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昏暗的暮色中，距离福岛第一核电站39公里的饭馆村只有一幢房屋还亮着灯。60岁的农民细川德荣是少数仍留在饭馆村的村民之一。饭馆村曾有6000住户，很多人在去年福岛核事故后逃离了这里。
现在的饭馆村几乎是一座鬼城。住宅、学校、商店、加油站全都大门紧闭，人去楼空。尽管这个村子位于福岛第一核电站20公里禁区之外，但来自福岛的盛行风和当地地形都让这里的核辐射数据始终高得令人担忧。
“没人相信会发生这么可怕的事，”细川德荣说，“我们被告知这里受到核辐射污染后，我的妻子和女儿就去了福岛市。他们告诉我们，在这里生活很危险。我想我可能要抛下牛场了。以前，饭馆村的牛因为质量好价格能卖得高，现在没人买这里的肉，政府也禁止我们卖。”
如今，细川仍靠农场维生，照看着自己的牛和其他村民逃离后留下的动物，而成千上万的福岛人却选择逃离家乡。“20公里禁区”外，警察在主要道路上设障禁止人员车辆通行。只有载着专业工作队的大巴获准进入，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除污。
岩仓美穗是最早逃离福岛的人之一。地震一周年之际，她出现在香港一场反核活动中。地震前，岩仓和丈夫一直生活在伊达郡地区，距离福岛第一核电站80公里。
地震后第4天，通讯恢复，岩仓从朋友那里得知福岛核电站出事的消息，但电视里放的是海啸画面，收音机里播的是哪里可以领到免费水。岩仓美穗曾去附近政府办事处询问是否有碘制剂，得到的答案是：“你在说什么，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后来她才知道，在需要服用碘制剂的核电站周边地区，政府办事处里确实有碘制剂派发。
一天后，伊达郡地区开始下雪。岩仓听说当天的雪中就有核污染物，辐射量可能比广岛原子弹爆炸产生的核辐射高近百倍。在朋友的劝说下，岩仓带着两个孩子逃到山形县朋友家借宿。据当地媒体报道，地震后的几天，大约有两万人离开福岛，之后一部分人又陆续回到家乡。
为了让孩子进入山形县公立小学读书，岩仓和丈夫决定将户籍迁到山形，安顿住所就花费了他们一大笔钱。而对于那些经济条件较差的福岛人来说，离开福岛并不现实，他们宁愿相信政府粉饰出的事实——这里并不危险。即使在地震前，福岛人也甚少考虑核辐射问题。
那些在福岛出生、长大的老人，从未打算离开他们的故乡。“即使听到了与政府相反的信息，他们也不清楚谁说的是真的，他们会说，不要在我面前谈核辐射，提到这个话题他们会很不高兴。”岩仓说。
在核污染区边缘的久之滨，老人们仍留在家乡。他们中很多人已经衰弱得无法撤离。“我知道这里的核辐射值很高，但我们能去哪儿呢？”59岁的岚萱子说。她与89岁的父亲、84岁的母亲仍然生活在这个受污染的村子里。
当地NGO组织“健康与福利信息协会”派出工作人员到禁区周边的村子测量辐射值，向村民分发食品、饮用水和衣物。该组织负责人三浦万障说，“当地人需要的是信息，想知道留在这里有多危险。他们觉得自己被抛下了。大多数人在事故后就逃离了这里，但老人却不愿意离开，或是年纪太大无法撤离。因为担心核辐射，救济组织也没来这里。”
“日本是有产权概念的社会，你要人们离开家，就要赔偿财产，这跟切尔诺贝利不一样，政府没办法赔，要疏散十几万人也非常困难，政府能做的非常有限。地震、海啸几十兆日元就可以解决，核辐射几千兆都没办法解决。”反核人士、旅日作家刘黎儿说。
日本政府曾打算拿出4.5兆日元用于去年大地震的赔偿，在质疑声中又追加了5兆日元，但保守派专家估计赔偿金额至少360兆日元。
1995年阪神大地震的经济损失大约是9兆日元，2011年地震、海啸部分的经济损失估计在16兆到50兆之间。据东京大学教授儿玉龙彦估计，福岛核事故释放出的辐射物是广岛原子弹的30倍，清除这些核污染物，需要800兆日元，相当于10个日本年度预算。
“福岛核电站反应堆里的燃料棒不但熔毁，还熔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遭遇的情况。研究出开发、回收的技术至少还要等10年。专家对核电厂知道得很有限，所以官员、东京电力公司、学者都说的三个字是‘想定外’，意思是现实已经超乎他们想象。”刘黎儿说。
超乎外界想象的还有福岛人面临的困境。如今，福岛几乎成了核辐射污染地的代名词。
福岛的车开到东京不给加油，不能停放在停车场；原本要嫁去东京的福岛女孩被退婚；保育院拒绝福岛小朋友入院或在公园玩；福岛人被拒绝入住旅馆……日本法务省已接到五百多宗有關福岛人在全国各地受到歧视的控诉。
“可能受伤太深了，也不知道这一年有什么改变。表面看没什么变化，但别人不理解。福岛核电站的很多电都给东京人用，本地人用的并不多，以前这里最有名的农产品是水果，都是卖给东京人，核事故后，东京人就不买我们的水果了。”岩仓说。据统计，福岛地区九成水果无法出售，尽管当地农民可以向东京电力公司索赔，但有限的赔偿远远无法弥补他们的损失。
福岛核电站附近海滨，所有渔船都已搁浅。核辐射导致当地捕捞的鱼被认为极不安全。很多渔民现在在污染区做除污工作，或是在船厂修理受损渔船。久之滨船厂主笈川初男说，在他的家乡，捕鱼已经没有前途了。“我们的鱼以前在东京大市场里卖，但那情景不会再有了。”
去年6月中旬，刘黎儿走访福岛县时，有家长反映孩子出现了下泄、口内炎后流鼻血，身体则出现紫斑。刘黎儿说这是儿童受核辐射后的初期症状，而儿童受核辐射伤害程度是成人的3倍。她走访过一个距福岛60公里的地方，学生去学校的那条路上核辐射超标达几十倍。
现在，福岛的小学生每人都要戴一个测量计，用来统计每天的辐射量，他们每天只能在室外玩一个小时。有孩子半夜醒来，恐惧地问家长：“会不会有辐射，会不会长大，会不会死？”为了孩子健康，一些家庭由夫妻一方带着孩子搬到外地生活，原本几代同住的福岛出现了越来越多离散的家庭。
过去一年里，日本社会日渐高涨的反核呼声，让更多人开始直面核问题。然而，如何平息福岛核事故带给日本和世界的刺痛，仍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2011年6月9日，作家村上春树在西班牙接受加泰罗尼亚国际奖时两次提到纪念广岛原子弹事件死难者慰灵碑上的话，“请安息吧，我们不会重犯这样的过失。”
（感谢刘恩慈先生提供日语翻译）
现在的饭馆村几乎是一座鬼城。住宅、学校、商店、加油站全都大门紧闭，人去楼空。尽管这个村子位于福岛第一核电站20公里禁区之外，但来自福岛的盛行风和当地地形都让这里的核辐射数据始终高得令人担忧。
“没人相信会发生这么可怕的事，”细川德荣说，“我们被告知这里受到核辐射污染后，我的妻子和女儿就去了福岛市。他们告诉我们，在这里生活很危险。我想我可能要抛下牛场了。以前，饭馆村的牛因为质量好价格能卖得高，现在没人买这里的肉，政府也禁止我们卖。”
如今，细川仍靠农场维生，照看着自己的牛和其他村民逃离后留下的动物，而成千上万的福岛人却选择逃离家乡。“20公里禁区”外，警察在主要道路上设障禁止人员车辆通行。只有载着专业工作队的大巴获准进入，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除污。
岩仓美穗是最早逃离福岛的人之一。地震一周年之际，她出现在香港一场反核活动中。地震前，岩仓和丈夫一直生活在伊达郡地区，距离福岛第一核电站80公里。
地震后第4天，通讯恢复，岩仓从朋友那里得知福岛核电站出事的消息，但电视里放的是海啸画面，收音机里播的是哪里可以领到免费水。岩仓美穗曾去附近政府办事处询问是否有碘制剂，得到的答案是：“你在说什么，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后来她才知道，在需要服用碘制剂的核电站周边地区，政府办事处里确实有碘制剂派发。
一天后，伊达郡地区开始下雪。岩仓听说当天的雪中就有核污染物，辐射量可能比广岛原子弹爆炸产生的核辐射高近百倍。在朋友的劝说下，岩仓带着两个孩子逃到山形县朋友家借宿。据当地媒体报道，地震后的几天，大约有两万人离开福岛，之后一部分人又陆续回到家乡。
为了让孩子进入山形县公立小学读书，岩仓和丈夫决定将户籍迁到山形，安顿住所就花费了他们一大笔钱。而对于那些经济条件较差的福岛人来说，离开福岛并不现实，他们宁愿相信政府粉饰出的事实——这里并不危险。即使在地震前，福岛人也甚少考虑核辐射问题。
那些在福岛出生、长大的老人，从未打算离开他们的故乡。“即使听到了与政府相反的信息，他们也不清楚谁说的是真的，他们会说，不要在我面前谈核辐射，提到这个话题他们会很不高兴。”岩仓说。
在核污染区边缘的久之滨，老人们仍留在家乡。他们中很多人已经衰弱得无法撤离。“我知道这里的核辐射值很高，但我们能去哪儿呢？”59岁的岚萱子说。她与89岁的父亲、84岁的母亲仍然生活在这个受污染的村子里。
当地NGO组织“健康与福利信息协会”派出工作人员到禁区周边的村子测量辐射值，向村民分发食品、饮用水和衣物。该组织负责人三浦万障说，“当地人需要的是信息，想知道留在这里有多危险。他们觉得自己被抛下了。大多数人在事故后就逃离了这里，但老人却不愿意离开，或是年纪太大无法撤离。因为担心核辐射，救济组织也没来这里。”
“日本是有产权概念的社会，你要人们离开家，就要赔偿财产，这跟切尔诺贝利不一样，政府没办法赔，要疏散十几万人也非常困难，政府能做的非常有限。地震、海啸几十兆日元就可以解决，核辐射几千兆都没办法解决。”反核人士、旅日作家刘黎儿说。
日本政府曾打算拿出4.5兆日元用于去年大地震的赔偿，在质疑声中又追加了5兆日元，但保守派专家估计赔偿金额至少360兆日元。
1995年阪神大地震的经济损失大约是9兆日元，2011年地震、海啸部分的经济损失估计在16兆到50兆之间。据东京大学教授儿玉龙彦估计，福岛核事故释放出的辐射物是广岛原子弹的30倍，清除这些核污染物，需要800兆日元，相当于10个日本年度预算。
“福岛核电站反应堆里的燃料棒不但熔毁，还熔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遭遇的情况。研究出开发、回收的技术至少还要等10年。专家对核电厂知道得很有限，所以官员、东京电力公司、学者都说的三个字是‘想定外’，意思是现实已经超乎他们想象。”刘黎儿说。
超乎外界想象的还有福岛人面临的困境。如今，福岛几乎成了核辐射污染地的代名词。
福岛的车开到东京不给加油，不能停放在停车场；原本要嫁去东京的福岛女孩被退婚；保育院拒绝福岛小朋友入院或在公园玩；福岛人被拒绝入住旅馆……日本法务省已接到五百多宗有關福岛人在全国各地受到歧视的控诉。
“可能受伤太深了，也不知道这一年有什么改变。表面看没什么变化，但别人不理解。福岛核电站的很多电都给东京人用，本地人用的并不多，以前这里最有名的农产品是水果，都是卖给东京人，核事故后，东京人就不买我们的水果了。”岩仓说。据统计，福岛地区九成水果无法出售，尽管当地农民可以向东京电力公司索赔，但有限的赔偿远远无法弥补他们的损失。
福岛核电站附近海滨，所有渔船都已搁浅。核辐射导致当地捕捞的鱼被认为极不安全。很多渔民现在在污染区做除污工作，或是在船厂修理受损渔船。久之滨船厂主笈川初男说，在他的家乡，捕鱼已经没有前途了。“我们的鱼以前在东京大市场里卖，但那情景不会再有了。”
去年6月中旬，刘黎儿走访福岛县时，有家长反映孩子出现了下泄、口内炎后流鼻血，身体则出现紫斑。刘黎儿说这是儿童受核辐射后的初期症状，而儿童受核辐射伤害程度是成人的3倍。她走访过一个距福岛60公里的地方，学生去学校的那条路上核辐射超标达几十倍。
现在，福岛的小学生每人都要戴一个测量计，用来统计每天的辐射量，他们每天只能在室外玩一个小时。有孩子半夜醒来，恐惧地问家长：“会不会有辐射，会不会长大，会不会死？”为了孩子健康，一些家庭由夫妻一方带着孩子搬到外地生活，原本几代同住的福岛出现了越来越多离散的家庭。
过去一年里，日本社会日渐高涨的反核呼声，让更多人开始直面核问题。然而，如何平息福岛核事故带给日本和世界的刺痛，仍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2011年6月9日，作家村上春树在西班牙接受加泰罗尼亚国际奖时两次提到纪念广岛原子弹事件死难者慰灵碑上的话，“请安息吧，我们不会重犯这样的过失。”
（感谢刘恩慈先生提供日语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