的山寨很容易埋葬憧憬，丰沛的泉眼很容易滞留人生，而任何滞留都是自我断裂，任何安顿都是创造的陷阱，任何名位都会诱发争论、争夺，而任何都包含着毁损。
余秋雨获过大量的奖项，他最看重的是“中华十大财智人物特别奖”与“十大财富领袖”奖。
清茶一杯，略微有些苦——正如他的文化苦旅。余秋雨侃侃而谈，用饱满的激情和睿智的思辨征服着你。采访眼前的这位学者型作家，倾听他的非凡经历，不亚于在享受一席口味与营养俱佳的精神盛宴……
被越级评定为全国最年轻的文科教授
1968年，余秋雨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后留校任教。“我们这一代失去了受正常高等教育的时间，这使我感到一种追赶的责任感，一切从零开始。‘文革’后的主要补课是系统地阅读西方原著，进行完整的研究。看懂了，就做一些笔记。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我对14个国家的思想文化经典做得比较细致，我的《戏剧理论史稿》里面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资料都是我自己翻译的，花了很长时间。”
“文革”结束以后，因为需要教材，余秋雨把自己笔记当中和戏剧有关的部分整理成书。“《戏剧理论史稿》这一整理出来就是68万字，西方东方14个国家的戏剧理论思想都涉及了。”让余秋雨欣慰的是，《戏剧理论史稿》被认为是当时中国大陆首部完整阐述世界各国自古代到现代的文化发展和戏剧思想的理论著作，后来还评上了文化部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
不久，余秋雨又写了本《戏剧审美心理学》。这是中国第一本研究戏剧审美心理的书籍。紧接着，余秋雨又写了当代中国第一部以文化人类学观念研究中国戏剧文化通史的著作《中国戏剧文化史》。
当年，复旦、华师大、北京高校的教师对余秋雨的著作进行评审，联合推荐他为教授。复旦一位老教授说，这么多学术著作，任何一本在复旦都可以做教授。就这样，余秋雨没当过一天副教授，就成为全国最年轻的文科教授。
角色变换的阵痛与梦想
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某个晚上，在安徽省贵池山区一个僻远的山沟，余秋雨观看了一部极俗极辣的傩戏，心中曾经翻涌的激情似乎从这出戏上找到了冲决而出的堤口，他深感自己多年来的书斋著述与实际发生的文化现象严重脱节。余秋雨由此深受启发，开始了文化旅行的生涯，用脚板接触土地，用身体接近大自然，用眼睛获取信息，用大脑思考文化。他把这叫做“田野作业”，他希望走向“文化现场”，因为只有通过生命的投入才能消除对文化的无知。
说到为什么后来中断了学术生涯，余秋雨显得有些无奈：“我很不愿意中断它。当年，胡耀邦同志提出选拔领导干部民主化，我们学校当时是文化部的试点单位。提拔干部搞民意测验，结果连续3次我都是第一名。在这种情况下，文化部教育司的司长方先直接来找我谈话。我以为他让我当系副主任，因为我们缺一个系的副主任。我就没想到，做一个系副主任，哪要文化部出面啊?结果一谈，是让我当学院的主要行政领导，先做一段副院长过渡。就这样，就做了副院长，后来又做了院长”。
6年的行政管理工作，让余秋雨没有时间搞学问。余秋雨自称写《文化苦旅》时，还只是一个散文新秀：“我开的课很受学生的欢迎，我突然思考，我的文化思维有没有可能和更多的普通读者分享?”让他始料不及的是《文化苦旅》一炮打响，他在文化散文的写作上由，此“走红”。
为集中精力进行学术研究和写作，余秋雨于1992年夏辞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职务。“当时，上级部门确实希望我担任更高的职位，而且有3个职位可供选择。我的辞职，使北京和上海的领导大吃一惊，因为当时还没有一个年轻的正厅级干部在没有犯任何错误的情况下辞职的先例。我辞了整整23次，还与医务人员串通了装病。当时正巧有几个数学家由于社会工作太忙而英年早逝，全国舆论关注，上级也就勉强同意我辞职了。”说到辞职的原因，余秋雨坦言：内心早就知道，自己的人生使命在文化，而不在行政。“行政工作中，我能做的都已经做了，不能做的再当下去也还是不能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固守权位、级别和待遇，就无聊了。”
当时有不少上级部门的领导一再劝余秋雨：“你不辞职也能从事文化研究啊，把繁杂的工作更多地分配给副手们就可以了。”但是余秋雨觉得不行，“我做什么都认真，从事行政工作时也是白天黑夜都投入，根本插不进写作。更何况，我当时已经明白，中国的经济发展有望，而精神文化还废墟重重，因此我必须花费大量完整的时间长途跋涉，去考察废墟，然后作一些系统发言。”
“走得最远的文人”挖掘到了中华古国的文化基因
作家白先勇曾如是评价说：“余秋雨先生挖掘到了中华文化的DNA，因此能让全球华人读者莫名地获得普遍感应。余秋雨先生为了挖掘中华文化的DNA，考察了世界各地的文明遗迹，所走的路，可能是现在活着的作家中最多、最远的。”
1999年，香港凤凰卫星电视台制订了一个“千禧之旅”的计划，余秋雨作为特邀嘉宾，跟着考察队从香港出发，途经希腊、埃及、以色列、巴基斯坦：伊拉克、伊朗等10个国家，跋涉4万公里，踏上了一条新的文化考察和传播之路。
余秋雨以为，“行走”本身比写作重要，脚板比笔头重要，文字只是脚步和情感“现在进行时态”的实录。“我写文章，就是为了与我的多灾多难的同胞作深层交谈，而不是为了自我消遣。这么多地方，我是冒着生命危险在走；因为我们走过塔利班控制的地区，没有任何保护，每天都不知道明天是不是活着。”
余秋雨说，“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局限的，时间变化其实很小，人生不过百年嘛，但空间度量是很大的，可以说，空间距离决定你生命的质量，只有对空间有了足够的了解，你才能摆脱了卑微的状态。”余秋雨认为，从人性的原则来看，休闲度假期间，能改变一个人的心态，使一个案牍劳形的人成为一个自然人。他笑着说：“我们旅游是为了更好地工作，而西方人工作是为了旅游。在西方旅游的权利是不可侵犯的。”
“收获是蛮大的。我是在走出了中国之后，反而更加了解中华文明是什么，这本身就是学问。”余秋雨再一次向我们阐明，真正的学问不是书本；而必须用自己的双脚，用自己的眼睛去获得：“到过那些地方才明，白，中华文化从几千年延续到今天非常不容易，因为有的地方同样有过几千年的文明，但文明已经破碎，而中华文明仍然活下来了。”
“您这些年来得了许多奖，最看重的是哪一个奖，为什么?”面对我们的提问，余秋雨没有掩饰，果断作答：“最近得到的两个奖使我很惊讶；一是‘中华十大财智人物特别奖’，是由中国国情研究会、财富时报社、一财经界杂志社等联合评选的。刚刚在钓鱼台国宾馆领了这个奖，又通知说我又被评为‘。十大财富领袖，到人民大会堂领奖。幸好，两个评委会反复说明，评上我，主要是指‘精神财富’和‘文化财富’，否则大家要把我误会成像其他九位亿万富翁的‘财富领袖’那么有钱了。这两个奖使我高兴的是，都不是‘文化界?评的，并把精神、文化当作了财富，真要谢谢他们对我的鼓励。”
从学术研究、教育行政到实地考察、随笔写作，余秋雨经历了不少彻底的拦断和转换，每次都是在别人认为状态最好的时候离开，一遍遍地从零开始，可称得上是自弃自位、自离积累、自拆楼台，然而为的只是避免生命的惯性僵化。他说：“我是个行路者，不愿意在某处留连过久。安适的山寨很容易埋葬憧憬，丰沛的泉眼很容易滞留人生，而任何滞留都是自我断裂，任何安顿都是创造的陷阱，任何名位都会诱发争论、争夺，而任何都包含着毁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