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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新民:深化改革 发挥优势
龙新民在人教社、外研社调研时强调，当前，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已经从试点进入到全面推进的新阶段，出版体制改革是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的任务繁重。要坚定改革的信心，在实践中努力探索出切合出版社实际的改革模式。他还强调，中央十分重视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工程，出版社要在这方面发挥优势，作出贡献。当前，要抓住外国人学汉语热这一机遇，努力在教材的科研、编辑、出版特别是版权出口方面有所作为。龙新民还指出，当前，读者对出版物的要求越来越高，各出版社一定要高度重视出版物编辑质量问题，千方百计地杜绝出版物中的差错，为人民群众提供高质量的精神食粮。
范以锦:没有专业创造的内容就没有竞争力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董事长、社长范以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报业的主要产品是报纸，但是报业生产的最具有价值的，实际是用来充实报纸版面的新闻内容和新闻相关信息。具有震憾性的重大新闻和最贴近的新闻，是现代社会多数人群关注的焦点，关键是我们用什么形式、什么载体将侧重点各有不同的内容提供给不同的受众。针对同一新闻事件做出不同形式、不同侧重点的内容，这就是内容创造。报业如果把核心业务放到新闻内容和新闻相关信息的创造上，那么网络和移动传播就不是报纸的替代品，而是新闻传播价值链的下游。范以锦认为，没有专业创造的内容，是没有竞争力的。
贺圣遂:“浅阅读”问题下的深度出版理念
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说，当前，要提倡读者进行经典阅读，首先要加强经典的出版，即产业化的书业中肩负文化使命的“深度出版”。作为出版者，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为读者提供高质量、高水平的精神产品，使读者的心灵得到慰藉和滋养。一个社会必须重视主体出版和主体阅读，人类的出版史揭示，出版的最本质的含义首先是重视保存和开拓人类思想和文化的最具根本性的文化精粹以及最有创新前瞻性的先进文化，主体出版承担的正是这样的职责与任务。同时主体出版又呼唤和引导着主体阅读，承担主体出版任务的出版社把优秀的图书提供给读者，读者在严肃的阅读过程中提高了自身的道德素质、精神情操和文化素养，这种主体出版引导下的主体阅读对于一个社会的文明建设和民族创造力的提升有重要意义。
邱梅生:发行量不宜作为期刊质量的主要评价标准
邱梅生在《编辑学刊》上撰文，对将发行量作为期刊质量的主要评价标准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一、难以获得各期刊真实可靠的发行数据。二、由于目前地方性行业期刊的发行市场并不是一个向全国开放的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而主要仍以各自所在的省市区为市场范围，故省市区所辖人口的多少、经济发展的水平及社会重视文化教育的程度等对发行量有很大影响。三、各省市区期刊发行市场管理规范程度不一，这种不同使得各地期刊发行中行政支撑等非市场因素的参与程度不一。四、一些期刊存在以牺牲期刊质量为代价来扩大发行量的情况。五、即使在向全国开放的完全自由竞争和规范竞争的期刊市场中，同样产品质量的期刊，因发行队伍人数、发行人员素质、发行运作模式、发行订阅成本、推销力度不一，都会形成不同的发行量。六、各期刊的阅读率不同，使发行量不能等同阅读量。
刘拥军:书市要设计，实际上也就是在设计我们自己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基础理论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刘拥军在《出版广角》中指出一个出版社到书市干什么，达到什么目的;一个编辑或一个营销人员到书市干什么，达到什么目的，都要设计。要有投入与产出的计划，要服务于整体的出版发行活动。书市不是旅游，不是福利，而是一个出版社出版发行活动的重要节点。在这个节点上，前半年的出版活动得以张扬，后半年的出版活动得以导出。这一系列的节点把一年的出版发行活动有机地串联起来，形成强大的整体优势，服务行业，服务读者，服务社会。把书市当作旅游，书市就不会为你服务，你也就失去了一次次的可能的商机，这样的书市也就没有必要参加了。因而，每一个参加书市的人都在决定着书市的命运，同时也决定着自己的命运，书市要设计，实际上也就是在设计我们自己。
丁文:儿童阅读要在活泼与优雅之间保持平衡
丁文在《出版广角》发表的《我们的童话怎么了》一文中指出，当今的少年儿童是视听的一代，在信息接受模式上呈现出强烈的直观性、消遣性和功利性，相当一部分孩子过多地接受电视、电脑和游戏中零乱的信息垃圾，存在着文学阅读缺失和障碍。而阅读量的减少，使今天的少年儿童普遍存在着一定的语言缺失，运用的词汇量越来越少，驾驭汉语的能力日益下降。在多元化共存的阅读环境中，儿童的阅读当然不应该局限在某一固定的文本形式中，他们既应该阅读杨红樱那样轻松活泼的“马小跳”，在虚拟的同龄人身上找到生活的共鸣，也应该阅读类似冰心、叶圣陶他们那种优美典雅的语言文字。阅读的砝码偏向任何一方，都会造成阅读生态的失衡。
龙新民在人教社、外研社调研时强调，当前，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已经从试点进入到全面推进的新阶段，出版体制改革是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的任务繁重。要坚定改革的信心，在实践中努力探索出切合出版社实际的改革模式。他还强调，中央十分重视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工程，出版社要在这方面发挥优势，作出贡献。当前，要抓住外国人学汉语热这一机遇，努力在教材的科研、编辑、出版特别是版权出口方面有所作为。龙新民还指出，当前，读者对出版物的要求越来越高，各出版社一定要高度重视出版物编辑质量问题，千方百计地杜绝出版物中的差错，为人民群众提供高质量的精神食粮。
范以锦:没有专业创造的内容就没有竞争力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董事长、社长范以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报业的主要产品是报纸，但是报业生产的最具有价值的，实际是用来充实报纸版面的新闻内容和新闻相关信息。具有震憾性的重大新闻和最贴近的新闻，是现代社会多数人群关注的焦点，关键是我们用什么形式、什么载体将侧重点各有不同的内容提供给不同的受众。针对同一新闻事件做出不同形式、不同侧重点的内容，这就是内容创造。报业如果把核心业务放到新闻内容和新闻相关信息的创造上，那么网络和移动传播就不是报纸的替代品，而是新闻传播价值链的下游。范以锦认为，没有专业创造的内容，是没有竞争力的。
贺圣遂:“浅阅读”问题下的深度出版理念
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说，当前，要提倡读者进行经典阅读，首先要加强经典的出版，即产业化的书业中肩负文化使命的“深度出版”。作为出版者，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为读者提供高质量、高水平的精神产品，使读者的心灵得到慰藉和滋养。一个社会必须重视主体出版和主体阅读，人类的出版史揭示，出版的最本质的含义首先是重视保存和开拓人类思想和文化的最具根本性的文化精粹以及最有创新前瞻性的先进文化，主体出版承担的正是这样的职责与任务。同时主体出版又呼唤和引导着主体阅读，承担主体出版任务的出版社把优秀的图书提供给读者，读者在严肃的阅读过程中提高了自身的道德素质、精神情操和文化素养，这种主体出版引导下的主体阅读对于一个社会的文明建设和民族创造力的提升有重要意义。
邱梅生:发行量不宜作为期刊质量的主要评价标准
邱梅生在《编辑学刊》上撰文，对将发行量作为期刊质量的主要评价标准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一、难以获得各期刊真实可靠的发行数据。二、由于目前地方性行业期刊的发行市场并不是一个向全国开放的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而主要仍以各自所在的省市区为市场范围，故省市区所辖人口的多少、经济发展的水平及社会重视文化教育的程度等对发行量有很大影响。三、各省市区期刊发行市场管理规范程度不一，这种不同使得各地期刊发行中行政支撑等非市场因素的参与程度不一。四、一些期刊存在以牺牲期刊质量为代价来扩大发行量的情况。五、即使在向全国开放的完全自由竞争和规范竞争的期刊市场中，同样产品质量的期刊，因发行队伍人数、发行人员素质、发行运作模式、发行订阅成本、推销力度不一，都会形成不同的发行量。六、各期刊的阅读率不同，使发行量不能等同阅读量。
刘拥军:书市要设计，实际上也就是在设计我们自己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基础理论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刘拥军在《出版广角》中指出一个出版社到书市干什么，达到什么目的;一个编辑或一个营销人员到书市干什么，达到什么目的，都要设计。要有投入与产出的计划，要服务于整体的出版发行活动。书市不是旅游，不是福利，而是一个出版社出版发行活动的重要节点。在这个节点上，前半年的出版活动得以张扬，后半年的出版活动得以导出。这一系列的节点把一年的出版发行活动有机地串联起来，形成强大的整体优势，服务行业，服务读者，服务社会。把书市当作旅游，书市就不会为你服务，你也就失去了一次次的可能的商机，这样的书市也就没有必要参加了。因而，每一个参加书市的人都在决定着书市的命运，同时也决定着自己的命运，书市要设计，实际上也就是在设计我们自己。
丁文:儿童阅读要在活泼与优雅之间保持平衡
丁文在《出版广角》发表的《我们的童话怎么了》一文中指出，当今的少年儿童是视听的一代，在信息接受模式上呈现出强烈的直观性、消遣性和功利性，相当一部分孩子过多地接受电视、电脑和游戏中零乱的信息垃圾，存在着文学阅读缺失和障碍。而阅读量的减少，使今天的少年儿童普遍存在着一定的语言缺失，运用的词汇量越来越少，驾驭汉语的能力日益下降。在多元化共存的阅读环境中，儿童的阅读当然不应该局限在某一固定的文本形式中，他们既应该阅读杨红樱那样轻松活泼的“马小跳”，在虚拟的同龄人身上找到生活的共鸣，也应该阅读类似冰心、叶圣陶他们那种优美典雅的语言文字。阅读的砝码偏向任何一方，都会造成阅读生态的失衡。